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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父亲何志先诞辰100周年

我的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对子女的教育、对革命工作的态度、对周围同志的关爱……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那些原来我不经意的亊情,反而历历在目,愈发清晰。

今年(2011)12月18日是父亲百年诞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作为儿子的我,将我心目中的父亲写出来,一是激励自已更好的做人,教育后代继承老-辈的优良传统,二是以寄托对父亲的深深怀念。

父亲1911年12月18日出生于河北沧县。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读沧县河北省立二中,受到当时在校工作的共产党员刘格平同志的教育,思想上有了进步要求。1932年进北平朝阳大学学习,于8月参加社会科学联盟。1933年3月在朝阳大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担任团支部书记。北平公葬李大钊同志时,党团组织遭破坏,父亲与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七.七亊变”后,他在刘杰同志的教育帮助下,毅然只身奔赴延安,于1937年9月到达,10月考入陕北工学院。这以后他参加了抗日战争,战斗在河北省南部一带。1945年在延安中央党校毕业,12月赶赴张家口进入铁路分局工作。1947年,东北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组织工作,父亲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赶赴东北铁路学院,从此为中国的铁路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早年,父亲因反对家里包办婚姻,我爷爷拒付他上大学所需的费用。己经读到大三的他,被迫中断了学业。1958年,父亲在铁道部经济勘察设计院副院长任上调唐山铁道学院工作。对于能够来到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工作,父亲特别高兴,他中断了24年的大学梦可以实现了。来到学校后,他对学校教师有一种特殊的关爱。

在唐院工作了一年多的父亲,对大多数教师的个人情况有了了解。1960年他找电机系副主任吴楚谈话:你系的杜庆萱教授下学期沒有上课安排的话,就给他放假,让他回上海找对象吧(由于种种原因,杜庆萱教授年近40岁尚未找到心仪的对象)。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解放这么多年了,杜庆萱教授是专家级别的,怎么能让他到現在还是过单身生活呢?所以就对副系主任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期间,父亲还让财务科派专人去上海把工资送到他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被揭发出来,说父亲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孝子贤孙受到批判,但父亲从来不后悔做过这件事。令他高兴的是,在他间接帮助下,杜庆萱教授没过多久就成家了。

张鸿逵教授因夫人是日本人,“文化大革命”中被怀疑为国际间谍双双被投进监狱。后因查无证据,公安局宣布释放,要求单位通知其家属去监狱接人。父亲得知后决定自己亲自去接。当张教授走出监狱大门意外见到父亲时,久久不能说出话来。他怎么也想不到院领导会亲自来接他出狱(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也未对此事公开平反)。父亲安慰他说:什么也别说了,快点上车咱们回家去吧。当“回家”这个词从父亲口里说出,张鸿逵教授痛哭起来,他可能没有想到,学校仍把他们当作亲人一样看待。

父亲也不只是对教授才如此重视。20世纪60年代,中青年教师大都住在老唐院的东西宿舍楼,用开水要到较远的锅炉房打,因人多锅炉小,中间要加入水,锅炉房早晚规定了使用时间,打开水往往要排很长的队。有一次因为中间加水时间较长,一名青年教师和烧锅炉的师傅争执起来了,争执得比较厉害,师傅说不过教师,就动手打了这位教师。这件亊传到父亲耳里,他觉得不能允许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被打再次发生,必须严厉批评那名烧锅炉师傅。他找到这位师傅说:“你怎敢打我的教师!”这句话是父亲对教师情感的真实写照,因为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就离不开教师,而青年教师是学校的未来。就因为这句话,“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揭发出来,罪名是对工人阶级沒有感情(这顶帽子可是有相当份量的,因为毛主席说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父亲对老唐院(西南交大)教师的个人情况了如指掌。调到大连后,老唐院(西南交大)教师出差到大连看望他,他能张口就叫出来者姓名,说出是教哪门课的,更有甚者,能说出是哪一年提的讲师等等,令来访的教师惊叹不已。

1958年12月至1962年,父亲在唐院主抓教学与科研工作。黄安基教授治学严谨、判卷严格是有名的,就是有学生考到59分他都不会提到60分给个及格,而是让他好好温习功课,通过补考,因为只有这样知识掌握的牢靠。黄教授的做法本来就是唐院办学的一贯作风,所以父亲在一份文件中批示:希望该同学在今后的工作中能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批示让他背负支持“红笔大刀”砍向工农兵学员的罪名。

父亲从不摆领导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20世纪60年代有一年夏天,父亲领着中层干部开会研究学校工作。有的干部提出天太热了,何院长怎么办呀?父亲就明白这些干部想吃西瓜了,就自已掏出钱让他们买几个西瓜回来,吃完后再开会。到峨眉后又被他们敲过喝茅台的竹杠(那时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待学校与个人的钱可是分得很清楚的,公家的钱1分钱都不会多占)。

中央决定开展大三线备战建设之后,铁道部有关领导看上了峨眉山风景宜人,就令顾稀院长筹备将唐院迁到峨眉。顾稀院长不同意在当时不通铁路的峨眉搞“干打垒”建设铁道学院,惹得有关领导火冒三丈。1966年2月,部领导接到唐院的一封告状信,就亲自在成都召开了有名的“二月会议”。会上,因为何志先曾在唐院党委会上表态,认为在峨眉农村不可能办好大学,吕正操部长指名道姓,批评顾稀和我父亲一通,当场拍板更换唐院的领导班子:顾稀被当场宣布调离,何志先待调,杜景云接任学校领导。会后,吕正操部长要武竟天副部长做善后工作。武部长调过告状信来一看,感觉事情沒有那么简单。武竞天副部长从部里派一人(刘白涛),又从北京铁道学院调一名副院长(李德仁),组成工作组到峨眉,在西南铁道研究所召集唐院党委成员开整风会。会上,党委成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可开了两天也沒有人提到告状信上所说的事。这时,武竞天副部长觉得时机成熟了,就把告状信印发给党委成员。大家-看告状信就纷纷质疑:写告状信的人为何无中生有?!唐院因此失去了顾稀这样一位好院长!我想如果有关领导不是那么武断的话,唐院的工作可能会是另一局面。从1966—1978年,唐院正院长(实际上)缺位,谁都不想长干下去,最短的只有几个月。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教育工作迎来了春天,西南交大才有了新的领导班子。

从1966年2月到1981年8月长达16年,因沒有接到组织的调令,父亲一直生活工作在峨嵋。在有关领导眼中是迁校工作跘脚石的他忠于职守,从55岁干到70岁,在最艰苦环境下看着学校一点点建成。原院级领导成员五人中只剩下他自己一人,而且是岁数最大的(原顾院长被调离,李钧副院长“文革”中在唐山被迫害致死,另两位都因故未去峨),在峨嵋和广大教职工坚守着,一直到调离仍住在1号楼那40平方米的房间里(当时已盖好90平方米的住宅)。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在唐院工作七年多了,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那时我开始专门关注大字报内容。有一条是这样的:1959年父亲刚来学校不久,觉得学校伏尔加小轿车太旧了,于是就上北京找到部领导要了一部新华沙回来。父亲为人善交往,我觉得这是父亲的长处,在铁道部工作十几年,跟几位副部长很熟,和铁道部教育局局长孟华关系亲密,私交很好,並同各局局长也都有工作关系。所以能为发展学校多要点物资和资金,对学校有什么不好呢?同时和各路局的关系也得到改善,相互之间联系也密切了,原院领导正缺乏这一点呢。

“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1966年7到9月,造反派要“当权派”和教授们登台报到,我父亲上台只说了一句:何志先报到。沒有按照造反派要求的加上反动派的帽子,而是以早年参加革命的气概,坚持实亊求是的态度对待“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各造反派找他了觧顾稀院长的情况,他总是说顾稀院长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是按照上級党委的领导指示办的,造反派要求父亲说些具体内容,父亲说自己年岁大了,记不清楚了,事情要实亊求是不能乱说,你们可以去查党委会议记录。父亲这种对领导对同亊的态度使周围的其他同志钦佩不已,这也体现出父亲为人忠厚老实的本性。

在大动乱的年代,党委领导没有了,中央文件见不到了,父亲有迷惑不解的地方只能从两报一刊和各种小报来分析形势,从周总理接待各地造反派的讲话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那时他统计过这几年总理每天只睡2到3个小时,深深体会到总理在全国大动乱时工作多么不容易,对总理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全国人民心情都很悲伤,可是“四人帮”及其同伙不允许各地为总理开追悼会,这一反人民的行为使父亲不顾他们的反对,在总理去世后要下面的同志在名山电影场台上挂了总理遗像,每天早上去默哀,以表达对总理的深情。那一年的一月,父亲心中有很多疑问,心中苦闷的他十年来第一次借故离开学校回到唐山过春节,去京城找老同亊聊聊,了解一下政局内幕。到唐山后已经腊月27了,他往农场打电报要我回唐山。那年春节,我们爷俩聊的话题自然是总理的去世与今后中国的政局往何处发展等等。通过这次长谈,父亲感到我成熟了,这次谈话我也表示今后只干技术不搞政治的工作方向,得到父亲的认可。

1976年父亲是在沉闷的心情中度过。10月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心情才得以好转,心中10年来的疙瘩才得以解开。他开始考虑如何拨乱反正,使学校工作回到正轨上来。首先,要给那些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平反。那时要平反首先要有家属、亲友提要求、写申诉书,不少同志的家属亲友还沒有意识到,父亲在和这些同志的孩子碰面时点拨他们並给他们出谋划策,所以这些同志能够早早得以平反(就我所知原副院长李钧和原人亊科长李铮等人都是这样平反的)。

由于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表现,让广大教职工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他们都说何副院长是个大事不糊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