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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师风专题】唐山交通大学新生记

口述:唐振绪

整理:谭  湘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48年9月底,我从台湾返回江苏无锡原籍,无意任职做事,闲居家中。当时住在唐氏小学后院的一幢小楼里。这所小学,是祖父出资办起来的,后来交给了政府,学校在后院留了一幢楼房给校董居住。

12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是南京茅以升打来的,说有很要紧的事,要我即去面谈。

茅以升也是唐山交大的学生,唐山校友会会长,跟我很熟,是世交。

赶到南京陶园新村,茅以升和顾宜孙院长(唐山交大院长)已在家中等我了。他俩跟我讲了打电报要我来的原因。

1948年11月,我解放大军在解放了东北全境之后,即长驱入关,直指平津,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北方、中原,炮声隆隆,烟尘滚滚。

唐山交大地处山海关和天津之间,解放战争打响后,师生员工惑于国民党的宣传,不明真相,心中十分不安。一小部分在唐山、。北平、天津有家的师生员工陆续自行疏散回家,躲避炮火。11月17日下午3时,学校在伍镜湖教授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院务会议,通过“即行南迁”的议案。

全体师生员工及家属约700人,立即分头觅取南下的途径。他们分三批,携带着半数以上的图书、仪器、公物,从天津坐船来到上海,一路备尝辛苦。

到上海后,大家感到生活极度困难,吃住都没有着落。上海物价高昂,逐日飞涨,本院员工初到此处,既无公教人员的配给,又买不到一般市民的户口米,700多人散落在各处,有的住在上海交大的旧文治堂里,有的借住在亲朋好友家中,还有的住在价钱便宜的小旅店里。由于教育部不拨经费,学校唯一的财源是校友们一时的资助,杯水车薪,很难维持久远。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去江西萍乡县。,汪泰葵教授和金传炳讲师率领着200名学生,已于12月15日离开上海到萍乡。二是去台湾的台北市。,学校一部分图书、仪器已运到台湾,存放在台湾大学里,当时联合国文教组织赠予我校的148箱仪器设备,已有143箱被运到台湾,由台大保管。三是去广西南宁。,这个方案是前任院长李书田提出来的。当时随我校南迁的还有部分北洋大学(现在称天津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所以他主张仿照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办法,以唐山交大为主体,将这三个学校的学生集中起来,到广西南宁,办一个联合大学。这个方案只是一个设想,没有人去实行。

在困难重重,人心浮动,学校处于危难的时刻,唐山交大的校友们很着急。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办法,帮助母校渡过难关。他们认为在这种时刻应推举一位年富力强、有胆量、有能力的校友回去,帮助顾院长处理问题,领导院务工作。经过磋商,校友们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原因是我刚从台湾回来,现在是个闲人,年青,只有37岁,且学历、资历都有,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近10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是麻省理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研究员,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处事决断能力,他们一致向顾院长推荐我。

顾宜孙院长是我的老师,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执教多年的老教授。抗战胜利后返回唐山,由于学校经费困难、员工待遇菲薄,备极艰窘,维持院务,心力交瘁,曾多次向教育部恳辞,均被慰留。这次学校南迁,面对混乱局面,尤感辛劳难支。他再次向教育部恳请辞职,并采纳了校友们的推荐,希望我能回学校去,把我请出茅庐,继顾师出任母校院长职务。

以上是他俩讲的情况。

听了他们的话,感到返回学校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我是母校培养出来的,顾院长和校友们对自己抱这样大的期望,在母校艰难时期,怎能袖手旁观呢?我同意了这个意见。如何上任呢?当时茅以升是国民党教育部顾问,他向教育部提出了这个建议,得到批准。但是,教育部不能马上发我聘书,因为渡江战役已临近,南京国民党政府慌乱动摇,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此时已不在南京,部务由次长陈雪屏代理,正准备迁到广州,部印和机要档案等均已装箱待运,所以希望我先行到任,由顾院长聘请我做水利工程教授,出个聘书。

1949年1月11日,我以水利工程教授的名义到差。就在这一天,顾宜孙院长召集了紧急教授会议。会上,他以身体欠佳,需要休息等原因已向部辞职,并推荐我以教授代理院务,等候部令。从这天起,我便接管了学校的工作。直到3月12日,才接到国民党教育部从广州,发来的聘任书,文号是“穗人字710”号,聘任唐振绪为国立唐山工学院院长。


举步维艰的五个月

我主持校务期间,正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唐山交大决定命运的时刻。当时,我思想很明确,就是:

接任后,一月份只剩二十天了。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唐院向何处去”。

唐山交大作出南迁决定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迁移目标,而是走着瞧,走到哪就算哪。现在700多人流亡上海,到底向何处去?争论激烈,众说纷纭。但大家有一个总的议论是上海不能久留。原因有三点:一、没有校址安顿师生进行复课,担心留在上海被并入上海交大(解放前,交通大学是由上海、唐山、北平三校组成,原属同一个系统,但各自都有其漫长的历史和传统),二、上海物价飞涨,生活难以维持;三、上海也可能遭受战火,不安全,所以得马上离开,为此,学校开了多次教授和校友的联席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留在上海,保住学校,等待时局发展,伺机返回唐山原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和全校师生员工一起,作出了种种努力,在解放前夕的五个月中,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撑下来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再前进了,哪也不能动。只有下定决心,待在上海,就地克服艰难险阻,并设法在沪复课,以待时局发展。根据是:一、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有经验、有声望的校友很多,如茅以升等,可以帮助出谋划策,共商大事;二、上海有十几所大专院校,并有联谊会的组织,如能挤进去,共同行动,那么,只要他们有办法,我们也就有办法了;三、1946年,我曾在上海工作过,人地较熟,有些困难比较好解决,比如向银行透支等;四、上海交大还有潜力可挖,只要我们做工作,便可以争取到他们的帮助。如果继续前进,到一偏僻之乡,两手空空,孤军作战,即便勉强解决了住的问题,700多人的吃饭问题,以及学校的一切开销,还是束手无策。

然而,校内(师生员工)、校外(校友们)反对留上海的意见仍占优势。后来,联席会作出决定,限10天之内找一个能在上海呆下来的独立校址,不然就去萍乡。

这十天,我反复做大家的工作,知难而进,坚定不移。为寻求独立校舍,曾多方奔走求助,找了很多地方,如中央研究院在沪机关的房屋,甚至有些中学,我也去看了,但均成泡影。最后,得到上海交大王之卓校长的同意,在不妨碍他们教学工作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他们的课堂复课。1949年2日1日,我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院务会议,不顾各方责难,作出决定:即日起,在上海借用交大地点筹备复课。这一场争论,就此结束。方针既定,校友响应,群情振奋。

二月份,全力解决另一个紧迫问题:即维持全校师生员工生旧的“钱和粮”的问题。

学校留在上海后,师生员工的吃饭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我积极发动校友捐助,支援母校。在我到任之时,校友茅以升、侯家源为我在“蜀味腴”。饭店举办了欢迎宴会,宴请本院教授和校友。为了应急之计,曾即席发动校友捐米,当时认捐踊跃,竟达210担。2月15日,在上海国际饭店,在茅以升主持下,我们召开了全国性的校友年会。校友汪菊潜、朱道丰、孙立己、许元启、赵祖康、金同武、梁伯高、侯家源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讨论协助母校复课事宜。

会上,我汇报了母校近况,再次呼吁校友捐助,这次会议决定将筹募储粮的数字由210担扩充到600担,并摊派落实到个人。

与此同时,我想方设法加入了上海15所大专院校的校长联谊会,使我校有资格参加上海国立各大、专院校的联合行动,取得他们的帮助。2月10日,上海各校公推陈望道等三位教授为代表,晋京请愿,争取到紧急支付款1亿元。这笔钱,按各校人数分配,我校也分到一份。2月27日,交大王之卓、同济夏坚白、浙大竺可桢等各位校长和我一起,联袂到南京,找到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又争得3个月的储粮款。

此外,乘此次赴南京之便,我又去教育部找到陈雪屏次长,还争取到本院迁移费7000万元,应变费200万元,中央银行透支80万元,以及学生全部实行公费待遇和公教人员的实物配给待遇(即员米3斗,工米2斗,食油2斤,盐4斤,煤2担,糖2斤)。

当时伪币一日三跌,经费领到后,必须立即换成黄金现洋,以保币值,使用时再换成伪币。我们组成了若干个由教授、讲师、学生和院会计人员四方面参加的小组,共同整理转换和出入账手续,共同签字作证,避免了贪污弊病,较好地解决了师生员工的吃饭问题。

三月,筹备复课,解决师生住宿问题。

为了早日复课,我们各处奔走,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教室和实验室,经与上海交大教务处协商,在不影响他们使用的前提下,错开排用,我们晚上也排课。图书馆也建立起来了,建在新文治堂的戏台上。我们用木板将其隔成大小三间,一间充书库,一间充阅览室,一间充办公室,旋即将所有的图书开箱,并购置书架数十具,全部移放停当,正式开放。我们还添聘了教授10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助教1人。委派本院新任秘书吴符生校友向台湾大学治提联合国文教组织所赠予我校的仪器设备。全部准备工作中,最费周章的问题是师生的住房问题。几百名学生,起初挤住在旧文治堂里。3月中旬,我们通过校友,从上海市工务局募捐了一批洋松后,将新文治堂的门窗玻璃补充齐全,并按上了电灯,学生门便搬进新文治堂住(借给我校用的新文治堂是二幢未完工的礼堂)。教职员工及家属除自行在外居住的外,则从体育馆楼下,搬进旧文治堂,腾出体育馆给上海交大存放大米。在旧文治堂的地板上,像统舱一段,男男女女,杂处一室。我院一些老教授,如罗忠忱,伍镜湖、李斐英,黄寿恒等也和大家一样,同甘苦,共患难,过着艰苦的生活。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曾设法购买虹桥路颐中烟草公司的旧房子,但因对方一再抬价,终未谈成。后来,我从公路总局第一机械筑路工程队南京办事处拨到两幢活动房屋器材,在新文治堂的右侧空地架搭起来,解决了部分教师的住处。我们还自行设计了一种最简易的房屋,并招商承揽,后因“疏散”事件发生,未能开工。

3月28日,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唐山交大在上海交大徐家汇校址正式复课了。

4月,发生了“四·二六”大逮捕和“四·二七”大疏散。

1949年4月20日夜,国共和谈破裂。21日,我百万大军强渡长江,打响了渡江战役。22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全市进入战时状态,实行全面军事管制。此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路上行人稀少,军警和特务满街巡逻,形势十分紧张。26日凌晨2时,汤恩伯的军队突然包围了上海各大专院校,搜捕进步学生。我校有5名学生(宗福腴、杜祟朴、程作渭、曹克明、李振华)因住在上海交大的学生宿舍内,被当作上海交大嫌疑生而被捕,因为这5个人是一般学生,经营救,于5月中旬全部释放。然而就在这天晚上,我校真正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却躲藏在我家中,平安地躲避了敌人的搜捕。(应该指出,我校南迁时,学校里的党员一个也没跟着走。,后来决定在上海复课后,上海交大的地下党员又在我校中发展了二三个党员,或更多。我当时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

当时,我借住在善钟路同学朱道丰家的二楼上,有两间房。大女儿两岁,二女儿刚满月,爱人正在产后。4月26日夜晚,细雨蒙蒙,大约9点以后,学生们每隔一段时间溜进来一个,共来了阎焘(以后任西南交大校长)等9人,要我掩护他们。当时我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副担子不轻,倘若被发现,则全家性命难保;,喜的是,这些青年学生对我如此信任,在危难之时,把我看成亲人,以性命相托,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出于正义感,我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留下了。这9个人,在我卧室旁的小屋里,躲过了惊险的一夜。学生自治会主席李南生,在郊外田间躲了两夜后,也来找我,于是,又帮他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隐藏起来。

自“四·二六”大逮捕事件之后,27日,警备司令部又发布命令,限上海市15所大专院校于3天内紧急疏散,退出原址。如果逾期不完成疏散工作,即派军队强制执行。大疏散开始了。

我校虽不在15所院校之列,但住在上海交大校内,也必须退出校址。学校刚刚勉强安顿下来,突然又要觅地搬出,如此大的变动,一二天内就得作出部署。我原想召开紧急院务会议,商讨疏散计划。但时间紧迫,来不及开会,只好自行奔走于旧文治堂、,新文治堂和临时办公室,当下作出决定:1、教职员工和学生,尽量自己想办法疏散,没有办法的,由学校负责;2、即时分发储备粮,员工每人一担六斗,学生每人五斗三升,由庶务组办理;3、图书、公物,各单位自行装箱,以备起运。

4月28日,我校和上海其他院校一起宣布停课,开始疏散。我校无法自行疏散的员工学生,数量很大,急需房屋,以资安顿。其时,天下起雨来,眼看着上海交大的疏散工作在雨中紧急进行,三轮车、自行车、搬场汽车、小汽车蹒跚挤轧于人群之间,秩序混乱,人心惶惶,我校师生更加焦急。29日下午,雨势更加猛烈,疏散期限只有一天半了,我最后决定将学校仅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租下两处住房,开始搬迁工作。从29日到30日,在大雨中,庶务组和有关人员连夜赶搬,终于将图书、公物及校友捐赠的180担余粮运到虎邱路66号4楼。留校的教职员工及家属也迁至此。学生们拨到郊外一座尚未完工的启明新邨居住。从此,我校师生在沪作客生涯,益加困苦。

五月,留在上海,迎来解放。

疏散后,人员分散,工作十分不便。在校友帮助下,在九江地103号210室借到一间房作为办公室。我规定学校各处、组、室每星期一、三、五,至少有一人来此办公,报告情祝,处理问题,边期间,我们为学生的“菜金”募捐,并将募捐所得的钱,在校庆日,为学生们打了一次“牙祭”。5月下旬,上海解放前不久,接到国民党有关当局打来的一个电话,要我全家飞往台湾,并说飞机舱位已备好。我以校务责任重大,无法离开为理由,拒绝了。

1949年5月27日凌晨,上海解放了,第一个打电话告诉我消息的,是学生李南生。后来知道他是中共预备党员。

我兴奋地推开窗,向外一看,只见解放军战士都睡在人行道上,一排排,整整齐齐,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那时,解放军战士不坐公共汽车,到哪去都穿草鞋步行,精神抖擞。他们挑着扁担送饭,官兵一致。这种景象,过去从没见过,感到十分新鲜,不禁十分敬佩。

我当天便打电报给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告诉他,我们正在上海待命,请他尽快派人来沪,接管唐山交大。


伟大的转变

很快,六月上旬,从北方来了两位青年人,他们身穿灰色制服,提着两只大帆布箱子,一个叫李泳,一个叫赵锐,是军委铁道部派来的。

打开箱子一看,满满的,全是解放区用的货币,是给我们作回唐山的路费的。他们详细了解了我校流亡在沪的情况,并把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奋斗的情况汇报给铁道部领导。接着,与我们一起去见上海铁路局的负责人黄逸峰同志,解决了回唐山的车辆问题。

由于长江轮渡遭破坏,淮河大桥尚未修复,南北交通还没有正式通车,我们只能先坐火车到南京,然后换船过江,再乘火车到淮河,到了淮河,还得换船过河。车皮也是现凑的:闷罐车、平板车、铁皮车,五花八门,什么都有。6月19日从上海出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到6月27日才到达唐山,途经八天八夜。

在唐山车站,我们受到了以军代表顾稀同志为首的华北交通学院师生员工和我校没有南迁的师生员工举着。“热烈欢迎唐振绪院长为首的北返师生员工及家属们!”的横幅标语的盛大欢迎。

看到久别的校园,虽已残破不堪,但这大小建筑物散落在万绿丛中的景色,却予人以无限的回忆、安乐与新的希望。经过半年紧张、艰苦的生活,回到了唐山,700多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时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上海这段患难的时日中,新任的唐院院长,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为我们奠下了重返唐山的基础,铺平了唐院新生的大道。”

1949年7月13日,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唐山交大,举行了接管仪式,宣布成立中国交通大学。也就在这一天,唐山交大与从解放区迁来的华北交通学院合并,成立了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从此,在党的领导下,新的唐山工学院诞生了。


飞跃发展的时期

唐山交大建在唐山市郊外一角,环境清静优美,校舍古朴壮丽。师资、学生、图书、设备,均属上乘,有东方“康奈尔”之誉。可是解放前,学校饱经战乱,几度搬迁。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辗转于湖南、四川、贵州各省达9年之久。美丽的唐山校址成了日军养马之地。抗战胜利后,刚从内地搬回来,还来不及修整,就又南迁上海。现在学校旧有的房舍、教具,残破不堪,难以应用。

在这个破烂不堪的基础上,如何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必须有个全面的规划。刚到唐山时,军代表顾稀同志就让我提复校方案,于是我提了一个长远计划。我设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国交通大学隶属于军委铁道部,由5所大学组成,除原来的上海、唐山、北平三校,增设南京、哈尔滨两校,共5所学校,以及有研究院、图书馆、编译馆和博物馆的统二整体的“中国交通大学”的方案。这个计划草案,包括宗旨、校址、学制学程、设备、员工薪资与学生待遇五部分。并附有行政系统表、人员编制表和经费预算表,这个建议得到铁道部滕代远部长的批准,并开始执行了。

因此,接管前夕,铁道部宣布了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务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包括:唐振绪、罗河、顾宜孙、黄寿恒、张文奇、郑秉璋、戈绳武、李泳(职工会代表)、王绍亭(讲助代表)、李南生(同学代表)。并以唐振绪为主任委员,罗河兼教务主任,郑秉璋兼总务主任。

从此,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立志要把新唐院办成以铁路为重点的,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现代化的理工科大学。,在老唐院残破不堪的基础上,一面健全原有的土木、建筑、采矿,冶金四个系,一面又新增设了机械、电机、化工三个系,并大力加强数理化共同学科。此外还增设了铁道工程、号志工程、电讯工程、机车工程、客货车工程等五个专修科,还有预科一班。同时在校还成立了铁道部铁道技术研究所(我被任命为院主委兼所长)。

但是办好学校和研究所的首要条件是师资和高级科技人才。此在1949年8月,在百废俱兴的繁忙工作中,我挑灯夜战,亲自撰写了“新唐院近景”一文,也就是一篇“求贤榜”,登载在《建设事业励进社》的社报第100期上。这是一个发行国内外的杂志,国内学者和海外留学生都可以看到。文章介绍了新唐院的现状,远景规划,铁道部对唐院扩大发展的政策,以及急需添聘教授和研究人才等等。文章最后,特别说明了来我校工作待遇从优,文章说:“我们所聘的教员,来唐山就职,享有铁道部员工的福利,除本人同眷属有车免票外,行李、书籍也有免费运输证,到此有住宅,薪津待遇较一般大学为高,正教授待遇从1000斤到1500斤小米(清华、北大、南开等,最高均为1200斤)。教授自办小灶膳团,每月每人为150斤小米(鱼肉俱全),除此之外,水电煤等均由学校供给,可以说是无其他开支。副教授至少每月800斤,讲师至少700斤,助教至少400斤。”

全国解放后,海外很多留学生想回国服务,可又不了解国内解放后的真实情况。我的这篇文章传到美国后,大家如获至宝,广为流传,美国费城出版的《留美科协通讯》在1950年2月全文转载,动员留学生回国工作。通过这篇文章,大家知道了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大发展、大扩充,了解了唐山母校无限光明的发展前景,愿意回来工作。

这次“求贤”活动,硕果累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美国、英国、台湾、香港和国内各地,引进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来充实增强教师队伍和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力量。如增聘了:曹建猷、任朗、史家宜、邵福旿、张万久、黄万里、刘福泰、 孙竹生、胡刚复、赵松鹤、张正平、沈智扬、张震、余国琮、王柢、高渠清、钱冬生、劳远昌、吴炳焜、杜庆萱、林宗彩、朱觉、袁见齐、章守华、孙训方、刘钟华、何杰、江山寿、卢焕云、张熙年、吴文泷、胡汉泉、朱淇昌、卢肇钧等八十位教授。当时母校元老:罗忠忱、伍镜湖、李斐英、顾宜孙、黄寿恒、王绍瀛、范治纶等老师均仍健在。原有的张文奇、罗河、李汶、杨耀乾、汪泰葵、杨荣宝等教授年富力强。除此,还聘请了讲师助教有二百多人。因而形成了“群英集唐山”的空前未有的兴盛局面,为我校强大的教师阵容进一步打下了基础。解放初期,国内大学一下子招聘到这么多人才,恐怕我校是独占鳌头的。每忆及此,令人神往,不禁为母校的繁荣昌盛而振臂欢呼!1950年10月,在我离开唐山调来北京的同时,研究所也迁来北京。今天在北京西郊,也已发展成令人瞩目的中国铁道科学院,拥有十个专业研究所(分设北京、成都、兰州三地)。并设有继续教育中心,研究生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环形铁道试验基地(主环长九公里),勘测设计部和中间实验工厂。今日之铁道科学院(在唐山创始时,只有六十人),已经是一个拥有四千多名职工(其中科技主要人员内有交大校友五百百十人),专业基本配套的铁道部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和实验中心了。

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九五二年,国家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时,把唐山母校的冶金、采矿、建筑、化工四个系调出,支援和建立了新的国立院校。如:以张文奇教授为系主任之冶金系全体师生,迁往北京钢铁学院;以何杰教授为系主任之采矿系全体师生,也调出成立了北京矿业学院;以刘福泰、徐中梁教授为系主任之建筑系,和以余国琮教授为系主任之化工系,分别并入天津大学(即原北洋大学)。I另外并再调出两个专业和一部分知名教师,支援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北京地质学院和国防部门。还支援了铁道系统的北京、兰州、长沙三个铁道学院。唐山只留与铁道有关的土木、电机、机械三系及共同学科,并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唐山母校的精华被砍去一半,元气大伤。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是为我国各地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并且“自力更生”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这是“母校的光荣”。以后,在一九七一年,唐山母校迁到峨眉,在“天下名山”峨眉山下,重建校园。现在又以雄伟的步伐,在四川成都建成总校,以峨眉为分校,这就是今日之西南交通大学。

  口述:唐振绪

整理:谭  湘

选自杨树彦主编:《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校史编辑室,1993年,第5-12、22页)。


作者简介:唐振绪,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36年赴美国留学,1937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获水力及运输工程博士学位。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45年回国,19471948年在台湾工作,19491月,由台北返回大陆,任国立唐山工学院院长,195010月以后担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他是新中国铁路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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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