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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师风专题】一个革命救国教育家——为孙揆百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作

朱皆平

远在二十七年前“五四”学生救国运动,初传播到唐山的时候,我便熟知这一位“革命救国教育家”的姓名,可是在他的生前,却没有人为他加上这个徽号。原因很简单,他不是一个要虚名的人。我记得他在第三次为唐山工程学院院长的时候,在公事房中偶尔翻看某氏所辑之“近代中国名人录”发现有他的名字,他很愤怒地说道,“什么人把我的名字列入,和那些不相干的所谓名流并在一起!”他这两句话至今刺激我的回忆。在“五四”运动时期,我为唐山工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救国团所发行救国月刊总编辑,收到用笔名“寒松”的来函和投稿,主张在唐山办铅印厂,印行报志,以启发民智。我们起初都以为是他的大少爷投稿,一直到他死前的3年,才知道是他自己的手笔。

他在那时是以美国留学机械工程毕业生的资格,为唐山“京奉铁路机厂副总管”(按照条约,总管须为英国人)。就常情而论,这样投稿未免有失身份,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救国教育家来看,这正是应有的作风。他期望青年,爱护青年,同时愿意指导青年向革命救国的大道上走去。所以孙先生在那个时候虽与唐山工校发生关系,但在校墙以外不知不觉地已成为我们的“无名导师”。然而他始终未对我说过他是老同盟会员,他在中华革命史上有什么贡献。倒是我从吴稚晖先生的文字中偶尔发现他是介绍吴先生与国父见面的人物,并且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成语,说动吴老先生加入同盟会。又有一次我在北平晋谒前唐山校长刘嗣春先生,谈及孙先生三长唐院——刘老先生向来说话迟缓,这次却忽然打断我的话头,很兴奋地说“揆百是我的师兄,提到他,我是最佩服的了!您看,他的尊大人为北洋武备学堂算学教习,冯国璋是他的学生。揆百在回国的时候,正是冯最得势的时候,那时有多少朋友劝他找冯国璋,并且冯也有意要借重他。可是他不去,他却只愿意到唐山机械厂做工程师,埋头实干,一干就十多年,许多人替他可惜错过做官机会。其实他是有主张,有本领的,我最佩服这样的人,他做唐山校长,再好不过了。”真的,孙先生三次做唐山校长,原非偶然,那是由校墙外的导师,为适应环境,而进入校墙以内,所以三次受命,都可以说是在危难之际。尤以最后一次,那是在“九一八”沈阳事变后的半年,一直到“七七”抗战那年十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为止,一共是五年。

愈是环境艰险,愈显出“寒松”式的性格。这样使我衷心说出:“孙揆百孙先生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救国教育家',别的人均不免有些‘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了!”“唐山工校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为最前线的一个学府,不仅是当时首都人士都知道唐山情形如何危险,便是平津的学者也视唐山为畏途”。但是孙先生却坚决地对校内外师友及同学表示道:“中国现在已处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我们的教育也只有跟着走,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这种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耐得风寒的种子!”所以他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要留着一片净土,在这里容许师生们不仅高谈,且要准备如何打倒日本,如何铲除奸伪,如何改进政治,如何提倡思想自由……这一片净土,不仅是象征的,也是实在的。那便是说,唐山校墙之内,在他的第三任期中,自校园到宿舍,自礼堂到讲堂,均修整得空前的雅洁而美观。因为他在晚年是以建筑及园庭布置为其功课与消遣的,无间冬夏,他总是一早便走遍校园各处一次,发现有不整洁的地方,即刻纠正。同时图书馆,试验室乃至学生体育运动的设备,无日无时不在积极充实与改进中。所以有一次,一位英国使馆的参赞,因调解开滦矿工风潮来唐山,顺便参观唐校,说道:“我怎么也未想到这个市镇里,有这样好的学府,那在英国也极难寻得的!”但是有些短见的人们也批评过孙先生不该这样不顾外间恶劣环境,而只管改进内部,将来给敌人拿去,岂不可惜。他对这种批评者向不介意,但有时也轻松地解答道:“国土果然沦陷于敌人手的话,该有多少宝贵东西牺牲了,这一种校址还值得计算在内,真是小气得可怜”。但是他常常爱引“英国某军舰下沉,船上全体英国人唱着歌有秩序地沉没下去”这个故事,来说明他对于学校和国家负责到底的态度。

他在第三次任期内,发生过两次绝大的事件,一回是“滦东之战”及其前后影响,另一回是伪冀东政府成立。在第一回,唐院是被敌伪兵力逼迫迁到上海交大去上课,后来塘沽协定签字,唐院又迁回旧址复课。在这前后八个月中,唐院师生只受了短时的惊吓,倒享受了长时期的假日,虽然是一切似乎顺利成功,但对内对外,他不仅费尽心思,且也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交涉要回唐山复课,日本人很不愿意,曾质问他为什么中国学生一定要来唐山工校读书,他回答的非常巧妙,说道:“便是因为这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学校,学生在这个学校里读书毕业出来,容易得到饭碗呀!”于是日人意解,而唐校一直能在敌伪包围之中,弦诵不辍的,实得力于孙先生词令之妙。但是他的好朋友劝他迁校,以为唐山毕竟不是安全地带,不宜于教学,他便严正的解说道“我们不在前线挺着,谁应去挺,我认为只有在唐山这险恶环境,才可以培养出真正的救国人才”。可是,他在伪冀东政府成立的那一个关头,校内学生一方面受着爱国心的驱使,一方面受着反动分子的宣传,罢课开会要离开唐山去到南京请愿,他便严厉地训斥学生道:“你们倘使离开唐校去南京请愿,便无异为伪冀东政府撤出一个最好的办公处所,你们去得回不得,你们无端地放弃了这块‘国土’。所以我敢说,谁主张放弃这块‘国土',谁离开学校,谁就是汉奸!我现在已将校门封锁,围墙四周派警卫守起,谁要冲出去,我让他在校内流血,免得在校外流血。”他的声调沉痛而激昂、即刻有顽廉懦立的效果,因而压下这一幕 “毁校请愿”运动。那时孙先生原知道有一两个反动分子在校内捣乱,但是一方面为爱惜青年生命,一方面为不使外间注意到校内有政治意味,所以一概从宽,只要求他们在校内安心上“最后一课”。因之,在那一次全国广大的学生请愿风潮中,唐山工校学生没有参加这一桩事恐怕是永远地留在孙先生的记忆里了!因为民国二十六年夏,在他的病床上,他答复我道(那时我代表全体教授去慰问他,并劝他打消辞意):“学校那样大的风波已过去了,以后只要国际局面无变动,学校是可以安定下去了。我这个人要来去清白。现在病了这许久,不能返唐校,自应辞职,何劳诸位来留。且我要上辞呈,只嘱总务主任一人承办,他怎么可以不告诉诸位。”他说道此处,愤怒地加重说道:“他怕我辞职,打破饭碗——唉,小官僚不可与共事!”即在这小节上,也可以看出孙先生倔强到底!而他的“来去清白”,不仅是其个人的要求,同时对在敌伪包围圈内唐山学校,也是一样的。

那时在冀东区域内,只有唐院独挂青天白日旗。所以他认为当时校墙以内地方,在国旗招展之下,是为真正的国土,但能保留一时便是一时。可是这种保留并不是容易的事,实在可以说是奇迹,因为既在这块国土上,我们便得尽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在滦东之战的前期,唐山的工程界组织了“义勇工程队”,在敌伪发动绥远攻势时,唐山学校全体师生工友都捐款援绥,并将真实姓名公布于报端,都是孙先生领导着做的。最高当局五十寿辰、唐院全体师生有电祝寿:“敬祝我公以威武不屈之精神,立天地同庥之功业”之句,即系孙先生所自撰。其后西安事变,最高当局脱险,院墙以内学生举行庆祝大会,热烈空前未有,唐山镇上居民来唐校看戏者将大礼堂上下楼厢挤满,不下三千余。孙先生在兴奋的情绪之下,被几个学生推为临时大会主席,他便含笑登台,大声演说道:“人家要我们躺下我们偏要站起来,今后我们真站得起来了!”声调特别加强提高,为生平所仅闻。那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中华民国万岁,热烈情景,至今犹在目前。真的,他这一股正气,即可影响到冀东这城内的敌伪人员,使前者尊敬,后者畏服。尤其是在“七七”抗战前五六个月内,华北中央化的趋向极为明显之时,伪组织的重要人员都自动地向孙先生表明心迹。那时,我们笑称他为“唐山无冕之王”。他更喜欢称唐山学院为House of Tangshan(唐山氏系)。有一天,在唐院旁的一个教会中学校长对我说道“孙院长能使国旗悬挂在贵院旗杆上,不仅给我们唐山老百姓以无限的安慰,便是冀东二十二县,乃至于关外民心,都觉得中央不会忘记了他们。同时作为平津学府的屏障,那是太有意义了!”我将这话转告孙先生,他笑对我说:“我们上次援绥捐款,将我们的姓名披露在天津报章上,便有一个矿务局的朋友警告我道:‘你真大胆,你看在天津的学校捐款只是张先生,无名氏,真姓名露了,不怕危险!’我说这有什么可怕,最大危险不过勒令这学校关门,我想学校要因为这光明正大的爱国行为而关门,也关得值价了!”毕竟学校不曾关门,倒是因为孙先生在“七七”抗战前为唐山工学院留下这不可抹杀的一段光荣历史,使我们八年前在湘潭的校友们有强硬理由,向当时教育部要求复校成功,现在终于成为独立的唐山工学院,不再为“交大”的尾巴了!但是孙先生确是为这个学校操心过度,致得肺痈而于九年前的今日去世的。我在“七七”抗战前两个月,曾到北平两次去看他,那时他虽病而仍有精神,并且谈锋尚锐,我便觉得他的病是无望了。他对我说:“我看中日战争是不可免的了,结果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家准备太差,这也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民生命,才能换取胜利。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狭义爱国主义者,我只知道先把中国弄好,才能谈到全世界,我们怎样能减少我国的牺牲呢?”他说这些话时,是那样悲天悯人,沉痛到了极点!

在这九年中,孙先生的预言,一点也没有错,尤其是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育政策,有了事实表现。因为这次大战后期的公路与飞机场建筑,是以唐山民二十一班至民二十六班毕业同学为其主要工程干部。如其在呈贡飞机场及斯替威等路所表现的成绩,忠勇工作,迅速完成,博得国际的信誉,更足以证明孙揆百先生是一个“革命救国教育家”。过去在校毕业的学生们,对孙先生个性倔强表示不满,现在都一致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了。孙先生精神不死,将永为“唐山氏系”的灵感源泉。而他的“狭义爱国主义”,便是竭诚为国。他觉得在中国未获得国际名誉之前,一切个人的名望都是虚荣。然而,盖棺论定,有谁不承认孙先生能担得起这个“革命救国教育家”的名称,愿他另举一位来和孙先生比一比!

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于长沙浣花山庄

原载《唐院月刊》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一日(1947年)

:孙鸿哲(1876-1937),字揆百,号寒松,江苏无锡人,早年入北洋大学铁路专科,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回国后,三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唐院处在抗日最前线,孙院长带领师生员工临危不惧,坚持办学,坚守民族气节,深受师生爱戴。

转引自杨树彦主编:《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校史编辑室,1993年,第34-36页)。

朱皆平作者简介:朱泰信(1898-1964),字皆平,1924年毕业于我校土木工程系,曾留学英、法,1931-1942年在我校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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