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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发展

第六篇  曲折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我校在教育部、铁道部的领导下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革命)。

1952—1956年,以苏联高等学校模式为样板的教育改革;

1956—1960年“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1961—1963年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教育改革;

1964—1966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革命。

这四次教育改革(革命)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都是对社会主义大学办学道路,特别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道路的艰难探索。由于是全新的实践,缺乏经验,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等原因,在探索中有过曲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探索中存在着两个发展的趋向,一个是在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学办学道路的正确的经验,另一个趋向是错误的趋向,有一些值得汲取的教训。而且这两种趋向有时还交错在一起。但无论是正确的趋向还是错误的趋向,都是探索的成果,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继续探索自己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在探索中,全校的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我校的优良传统,使学校在曲折中前行。

对于已经远行的当年探索者,今天的交大人对他们“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

学习苏联的教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久,我校在党的领导下,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这时我国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有了30多年的经历,而且又愿意帮助中国建设。因而我国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改革,是从学习苏联开始的,把苏联大学的今天看作是我们学校的明天。而学习苏联的起步,又是从院系调整开始的。

院系调整

早在1951年,在铁道部领导下,北方交通大学内部已经开始了局部的系科调整。一是将京院的材料工程系调至我校,二是将我校的建筑工程系和信号专修科调至京院。系主任徐中教授等建筑系的教师15名(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4名,讲师3名,助教5名)与信号专修科的教授与助教各1名被调至北京,揭开了我校院系调整的序幕。后徐中等建筑系教师又被调至天津大学。

1952年5月24日,铁道部决定:

一、北方交通大学校部自5月15日起撤消;

二、唐山工学院改名唐山铁道学院;

三、唐山铁道学院改属铁通部直接领导。

撤消校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学习苏联的高校体制模式,单科性的院校一般不称大学,称学院。这样我校校名从1952年5月起由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改为唐山铁道学院,一直沿用至1972年改为西南交通大学止。7月17日,铁道部又明确指出,“唐山铁道学院专事培养铁道工务、机务及电务、电机人才”。

在院系调整中,将我校与铁道工程无关的或关系较少的系科,都调到了其他院校。

一、将冶金系调至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除留下教授、助教各1名外,其余的以系主任张文奇教授为首的13名教师(教授4人、副教授1人、助教7人、体育组助教1人)与学生73名全部被调至钢院,成为建立钢院的骨干力量,张文奇出任该院院长。

二、采矿系被调至中国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以系主任何杰教授为首的采矿系部分师生(其中教授5名、副教授1名、助教1名、政治课助教1名、学生92人),被调往矿院,成为建立北京矿业学院的基础力量,何杰先后出任该院教务长和副院长。

三、采矿系地质组的师生被调至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袁见齐教授等师生(其中教授3名、助教3名、学生2名)被调往地院,成为筹备北京地质学院的重要力量,袁见齐先后任该院系主任、副院长。仅因我院土木专业尚有工程地质课程,地质组留下教授与助教各1名。

四、除保留应用化学组外,我校化学工程系被调至天津大学。以系主任余国琮教授为首的教师14名(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4名、讲师1名、助教6名)、学生54人,被调往天津大学。

五、停办材料系。

六、电机系电讯组被调至哈尔滨铁道学院,电讯组教师4名(教授2名、副教授1名、助教1名)及学生14名以及电讯专修科学生2名,被调往哈尔滨铁道学院。

七、土木系水利组教授黄万里及学生9人被调至清华大学。

随着上述的变动,对有关图书、仪器设备也作了调整。我校中外文图书、刊物调往天津大学691册,调往中国矿业学院1 777册,调往北京地质学院292册,调往哈尔滨铁道学院81册,共计调出2 841册。此外,采矿、地质仪器,模型设备,电讯、信号器材,化学药品,化学仪器等均分类装箱,随调出的教师运往所去的院校。

在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张泽熙教授及助教2名、学生6名,调入我院铁道建筑系。另外,哈尔滨铁道学院土木系陈英俊等3名教师及学生120名、重庆大学铁道工程组的75名学生与授课教师调入我院。

经过院系调整,我校由8个系减至4个系,专修科由5个增至7个。具体所设系、科、专业为:

一、桥梁隧道系(由结构工程系改称)。专业为铁路桥梁隧道、附设桥梁、隧道及铁道桥梁3个专修科。

二、铁道建筑系(由土木工程系改称)。专业为铁道建筑,附设铁道建筑、定线设计两个专修科。

三、铁道运输机械系(由机械工程系改称)。专业为机车制造、车辆制造、铁道动输机械,附设机车检修运用、车辆检修运用两个专修科。

四、电气运输系(由电机工程系改称)。专业为铁道运输动力及电气运输。

这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是在全国一盘棋,由教育部、铁道部统一考虑高校的布局和系科专业设置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学校党组织和行政的直接领导下,教师与学生的调进调出,图书、教材、设备调动,有条不紊,进展顺利,没有震动,没有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院系调整所以能顺利有序地进行,离不开广大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主人翁的精神。调出去的教职工克服困难,服从分配,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在新的学校艰苦创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留在学校的教师和新从兄弟院校调来的教师精诚合作,用更大的努力、用新的成果,书写唐山铁道学院新的辉煌。

从全国的大背景而言,这次院系调整,我校将长期辛勤创业与培育、在全国都具有一定声誉的建筑、采矿、冶金、地质、水利、化工、电讯等系组及其名教授调出,支援和帮助了新建的院校,为全国高教事业发展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为培养为我国工业化建设急需的大批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对于作为个体的唐山铁道学院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损失,一半系科的剥离、师资的大幅骤减,使学校的整体实力受到了实质性的削弱,用唐振绪院长的话说:“唐山母校的精华被砍去一半,元气大伤。”教师数量由1951的200人减少到152人,教授、副教授减少了1/3,其中不乏著名专家,如后来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余国琮、袁见齐、徐祖耀、顾夏声、陈清如、彭一刚、王三一等都是在这次院系调整中离开我校的。唐山铁道学院从一个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性的工科大学,变成了一个“专事培养铁道工务、机务及电务、电机人才”的单科性铁道学院。这种学科综合性的丧失,直接削弱了由学科综合交叉而产生的科学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1953年高教部[1]部长马叙伦说,这次院系调整“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原有的优点与科系特点及其本身的实际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拔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科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受到影响。

全方位的教学改革

在院系调整的同时,从1952年起我校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还进行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教学改革。这次改革强调从教育制度、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法、教学组织等方面全面系统的学习苏联高教经验,而且强调“首先拿过来”,即“如法炮制”,全盘苏化。1952年12月5日,高教部曾昭抡副部长和高教部苏联专家福民专程到我校,介绍苏联高等学校教学经验。为了学习苏联的教学理论和教学经验,学校还组织教职工学习苏联教育家伊安?凯洛夫的《教育学》。1954年11月,学校组织1 900多名师生员工去北京参观苏联展览馆,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以推动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 领导体制的变革

新中国建立前,高等学校的办学宗旨、学校性质、校名、院系设置、管理机构、教师资格、学生的修业年限均由国家制定和管理,但具体的学校管理和教学、招生、考试等历来由学校自主进行。校长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但在学习苏联后,我校确立了新的模式。按国家规定,学校的各项工作均按照中央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指示执行,国家对学校的集中计划管理加强,必须执行由教育部、铁道部对我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的指示和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课程等的规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极大的限制。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我校实行院长负责制。学校组织机构层次由原来大学—学院—系,改为学院—系—教研室(组)。学校对系科实行直接领导。在院长领导下,设立院务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图书馆馆长、各系主任、工会代表、学生代表等组成,院长为当然主席。院务委员会在院长领导下进行工作,主要讨论学校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问题。1955年2月,改组了原唐山工学院的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共55人。顾稀任主任委员,白铁岩[1]、武可久[2]任副主任委员。

?以专业为中心,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活动

在教学改革前,我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进行通才教育。进行教学改革后学习苏联,改为专业教育,按专业方向、统一规格培养人才。专业比原来的系科范围要狭窄。在专业之下,又按培养方向再细分为专门化。

我校院系调整在1952年结束时设置的专业为:

一、桥梁隧道系,设置桥梁隧道专业;

二、铁道建筑系,设置铁道建筑专业;

三、铁道运输机械系,设置机车制造、车辆制造、铁道运输机械专业;

四、电气运输系,设置铁道运输动力、电气运输专业。

至1956年,我校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结束时,我校的专业情况为:

一、桥梁隧道系。下设:

桥梁专业,桥梁专门化;

隧道专业:隧道专门化

二、铁道建筑系。下设:

铁道建筑专业:铁道给水与排水专门化、铁道房屋建筑专门化

三、铁道运输机械系。下设:

铁道运输机械专业:蒸汽机车专门化、车辆专门化、内燃机车专门化、筑路机械及货物装卸运输机械专门化

四、铁道电气化系。下设:

铁道电气化专业

五、铁道运输系。下设:

铁道经营专业

在新中国建立前,我校没有教学计划,仅有课程设置表。苏联的教学经验,是把教学计划视作学校培养人才的“宪法”,是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和组织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1952年10月27日,高教部行文各高校指出:有计划地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彻底改革旧教育,制订全国高等学校各专业统一的教学计划,就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之一。“制订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是教学改革中的首要工作,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步骤之一”。并指出,“苏联的教学计划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现实性和目的性。整个教学计划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各种课程都是为着一个培养目标而服务的。……我们在制订新的统一的教学计划时必须认真学习它。”从1952年开始,我校在教学计划的制订和修改中,基本上是以苏联铁道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为蓝本的。

1953年,在我校全面展开制定教学计划,各系组织核心组研究,提出方案,发动教师认真讨论。苏联铁道学院教学计划中提出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但我校教师讨论的结果,认为我校当前达不到这个要求,只能培养“工程师的毛坯”。从此以后,在我校的迎新活动中,都把学校称为“工程师的摇篮”,贴出的大标语是“欢迎你,未来祖国的工程师!”曾引起多少青年学子的神往。

1954年2月,高教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委托有关高等工业院校制订工科专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委托我校制订的统一教学计划是铁道建筑、桥梁隧道、铁道运输机械、铁道运输动力和电气运输等5个专业。4月10日,铁道部教育局在我校召开修订统一教学计划座谈会,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出席会议,并就制订计划中的问题作了指示。出席座谈会的除了铁道部高校和有关业务局外,同济大学、中南土建学院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后不久,高教部即批准了这些教学计划。这些教学计划是将苏联的5年制的教学计划压缩在我国的4年制的教学计划中,因而在试行的过程中,引起了学生的负荷过重,出现超学时的现象。1955年3月4日,高教部发出指示,要求研究与解决高校学习负担过重问题。我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采用了减轻负荷、增加辅导、提高教学质量等办法。为了从本科学制上解决这个问题,1955年6月18日,高教部通知我校,自1956—1957学年度入学新生,改为5年制。1956年4月10日,高教部委托我校与同济大学、中南土建学院共同修订铁道、桥隧等专业的5年制教学计划,我校为此召开座谈会,并邀请同济、中南土建参加。曾昭抡副部长及铁道部的有关领导出席会议。新的教学计划修订完成后,经过苏联专家的同意,上报铁道部与高教部。我校1956年入学新生开始实行5年制的教学计划。这样,我校的学制就从4年制改为5年制,5年制的学制一直实行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戛然而止。

教学大纲是教学计划的配套文件,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依据,它规定了课程讲授的章节,学习的目的、要求、要点、重点、学时分配,教学方式,实验、实习的内容,应用的教科书与教辅材料。新中国成立前,我校的各门课程是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讲什么、怎么讲、讲多少、用什么教材都由教师自定,有很大的随意性。

1953年,高等教育部组织制订各门课程统一的教学大纲,制订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是:采用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适当精简,并作必要的补充。

1954年,我院自己组织完成了6门桥隧课程教学大纲的制订,还参加了同济大学土木类7种教学大纲的审定。暑假期间,我院还派出了基础课7个教研组的教师参加了高等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工科院校“基础课教学大纲审订会议”。截止年底,我院制订出了过渡性教学大纲29种,还有79种教学大纲尚在制订之中。

1954年年底,高教部颁发了综合大学各课程教学大纲拟订方案,再次强调了教学大纲的制订“应贯彻科学技术知识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理论与实际、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基本精神。”根据高教部的要求,到1955年,我院基本上在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及专业课上都有了统一制订的教学大纲或过渡性教学大纲。

为了实施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还要制订每门课程的教学日历和教案,具体到课程内容的安排,进度、教学重点、讲授方法,考核等具体落实到每堂课的教学安排。制订教学计划、大纲、日历、教案、都是为了保证教学工作的经、  计划性。加强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人才。

制订教学计划、大纲、日历、教案等的同时,教材建设就成为了当时刻不容缓的一项紧迫任务。解放前大学没有统一的教材,我院讲课大部分采用的是英语原版教材,并用英文讲授。这种情况难以适应解放后政治形势与教育发展的需要。

1950年,高等教育部在制定教育建设的方针时就指出:我们必须有计划地着手编译高等学校的教材与参考书,我们应该大量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作为我们主要的参考材料。根据高教部的指示,1950年,北方交通大学校部就与北京龙门联合书局达成协议,为北方交大出版“交大丛书”。1951年,龙门联合书局就出版了由我院教师杨耀乾、顾宜孙、张文奇、林宗彩、徐祖耀、郑逢佳、朱育万等编译的《有色金属冶金》《钢铁冶金》《冶金原理》《Ben. J. Lubschez透视学》《木材结构》《冶金计算》等一系列教科书。

为了统一掌握翻译力量和翻译计划,学校还专门成立了编译教材科,使翻译工作能有计划地进行。当时翻译和使用苏联教材最大的困难是师资队伍中会俄文的太少。从1952年9月至1953年3月开始,我校在学校里组织3期俄文速成实验班,教师、干部分批突击学习俄文。据我院1953年6月上报高等教育部关于教师俄文学习情况的统计:全校参加过俄文速成学习的教师有163人,自学俄文者39人,共计202人,占全校教师人数的86%。为鼓励大家学习俄文,1953、1954年,我校还在教师中进行了两次俄文考试,有130人因成绩优良而受奖励。

对于突击学习俄文,时任铁道建筑系系主任的王柢印象深刻:

“学校里的计划是突击学习3周。3周之后立即开始翻译教材与资料。这时,哈工大毕业并曾留德的王竹亭教授和俄文教研组的张渤教授即成为辅导学习和组织翻译的主力。我因事繁,只学了两周的文法,即开始翻译教科书。那时真苦,几乎每个字都要查字典。三本新字典,很快就用成好像几十年的旧书。这样,大家就把好几本大部头的苏联教科书硬啃下来了。紧接着,就照猫画虎地编起所谓的中国铁路工程课教材。这些材料,不但在本院应用,而且与其他院校教师合作,广传到上海、长沙、北京以及后来的兰州等院校,各地铁路院校、设计院等单位,流传之广、之快,颇为可观。”

据统计,1953年,我校从事编译教材工作的教师就有75名。陈忠淦、刘钟华、杨耀乾翻译的苏联教材《车辆工程》《车辆学》《结构理论》《金属工学》《金属工艺学》《铁路钢桥》等6本书相继出版。1954年,张殿执、王竹亭等译的《蒸汽机车修理》《电力铁道机车车辆》《牵引变电所电气设备》《铁路线路及线路业务》等教科书出版。以后学校翻译的苏联教材的进度明显加快,如张万久翻译的《铁路桥梁》、朱育万等译的《制图教程》等都陆续出版,学校翻译并正式出版的教材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 学习苏联高校的教学方法,增加教学环节

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学习苏联高校的经验,增加了教学环节。由原来的讲授、实验、实习、考试等几个教学环节,增加成为讲课、习题课、课堂讨论、实验、实习、课程论文(设计)、考查、考试、毕业论文(设计)及答辩等多个环节。

一、增加毕业论文(设计)与答辩。由于苏联高等工业院校的培养目标是有关专业的工程师,因而要求学生在毕业时综合运用所学得的知识,解决本专业的某一具体工程的一整套的问题,考察学生基本的设计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对学生是否具有工程师能力的总考核,因而在苏联高等工业高校中,很重视毕业论文(设计)与答辩这一环节。在教学改革中,高教部要求我国高校学习苏联毕业论文(设计)与答辩这一环节。由于过去没有做毕业设计和组织答辩的经验,1954年6月,高教部在下发的《关于在高等学校试行教师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办法的通知》,要求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先由教师试做毕业设计(论文),并通过答辩委员的答辩,在取得经验后,再在毕业生中实行。

因为毕业设计具有检查学生历年在校学习成果的意义,各级领导又如此重视,我校的许多教师都认为若能开出毕业设计,那就意味着学习苏联方面“过了河”。

1954年秋,当时我校还没有苏联专家,但桥梁教研组有4位教授,他们认为即便没有苏联专家指导,也可试做毕业设计。在取得院领导的同意后,1954年下半年,在钱冬生教授的指导下,由5名青年教师——车惠民、谢幼藩、林敏生、伏魁先、何广汉,试作题为《五四河大桥设计》,内容包括:桥渡设计(决定该河百年一遇设计流量、孔径、桥下净空、通航跨度、桥面高程等项)、上部结构设计(为所用的钢桁架梁进行内力分析,进行杆件截面选择、绘制结构图)、下部结构(墩、台)及基础(采用气压沉箱)设计、施工设计(施工方法、施工场地布置、施工进度),共计交出计算说明书200多页,2号图纸10多张。1955年4月底(唐山复校50周年校庆活动期间)进行答辩。答辩时,会场、明诚堂挤满了人,因为这时是新鲜事,都想看个究竟。答辩委员会主席为茅以升,委员有庆承道(本次毕业设计的评阅人、我校校友、铁道部设计及预算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张维(我校校友、清华大学教授)、萨多维奇(苏联专家、清华大学顾问)以及我校教授顾宜孙、张万久及院领导等。谢幼藩代表设计人员扼要报告了设计内容,参加设计的教师圆满地回答了评阅人及答辩委员的提问。答辩委员表示满意,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由茅以升宣布答辩成绩为优秀(5分),并向设计人员祝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1956年1月5日,举行了第二次教师试做毕业设计答辩。答辩人为铁道系黄国桢、陈炽昭、彭胤宗、邓广华、梁家瑞5人,以及桥隧系杨自哲、萧墨芳2人。答辩考试委员会由铁道部设计总局林诗伯总工程师任主席,我院苏联专家雅科夫列夫担任顾问,徐允政等19人任委员。答辩结果全部获得优良成绩,授予了答辩人工程师称号。

第三次教师试做毕业设计在1956年2月25日举行。答辩人为麦倜曾,答辩题目为《山岭铁路隧道的设计与施工》。铁道部第四工程局欧阳诚工程师担任主席,苏联专家雅科夫列夫担任顾问。考试后,主席宣布设计者获得优秀(5分)成绩。

在此基础上,1956年8月,我院第一次全面开出了毕业设计并试行了国家考试。当年应届毕业生本科219人,专修科233人,全部进行了毕业设计。有1/4专修科的学生参加了毕业设计答辩,本科生进行了国家考试。当时学校组织了13个国家考试委员会(本科),铁道系4个、机械系4个、桥隧系4个、电气运输系1个,委员会组成人员共110人(其中来自现场的专家和外校教授81人,本校教师29人),校外人员占73.6%。其中,考试委员会主席均由铁道部第一设计院、第三设计院、铁道科学研究院、铁道部车辆局、第四工程局、设计总局、机务局、工厂管理局、工程总局、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的总工、副总工、局长、副局长、副院长担任。考试委员会顾问由我校和铁道部第一设计院的5位苏联专家组成。这次毕业设计答辩及考试,从规模和重视程度是我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考试成绩本科生中得5分人数为74人,占总数的33.8%;得4分人数为110人,占总数的50.2%;得3分的人数30人,占总数的13.7%;不及格人数为5人,占总数的2.3%(有10人因病未能参加答辩)。

请看学生中是怎进行毕业设计与答辩的:

“电气运输专业1952级首届毕业设计,系领导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提前半年多于1955年5月派遣了蒋家久、荣德善、许俊稷、贺威俊等4位老师到兰州第一铁路设计院电化处参加宝凤(宝鸡至凤州)段电气化的设计,同时在电化处苏联专家克里切夫斯基为组长的专家组指导下,学习电气化和电力机车修理业务的设计技术。1956年3月,以潘启敬老师为队长,带领1952级学生来到第一设计院,结合宝凤段实际电气化设计资料,分成四个专业组进行不同内容的毕业设计。由4位苏联专家:克里切夫斯基、奥洛夫、卡尔波夫、巴什阔夫任顾问,指导教师由学校的潘启敬等5位老师以及设计院各专业组的有关工程师担任,构成苏联专家、教师、现场工程师三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使毕业设计得以顺利进行,其成果最终达到了扩大初步设计的程度。

1956年8月,在杜庆萱教授主持下,我校第一届电气运输专业毕业生在兰州进行毕业设计国家考试。电气运输系国家考试委员会主席为铁道部机务局周总工程师,副主席为第一设计院总工程师郑恒兴,顾问为苏联专家卡里切夫斯基等4人,杜庆萱等我校的6位教师和电化处有关工程师为委员。经过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40多位同学的毕业设计,取得较好成绩。”(《甲子电气——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系>六十华诞纪念文集<初稿>》第6~7页)

二、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学习苏联高校经验,我校特别强调生产实习这一实践性教学环节。在新中国成立前,我校就有重视实习的优良传统,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我校对实习这一环节更加系统化、制度化了。

为了加强对学生实习工作的领导与组织,1954年8月,我校成立了由院长和教务长领导的生产实习委员会。在以后几年的暑假实习中,我校都组织了由院长、教务长、苏联专家组成的检查组,并邀请了铁道部教育局派人到各实习点去检查工作,解决问题。顾稀院长还亲自去铁路有关部门,联系生产实习工作。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对旧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其中加强了学生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显著特点之一。

学生的生产实习除了有在课程的学时内规定的课程实习(如铁道系学生测量课的实习)外,还有在校的四、五年的学习期间,每年都必须参加6~8周的实习(在暑假前进行),这种实习由低到高、循序渐进,分别为教学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与毕业实习。以机械系4年实习为例:学生除在一年级学期中安排的6周校内工厂教学实习(锻、铸、焊、车、钳、机工实习各一周),一年级暑期为认识实习2~3周,以扩大知识面和认识专业为目的。二年级暑期为第一次生产实习,以工人的身份参加实际操作。三年级暑期为第二次生产实习,以工段长助手的身份参加实习,以接触较宽的面和培养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四年级暑期为毕业实习,以技术员助手的身份参加设计和技术改造工作,为进行毕业设计以及为培养工程师的能力作准备。除认识实习外,每次实习都在6周左右。

当时我校归铁道部领导,进行生产实习有别的院校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铁道部给所属的工厂和工程部门下达了接受唐院学生实习的任务,还为生产实习提供免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只要有铁路的地方,都可四通八达。如1953年暑期,就有1 276人奔赴祖国四面八方进行实习,铁道系到北京、天津、济南和兰州实习。桥隧系到山海关桥梁厂、丰沙线各工程队实习。机械系到北京长辛店、沈阳皇姑屯、齐齐哈尔、大连、青岛四方等机车车辆工厂和唐山、天津、北京丰台机务段实习。电气系因中国当时还没有电气化铁道就到电车公司、矿务局、电力机车厂、变压器厂、电机厂等实习。这些实习都有实习计划、大纲和日历。实习队由教师率领,还配有政治工作的干部。实习时要写日记,实习结束要作个人总结和全队总结。在实习中不仅注意专业教育,还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工作作风。除参加生产劳动外,还要请工人、技术人员讲课,请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作报告。在现场学习时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工人赛球与联欢,注意与工人结合、与工人打成一片。当时赴齐齐哈尔车辆厂进行第一次生产实习时,还要进行“考工”。

下面是土木学院一位老校友对当年实习的一段生动的回忆:

一年级(1956年)暑期,在济南千佛山下进行的测量教学实习,是在完成《测量学》理论实习和课间实习的基础上,通过几个单元内容的野外测量和室内资料整理,系统地掌握测量的基本技能与测绘地形图的方法。实习内容包括:地形图测绘、线路的平纵断面测量、建筑物施工放样和水文测量等。这是入大学后的首次外出实习,甚感新鲜。我们冒着40℃的高温,早出晚归,收工回来,晚上还要计算、绘图。我们深知测量是土木工程技术人员的基本技能,任何一项工程建设都缺少不了测量工作,所以大家做得格外认真。四周的实习,把课堂上学习的内容与实际工程紧密结合起来,算是把知识真正学到了手,心里也踏实了许多,好像觉得已具备了一项日后工作的实在本领。二年级(1957年)暑期是在唐山附近的古冶进行地质教学实习,主要是辨认地质构造、各种不同岩石的岩性以及观察各种不良工程地质现象的范围、形成和变化趋势,此外还要做些简单的测量工作,以便绘制地质平面图和剖面图。对土木工程技术人员也需有必要的地质知识,以便在设计、施工中遇到不良地质构造和不良地质现象时采取回避或防治措施。大三时的施工生产实习,已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当时主要强调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实际上仅是单一的生产劳动。那次生产实习是在山西太行山的詹东线进行,我们近百名大学生在近三个月的实习中,在老师的指导下,共修建了一座小桥、一座拱涵和部分路基工程。在实习中,我们从事的完全是“普通劳动者”的工作,诸如开挖土方、搬运石料、拌混凝土、浆砌片石等。虽然劳动强度极大,生活条件艰苦,但在那个年代,大家并无怨言。只是在工地上从未见过施工教科书中所学过的那么多施工机械和施工方法,倒是充分体会和感受到了修建铁路的艰难和辛劳。看到自己亲手参与建成的两座桥涵,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样的实习使师生受益匪浅。通过实习,不仅使学生巩固了在课堂上学得的理论知识,而且还掌握了生产技能,使学生毕业后,到了用人单位不仅理论根基比较厚实,而且动手能力比较快,很快能适应工作。又由于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使学生不仅巩固了理论知识,掌握了生产技能,而且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能适应各种艰苦、复杂的环境。

三、考试方法的改革。学习苏联经验,把笔试改为口试,考试评分从百分制改为4级分制(优、良、及格、不及格),每学期规定考主要科目三至四门,用两周左右的时间进行考试,其他课目则进行考查。考查课一般以平时成绩计及格、不及格或通过、不通过。在考试中对给予学生优与不及格成绩时,教师都非常慎重,要求很严格。在1952—1953年全校考生成绩统计如下:

本科:优,25人,占3.17%;良,259人,占32.8%;

及格,407人,占51.66%;不及格97人,占12.3%。

专修科:优,8人,占3.17%;良,133人,占19.5%;

及格,387人,占56.74%;不及格251人,占17.08%。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到,在我校严格要求的传统下,要得到优秀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土木学院的刘文熙教授半个世纪后仍然能生动地回忆当时口试的情景:

一入大学,我们就被告知,大学考试方法是口试,且每门课程的成绩是期末考试“一锤定音”,这着实让我们紧张了一阵。

“期末考试大约要持续10天左右,每二至三天考一门,每学期考3~4门,采用四级分制。考试期间,食堂伙食要比平时好了许多。考试地点是在一间小教室中,考场布置得简单而严肃,主考老师的桌上铺着白桌布,放着绽放的鲜花,身后有几排桌椅。按预先排好的顺序,每一小时同时进场四五名学生,先抽取考签,然后按考签上的题目坐在教室准备约45分钟,再依次到主考老师处口述答题。老师听完口述答题后,找出其中的漏洞或含糊之处再补充提几个问题,最后现场打分,一出考场,自己就知道了考试成绩。这种考试方式有点像“三堂会审”的样子,考场十分严肃。

由于采用口试,每个学生的考题各不相同,题目量就很大,所以一门课程的考题从教材的绪论到书的结尾,都有可能涉及到。我们期末的复习也极为认真、细致,每个细节都不敢放过。每学期考试的十多天里,的确是很紧张的。但也是充实和愉快的。”

除上述以外,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在基础课的教学中采用了合班上课、小班辅导的教学方法,其优点是:

一、优秀教师能发挥最大的教学效率,保持课程整体的教学水平。

二、保持统一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

三、加强了本门课程讲课教师与辅导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讲授与辅导结合起来,能发挥教师的集体作用。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除讲授外,还增加了课堂讨论的环节,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教学大纲中对课堂讨论的题目与次数都作了具体规定。课堂讨论受到学生的欢迎。

此外,在所有课程中还建立了答疑与质疑的教学环节。在教研室(组)规定的时间与地点,学生可以找教师解疑释惑(答疑),老师也可以找学生回答教学内容,这样教师与学生可以互动,也是督促学生学习的一种办法。

?建立教学基层组织——教研室(组)

原来我校的行政与教学管理设校(校部)—院—系三组,各系教师按课程分配进行教学,教学活动完全是个人活动,教学内容、方法、教材的取用,对学生的考核……都由教师自主决定,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教学改革中,学习苏联的经验,按照课程或相关课程组成教研室(组)。每个教师都归属于教研室(组)。教研室(组)成为学校基层的教学组织。这样,学校的组织结构就由原来的校—院—系改变为院—系—教研室(组)。教学成为教师们的集体活动。

教研室(组)的主要任务是:

一、组织教师政治学习。

二、组织教学是教研室(组)的主要工作。根据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分配教师任务,根据教学大纲研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新讲课的教师要在老教师的指导下写出讲稿并由教研室(组)组织试讲通过后才能走上讲台。有经验的教师有时也在教研室(组)进行示范性讲课。教研室(组)还经常组织教师间互相听课,相互学习。系和教研室(组)主任还要有计划地进行检查性听课。教师必须执行教研室(组)有关规定或决定。教研室(组)通过这些办法发挥集体力量,以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

三、组织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学习苏联,全国统一了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学校执行全国统一的专业教学计划;实施统一的教学大纲;采用全国统一编译(写)的教材,实行统一的培养方式和统一的教学环节。教师在考古教研室领导下,制定教学日历和教案落实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学习苏联还实行计划教师工作量制度,各类教师均有工作量定定额,根据招生人数和教学计划计算出教研室(组)的总工作量,然后再按教师工作量定额,可以计算出所需教师的人数,教师工作量分为面对学生的教学工作量和准备教学的教学法工作量。我校自1954年10月起实施高教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师工作日及教学工作量暂行办法(草案)》,拟订全校、系、教研室(组)及个人的实施计划。

?“请进来”“走出去”——聘请苏联专家与派遣留苏学生

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由高教部聘请,安排苏联专家到学校任教。1955年2月2日,苏联专家诺维柯夫、斯维托夫到机械系担任“列车牵引”“蒸汽机车”课程的教学工作,他们是第一批来校任教的专家。从1955—1959年共有14位苏联专家来校工作,除了上面两位外,还有:库金、雅科夫列夫、特尼钦夫、纳乌莫夫、别列夫斯基、包布利柯夫、尼古拉也夫、库兹涅佐夫、扎哈尔钦科、斯克洛杜莫夫、格拉果列夫、莫斯卡连科。诺维柯夫、库金还担任过院长顾问职务。

苏联专家一般在校工作两年,为本科开设专业课。他们的到来,对我校学科的发展、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秩序的建立及科学研究的开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除了完成教学工作以外,还帮助我校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帮助各系建立教研室(组)、实验室、研究室,同时指导教师开展科研。

苏联专家对我校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培养研究生。此前,我校没有研究生,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凡聘有苏联专家或师资条件较好的高等学校,均有担负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其目的是培养高校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我校于1955年2月,首次招收了两年制的研究生。机械系录取8名,铁道系录取10名。由苏联专家指导。这18名研究生经过两年的学习,完成实习任务,于1957年10月毕业。这是我校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结束了我校没有研究生的历史。从1955—1959年,苏联专家共培养了35名研究生,另有215名进修教师(本校177名,外校38名),随研究生班听苏联专家授课。苏联专家培养的这些研究生,为铁路建设和高校的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苏联专家培养研究生的同时,我校的王竹亭、曹建猷、高渠清、孙竹生等教授也开始招收研究生,结束了我校没有中国教师培养的研究生的历史。

苏联专家以满腔热情倾注于我校的教学工作,他们工作中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踏实细致的精神得到了师生的肯定,他们在校园里撒下了中苏友谊的种子,与我校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56年12月28日,我校集会,热情欢送任满回国的诺维柯夫专家。代院长白铁岩(顾稀院长去中央党政学习)代表周恩来总理向诺维柯夫赠送了中苏友好纪念章及证书。195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日前夕,周恩来总理写信给我校苏联专家表示祝贺。

学校在把苏联专家“请进来”的同时,也在努力“走出去”——派遣赴苏留学生。为搞好这项工作,我校成立了留苏预备生办公室。

1951—1961年,我校先后选派33名教师赴苏留学(后1人改派留学德国),其中到苏联攻读副博士的学位的29名、进修教师3名、实习生1名。与此同时,我院还为国家选送40名大学生赴苏联学习,1952、1953、1954三年共分3批选送,其中应届毕业生11名,攻读副博士学位,29名大学生到苏联重新上大学。他们学成归国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我校留苏的师生,牢记祖国和人民的委托,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优异的学习成绩给苏联人民和所在的学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中苏友好做出了贡献。

回校工作的留苏学生,情系铁路,魂系母校,成为了学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中坚力量,在老专业的继承与创新和从零开始创建新学科、新专业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为祖国的铁路教育与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沈志云、施仲衡等人成为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在全面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唐院的广大教师听从党和祖国的号召,认真学习,努力实践,为探索把我校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大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校原来被称为“东方康乃尔”,受欧美高校尤其是受美国教育的影响较大。我校留学归来的教师,基本上都是留学美、英,受过较深的欧风美雨的熏陶。现在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要他们从西方的教学模式转变为苏联的教学模式,使用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难度是很大的。仅是从过去用熟悉的英美教材一下子要改变为用苏联教材,我校教师对俄语就有一个从头学,不仅要会看,而且要会翻译,要在短期内速成,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教师们在不减日常的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废寝忘食,起早贪黑,努力学习,一些从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博士、专家、教授,有的已白发苍苍,但仍然像小学生一样地坐在课堂内,认真地学习,突击俄文,情景十分生动。刚突击了几周俄文,便立即开始翻译苏联教材,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完成教学改革的任务。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愿意援助中国。苏联教育经验有许多可取之处,它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有不少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实践也证明了,学习苏联,对我校也是有成效的,如确立人才培养规划,既重视基础理论、又重视实践环节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既重视教学、又重视科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学校中“教学为主”的思想明确,教学秩序稳定,重视教育的系统性和实用性,重视发挥教师的集体作用。这些对提高我校的教育质量与科研水平起过积极作用。对我校这样一个有着严谨治学、严格管理的优良传统的老校增加了新的活力。

但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与我国具体实际情况、与我校半个多世纪的办学经验结合起来,对苏联经验缺乏具体分析,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简单的照抄照搬,出现了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我校如在1952—1953学年学习苏联高校的“六节一贯制”,即在早、午餐之间上六节课。苏联高校学生一般是走读,用午饭的时间一般是下午两点,而我国情况则不同,但也机械搬用了这种排课方法,实行了不到一年就由于行不通而停止了。

在当时学习苏联经验时,过分强调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属性,缺乏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苏联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不仅仅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与我国一致,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联经验中有许多是符合大学的教育规律的。但它又不是完美无缺的,不全都是科学的、符合高校教育规律的,即使有些对苏联是适合的,但对中国就不一定适用,而我们则缺乏根据我们的国情决定取舍。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属性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但它作为一种成熟的教育体系,也会采取一些比较科学、比较符合教育规律的制度和措施,这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是我们应该借鉴的。但是,我们没有对苏联和欧美的以及我们学校几十年的传统经验进行科学分析,把苏联经验一律照搬,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对欧美经验、包括解放前我校的一些好的经验一概排斥,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甚至把用英美教材视作为“毒害青年”。它的极端是在大学的外语教学中,只许教俄语,不许教英语,俄语成了一统天下,而我校几十年的英语的良好基础与传统毁于一旦.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才恢复英语教学。我校曾行之有效的学分制、选课制等人才培养的方法也都被认为是旧大学的旧东西,不屑一顾地被抛弃了。

实践是检验直理的唯一标准,学习与借鉴外国的经验是必要的,有这种学习与借鉴同没有这种学习与借鉴效果是不一样的,但它必须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与我们好的传统相结合,它应该是我们从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但是,我们在探索中认识这一点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付出过大的代价。


[1]1953年12月30日,铁道部任命白铁岩为唐院副院长,1958年4月3日,经中共河北省委和唐山市委批准,调离学校。

[2]1954年4月27日,铁道部任命武可久为唐院副院长,武可久因病未到职,1962年又调回铁道部。



向现代科学进军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弱民穷、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学校屡次搬迁,虽然我校教师坚持科研工作,但处于困难的境地。但是,我校的教师坚持着科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校的科研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尤其在学习苏联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期间,我校科研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苏联的高等学校不仅重视教学,而且也重视科研,在科研中强调与国民经济发展相结合。由于我校是铁道学院、归属铁道部领导,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了铁道部的领导与大力支持,得到了铁道部有关部门、路局、厂段、设计院、科研所……的合作与配合。为新中国铁路建设服务,与铁路建设部门紧密合作,成为我校区别于非铁道院校的科研特色。我校科研工作为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铁路建设方面的许多创新成就都凝结着我校师生的智慧与劳动。他们为了铁路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

为了更有组织地开展科研工作,我校在教务处之下设立了科研科(后来发展为独立的科研处)。1954年5月31日,我校决定出版《铁道科学研究》(后改名《唐山铁道学院学报》)。罗河等9人为编委会委员,白铁岩任主任委员。

1955年4月27日至5月2日,在纪念复校(唐山建校)50周年期间,举行了我校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教学与科研报告会,收到教学论文25篇,科研论文11篇。报告会分铁道、桥隧、机械、电气运输4个组进行。会议还组织了与应邀参加会议的校外有关单位举行3个座谈会,茅以升、张维作了重要发言。学生科学小组也在分组会上作了报告,这是我校学生第一次在科研会上“亮相”。5月2日,会议通过了我校第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会议的决议。10月20日,我校与铁道部科学研究所签订了科学研究合作合同,由两个单位合作或由唐院负责的科研项目有29项,这是我校与外单位大规模合作进行科研工作的开始。12月21日,在院务委员会上,通过了我校1956年科学研究计划,自此,我校科研工作改变了过去“单兵作战”、分散的、无领导的状态,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

在1949—1955年期间,我校科研还取得下列成果:

1953年,罗河教授的《图算原理》一书出版,这是我国一本全面阐述图算的原理、设计与应用的专门著作。1954年,他在《数学学报》上先后发表了《算式根值的简易逼进法》和《一个多元函数的插值公式》,对图算原理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现在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图算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当时,对促进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4年4月,电气运输系参加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凤段设计工作的杜庆萱、刘润田、荣德善、潘启敬、高福昆胜利完成任务。7月3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明令嘉奖机械系孙竹生教授在改进机车通风状态方面取得的成就。11月,机械系机车教研组张殿执教授应戚墅堰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的要求,帮助解决机车乏气不正的技术问题,对该厂阀装置修理方法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意见,被采纳,受到了好评。

此外,在此时期,张万久、郭可詹、劳远昌等教授的论文《柯谢列夫钢梁快速铆合法在汉水铁路桥的应用》《一种带有不完全加法系统的嵌入问题》《钢筋混土桥》等先后发表。

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把我校的科研工作推向高潮——响应党的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大规模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把知识分子问题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全党和全国都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并隆重地提了出来。

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重要因素”“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总理以急迫的心情对与会者说:现代科学技术正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现在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把发展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如此明确、尖锐和深刻地提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指出:“正确地估计和使用知识分子,帮助他们不断地进步,已成为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任务。”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提出三条原则:“第一,应该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与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5/6的工作日(即每周40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的奖励制度等。他认为上述的三条是缺一不可的,他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与支持问题。他在会上说:“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尊重知识分子。”

3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确认了周恩来在报告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和有关政策。接着中共中央与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文件,规定与落实知识份子的政策。

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和周总理的报告在我校引起极大的反响。1月30日早晨,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总理的报告时,许多教师都专注地听完了全文。听完后,心情振奋,奔走相告。下午,来了报纸,争相传阅。总理的报告象一股清泉,滋润了大家的心田,又像一缕阳光,拨开了大家心头的迷雾,看到了灿烂的未来。劳远昌教授说: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再次说明党的正确与伟大。罗河教授说:我已经50多岁了,时间对我来说尤其可贵,我有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祖国与人民,以全部精力投入到科学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去。高渠清、李汶、陈忠淦等许多教授激动不已,思考着如何使自己从事的专业能迅速赶上国际水平。

周总理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普遍感到发挥知识分子聪明才智的时机到了。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全校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高潮,掀起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高潮。有人曾兴奋地把这一年称为兴旺的1956年。

1954年5月31日,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中国共产党唐山铁道学院委员会成立,顾稀任党委书记,刘毅任专职副书记。1956年4月6日,中共唐山铁道学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委会,顾稀任书记,刘毅任副书记。顾稀在会上报告的题目是《唐院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贯彻与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与知识分子政策成为学校的中心工作。

党委贯彻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是从调查研究着手的,党委在学习文件、领会精神的基础上,组成调查组,深入了解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与此同时,党委又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虚心地听取意见。经过调查研究,党委与行政在上级组织的领导下,结合我校的情况,采取措施,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安排使用、政治与生活待遇等问题。

1956年2月,全国政协第二届二次会议通过我校顾宜孙教授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时正值寒假,学校党组织选派桥隧系范文田老师赴上海陪同顾宜孙赴京出席会议。12月27日,唐山市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我校除顾稀院长外,罗河、顾宜孙、史家宜、陈忠淦、姚皙明等当选为这届大会的代表。为了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在1956年,经过个人申请、支部讨论,党委批准,将符合党员条件的老教师罗河、范治纶,刘钟华、杨荣宝、杨耀乾及中青年教师舒仲周、毛子洄等吸收入党。

为了保证教师有5/6的工作日用于教学与科学研究,学校颁布《关于教师工作时间的暂行规定》,对于校、系会议的时间作了具体规定。

为了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7月,根据高教部关于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工资评定和调整的通知的规定,我校开始工资调整工作。这次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一级教授(如顾宜孙)工资由原来的253元增加至345元,相当于当时国务院部长的工资,增幅为36.4%。

为了解决教师的职称问题,3月28日,校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讨论教师升职问题暂行议事规则》。10月27日,成立了由白铁岩任主任委员的教师升级审议委员会,一批教师被提职。

在1956年,我校第一次建立了民主党派的组织。12月9日,民盟支部、九三学社支社成立。张鸿逵、孙竹生被选为民盟支部正、副主任委员,史家宜被选为九三支社主任委员。1957年2月,在我校党委机关设立统战部。

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党委与校行政对教职工的住房以及改善生活等问题方面,如建立教师食堂(三八食堂)、发给优待证等作了许多努力。

这一系列的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全校教职工的积极性,校党委不失时机地把这种积极性集中到组织教师向现代科学进军,掀起科学研究的高潮。抓住的契机就是趁着国务院和铁道部制订12年发展规划的有利时机,制订我校的12年发展规划。

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我校曹建猷、孙竹生教授应邀参加了规划的制订工作。《规划》明确提出要在12年内使我国落后的科学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接着铁道部也制订了12年的铁道、铁道科学技术以及铁道教育的发展规划,我校沈智扬、曹建猷、孙竹生应邀参加审查铁道科学技术12年规划。铁道部还在京召开了全路第一次科技工作会议,我校的白铁岩等30人参加。听取了国务院及铁道部的科技远景规划和有关的科技报告。学校及时组织参加上述会议的代表曹建猷、孙竹生、张万久等向全校教师及研究生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些规划不仅使大家备受鼓舞,而且感到这是把党中央的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具体化了,变成为可以操作的具体规划。就在上述的基础上,我校也积极制订学校的12年规划,使“向现代科学进军”具体落实到学校,这是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重要步骤。

为了做好我校的全面规划工作,2月22日,学校成立了科学研究、教学改革、师资干部培养、基建、政治思想工作、体育、工作与生活条件等7个规划小组,开始了我校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

1956年3月28日,召开了院务委员会,顾稀院长对《唐山铁道学院十二年发展规划(草案)》(以下简称《发展规划》)作了说明。经过委员们的热烈讨论,修正并通过了这一规划。

《发展规划》指出:为适应全国铁路网发展规划及十二年内铁路技术装备和铁路科学研究赶上国际水平的要求,唐山铁道学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较高质量、忠实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干部,并且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将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纳入国家总的计划,争取到1967年,各教研室的科学研究成就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各系、教研室(组)以及每个教师也分别制订了各自的规划,明确在向现代科学进军中各自的奋斗目标。分别召开了科学报告会。

为了推动学生科技活动的开展,我校于1956年3月25日至27日召开了第一次学生科学讨论会,茅以升出席了讨论会并作了《我国铁道科学的发展远景》学术报告。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院长科切涅夫教授专门给大会发来了贺电。我院4个系的17名同学在分组会上作了专题报告。苏联专家、铁道科学研究院、北京铁道学院的代表参加了讨论会。在闭幕式上,顾稀院长向学生科学小组发了奖。6月份,成立了学生科学技术协会,并公布了学生科学小组第一批研究项目。

1957年5月11~12日,我校召开了第二次科学讨论会,检阅自1955年5月召开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以来的科研成果。铁道科学研究院、兄弟院校、企业部门代表共210多人参加。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在大会上作了《赴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等国有关铁路科学技术问题的考察报告》,苏联专家库金作了《苏联铁道学院科学研究的组织工作的报告》,曹建猷教授作了《关于莫斯科铁道电气化会议的报告》,最后,白铁岩代院长作了《我院今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既要搞好教学也要搞好科学研究,不能忽视教学,也不能忽视科学研究。大会分为10个分组会进行专业的讨论和交流,我校教师共提出科学报告和论文共54篇。姚皙明副教授提出的《由脉动电流供电的直流牵引电动机发热的计算》,库金专家建议译成俄文送给苏联铁道研究院;杜庆萱教授的《电力机车粘着重量利用的分析》;孙训方副教授的《提高车轴使用寿命问题的探讨》;史家宜教授的《有关机车修理制度的一些理论基础问题》;张万久教授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的钢筋预应力研究》;王继光教授的《黄土分类的指标讨论》;沈智扬教授的《焊接长钢轨铁路》等都受到了有关单位的重视与欢迎。

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已经开始应用航空摄影测绘地形图,但使用的设备非常昂贵。凭当时的国力,要想推广这种先进的测绘地形图的方法十分困难。罗河教授在1945年就开始了航测解析法的研究,试图用简单的座标量测设备,辅以计算来解决航测图问题,从而避开使用精密光学仪器,开了我国航测解析法的先河。在党中央向现代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下,从1956年起,他陆续在《土木工程学报》《测量与制图学报》和《测量学报》上发表了《航空摄影测量的分析制图法》《空中三角测量的一般解析法》《以射线角为根据的解析法空中三角测量》等论文,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以射线角为基本要素的解析空中三角测量的完整理论体系,并提出了各种可能的实验方案,促进了我国航空测量技术的发展。

曹建猷教授开展了“我国铁道电气化电流、电压制”的研究,这是涉及到我国铁道电气化发展方向最关键的技术决策问题,关系到电力机车的型式、供电系统的制式和结构、电气化铁道的运能以及经济效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曹建猷教授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特点,认定我国应选择工频交流电压制。他组织人员对此课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和试验,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1956年11月2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当时国内外争论不下的“交流制”和“直流制”提出了肯定的论据和建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科学技术论文是很少的,可见它的重要价值,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随后,这次研究被列入国家技术委员会的重点研究项目,研究成果被铁道部采用,1957年经国家正式批准,我国电气化铁路采用工频交流制,使我国电气化铁路建设从一开始就以世界先进水平起步。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经验证明,采用这一标准是正确的、先进的,能节约能耗和减少投资,提高运能,已为我国铁路运输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及社会效益。这一标准也更适合发展我国高速和重载电力牵引的需要,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铁道部重大科技成果奖。

任朗教授潜心于电磁理论和天线学科的研究,他与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合作,组织了该所接收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信号的工作,进行了缩小天线尺寸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服务于远程雷达而减少线形天线阵幅图中旁瓣的研究工作;研究了服务于广泛运用于雷达、卫星、宇宙飞船、微波接力、通讯、广播、射电望远镜等的旋转抛物面天线和椭球天线的严格理论以及表面波天线波严格理论等,取得丰硕成果。他在《中国科学》(外文版)和《物理学报》发表的《线性天线阵辐射图中单位圆上零点分布的一个普遍函数》等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论文,被应用于低旁瓣雷达和远程雷达的设计中,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英、美、苏各国学术刊物上纷纷转载其成果。

1956年4月,电机系组织有关教师参加了我国第一种电力机车(UQ-80型工矿电力机车)设计的审定工作,杜庆萱教授等三人出席了审定会。

1956年4月30日,机械系孙竹生教授、电气运输系实验人员秦世荣出席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获铁道部先进生产者光荣称号。大会印发的《孙竹生教授的先进事迹》材料中指出:他所研究的专题是我国铁路运输事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有着重大国民经济意义的问题,并以蒸汽机车改进问题及货物列车的制动问题的研究为例作了具体介绍。1957年1月1日,铁道部颁发奖章、奖状、奖金,表彰他所提出的关于蒸汽机车改造方案及设计说明书所作的贡献。

铁路和桥梁的建设,土力学和基础工程是重中之重,吴炳焜教授1956年带领一批中青年教师开拓了这一领域。他们对西北地区(关中到兰州)的黄土土质进行调查,发现土质特殊,特别是在第四级台地具有典型的湿陷性质,就在兰州东岗第四级台地上进行野外载荷试验和湿陷性研究,费时一年半,其成果对制订我国黄土土质基础规范作出了重要贡献。

劳远昌教授,1955年就参与指导了我国第一孔铁路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的研制,以后又参与了预应力混凝土铁路箱形连续梁桥的研制工作,并执笔编写了我国第一本铁路混凝土桥教材,成为我国预应力混凝土理论与应用的开拓者之一。

胡春农教授在焊接钢桥的研制和推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他研制的小盲孔测焊接残余应力方法和设备至今还在广泛应用。

沈智扬教授在1955年就开始了钢筋混凝土轨枕和无缝线路的试验研究,为后来这两项技术在铁路上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唐院精神与优良传统主要体现在教学实践,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使我校的教学与科研开始比翼齐飞,相得益彰。

迁校风波

迁校问题的提出

西南交通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搬迁史。我校在解放前数次搬迁,几易校名,主要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解放后的情况比较复杂。1905年,我校在唐山选校址时,为了学生实习的便利,把学校建在了唐山机车车辆厂的对面,紧邻唐山火车站和车站的调车场。随着开滦煤矿采区的不断扩大和发展,经过勘探,发现我校校址和附近的京山线(北京至山海关)下面储有大量优质煤炭。为了我校和铁路线的安全,开滦煤矿只好暂时将采区绕过我校开采。

1950年7月,我校在校园西面购地400余亩扩建校舍。1951年10月,我校正式发函通知开滦矿务总局,告知我校拟向校址以西方向扩建,要求开滦煤矿不要在该地区采煤,并请开滦煤矿将已开采的区域标示给我校,以供我校修建校舍时参考。

开滦矿务局在复函中称:我校拟扩建校舍的地带已在将来塌陷波及线内,建议不要在此修建校舍,同时说明现在校址下面的煤层将来也要开采。

对开滦矿务总局的复函,我校进行了研究,向开滦煤矿提出,希望不要开采我校校址下面的煤层,以利于我校将来的发展。对于我校的要求,开滦矿务总局转请国家燃料工业部研究决定。1952年3月,我校收到燃料工业部对开滦矿务总局呈文批复的抄件,通知我校不宜继续向西扩展,建议我校在唐山市山西刘庄和新刘庄之间购地建校。4月1日,我校致函燃料工业部指出,因山西刘庄与新刘庄之间地区距离我校甚远,交通不便,我校拟仍以原校址为基础进行扩建。7月,我校又接到开滦矿务总局的通知,称我校新扩建区的地下煤层,将在三年至五年内开采,在采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地面塌陷,我校在新扩建区修建的房屋会受到损失,提醒我校注意。因此,为了避免国家财产的损失,再次建议我校尽快另选地点扩建。

9月,我校又在唐山市无储煤区的石灰岩地带选了1600亩地,准备扩建校区,但唐山市经过勘探,初步认为该石灰岩地带可能含有石油,否定了我校的建校方案。

同月,我校录取新生900多人,在校生人数超过2000人,此外学校又从国内外聘请了很多教授、讲师,职工人数也大量增加,原来的校园已不堪重负。选择新校址就成了全院教职工关注的影响我校发展的热点问题。尽管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扩建的校区修建了一批教授住宅、学生宿舍、教室和实验室,但从长远的观点考虑,学校必须搬离采煤区。重新规划和建设新校址,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学校发展的唯一途径。

北京梦想

鉴于以上情况,我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将学校迁往北京的方案。1952年12月1日,我校正式向铁道部、教育部上报《唐山铁道学院迁移北京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首先将学校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介绍,学校过去地处唐山工业重镇,比邻开滦煤矿和唐山机车车辆厂,其所设采矿、冶金、化工、机械等专业均与地域的经济发展有关。而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将我校与铁路无关的专业全部调出,唐山的地域条件对学校的教学已无优势可言,此外目前校址下面的煤层即将开采,在唐山又选择不到合适的地方建校,因此学校认为迁建北京将有利于我校的发展。《意见书》建议我校新校址选在北京丰台、卢沟桥、广安门三角地带,因为该地区有长辛店铁路工厂、丰台桥梁厂,将来又是铁路枢纽,有利于作为单科性铁道学院的教学基地。

1953年4月,《意见书》由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署名,上报政务院、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5月,学校接到高教部通知,唐院迁京已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口头指示同意迁移。高教部,铁道部同时向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建议,在丰台、卢沟桥、广安门三角地带选择校址。16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函复,同意我校在丰台、卢沟桥、广安门一带选址。经共同研究和实地勘察,最后选定靠广安门外一处为校址。

消息传来,全校教职员工群情振奋,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如果我校能搬迁到北京,无疑对我校将来的发展预示着一个美好的前景。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看到首都一日千里的巨大变化,想到我们这所有着50多年沧桑经历的学校即将在北京续写新的篇章,用“欢欣鼓舞”“群情振奋”来形容全院师生的心情毫不为过。

在起草《意见书》和申报过程中,我校已于1953年1月14日成立了建校委员会,顾稀任主任,罗河、陈忠淦为副主任,全面负责建校工作。在政务院同意我校迁址北京后,建校委员会积极行动,组织人员到北京、东北各高等院校考察,了解他们建校的经验和教训,并认真制订我校的建校规划。《新唐院》校刊专门刊登了建校委员会的文章:“认真负责来搞好我们的建校工作”。文章阐述了我们在建校设计中的三个原则,即科学合理的使用、考虑长远的发展和勤俭节约、建筑风格体现民族性。同时将设计工作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实施。文章最后说:“做好建校是我们共同争取的目标,也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目标,让我们为了达到这一个理想,做好建校工作而努力吧!”北京建校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但不久,北京市领导却提出该区域城市规划未定,不能考虑分配土地,故广安门附近的校址方案告吹。此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又提出在德胜门外选址的意见,虽经多方勘察,终因地理位置不合我校要求而作罢,校址问题又成了问题。铁道部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高教部同意,决定我校迁往天津,但经过勘察,因所定地点建校投资过大而作罢。此后,高教部提出迁址沈阳的意见,但为我校所定的地点,或是因为校舍不足,或是因为环境不宜建校而又被否定。1954年5月,经政务院批准,我校再度返回北京寻觅校址,最终将校址定在新街口北城墙豁口外花园路侧。校址定了以后,学校加紧工作。学校设计力量全部投入设计,并争取到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承包施工,为了抓紧时间,冬季照常施工。全校师生为能在北京放飞建设新唐院的梦想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虽然结果是一个真正的梦。

1953年9月,我院在北京的建校工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而1953级新生即将入学,唐山的校舍已无法容纳如此多的新生。经铁道部批准,并在有关单位的帮助下,我院选定西郊的潭柘寺作为北京临时校舍,建立唐山铁道学院北京分部,安排1953年级新生和我院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在北京分部上课,准备在北京校舍建好后,新生能直接转入新校舍学习。

潭柘寺位于北京门头沟区东南部,太行山余脉宝珠峰南麓,因庙后有龙潭,庙前有柘树而得名。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时期,是北京最古老的寺庙,距今已有1 700多年历史。

在潭柘寺,我院成立了大一教学辅导委员会和工农速成中学。陆善华副教授任教学辅导委员会主任、张毅为副主任兼任教学辅导委员会党支部书记,田裕民任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兼任党支部书记,王润霖任大一团总支书记。1953年级新生和速成中学的全体学生在教学辅导委员会和中学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在这座北京西山的庙宇度过了一年难忘的时光。

1953年10月16日,在唐山校区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和速成中学成立大会。10月24日晚,大学一年级全体新生和速成中学的学生乘火车离开唐山前往北京。中午时分,同学们到达潭柘寺,当同学们走出山门取行李时,正好看到朱总司令在杨尚昆和李伯钊同志的陪同下到潭柘寺游览,这意外的巧遇让同学们喜出望外,同学们涌出山门,激动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站在前排的黄森等同学还幸运地与朱总司令握了手。田裕民和张毅陪同朱总司令到寺内小憩,朱总司令询问了我校北京分部的情况,并同意给同学们讲几句话。在寺内大院里,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朱总司令用浓浓的四川乡音向同学们表示祝贺:“同学们好,你们今天开学了,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参加工作好”。

1953级的新生在开学的第一天,就见到了敬爱的朱总司令,时间虽然很短,但朱总司令的亲切嘱托,永远激励着他们学好本领建设祖国。

北京市市长彭真在视察门头沟区工作时,也来到了潭柘寺,他应邀给同学们讲话。他风趣地说:“在古庙里办大学,说明国家建设事业飞速发展,一千多年的古刹也动员起来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了…… 希望你们在潭柘寺修成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佛’。”最后,彭真市长谈到“有的学生反映住在山里当‘和尚’有时会感到寂寞”,他说“那好办,我是市长,以后有外国朋友来了,就介绍他们上山来”。不久,真的有外国友人上山来了,郭可詹教授热情接待了外国朋友,与他们谈笑风生。同学们在深山古刹看到外国人,也备感新鲜。

在潭柘寺办学,条件是很艰苦的,首先这里没有必要的教学设施,又远离城市,教学与生活很不方便。课堂就在大殿里,大殿周围的佛像与学生一起听课和看学生做作业。其次,当时山里野兽很多,尤其是夜间,庙外野狼的嚎叫声时时传到宿舍里,寺内还有很多蝎子,师生们的正常生活受到威胁。第三,古庙是砖木结构,古木易燃,冬季师生们用煤炉取暖,极易失火。庙内的水是用竹子相连从龙潭引来的,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但师生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为了能在北京建校,这点困难又算什么?而且建校的捷报频传,进入新校址指日可待。大家自觉遵守纪律,保证了教学与生活的正常进行。没有运动场,同学们就因地制宜开展爬山活动,跳绳、羽毛球、乒乓球、滑冰成了同学们最喜爱的体育项目。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住在寺庙里,白天给同学们上课,晚上给同学们辅导,朝夕相处,亲如家人。在这个团结的集体里,100多名教职工、600多名学生就像一个大家庭,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潭柘寺的办学虽然艰苦,但师生兴奋和动情的是我院在北京新校址的工程正式动工。建校委员会把新校区的建设情况拍成幻灯片,在周末给师生们放映,师生们期待着不久的将来,他们第一批进入北京新校址。结束在这深山老林的生活。

校址问题一波三折

当学校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北京校址建设,风云突变。1955年3月,铁道部命令我校,停止在北京建校,将新校址移交给铁道部干部学校,原因是当时估计国际形势总的是趋势是向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着战争的威胁。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把工业布局放在内地,重要工矿企业内迁,同时根据全国工业布局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对高等学校布局进行调整。沿海地区的有些高等学校也要内迁,北京属于沿海城市,我校迁往北京的计划告吹。这对当时正加紧进行北京校址建设、而且迁往北京正指日可待的唐院师生感到失望。不去北京又去哪里?铁道部建议在山西大同建校,经学校派人前去认真考察,认为不适宜在大同建校。学校曾建议在河北的保定或石家庄建校,又被铁道部否定,迁校问题又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校址不定,学校工作还得正常运行。招生在即,校本部的校舍已容纳不下新生进校,扩建校舍已成燃眉之急。这样,学校一方面继续在全国各地选择永久性校址,另一方面又需要采取应急措施,在唐山扩建临时校舍。在征得唐山市政府的批准,我校征用了唐山市路北区新市区工人新村旁的48亩土地,盖起3幢教学楼、2幢学生宿舍和一座学生食堂,称为唐山铁道学院一分部。1956年的新生就在这里上课。但分部与校本部相隔五、六公里,在当时,由于交通不畅,教师上课与学生到本部做实验都靠两条腿走路,尤其是严冬酷暑,很不方便。

1955年10月底,学校又接到铁道部的命令,决定我校整体迁往兰州,建立兰州铁道学院。经过选址、规划、设计、修建,到1956年底已建成部分房屋。按铁道部计划,1957年就要在兰州招生。

迁建兰州事先没有广泛征求唐院师生的意见。因此,广大师生对迁建兰州议论纷纷,引起很大的思想波动。持非议最激烈的是当时任唐山市副市长的罗河。1956年2月,他给周总理写信,提出唐山铁道学院没有迁校的理由也没有迁校的必要,反对迁往兰州。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将罗河的信转给高教部与铁道部,并在批示中说:“我记得周总理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曾说到上海交通大学应保留原有名称不要内迁或并校,并说过此类事情需要慎重处理”。他要铁道部、高教部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一并转报总理。”10月12日,滕代远部长复函齐燕铭:“唐山铁道学院现有建筑面积,如能继续使用,将原有学校办下去,这是很合理的”,但请求国务院重新考虑“停止向唐山铁道学院地下挖煤”。至于兰州铁道学院,“由唐院负责筹建开办工作,同时应抽出大部分力量支援兰州新校。这样唐山铁道学院五十多年历史可以得到保存”,同时“兰州铁道学院也可以得到发展”。罗河在给总理写信的同时,还要求学校党委和唐山市委将他的信上报中共中央。10月20日,校党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建校问题,并将会议的纪要与罗河的信按组织程序报唐山市委。14日,唐山市委将上述材料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并给中央办公厅发了电报,表示同意党委会议的纪要。中央书记处将上述材料转抄给邓小平、谭震林、李雪峰、林枫、刘澜涛、习仲勋、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和铁道部,表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重视。

1956年下半年,国家决定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根据这个方针,1957年2月,铁道部正式通知我校,要我校兰州工程停工。我校撤销了学院的筹建机构,工程人员全部返回唐山。

唐院向何处去?从1952年开始提出的迁校问题历经6年,又回到了原处。由于校址没有确定,学校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实验室缺乏,大量机械积压和耗损,许多设备不能充分利用,价值数十万元的蒸汽涡轮机、离子交流器、冲突发生器、高压电容器制动实验台及内燃机车等重要设备多年搁置,无法安装,发挥作用。内燃机车、宝成铁路模型放置室外,日晒雨淋,任其自然腐蚀。长江大桥模型也无法开箱。由于图书馆狭小,大量图书资料无法上架展阅。这几年来,由于校址不定,“一切凑合”造成了工作、生活条件困难,有些课程的实验无法开出,只说不做,这些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的提高,科研工作的开展和人心的稳定。大家都为这样一个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老校的命运担忧,也为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校都在突飞猛进,快速发展,而我们这样一个曾经与清华、上海交大、浙大齐名的大学还在为自己的立脚地奔波而心有不甘。

这些蓄积多年的意见、忧虑与不满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迸发出来,并且造成不幸的后果。

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动动。5月9日,我校党委根据党中央和唐山市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从5月中旬开始在学校开展整风运动,并制订了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为加强对整风运动的具体领导,学校党委成立了领导整风运动五人指导小组。由于党委书记兼院长顾稀在中央党校学习未归,由党委代理书记于仲友[1]任组长,代理院长白铁岩任副组长。

5月18日,于仲友向全院师生员工作整风的动员报告,阐明了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指导思想、方针办法和具体安排,动员全体师生员工帮助党整风。要求党员共产党员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进工作作风,搞好整风。整风运动在我院全面展开。

首先,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在此基础上,发动师生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校党委与院行政先后召开了多次学生代表、各系系主任、各教研室主任、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以及中层干部、教职工代表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大家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帮助党整风。5月23日至25日,中共唐山市委还邀请我校教授、讲师、助教20多人举行座谈会,征求对中共唐山市委和学院党委领导工作的意见。座谈会开了三个下午,均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刘汉生主持。通过大鸣大放及各种座谈会,大家响应党的号召畅所欲言。表现了师生对党的信任与整风运动的拥护和关心。鸣放的高潮逐步形成。大家提出的意见集中在:

一、建校问题;

二、干部的作风问题;

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四、关于如何继承我校优良传统问题。

也有少数人对当时的一些政治问题和历次政治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鸣放中,意见最多、最大的是关于建校问题,这是我校整风鸣放中不同于其他高校的特点,也成为后来我校反右派斗争中的悲剧。原来广大师生希望通过整风运动这一契机,促使领导重视并解决建校问题,以利于我校的建设与发展。在对建校问题鸣放最集中、最激烈的是6月5日学校召开的院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建校问题。《光明日报》《何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等报社的记者做了采访。出席这次会议的教师、职工、学生代表共300人。这次会议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极大关注,进行了一个下午,大家意犹未尽,晚上又接着举行。这天晚上,天下着小雨,但是人们仍然冒雨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明诚堂。旁听的人把明诚堂都挤满了。座无虚席,连会场门口都挤得水泄水通,窗台上都坐满了人,表明了大家对建校问题的关切。

与会代表本着对学校发展关心的态度,纷纷建议要求迅速解决建校问题。许多代表列举了事实,说明由于校址问题没有解决,使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受到严重障碍,使学校的声誉、教学质量、职工情绪受到了影响。建校问题已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的“突出矛盾”,成为学校存亡的重要关键。比较多的意见认为恢复在北京建校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经过讨论,决定成立建校促进委员会,选出了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起草了院务扩大会议决议(草案)。

对建校问题的建议主要是:

一、唐院与京院合并成立以铁路运输为中心的综合性工业大学——北京(或北方)交通大学(包括机、电、土建、运营、部门经济及管理、材料等类的专业),并与铁道科学院合作。

二、利用北京花园路铁道干部学校校址扩建,迅速解决干校的善后问题。

三、在校址问题解决后,立即组织专家研究学校专业设置、发展规模及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问题。

会议还决定派出代表进京向铁道部反映意见,并选出了进京人员19人。

在会上,大家的发言有的情绪激动,言辞比较偏激。如提出“打回花园路”“收复失地”等。但大家总的还是希望能够迅速解决建校问题,以利学校发展。会议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

但这时雷声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暴风雨就要来临。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斗争作了这样的结论: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我校的反右派斗争就在严重扩大化的范围之内。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告诫全党: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力量,立即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运动向共产党发起进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论。这标志着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的方法,更加剧了运动的紧张程度。

在上级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唐院与其他院校一样,开展了反右派斗争。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也就成为了反右派斗争的重点。6月24日,院务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由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院长顾稀主持,讨论在全校开展反右派斗争问题。同日,党委召开全校大会,由于仲友代表党委作整风检查报告,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反右派斗争。这标志着我校的整风运动已转入反右派斗争。

7月14日,召开院务委员会,再次讨论迁校建校问题。与6月5日的会议不同,这次会议认为,成立建校促进委员会是错误的,这个组织应予以撤销。白铁岩副院长检查了自己前一段时间在建校问题上的错误。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建校问题的决议》:立即撤销建校促进委员会。关于建校问题,今后院务委员会将继续在局部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原则下,紧密依靠党的领导,全面地反映群众的正确意见,积极研究建校问题,争取建校问题尽早地合理解决。

7月15日,召开全校的反右派斗争大会,会上通过了宣言,指出:我们唯一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唯一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次会议掀起了我校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学校决定,全校教职工不放暑假,9月份,全校又停课一个月,集中精力开展反右派斗争。

10月中旬,铁道部组织100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到铁路现场参观铁路建设成就,我校民盟支部成员张鸿逵、钱冬生、姚书田,九三学社支社成员张泽熙、胡春农5人参加,参观了即将在10月13日开通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在施工中的漳河桥管柱基础、宝成线10多个工点。他们回校后,向教师们汇报参观成果,驳斥右派分子的言论。

全国反右派斗争在1958年夏结束。

在反右派斗争中,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些从善意出发提出的尖锐意见和建议的人,把说了几句错话、过头的话,本来是属于认识问题的人,特别是一些人因为对建校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被视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看作是敌对势力的活动,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有的青年教师只是贴出一张小字报,同意在北京建校就被定为右派,《新唐院》的一位编辑,只是在《新唐院》上报导了讨论建校问题的院务委员会的情况,也被定为右派分子。

在反右派斗争中,有72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占总人数的2.22%。其中干部13人,占干部总数的2.2%;教师16名,占教师总数的4%;学生40名,占学生总数的1.3%。这其中有老干部,如副院长白铁岩,有民主党派的爱国人士,有著名的教授、专家与学者,如孙竹生、王柢、郭可詹、陈忠淦、胡思杜等,以及有发展前途的年轻教师。胡思杜被迫自缢。孙竹生在一年前,因对祖国的铁路建设有贡献,受到铁道部长嘉奖,参加过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被授予铁道部的先进生产者光荣称号的模范人物,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有有发展前途,但政治上还不成熟的天真的大学生。由于他们被错划为右派,与地、富、反、坏并列,成为黑五类。长期的冤屈和压抑,使他们抬不起头来,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不仅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是他们的亲属也受到歧视。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完全、彻底的平反,时间已过去了20年。

由于反右派斗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以后不少人对提出不同意见产生了顾虑,担心被断章取义或被无限上纲带来严重后果,从而对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反右派斗争后,建校问题成为了禁区,大家不敢再提意见。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知识分子又重新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成为剥削阶级中的一部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以此为起点逐步形成,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只能在曲折中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我校被划的72名右派分子是错误的,以顾稀为首的校党委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认识水平,不可能不在我校开展反右派斗争。同时也要看到,以顾稀为首的校党委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与全国高校、与铁道部同类高校相比,我校右派分子的比例相对较低。全国高校教师、干部与学生划出的右派分子占总人数的3.67%(高教部档案,1957年永久卷,卷28)[2],我校为2.22%。当然,即使是这2.22%也是错误的。同时,以顾稀为首的校党委还承受着“右倾”的压力,有人责备校党委在右派进攻中跑的跑了,投降的投降了,前者指的顾稀去中央党校学习,后者指的是白铁岩在建校问题上的表现。这种指责显然是不实事求是的的,顾稀为首的院党委在右派分子的处理中,没有把著名的学者、教授“扫地出门”,而是留在校内,虽然有降职降薪的处理,但是没有让他们脱离教学与科研的岗位,减少了损失。

更难能可贵的是,我校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与干部没有消沉,没有失去对党、对新社会的信任,他们忍辱负重,依然埋头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议作出了贡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自己正名。他们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得到平反后,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反右派斗争后,为了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中央抽调了一批党员干部加强学校党的工作。1957年10月8日,国务院任命钱应麟为我院院长。顾稀改任副院长。

钱应麟1951年4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35年9月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曾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参加解放区革命工作,并加入共产党,1940年6月在延安八路军军政学院和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历任晋绥军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秘书,东北铁路总局总务部部长、车务部部长等职。1950年后,任铁道部计划局局长,来我校前为铁道部部长助理。1957年10月至1959年12月任我院院长,1958年8月29日召开的唐山铁道学院第二次党代会上,钱应麟被选为党委第一书记。1959年12月,调任北京铁道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60年12月任铁道部副部长,分管教育工作。1997年6月2日,病逝于北京。 


[1]1957年2月14日,国务院任命于仲友为我校副院长。


 

“跃进”年代

1958—1960年,是我国“大跃进”的年代。

1958—1960年的教育革命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也是我校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这次教育革命与建国初期的教学改革不同在于:

第一,上次改革是以苏联高等教育为样板,“以俄为师”;而这次教育革命是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探索中国高等学校办学道路。

第二,这次教育革命是在全国“大跃进”运动形势下发生的,也可以说它是全国“大跃进”运动的组成部分。是一次教育的“大跃进”,是希望通过“大跃进”的方式,来谋求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它的的发生、发展到结束,与全国“大跃进”运动是结伴而行的。

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由于广大师生付出辛勤劳动取得一些实际成果,但由于“大跃进”的“左”倾错误,狂热与冒进的乌云掩盖了理性思考的光芒,因而没有能取得成功。但广大师生在“跃进”年代,为了祖国的现代化、为了民族振兴、为了教育发展,而迸发出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很难体会的。一位经历过这次教育革命的校友感慨地说:“这是我们大学生活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既觉得遗憾,又让人难忘。”

“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的兴起

教育革命的前奏曲——思想革命。

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大跃进”运动的产儿。

“大跃进”运动是1957年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连串的胜利,使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显示盛世雄风。在胜利面前,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产生了骄傲自满,胜利呼唤出来的热情,竟变成了狂热,以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一个新名词“大跃进”,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这是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大跃进”运动的先声。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确立了短期内“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这年冬季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迅速发展的渴求蔓延到高等教育。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简称“双反运动”)揭开了我校教育革命的序幕。在“双反运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共写出大小字报20多万张,举办了反浪费的展览会。学校精简机构,行政机构由三级制改为二级制(由院长直接领导各系、科等,取消教务,人事、总务各处,但一年后又恢复),下放人员。在揭露浪费现象时,提出了学校最大的浪费是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次品”“废品”。这样“双反运动”就不能满足于揭露物质方面的浪费与保守,还要深入教学、科研领域,批判教学与科研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于是开始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揭露学校工作中的“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1958年4月4日,党委召开了全校大会,党委成员在会上宣读了自我检讨的大字报。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群众性的“交心运动”,要求广大师生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阴暗面,彻底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彻底决裂。《新唐院》校刊号召大家:“人人下水,个个入炉,洗净烧红,力争思想‘四洁四无’”。“四洁四无”是当时爱国卫生运动达标口号。为了造成声势,学校停课3日,各单位举行“交心展览会”,在群众中进行了“交心”评比活动。“交心运动”中共写出46 000张大字报,民盟支部、九三支社把4月6日定为“向党交心日”。

“交心”运动告一段落,从5月18日起,又停课两周,全校在教师中开展了深入教学和科研领域中的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大辩论。批判了“教授治校”“真理治校”“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观点。在学生中,除配合教师的大辩论,给教师“送西瓜”,贴大、小字报,提意见外,开展红专问题大辩论。批判了不红不专、只专不红、先专后红等看法,认为当时师生中的主要问题是不红、少红、后红、粉红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插红旗”“拔白旗”活动,把成名成家、自已或教育学生钻研业务、较少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当作走“白专道路”进行批判。把红与专对立起来。

这种名为思想革命实为思想批判运动贯串教育革命的始终,成为教育革命的推动器。

这一连串的思想革命运动,不但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由于把知识分子当作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把一些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教学与科研中的不同看法,上纲上线,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批判。而且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更增加了紧张的气氛。这种做法不符合我校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也不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给他们、尤其是年长的教师造成严重的思想压力。显然这种做法是与党的正确知识分子政策背道而驰的。

教育革命的高潮。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掀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为“三面红旗”的运动。在高教领域,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号召进行教育大革命,争取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在“大跃进”运动催生下,并以“跃进”姿态出现的教育大革命逐渐走向高潮。

在“大跃进”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中,人们的热情也在燃烧。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竟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探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同月,我校党委召开了中共唐山铁道学院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教育革命成为会议的主题。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唐山铁道学院跃进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1962年)》(以下简称《跃进规划》),实际上是我校的“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纲领。其中的奋斗的目标是:“群策群力,大干苦干,苦战5年,把唐山铁道学院办成先进的共产主义学院”。用5年时间,把学校办成先进的共产主义学院,在21世纪的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似乎是笑话。但是在当时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怀疑,更不用说反对“大跃进”激起的狂热,使人们畅想共产主义在中国很快就可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为“激情的理性”。这种学说充满热情,同时又是科学。任何对于科学认识的偏离都会让人们付出代价,受到惩罚。

这次教育革命的特色是以坚持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内容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前一个方针针对的是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的问题,后者是针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把这两个教育方针统一作为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这个教育方针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总结建国初期的教学改革的实践、以苏为鉴提出来的,是想通过这个方针的贯彻找到中国教育发展的新路。

1958年8月,在“大跃进”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而且把在“大跃进”中抓住什么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也提出来了。全国高校,包括我校就是围绕着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层面展开如火如荼的教育革命。

一、巩固与加强党的领导。

根据中央指示,在教育革命中我校的领导体制有了重大改变。为了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改变过去实行多年的学习苏联高校领导体制“一长制”——校长负责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简称党委制。由党委全面领导和处理学校工作。各系实行党总支或直属支部领导下的系各委员会负责制,系总支负责领导和处理全系工作。1958年8月,党委召开了中共唐山铁道学院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后召开的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会,由钱应麟任第一书记,顾稀任第二书记,刘毅任副书记。把领导体制的改变写在了大会通过的《跃进规划》中,这是我校第一次把党委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的领导体制写在了党的正式文件上。

为了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继钱应麟之后,铁道部又陆续派出何志先[1]、吉佩祉[2]、谷云青[3]、陈春森[4]、李钧[5]等来我校工作,担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为了使院务委员会能够成为正确贯彻党的意图、密切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机构,而原在反

右派斗争前成立的院务委员会,因被认为在建校问题上犯了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显然不能适应新的领导体制。1959年8月5日,经铁道部党委批准,成立了由66名委员组成的新的院务委员会,由钱应麟任主席,顾稀、何志先、杨耀乾任副主席,在院委会中设立常务委员会。相应地各系也成立了系务委员会。

新的党委成立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共青团、学生会、工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共青团、学生会、工会也都召开了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作、选举了新的领导班子以适应领导体制的改变。

新的党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举措是加强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领导。一是增加了学时,将政治课的学时增加到占总学时的1/6。二是改变了教学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教学改革,将政治教育课程化。但这种按部就班的政治课远不能适应“大跃进”运动的形势。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将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几门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课取消,改为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教材的社会主义教育课。三是加强对政治课教研组的领导,将原来的按几门理论课组成的教研组合并成为社会主义教育教研室,由党委第二书记顾稀任主任,党委委员李泳任副主任。对原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进行了调整。顾稀和各总支书记都走上讲台,讲授社会主义教育课。社会主义教研组的教师,除担任教学任务外,还下到各系兼任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在“大跃进”时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上是围绕着政治运动转,政治运动搞什么,就学什么、讲什么。由于政治运动变动迅速,课程内容不断变化,往往上一个内容还没有学完,下一个新内容又已经开始,整个学习处于零敲碎打,形不成系统和体系,学生得不到系统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

为了加强学校的思想工作,党委还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办民兵师。我校于1958年9月18日组成唐山铁道学院铁道民兵师,院党委第一书记、院长钱应麟任政委兼师长,第二书记顾稀任副政委,干部班学员吕龙、杜国珍任副师长。师生员工按军事建制进行军事训练,实行生活军事化。铁道民兵师下辖三个团和三个独立营。

七一团(由铁道系的师生员工组成);

钢铁团(由桥隧系的师生员工组成);

机械团(由机械系师生员工组成)。

电气化独立营(由电机系师生员工组成);

二七独立营(由运输系师生员工组成);

红旗独立营(由院部教职工及家属组成)。

顾稀在民兵师成立大会上说:“学校工厂化,学生工人化,已由理想变成了现实。铁道民兵师建立以后,又使学校军事化,学生士兵化成为事实了。这就使我们学院在建成为先进的共产主义学院的大道上又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为了加强我校民兵的军事训练,经与驻唐解放军联系,由我校抽调42名民兵干部去部队参加为期一周的军事训练,回校后开展对基干民兵的训练工作。

二、大搞群众运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力实现教育的“大跃进”

为了调动地方和学校办学的积极性,中央下放了教育事业的管理权力,扩大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发挥各种力量,实现教育“大跃进”。学校提出五年的跃进规划,可以不再需要铁道部、教育部或河北省委批准。学校可自主抽调尚未毕业的学生补充当干部或教师。学校可以任意停课,减少考试门数、减少假期,组织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和劳动,甚至可以自行决定批判教师。1958年,国家为了扩大教育机会,破天荒地改变行之多年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实行各高校可以单独招生或省、市为单位联合招生。在招生制度的改革中,还强调坚持阶级路线,为工农子弟开门。我校1958年除了在河北省招生外还在北京、上海两市和河南、辽宁、江苏、福建、江西、广东6省招生,还接受了工农速成中学保送毕业生146名,各地中学保送生39名,共招收新生881名,比教育部分配数超过7.36%,比1957年多招325人,在校生首次突破3 000人,达到3 021人。更增加了校舍、师资等方面的压力。在学校的《跃进规划》中提出5年内本科在校学生增加到5 000人(最后规模为8 000人),其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包括工农子弟)要占80%以上。

在毕业生分配制度上也作了改革。将“大跃进“前实行的由中央统一分配改为原则上由中央统一分配,也可以同学校所在的地方商定分成比例,分配一部分给所在的省、市。

在此期间,根据中央的全党办学、全民办学的精神,我校还采取了多种形式办学,设立了半工半读专修科,设金属热加工、机械制造工艺、工民建、半导体5个专业,招收初中毕业生300名,学制为5年。每周学习与劳动时间各一半,无寒暑假。半工半读专修科在1962年调整中改为中技。更奇怪的是在校内还办了红专大学,由钱应麟任校长,顾稀任副校长。设机械、电机、土木、冶金、幼儿园等9个专业,招收我校的职工学习。

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我校新增加了内燃机车、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工程数学与力学三个专业。其中内燃机车专业当时在全国高校中是首创。

孙竹生教授是组建内燃机车专业的领军人,他早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十分关注铁路机车动力的发展方向,并且考察了酝酿中的机车牵引动力改进方案,搜集了世界第一台燃气轮机车的资料。他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历经磨难,但他仍以国家需要为已任。反右斗争刚结束,他立即投入到组建内燃机车专业的工作中去,成为我国内燃机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大跃进”运动中的教育革命,改革学校的教育与教学,其中的核心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教育部长杨秀峰:《我国教育事业的大革命和大发展》《人民教育》1959年第11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9年9月20日)。

我校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逐步展开、逐步深入的。从开始时的劳动锻炼到勤工俭学,到半工半读,从一般的参加生产劳动到大办工厂到探索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在教育革命中,我校各系都纷纷地修订教学计划,将生产劳动纳入教学计划,并随着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深入,在党委领导下组成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修订教学大纲,修改或编写新的教材。

我校早在1957年12月,即组织教师、干部58人,下放农村劳动锻炼1年,这是我校第一批干部下放劳动。以后又多次组织教职工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我校第一批大规模组织学生长时间的劳动锻炼,是在1958年2月,经学校申请,铁道部批准,1956级学生210人(其中铁道系90人,桥隧系、机械系各50人,运输系20人)分别到铁道部第一、二工程局,第二设计院,成都、太原、郑州等管理局所属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锻炼1年。

唐院支援农田水利队与唐院勘测总队是我校最早成立的勤工俭学单位。1958年3月,铁道系的6位教师率领给水专门化的4年级学生32人组成唐山铁道学院支援农田水利队,承担河北省保定、石家庄、邯郸三个专区水库勘测设计工作,受到欢迎。原定4月返校,经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来电,延至6月底返校。学生延期两月毕业。

1958年3月,学校成立了勘测设计总队。由阎焘担任队长,铁道系系主任张鸿逵任副队长,勘测设计总队成员由铁道系和桥隧系的部分师生组成。勘测设计总队刚成立就承担了国家一级铁路干线——通(州)古(冶)线的勘测任务,这条线全长160公里。随后又组成铁道、桥隧、运输三个系低年级学生700余人,承担了滦(县)青(龙)线、唐(山)承(德)线的勘测任务。为了支援地方的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还承担了卑家店至水厂等6条工业专用线的施工设计和山东半岛两条国防线路的初步设计。我校勘测设计总队在大跃进年代,共完成新线勘测1 100多公里,包括线路、水文、地质、路基、桥梁、隧道、机车动力、给水、房屋、通讯设备等全部勘测设计内容;旧线大、中修勘测设计147公里;工程地质路基普查100公里;大、中桥梁勘测设计150座;小桥涵100余座;巨型水库勘测设计110平方公里。这些设计任务的完成,一方面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建设、工农业生产,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当时教育革命形势的要求。勘测设计内容广泛,学校结合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学生利用勘测设计进行“真刀真枪”的学习。如铁道系三、四年级的学生担任线路工程及地质的勘测设计,二年级的学生担任测量工作。而有关线路上的桥隧、机务动力、通讯信号、房屋建筑又分别由桥隧、机械、运输、工民建等专业的学生承担,相互配套。既完成了生产任务,也使教学与实际生产得到了较好的结合。每次勘测任务完成后,学校要求师生写出大批科研论文。例如通古线勘测任务完成后,师生就写出了59篇论文。勘测设计总队还结合教学工作,编写了10种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5本教材。我校师生完成的设计任务经铁道部有关部门鉴定,质量达到良好水平。师生通过实际参加线路的勘测,摆脱了过去毕业设计多是假设项目和数据脱离实际的现象,体现了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我院的勘测设计总队1959年被评为铁道部先进集体,1960年作为先进集体派代表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1958年4月1日,成立了我校第一个生产工厂——唐院机器厂,它的前身是机械系的实习工厂。机械系1955级机车班的60名学生成为该厂的第一批工人,劳动半年。

我校大办工厂的高潮是随着“大跃进”的高潮到来的。党委号召:“人人当工人,人人当学生,人人当教师,大家办工厂,大家办学校,大家搞科研”“苦战八、九月,实现学校工厂化”“大办工厂,大建铁路”,结合“七一”“十一”献礼报捷,一场以“大办工厂”为中心,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成为高潮。这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从领导到群众都壮怀激烈,处于“一天等二十年”的狂想中。以实验室为基础办起的工厂有42个,群众自办的工厂数十个。有的教研组甚至提出1959年国庆前制成原子反应堆。各系、各单位,甚至有的班,都响应“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在校内办工厂或去校外承接生产任务。其中比较主要的有:

铁道系将原教学计划中的专业实习改为生产劳动,三年级6个班学生178人,在教师的带领下,承包了山西省詹(店)东(观)铁路在晋城地区的一段两公里长的路基修建任务,工程位于太行山区,有桥、涵、护坡、民渠,工程十分艰巨,师生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桥隧系师生创办了土建设计事务所、桥梁水文勘测队、桥梁工程队、隧道工程队、仪器工厂、混凝土预制构件厂、水泥厂等,参加了河北省紫荆关水电站修建工程和承担了保(定)涞(水)线上的界河桥施工。

机械系除办了唐院机器厂外,还办了车辆修造厂、筑路机构修造厂、建筑及装卸机械修造厂等。

电机系创办了电机厂、炼钢厂、炼焦厂、炼铁厂、炼铝厂、半导体厂、综合电器仪表厂,他们试制电子模拟计算机和第一套电力铁道供电系统的遥控装置。

运输系1956年级的全体学生下放现场劳动一年,在唐山、古冶、秦皇岛、塘沽、天津、南京、德州等7个车站从事生产劳动,向现场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又当学生又当工人。他们还在校内创办了通信信号元件厂、制冰厂、集装箱厂等。

化学物理教研组与机、电1958级学生建立了半导体厂。

后勤职工建立了木、管、电等维修的红旗工厂与农场。

但是这些工厂、所、场随着“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的潮起潮落而沉浮。在1959年初步纠“左”中,保存下来的有机器厂、仪器厂、601厂、预制构件厂、农场、勘测设计总队。1961年5月,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保留下来的只有机电厂(由机器厂、电机厂、仪器厂合并)和农场。有的工厂,由于是一哄而起,条件不具备、下马是应该的。但有的在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是卓有成效的,也“一刀切”而下马了,这是很可惜的,突出的是勘测设计总队。

坚持放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师生到铁路现场,形成了教学、科研与劳动的紧密结合,培养了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际动手的能力;可以进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不再像过去纸上谈兵;有利于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培养劳动观点,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了解中国国情、中国铁路建设的实际,这对学生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但教育革命是在“大跃进”运动“左”的指导方针下进行的,片面地强调了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的价值,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认为生产劳动越多越好,忽视了理论教学的重要性,违背了高等学校的发展规律。按我校1958—1959年度对学生参加劳动情况的统计,平均每个学生参加劳动130.4天,其中参加校内生产劳动101.4天,下厂、下乡劳动15.5天,社会公益劳动1.8天,校内公益劳动11.7天。如果算上节假日和停课参加政治学习时间,全年每个学生真正上课时间不足半年。而且成年累月地让师生脱离学校、脱离教学只是参加体力劳动,或者随便就可抽调学生进行无计划的生产劳动或公益劳动,其结果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打破了科学的教学体系,打破了正常的师生关系,打破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实际上造成了人力、物力极大的浪费和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从总体上讲,这次教育革命的没有取得成功。

?教育革命中的初步纠“左”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卢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中央很重视解决教育革命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了1958年的教育工作,明确指出1959年教育工作的方针是巩固、调整和提高,并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发展。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贯彻巩固、调整、提高方针的《关于教育工作的十个文件的通知》,其中的8个文件是有关高等教育的。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教育部、铁道部、河北省委都多次召开会议,部署1959年高校工作。我先党委召开会议,传达上述会议的精神,号召全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搞好我校的教育革命。

1959年,为了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调整教学工作,稳定教学秩序。

(一)控制生产劳动的时间,在教学计划的修订中,把生产劳动纳入教学计划,但时间按“一、三、八”的原则,即8个月的教学,3个月的生产劳动,1个月的假期进行安排,较之1958年,生产劳动时间减少了许多。还强调生产劳动主要结合专业进行,非专业性的生产劳动,一般可按半个月的时间安排。

(二)以保证教学为中心稳定教学秩序。

学校规定教师除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和政治学习外,必须保证有5/6的工作时间用于教学和科研。在教学活动中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应保证有每天9小时、每周54小时的学习时间以及8小时的睡眼时间。要求学生培养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好学风,不许任意缺课、旷课,学生干部要带头学好。

恢复严格的正常的考试制度。强调考试是教学环节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为了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许任意停课。任何单位不得在学校抽调尚未毕业的学生。

改变1958年招生办法,恢复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

停办了条件不具备的以及不能结合专业的工厂。

(三)修订教学计划。1959年7月,铁道部教育局在我校召开教学计划审订会议,审订了内燃机车、电力机车、车辆三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同时将原已审订过的铁道建筑、铁道桥梁与隧道两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再次修订完善。

修订计划的原则是:

1.以教学为主,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把生产劳动和科研纳入教学计划,合理安排教学、科研、生产劳动的时间。

2.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重视实习、实验,注意培养学生实际操作的能力。

3.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增加基础课学时比重。

4.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恢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

5.重视外语教学。

(四)学校已不再追求办工厂和学生参加劳动数量的多少,而在探索如何深刻地理解和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探索教学、科研与生产怎样正确结合。1959年2月,校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在总结1958年教育革命的基础上指出:教学改革是为了全面地彻底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共产主义全面发展的新人。教学改革的中心是在党委领导下,发挥教师、学生、职工三结合的力量,实现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目标。它的实质是政治与业务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普及与提高的结合。要建立和巩固校内外三结合基地。在校内的机器厂、电机厂、勘测设计总队、预制构件厂、仪器工厂等,要制订必要的制度,加强管理。在安排生产任务时,必须首先保证教学的需要。各系、各单位要与现场单位建立经常的协作关系,并使之制度化。三结合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根据专业、年级、课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教学内容的改革是这次教学改革的重点。

(五)以工程数学与力学两个专业为基础,建立数理力学系,实现理、工结合。

1959年9月10日,我校成立了数理力学系。由数学、物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化学等教研室组成。杨荣宝教授担任系主任。数理力学系当时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86人,设工程数学与力学、工程物理两个专业。

我校建立数理力学系,郭可詹教授作了重要的贡献。他始终认为,高等学校的设置不应该理工分家。他认为,一个大学工科理科并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会促进学科的发展,也有利于学生专业面的扩大。1952、1953年,他曾两次给校领导写报告,建议在学校发展理科。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但是仍然竭力主张我校要兴办理科。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高等教育要发展,基础课教师严重不足,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我校创办工程数学与力学专业,从1958年开始招生,并从其他工科专业二、三年级学生中抽出一部分人学习工程数学与力学,因此1959年这个系一成立就有了三个年级,教学任务非常重。在这种情况下,郭可詹教授勇挑重担,一周上课多达26小时,一个上午有时要上四个学时的课。除了本科教学,还有干部班、数学专业、力学专业的数学课。就是这样,郭教授和系里的其他老师一道,全力以赴,把我院的理科专业办了起来,为铁路高校培养了一批基础课骨干教师,后来获得1978年度国际数学戴维逊奖的著名数学家侯振挺就是当时数理力学系的学生。

二、初步纠正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倾向,发挥教师在教育革命中的积极性。

(一)校党委在党内组织学习毛泽东对《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毋右”一文的批示》,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提高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自觉性。

(二)健全和加强了院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吸收党外的知识分子参加,对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外知识分子,使他们有职有权。

(三)尊重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在学校建设和发展中作出的贡献。

1950年5月2日,我校举行“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及欢送下放干部大会”。钱应麟在会上用了大量的时间表扬了两位老教师——金传炳、彭庆三,赞扬他们在教书育人和教学改革中做出的贡献。这是反右派斗争以来,党委领导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表扬老教师。5月15日下午,为了纪念我校校庆,在校友厅由钱应麟主持召开在校工作二十年以上的老教师、老工人及党政领导干部座谈会。引人注目的是,老唐院的“五老”中的罗忠忱、黄寿恒、顾宜孙被邀请出席座谈会。钱院长诚恳地称他们为“老前辈”,肯定了他们为学校作出的贡献,希望他们“在工作上多指教”。这也是多年没有过的。这些温暖如春的语言温暖了长时间总是接受批判的冷却了的心。

(四)1956年,我校教授王竹亭、孙竹生、高渠清、曹建建猷已经招收研究生。但是首批由中国教授招收的研究生却被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断了。不仅1957、1958年我校中国教授未招研究生,而且连1956年招收的研究生没有结业就被运动结束了。但从1959年秋季起,我校中国教授又重招研究生,这是我校中国教师自已培养的第一批有始有终的研究生。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由于正确地贯彻了巩固、调整、提高的方针,稳定了学校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有所回升,校园开始出现了和谐团结的气氛,可惜纠“左”才开始,就由于“反右倾”运动的兴起,“纠左”变成了反右。

?“反右倾”再掀教育革命新高潮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本是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在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作出了错误的关于反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教育革命中的纠“左”由此一变而为“反右倾”,失去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契机。

党委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展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在党内对一些在“三面红旗”和教育革命问题上表示怀疑或反对的党员受到了批判,严重的还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受到批判的党员,大部分都是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说真话、讲实话,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员。“反右倾”斗争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是对党内民主生活的严重损害。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而“反右倾”的斗争使党员和干部也不敢讲话了。

在全国一片“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声浪中,我校新一轮教育革命的高潮猛烈地发展起来。1960年1月,中共中央号召在全国掀起一个全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又称“双革”)的高潮。3月14日,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我院当前的任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纲,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以群众运动为动力,以机械化、自动化为中心,深入教育革命,大搞技术革命,向高、大、精、尖、新进军。

会后,全校迅速出现技术革命与教育革命的新高潮。截止到3月底,各系、各专业三、四年级及部分二年级的学生共2 143人、教师480人、职工200人投入了技术“双革”运动,其中有700多名师生到铁路现场单位参加技术革命,分布在东临上海、福建,西至格尔木,南到贵州,北至黑龙江的52座城市、155个厂、段、站,与现场职工一道,大搞技术“双革”,向机械化、自动化进军。留在校内的师生员工,提出了“没有时间自己找,没有材料自己跑,没有技术自己学,没有设备自己造”的口号,“苦干加巧干”,大搞技术革新活动。至3月底,技术革命,全院已完成的项目有:电机拔丝、包线、绕线生产自动线,矽钢片剪冲自动线,混凝土作业自动线。试制出插销式程控机床2台、电子电器计算机2台。制造出袖珍辐射仪、岩石滑坡音响仪、无线电调车发射台、轴测仪、音频振荡器、芦苇配筋矽酸盐轨枕、碳膜电阻等30余种新产品。完成支援抗旱用油泵近百台,浇铸出质量较好的长10.4米的土钢轨,设计出我国第一台煤气柴油内燃机车。电机厂的职工在研制矽钢片剪冲自动线的过程中,没有剪冲机,就从废铁堆里捡来废料,焊接拼装,制成了剪冲机。土建设计事务所的师生与唐建二处研究制混凝土作业自动线,没有传送带材料,就制造竹板传送带;没有电动机就把坏马达拿来修好,没有继电器就自己动手造,完成了混凝土作业自动线。在校外参加技术双革的师生们,与现场技术人员、工人师傅一起,完成了70多公里地方铁路的勘测设计任务,研制出线路捣固机,与兄弟单位一起完成了北京、天津等6个货运站装卸机械化,11次列车车门自动化,高压电荷自动开关等。

4月初,学校领导要求师生大战45天,以更大的成绩迎接我校建校64周年(唐山复校55周年)校庆。奋斗的目标是:在全校基本上实现一切笨重体力劳动操作机械化;一切有条件的生产作业过程自动化、半自动化;所有繁重的设计、计算与绘图工作电气化、印刷化;力争完成各项重大科研任务、生产任务和教材编写任务;为实现我院工作更好更全面地跃进而奋斗。奋斗的具体指标是:完成生产自动线30条;完成单机自动化50台;实现手工操作机械化200台;试制新产品100种;制造通用和专用计算机5台;制成电气计算机80台;完成重大与尖端科研项目100项;完成排灌机械零件26 000件;制造无线电元件1万个;制造电机50台;写出政治理论、科学技术和教学论文5 000篇;完成文艺创作500篇;编写完成教材50种;争取市级以上体育比赛冠军30次;“五一”前基本实现“四洁”“四无”学院。

5月15日,是我校建校64周年(唐山复校55周年)校庆日。学校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有关单位领导及校友近400人参加。校庆的主要活动包括:教学科研报告会,在大会与各系分组会上,教师们共提交学术论文一百余篇。举办展览会,展览会的主要内容是教育革命,特别是“双革”的重大成果,展出了一些徒有外表,但很难操作的产品。

院庆之后,从6月初开始,一个以教学内容革新为主的四项革新(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具)并举的教学改革运动在全院展开。学院提出了这次教学改革的原则是:贯彻毛泽东思想,厚今薄古,去旧增新,学以致用,提高质量。这次教学改革是以大、小字报、座谈会、展览会等形式,对原有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具等实行“五查一摸”。五查就是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查陈旧落后、查重复繁锁、查脱离实际、查贫乏片面。“一摸”就是摸清本门学科国内外先进水平。

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系都先后召开了动员大会,在师生中开展了大鸣大放,揭发教学内容上的少、慢、差、费现象。各系成立了教师、学生和干部组成的教改小组,对群众的意见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改革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意见,提出修改教学计划。

在新的教育革命高潮中,我校又成立了一批新的专业。当时上级的要求是:凡是世界上有的尖端专业,在重点学校中全部要设,外国有了新专业,我们也要赶快搞起来。趁着这股风,我校的专业一下子发展到27个。对这些发展起来的新专业,当时不一定具备条件,但有的专业却是超前的、有远见的。其中就有在电机系系主任曹建猷教授倡导下创办的无线电、计算技术与自动化新专业。

“在1960年唐山铁道学院创办计算技术、无线电、自动化三个新专业的初期,曹建猷教授就提出要把唐院建成华北的计算中心。当时我们年轻教师对于计算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不了解,甚至对计算机也知之甚少,因此对教授的这一提法多少感到有些茫然。直到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在科学技术领域开始广泛应用,以至今天计算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回过头来再看教授的这一创想,才体会到它的深远意义。试想当时如果按照教授的思路,兴办计算机专业,今天我校在这一领域可能达到的水平,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可惜的是,到1962年调整新专业时,计算技术专业不得不停办,致使教授的宏图大略到16年后才得以实现。(诸昌钤:《高瞻远瞩开拓创新——忆曹建猷教授创办计算机新专业的几件感人往事》《筚路蓝缕  桃李春风——曹建猷院士纪念文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第102~203页)

1960年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呈现了比1958年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跃进。即使是我们这样基础较好的院校也由于规模过大、招生数量过多,不堪重负。1960年招本科生1 070人,是“文化大革命”前招生最多的一年,“大跃进”三年中招生最多的一年。而1960年又没有毕业生(1956级学生由4年制改为5年制),校舍和设备仪器不够,造成学生拥挤、后勤工作紧张,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艰难,影响教学质量;加上一段时间里体力劳动安排过多,注意劳逸结合不够,致使师生体质有所下降。在“反右倾”运动的驱使下,1960年上半年继续搞“大跃进”,把高指标、浮夸风的错误推向了新的高潮,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严峻的现实使全党和中央冷静下来,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带领全国人民来度过眼前的难关。1958—1960年教育革命结束。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使唐院和全国高校一样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但是广大的师生员工在党委领导下,还是力求能多做一些对国家、学校和学生有益的事情。在这期间,学校规模基本稳定,学校工作也有一定的发展,新建了一些专业,有些专业是超前的。

在这段时间里,学校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成果。

1958年,铁道部与中国科学院技术部协作,征集长江三大桥(桥址分别为南京、枝城与芜湖)设计方案,要求我校为南京长江大桥提出设计方案。桥隧系教师张万久、吴炳焜、钱冬生、高渠清、朱育万、姚富洲等,带领桥隧1954级学生,仅用了20多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作。12月,在武汉召开审议会,我校方案中选。会后,我校师生仍参加了南京大桥的技术工作。

钱冬生教授,致力于使用低合金钢焊接钢桥的研究和推广。铁路钢桥的建造过去都是铆接钢桥,使用普通碳素钢,这种制造工艺落后,钢材消耗量大。为了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和建造,钱冬生教授受铁道部科技委的委托专程到鞍钢讲课,讲述钢材性能对桥梁的影响,协助冶金技术人员开展对低合金钢的试制。1960年,他又受聘担任山海关桥梁厂的顾问,指导该厂使用低合金钢制造南京长江大桥所用的各种钢梁。在我国使用低合金钢建造栓焊桥的发展进程中,钱冬生教授功不可没。1985年,大桥工程局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桥新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大桥局为张万久、吴炳焜、钱冬生3人特发了荣誉奖。

在“大跃进”形势鼓舞下,北京市有一个让大运河通到北京前门的规划。桥梁教研组立即赶到北京市规划设计院,提出无偿进行北京正阳门运河桥设计的建议,在1959年上半年,以此为题,在1955级的桥班的毕业设计中进行了这一工作。其方案主要是用一跨或三跨连续梁或钢架结构越过200米的河道主槽,材料则或用全钢、或用混凝土,或用二者的结合结构。

张万久教授1956年主持了具有预应力镫筋的薄腹板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抗剪强度研究。1959年,他又受铁道部科技委的委托,与铁道部、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联合,研究在铁路桥梁设计中采用极限状态计算法的问题。此外还承担了铁道部下达的空心高桥墩的研究课题,写出了中间报告,为桥梁使用空心高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8年,一机部、铁道部在湘潭电机厂联合攻关进行韶山I型交直流电力机车设计,我校杜庆萱教授担任攻关组组长兼主电路设计组负责人,姚皙明副教授为牵引电机设计组组长。12月28日,胜利完成我国第一台交流—直流韶山I型电力机车的研制,交付运行后,一段时期成为我国主型电力机车。该攻关项目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科技成果奖。

我校优秀的青年教师潘启敬,在1958—1960年开展电气化铁道遥控遥信装置研究,参加者有钱清泉、张广儒等。1959年在唐山供电局修试所研制的有接点遥控遥信装置运行,获得成功,于1960年完成无接点综合远动装置实验室的实验工作。

1960年4~5月,我国第一条交流电气化铁道宝凤段全线贯通,铁道部组织成立“通电试验与开通”领导组,曹建猷教授任副组长兼技术组长,我校贺威俊等参加。通过两个月的实验、验收,发现并处理了存在的问题。于5月底全线圆满开通。

我校高渠清教授及施仲衡、贺威俊老师等在地下铁道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高渠清教授参与了北京第一条地铁的设计工作。1960年下半年,施仲衡、贺威俊等人参加了北京地下铁道综合技术研究,贺威俊参加了其中“北京地下铁道电压制研究与选择”项目的研究,最终确定北京地铁采用直流750V第三轨馈电的制式,被建设单位采用。

刘钟华教授从1958年至1960年带领内燃机车专业的师生,主持和参加了600马力电传动内燃机车、2 000马力和3 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的设计工作。

1958年2月,罗河教授在《测量制图学报》上发表著名科研论文《空中三角测量的一般解析法》。

1958年9月30日,我校通过中苏科技合作协定与苏联有关单位合作进行科研项目有四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校与国外合作进行科学研究。

一、中苏丰台基点研究题目《具有预应力蹬筋的薄腹版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的抗剪强度和预应力腹筋形式的研究》,中方负责人为张万久,苏方负责人为M、C鲁登科。第一次中间研究报告已译成俄文。头三篇中间报告由人民铁道出版社1959年出版。随后,将试验工作迁到唐山,第4篇中间报告刊登于我院1962年的学报。第5篇中间报告于1966年完成。

二、《40米装配式横向分段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跨结构的研究》,中方负责人为谢幼藩,苏方负责人为M.C.鲁登科。试验在丰台进行。报告由人民铁道出版社出版。

三、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与苏联铁道运输工程学院在1958年6月签订的合作科研项目《航空勘测的加速与简化》,中方负责人为罗河。

四、T-12《黄土力学性质的研究》,中方负责人为吴炳焜,苏方负责人为杰尼索夫教授,初步研究成果写成专题论文。

T-B《黄土及黄土路堑边坡稳定问题研究》,负责人为我校王继光。

1959年6月29日,我院召开第三次教学及科学讨论会,除了全院师生员工参加外,各兄弟院校、生产部门、科研机关等37个单位的131位代表出席了会议。科学讨论会按专业及报告内容分6个组同时进行,共提出25篇报告。这次会议是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号召后,对我院科研工作的一次检阅。据统计,1959年我院科研项目已达152个,大多数教师都积极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中去。

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当时已经泛滥起来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加以支持。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 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这个决定和号召,把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截至8月底,全国钢产量只完成450万吨,剩下4个月需生产620万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号召全国上下、一切部门为生产1 070万吨钢“停车让路”,于是一个以“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为特征的全民炼钢运动迅速掀起。

我校接受了生产800吨钢的生产任务。在“大跃进”运动的气氛中,我校不仅提出保证在年底前完成分配的任务,而且争取钢铁分别达到1 070吨,即占全国钢产量的万分之一。为了全力保钢,从10月17日起,全校停课,大炼钢铁。在西操场建立第一炼钢基地,建起1个炼铁厂和1个炼钢车间,建土高炉60座、小转炉4座。在吉祥路一分部校址建第二炼钢基地,建小高炉2座、小转炉1座。唐院变成了炼钢工地。

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超英赶美”,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都倾巢而出,汇成了大炼钢铁的洪流。其中有拥有许多“老八路”的干部班的老干部,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老职工,有在我校学习的全国劳动模范、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二级英雄称号的英雄司机李国珩、我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创立满载超轴的模范司机郑锡坤。在我校学习的越南、朝鲜的留学生也投身到大炼钢铁运动中去。

大炼钢铁首先要解决砌炉用的青砖和耐火砖的问题。24日下午,党委一声令下,全校的师生员工排成一条巨龙,从10多里外的砖窑,硬是把一块一块的耐火砖,你传我、我传你,忙到月上柳梢头,才传完5 100块砖。这就是说,每个人都传了5 100次。从10月25日开始,校内运矿石、运砖的人流、车辆(自行车、排子车)川流不息。郑锡坤原来用自行车驮砖觉得大慢,改用大车拉,这位模范司机,亲自驾辕,他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一位老教授用板车拉砖,不小心磕掉两颗门牙,鲜血淋漓,不肯离开工地。电1956级的学生于万聚担任炉长,为了去拉砖,途中被车辕把手压伤,又加上连日苦战,过度劳累,昏了过去。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车子上,马上和送他去医院的同学“吵”了起来,“车子是拉砖的,怎么用来拉人?”他忍着疼痛,跳下车来。他从医院包扎回来,在路上碰到同学,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砖来了没有?”从砌炉的第一铲土开始到砌完炉子的最后一块砖为止,三天两夜时间里,没有回过寝室。眼睛红肿,就用手帕蒙一下。他的事迹被唐山市著名的鼓书艺术家靳文然编成鼓书,在唐山市的城乡传唱。

我校大炼钢铁时正处冬季,年末的冀东平原朔风怒号,天寒地冻,但大家仍奋战在工地上。尤其是当夜幕降临时,工地上的小土炉的火光映红了天。多少唐院人在炼钢炉旁,守炉餐、伴炉眠,度过许多不眠之夜。这时不仅要炼钢铁,还要求“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要求各个方面包括民兵训练、体育锻炼、唱歌写诗……都要“大搞”“大办”。在深夜里还有人在操场上锻炼,为了劳卫制达标。许多的“大办”“大搞”,使得大炼钢铁运动更显紧张。

大炼钢铁是政治任务,每天都要向上汇报产量。作为这个运动的总指挥,顾稀坐镇在指挥部里,每天夜里都要听取各系的生产汇报。由于任务重、时间紧,为了加快进度,完成任务就放卫星,搞高产日、高产周,更使得大家疲劳不堪。

由于生产任务实在太重,经铁道部和唐山市两次给我校调整生产任务,最终确定我校任务是生产钢350吨,铁690吨。经过全校努力,12月24日,我院产铁881.5吨,完成任务的120%,产钢361吨,完成任务的103%。它为我校的大炼钢铁画上了句号。

大炼钢铁的任务在全院共同奋斗中完成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首先,为了全力保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停车让路,首先保钢,时称“保钢铁元帅升帐”。我校全体师生,停课两个多月,全力地投入钢铁生产,打乱了教学秩序,学生的学习受到严重影响,教学工作受到损失。

其次从经济上说,经成本核算,学校实际亏损86.9万元,虽然后来铁道部拨了20万作为学校亏损的补偿,学校仍然亏损67万元。给本来就不宽裕的学校经费雪上加霜。更为严重的是,由一个本来不具备生产钢铁条件的学校,用土法上马的办法生产出来的土钢、土铁不符合质量的要求,这些土铁,炼不成钢,土钢成不了钢材。大炼钢铁之后,在西操场的草丛中,随地可见没有达到质量要求的铁砣砣、钢砣砣,日晒雨淋,这是多么重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铁道学院停课大炼钢铁是我校历史上的特殊的一页,过去没有过,但愿以后也不再有。

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视察我校

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4日,我院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开会期间,党委以党代会全体代表和全院师生员工的名义,通过唐山市委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结束后来我校视察。9月2日下午,我院党委接到唐山市委的通知:中央领导同志要到我院来视察。

1958年9月2日,这是一个令唐院人难以忘怀的日子。下午4时10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唐山地委第一书记刘汉生、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的陪同下来到我校。他们微笑着走下被欢迎的人潮簇拥得无法再前进的汽车,神采奕奕地健步走向迎候在校门口的师生员工。看着刘副主席和周总理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看着两位开国元勋慈祥、和蔼的面容,看着他们微笑着频频向人群挥手致意,所有在场的师生员工沸腾了,大家拼命地往前挤,都希望自己能离他们近些,,再近些。刘委员长和周总理不停地与挤到眼前的师生们握手,亲切地与身旁的群众交谈。就这样,两位领导在人群形成的缝隙中缓缓前行,校园里一片欢腾。

运输系1958级1班的学生韩庭会,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一边走上前去,双手紧紧地握住领导人的手,一边激动地说:“我是工农速中升到大学读书的学生,今年我们工农学生来唐院学习的很多。”刘委员长和周总理连声说:“很好!很好!”

当人们簇拥着领导人来到图书馆附近时,欢迎的人群越聚越多,几乎无法再往前走了。见此情景,校党委副书记刘毅高声建议大家坐下。周总理也和蔼地说:“来,坐下,大家一起坐下,我们也坐下。”于是亲切地和师生们席地而坐。刘委员长问坐在旁边的同学:“念什么系的?学校有几个系?”

“学校共有6个系,我在桥梁隧道系55-1班学习。”励鉴泉认真地做了回答。刘委员长高兴地同她握了握手。

此时,周总理也正同运输系的韩惠珍老师谈话。总理问道:“你是哪个系的?”她问答:“运输系的。”总理又问:“在运输系做什么工作?”她回答:“助教。”韩惠珍刚答完,周总理又幽默地问身边一个小孩:“你是做什么的?”正巧刘委员长紧接着韩惠珍的回答说了一句“助教?”这个回答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起来。被问的小孩红着脸腼腆地说:“我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总理会意地笑着说:“啊,你是家属呀!”边说边和小孩亲切地握手。

有人搬来了两个凳子,两位领导人没有就座,反而站在凳子上向大家挥手致意。场上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两位领导人深深为群众的激情所打动,总理动情地说:“我能在这里呆一个月就好了。”

刘委员长和周总理从凳子上下来后,又在人们的簇拥下向校园内走去。在南讲堂前的大路灯灯柱处,再次停下来与师生们交谈起来。这时有人大声说道:“请少奇同志给我们讲话!”刘委员长和蔼地说:“时间来不及了,还是听你们说吧。”林铁同志在旁说:“欠下这笔债,下次再来还吧”。两句“解围”的话把大家逗得又笑了起来。当看到学生中有戴着垒球手套的运动员时,刘委员长主动问:“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机械系1956级1班的穆佩惠边递过手套边说:“打垒球的手套,准备参加比赛。”刘委员长接过手套饶有兴趣地试戴起来。周总理这时也问大家怎么没有把垒球带来,桥隧系1956级3班的李继说:“急着来看委员长和总理,忘记带来了。”总理询问了垒球的打法,最后又指着李继的脑门问“会不会把脑袋打坏”,再一次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当周总理知道铁道系1955级2班的郭殿杰正在搞勤工俭学、研究试验陶土轨枕时,总理关切地问:“搞得怎么样?是世界先进水平吗?”由于项目还在试验中,郭殿杰不好意思地回答道:“还好。”

这时,两位领导人已经来到图书馆前,图书馆对面的南讲堂里正有学校的勤工俭学成果展览会。院团委书记王润霖接着勤工俭学的话题,邀请总理参观展览会。由于时间关系,总理只是详细地询问了唐院勤工俭学的突出成果之一——通古线、唐承线和滦青线的勘测设计情况。当得知我们是动员全校师生做的正规铁路干线,全长达好几百公里时,总理满意地点头赞许。这时又有人提议让总理讲话,总理也和蔼地说:“今天不讲了,还是听听你们的意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将近半个小时的会见就要结束了。师生员工恋恋不舍地送两位领导人步出校门。校园里再次响起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阵阵口号声。两位领导人边走边挥手笑着说: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返回的路上,刘委员长特意向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挥手致意。当他听团委书记王润霖介绍说这是老教授邵福旿时,刘委员长向前,亲切地同邵教授握手,向老教授问好。

当人们怀着留恋的心情将领导们送出校门时,党委刘毅副书记诚挚地邀请两位领导人来唐时再到学校来。周总理风趣地说:“这要预约”。

短暂的会见在一片欢乐的笑声中结束了。刘委员长和周总理向送行的师生挥手告别,师生们用充满激情的最为热烈的掌声欢送。汽车驶离了校门,人们仍然眺望着汽车远去的方向,久久不肯离去……难说再见。

晚上,全校灯火通明,都在传说这次难得的会见。许多人写信告诉自己的亲人,有的人记载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次会见将永远定格在交大人的记忆深处。刘委员长和周总理的身影还在向我们走来。

支援兄弟院校

在“大跃进”中,全国和铁路的高等教育迅猛发展,新建立的学校,缺乏师资是最大的困难,我校继建国初院系调整后,又一次大规模地慷慨无私地援助兄弟院校。当时有一个形象的名称:“下蛋”。我校利用师资优势,在全国各地下了许多“蛋”,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铁路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我校对新建的兰州铁道学院给予了最大的支援。1958年5月,铁道部决定我校不迁兰州,但兰州铁道学院所需的干部与骨干教师由唐院与京院支援。7月22日,铁道部又决定,将我校的给水排水教研组现有师资、设备全部调拨兰州。1958—1963年,我校先后分批,按系、教研组配套抽调骨干教师、干部、职工共98人,支援兰院,其中教师65人、干部3人、职工30人。兰院刚开始建校,条件很艰苦。支援兰院的教职工,从大局出发,服从分配,离开唐山热土,离开工作多年、又有深厚感情的母校——唐院,登上西去兰州的列车。成为兰院的创业者与骨干力量,为兰院的建设和发展,为大西北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我校在院系调整后,调出教师最多的一次。

与兰院成立的同时,上海铁道学院、南昌铁道学院、大连铁道学院、长沙铁道学院……先后建立,都需要我校支援。正在发展中的我校虽然也有困难,但是为了全国铁路教育事业的发展,急兄弟院校之急,为这些兄弟院校输送了许多教师与干部。

这些支援兄弟院校的教职工,没有辜负母校对他们的期望。把唐院的精神与优良传统带到新的院校,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新建院校谱写了光荣的篇章。他们也成为唐院与这些院校友谊的使者,把唐院对这些院校的友谊的种子播撒在新建院校的沃土中。母校永远记得他们、怀念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可亲可爱的唐院的儿女,唐院与他们有割不断的亲缘。

在我校支援铁路兄弟院校的同时,唐山市决定建立唐山矿冶学院。中共唐山市委要求我校支援。手心手背都是肉,我校以闫焘教务长等近20名教师、干部借调到矿院,为该校的筹办与建设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大部分人员在矿院工作3~5年后回到唐院,但也有些教师选择留在了矿院。很不幸,其中有些教师,如刘恩慧等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不幸牺牲,对这些昔日唐院的儿女,母校对他们有永久的怀念。

我校除调出教师直接支援兄弟院校外,为了帮助兄弟院校解决师资困难,还采取了以下两个办法:一是代培教师,仅1962年上半年,就为39所高校培养了51名教师和48名进修生。二是1958—1962年这几年毕业生大量的被分配到大学充实师资力量。为了解决铁路高校基础课教师严重缺乏的问题,经铁道部批准,1959年9月,我校成立了数理力学系,主要培养数、理、力学师资,共有24名毕业生被分配到北京、大连、上海、兰州和长沙5所铁路院校。他们在兄弟院校开花、结果。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根是唐院,唐院永远是他们的母校。母亲总怀念着远行的儿女,把美好的祝愿带给他们。


[1]1958年12月10日,铁道部任命何志先为我院副院长。

[2]1960年9月18日,铁道部通知,经中央批准,任命吉佩祉为我校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3]1961年1月23日,铁道部通知,经中央批准,任命谷云青为我校副院长。

[4]1961年春,铁道部任命陈春森为我校党委副书记。

[5]1962年11月13日,铁道部通知,经中央批准,任命李钧为我校副院长。


试行《高教六十条》

共克时艰

1958年9月,铁道部决定我校新校址未选定前,为了解决学校发展的燃眉之急,经过唐山市批准,将我校新市区分部校舍移交唐山市,将原《唐山劳动日报》社的一栋家属宿舍及其附近的一所解放前的中学、解放后改名为建国学院的校舍和大学路上两栋日本人修的二层楼的住房划归我校使用,作为唐山铁道学院二分部。又将原唐山机车车辆厂(南厂)所属的技工学校校址拨归我校使用,称为唐山铁道学院一分部。1959年,经铁道部党组、河北省委及唐山市委研究同意,决定我校还是在唐山另选新址建校,唐山市安排我校在新市区中心以北3km处、河沿庄以东选址建校。1960年2月,铁道部批准新校址。3月15日,新校址破土动工,称为唐山铁道学院三分部。全校师生员工积极参加了新校址的基建劳动。

为了解决新校区到校本部之间的交通问题,学校专门投资修建了一条全长5.7km的铁路专用线,铁道部调拨了一辆内燃机车,接送教职工上下班。高校拥有自己管理的客运专线,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大学里,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校我校在唐山除本部外,共有三个分部,一地四处办学。在全国高校里,如此分散办学的也实属罕见,它意味着我们学校在教学组织、办学成本、职工生活、学生管理方面比其他学校要面临更多的问题,要克服更多的困难。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失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困难。物资匮乏,粮食、副食品及日用工业品凭票供应而且定量很低。教职工每月每人口粮定量27斤,供应的都是称之为“粗粮”的玉米面、白薯面、高梁米,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一点大米、面粉(当时称为细粮)。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肉。市场上基本没有不要粮票供应的食品。燃料缺乏,供暖不足。由于缺乏营养,体质普遍下降,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和妇科病。有的人上楼都感到困难。饥饿是当时的最大威胁。

1960年入学的新生,住进了正在施工的三分部,经历了这一段艰苦的岁月。当时三分部呈现在新生面前的还是一片杂乱的施工工地,周围是一片庄稼地。只修了一幢学生宿舍楼,还没有完工,窗户没有玻璃,冬天更没有暖气。我校原峨眉校区校长马洪奎,当时是1960年入学的桥隧系的学生,至今不能忘怀当时的艰苦岁月。

“1960年级新生有1 200人,当时新校舍只修了一幢学生宿舍,而且还没有完工。厕所未通,只好在女生厕所里放一个大缸,男生就自找了。也没有暖气,冬天零下10多度。1 000多学生毕业时只剩下700来人,饿跑、冻跑了。入学时,大家热情都很高,被高年级同学接来,住进三分部,刚开始安排3个月停课劳动。对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劳动并不陌生。我当时体重140多斤,篮球运动员,喜欢杠上运动。安排重体力劳动时首先就是挖下水道,宽1.5米,深2米多。唐山地下水丰富,挖不到两米地下水就出来了,就穿着靴子在冰水里挖、泥里挖,然后一锹一锹往上甩,到11月份劳动结束。突然粮食、蔬菜减下来了,吃不饱饭,饿着肚子,很难受。北方的冬天,北风怒号,滴水成冰,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生火。原来6个人住在一间房间,改成把两间屋的12个人归到朝阳的一间住,暖和一些。一间屋只能安4张床,睡2个人,其他4个人就在床与床之间铺地铺,还是冷。教师也很苦,从校本部坐半个小时的车到三分部来上课,没有暖气,肚子又吃不饱,手握粉笔都握不稳。有些同学请假、休学、留级、成绩也顾不上了。我从140多斤降到92斤,1.8米的个子,全是皮包骨,颧骨突出,但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多数人还是坚持下来,熬过了1960年的寒冷的冬天。”

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从1961年开始,新校区建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全院的师生员工,仍然在困难中坚守、坚持,没有丧失对党、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与希望。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相互支持,共克时艰。

院党委从以下几方面领导全校师生员工战胜困难。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一)加强对形势的教育,向大家说明困难形成的原因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顾稀多次作形势报告,说明困难是暂时的。

(二)请老革命、老干部、老工人作报告,激发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二、领导全院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1960年1月15日,经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成立副食品生产委员会,党委书记、院长顾稀亲自挂帅,担任组长。11月23日,根据河北省委大抓生活的指示,院党委成立了生活领导小组,顾稀任组长,由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吉佩祉专管生活工作。学校发动全体师生员工在校内道旁、屋前屋后以及一切闲散土地都进行了开垦、种植。1961年9月10日,各系、各行政单位及学生中许多班级,为了不误农时,停课两天收秋作物,同时腾出土地栽种秋菜。我校与芦台农场达成协议,我校支援农场3万个劳动日,农场付给我校9万斤大米。各系师生分期分批去芦台农场劳动。我校还在刘家过道及郑各庄建畜牧场,与马涧河生产大队合作捕鱼,双方各投资50%,产品由双方各按50%分成。1962年秋,我校分得2万斤水产品。此外,贯彻上级提出的低标准、瓜菜代的指示,大搞代食品生产。

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

认真调查师生员工的健康情况,控制劳动时间,减少会议和各种活动,减少考试门数,延长寒暑假时间,保证大家有充分休息时间,劳逸结合.根据上级指示,对高级知识分子给予营养补助。

四、最重要的是干部以身作则。

干部以身示范,不搞特殊,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度时艰。钱应麟院长在离校前一直与群众在食堂用餐,一样排队,吃一样的饭菜,有时去晚了,只能吃冷饭冷菜。吃饭时他与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交谈。顾稀经常深入群众,他能叫得出来在校教师的名字。在困难时期,有位青年教师在路上遇见他,给他提了一些建议。这位青年教师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抄家,抄到他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还记着这位青年教师的建议。

因为当时城市粮食紧张,中央决定精简城市人口。我校职工家属,顾全大局回乡111人,其中党员干部带头响应。我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干部姚玉飞,他的妻子邢玉凤是1941年入党的老党员,在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困难时期,姚玉飞正在我校的干部班学习,他把自己省下来的食堂的饭票,送给老师奚绍中。四十年后,奚绍中回忆此事仍然激动不已。

在这严重的困难条件下,我校的教职工忍受饥饿与寒冷,坚持正常的教学工作,并且把温暖送给自己的学生和年轻教师,至今还留下许多感人的往事。

“在研究生期间,正值祖国生活供应极端困难之际,高渠清教授怕我饿着、营养不良,每周都把我叫到他家中去分享国家给他特殊照顾的营养品;他无时无刻地不在关怀着我的一切,冬天问寒、夏天问热,怕我步行太累,把家唯一的女式坤车给我骑用。”(王梦恕:《培养之恩终生不忘》)

“年级稍大点的人,对1961年都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难熬的一年,唐院的师生员工和大多数地方一样,处在饥饿之中。许多老师得了浮肿痛,以致于不能上课了,就连我们这些本来精力旺盛的青年学生,不要说运动,甚至于下课或下自习回宿舍都感觉腿软无力,步履蹒跚。但人们的精神没有垮,同学们深知,此时全国上下都在同甘共苦,大家相互鼓励着,共度难关。

患难之中见真情,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担负着繁重行政工作的校长助理杨耀乾教授给我们讲授《板壳理论》这门新课。当时国内尚无这门课的教材,他就自编讲义,共几十万字。……开课了,大家被老师的精神所吸引,全神灌注,没有一点松懈。此时的我们,仿佛乘着老师驾驭的板壳理论之舟,在数学、力学的天堂中遨游,如饥似渴地饱览天堂美景,全然忘记了肌体的饥饿。当时我们对年届半百、讲台上精神抖擞的老教授,背后付出的是什么,当他走下讲台、回到家里将是如何疲惫并不了解。这一点是我自己走上讲台二三十年后,才有了切身的体会。每想及此,更添了一份对他的敬仰之情”。(郑世瀛:《心中的杨老——庆贺杨耀乾教授九十华诞》)

在困难中坚守,在坚守中铸就坚强,度过了最困难的1959—1961年。1962年形势开始好转,坚持就是胜利,冬天过后就是明媚、温暖的春天。停顿后的建校工作又开始动工了,一切给人以新的希望。

进入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行列

在全国的教育革命和教育“大跃进”中,高等学校迅猛发展,截至1958年10月,全国新建高校(不包括红专大学等业余学校)800所。1959年4月1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院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1959年5月与1960年初,中共中央指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所大学为全国重点高校。1959年6月,铁道部确定唐山铁道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兰州铁道学院为铁道部重点高校(后又增加长沙铁道学院、南京铁道学院)。196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我校被指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至此,全国重点高校达到64所。

我校被指定为全国重点高校,是由我校60多年的历史所决定的,是由我校的办学水平、师资数量和质量、科研的成果和对国家的贡献所决定的。是由我校在国内外的声誉以及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我校被列为全国重点高校,是党和国家对我校历史与现状的肯定、也是党和国家对我们寄托着更大的希望。我校列入全国重点高校是我校全体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而得来的殊荣,也标志着我校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全国建立重点高校制度后,高教部与铁道部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规范重点高校的工作沿着健康、正常的轨道发展。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关于全国重点高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由教育部、中央各主管部门与地方分工负责,实行双重领导(教育部主管的院校)或三重领导(中央各业务部门领导的学校),上下结合,各负专责。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我校归属教育部、铁道部和河北省三重领导。

我校被列入全国重点高校后,专业设置情况、修业年限、每年招生名额、学校发展规模、学校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都要由铁道部作出规划并报请中央批准。另外,铁道部规定:我校的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要分别列入铁道部的预算,由铁道部直接划给学校;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对教学、劳动、生活作合理安排,保证有足够的教学时间(平均每学年应有8个月以上时间用于教学,1个月至1.5个月的生产劳动,2~2.5个月的假期);学校不得任意停课,不得任意增加劳动时间;在每个学期开学以前,应与校内外有关方面充分协商,定出本校学生劳动的具体计划,报请当地省、市、自治区教育厅批准执行,计划批准以后,不再变更;校外机关、团体和任何其他单位,都不得自行向学校布置劳动任务,学校有权拒绝计划以外的劳动任务或调用学生劳动力,万一特殊情况,必须在计划之外增加劳动任务时,应报请铁道部批准;学校的经常工作由铁道部负责领导,学校在规定招生计划之外,不得接受任何单位委托代为培训学生的任务。另外,为了保证重点高等学校教师和领导干部的相对稳定,以利学校教育质量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凡是从我校调出讲师以上教师或系级以上的领导骨干,或者成批抽调助教,均应征得中央教育部的同意;学校的仪器设备必须建立台账,任何单位不得调用学校的仪器设备;如有特殊情况,必须事前征得铁道部同意;学校必须按教育部和铁道部的规定按期汇报和报告工作,报送有关统计表、学期总结、学期工作计划、学年工作计划,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中央和铁道部的这些规定,保证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正规化、制度化,给学校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松的发展环境。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1958—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教育“大跃进”、风风火火的大炼钢铁和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更成熟地思考,现在终于赢得了一个机会,在混乱中理出头绪,可以认真抓教学了。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试行《高教六十条》

受到严重困难的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纠正错误。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标志着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根据全会的精神,各条战线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分别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条例,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具体政策。中共中央对高等教育也进行了调整,领导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

《高教六十条》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从调查研究着手,在广泛听取高校领导同志和师生的意见的基础上制订的,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了讨论,正式定稿,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于15日发布试行。

《高教六十条》明确规定了高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针对高校的生产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的现象,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应该很好结合。《高教六十条》对教学、科研、生产劳动、研究生培养等都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针对“大跃进”中对知识分子的许多过火的和错误的批判,《高教六十条》强调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服务。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重申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高教六十条》指出高校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高校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作了具体的规定。

《高教六十条》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是探索走自己办学道路的重要成果,是一个带纲领性的文件,成为调整与改进工作的指针,把“大跃进”以后学校的混乱现象,规范性地纳入了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轨道。在教育部,铁道部、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学校党委极其重视《高教六十条》的试行工作。认真地组织全校干部与教师学习文件,并从调查研究着手,发现问题,改进工作。

《高教六十条》切合我校实际,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欢迎与拥护。1961年11月17日召开的校第四届党员代表大会,试行《高教六十条》成为大会的主题。顾稀代表上届党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就根据《高教六十条》,总结了以前工作中取得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在全党统一了对试行《高教六十条》的认识。11月24日,在党委领导下,根据第四届党代会的精神,院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唐山铁道学院1961—1962学年工作要点》,这是我校试行《高校六十条》的总体规划。以后,1962、1963年都提出了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意见。党委与校行政决定,先在机械系试行,然后在全校推广,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

我校试行《高校六十条》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调整办学规模,缩短战线。

在第四届党代会中,分析学校教学质量在“大跃进”时期有所降低的原因,首先是“发展过快,对首先要集中力量办好本科、办好原有专业与最急需的专业注意不够,专业与专修班办得多了一些,这就使得一段时间内一些课程,尤其是基础课程的师资紧张,影响了各专业的学生打好基础。”

为此,在根据教育部“四定”(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时,调整了办学规模、专业。将1958年制定的《跃进规划》中提出的1958—1962年学生人数增至5 000人,最后规模发展至8 000人调整为4 000人。研究生与进修教师的人数由500人调整为300人。

专业由教育“大跃进”时期的最高峰27个,1961年9月调整为19个[1],后又调整为12个。

1964年7月8日,调整为11个。

将专修科合并专业,并改为中技。停办师资班和技术干部班。学校的工厂也进行了合并。

由于压缩了办学规模,教师力量相对集中,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二、贯彻以教学为主、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工作方针。

坚持教学为主这是贯彻《高教六十条》的中心工作,因为高校的一切工作,归根结蒂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在第四届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大跃进”中教学质量降低的一个原因是:“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不够,在教学、生产劳动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上,曾经存在着生产劳动、科学研究过多的缺点;在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上曾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倾向,理论基础课的学时有所削减,基础课师资的配备比较薄弱”。为此:

(一)确立教学为主的原则,学校的一切工作和规章制度都必须有利于教学工作。整顿了由“大跃进”中教育革命导致的混乱的教学秩序,重新安排了教学、科研与劳动的时间。缓解了由于劳动、科研过多,挤占教学时间的矛盾。生产劳动在培养人才中也是必要的,它对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劳动人民的感情,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必要的,“大跃进”教育革命中的问题是劳动时间过多、过长,违背了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我校在试行《高教六十条》中,规定了一学年要有8个月以上的时间用于教学,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学生一般为1~1.5个月。在生产实习中体力劳动较多的专业,一般的生产劳动还可以再少些。同时对教师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也作了具体的规定。根据教学为主的原则,修订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学校还制定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计划,建立了调配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机构,恢复与建立了稳定的教学秩序。不能再随便停课、抽调师生参加生产劳动。

以教学为主,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调要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教学法研究,坚持“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党委鼓励教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著作,并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在教师中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不少教师试验毛主席著作进课堂。

在严格要求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对学生在学习上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注意平时成绩的考核和升、留级制度的执行。试行《高教六十条》,学校恢复与发扬了严谨治学、严格管理的优良传统,教师有良好的教风,严谨治学、教书育人,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学生有好的学风,热爱学校、热爱专业、热爱学习、刻苦钻研、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二)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教学与基本技能的训练。“三基”本来是我校的强项与优势,但在教育“大跃进”中,有削弱的趋势。在贯彻《高教六十条》中,学校强调加强“三基”,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运算、测绘设计与操作的能力。为此:

1.在院务委员会下成立基础课教学委员会,经常研究、调查基础课(包括外语)的教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最重要的是分配有经验的教师去教基础课。学校调整了师资力量的配备,加强教学第一线,特别加强了基础课程讲课教师的配备。数、理、化、理力、材力、制图等教研室主任均担任了讲课任务。对新开课的年轻教师进行了审查与安排,由教研室加强对他们的帮助与检查。

有的还指定年长的有经验的教师具体指导。青年教师必须写好讲稿,在教研室试讲,通过后才能上讲台。系、教研室主任及指导教师经常到教室听课、检查。学校经常组织有经验的教师介绍教学经验。

3.加强生产实习、实验、运算、测绘等基本技能的训练。认真做好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的工作。通过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使学生有独立钻研的机会和得到综合运用所学得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全面锻炼。

4.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工作,1961年3月,成立师资科。“大跃进”以来,我校教师队伍增加了一倍,在试行《高教六十条》期间,教师队伍又有增加,1961年就增加了149人。青年教师成为基本力量,试行《高教六十条》,把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放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对青年教师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鼓励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引导他们刻苦钻研,积极进取,向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各系各教研室要为他们量身定制培养规划,实行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内容、定时间、定指导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根据需要与可能,到校外、国外学习提高。

对有经验的教师及老教师,鼓励他们把培养青年教师当成自己的重要任务。还要求他们通过教学、科研等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与教学水平,在所从事的学科领域中有所独创。

学校规定保证教师每周有5/6时间从事业务活动。对教师的劳动时间规定为一般平均每年半个月到一个月。男教师年在45岁以上、女教师年在40岁以上的不参加体力劳动。

学校还为教师制订了工作量制度和年度考核制度。

1962年1月12日,院务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路湛沁、王韶华、黄安基提升为副教授,报上级批准。这是整风反右以来我校第一次职称评定,表明职称评定工作在试行《高教六十条》中得到恢复。

5.改善教学条件。

①编写与出版教材。在1958年“大跃进”的教育革命中,开展了自编教材的工作,编出了一些新教材。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强调革命性,忽略了科学性,在编写方式中采用所谓“三结合”(领导、教师、学生)的办法,没有很好地发挥教师的作用致使编出的教材在体系、内容上存在不少问题,一般质量不高、出版的教材纸张也不好、印刷也不清楚。这事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学校的教材问题。提出:解决教材问题要分两步走,先解决有无问题,再逐步提高质量。要做到“从无到有、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印刷清楚”。要采取“选”“编”“借”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编教材应以教师为主,要有领导地编。

为了加强对教材工作的领导,保证选编教材的质量,按期完成铁道部委托给我校的选编教材的任务,1961年4月26日,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制订了《教材编审暂行办法》,并成立了以副院长何志先为首的教材编审委员会。我校在1961年内按时完成了铁道部委托的第一批教材选编任务(共895万字)。铁道部教育局教材编辑组来函称:“你校在保证完成1961年秋季教材任务中共选编30种教材,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起到良好作用。”

1962年11月8日,为了有计划地进行教材建设,提高教材质量,铁路系统的高校按专业类别成立了10个教材编审委员会。铁道部聘任了编审委员会委员,指定由唐院和京院主持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我校担任了7个编审委员会委员,担任主任委员的有6个。在高等学校理工科基础课程、工科制图、力学与公共外语等教材编审委员中均有我校的教师参加。

由于重视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使我校在1961—1967学年第2学期所开的197门课程均有了教材,解决了教材的有无问题,而且质量一般较好,印刷用纸很好,印刷清楚。

②改进了一馆(图书馆)三室(实验室、模型室、资料室)的工作。

学校调整了图书馆委员会,由副校长谷云青任主任委员。改进图书期刊和技术资料的供应工作,加强与各系的联系,适应教学、科研、学术讨论等的需要。

学校加强了实验室、模型室、资料室的工作。为了加强实验室的领导力量,主任一职由教授、副教授或讲师担任;由于过去大办工厂,实验人员分散,现实验人员基本上归队,实验室纳入教研室工作计划与范围;学校对实验员进行了多次培训,提高他们的水平。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实验项目,大部分已经开出。

三、改进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工作。

为了加强科研工作,1961年3月1日,我校成立了科学研究处,除每年都制定年度的科研规划外,在1963年4月4日还制定了我校1963—1972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我校除每年都举行科研报告会外,还积极参加铁道部与有关单位召开的科研报告会或讨论会。应该提出的是,铁路系统1963年所组织的各个科技论文报告会议,检阅了1956年制定的《全国铁道科学规划纲要》以来铁路科技界取得的成就,它大致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铁路科技的水平。就我院而论,9月14日至23日,在吉林市召开的铁路勘测设计、路基工程专业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的有:

王柢:《铁路设计中的运营费与能时消耗的规律及简化计算》。

罗河:《立体摄影测量分析法发展的新阶段》。

郝瀛:《铁路高速行车论述与我国规划速度的商榷》。

10月6~15日,在湖南株洲田心举行的电气化专业会议上宣读论文的有:

姚皙明:《韶山型电力机车异步劈相机的改进》。

曹建猷:《铁道电气化区段的电计算问题(牵引网计算的严格公式)。

潘启敬:《电力铁道远动装置结构方案的比较》。

10月末,在大连召开的热力机车及材料工艺专业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的有:

孙竹生:《乏气引射通风》。

段墉川:《唐—1—3型液力传动装置》。

11月,在南京召开的桥梁及隧道专业会议上,宣读论文的有:

张万久、车惠民、谢幼藩等:《在我国铁路桥梁设计中采用极限状态法计算的若干问题》。

劳远昌、卢和乐:《预应力钢筋混凝土与联合系桥桥面?与主承结构共同工作的研究》。

钱冬生:《低碳钢焊接桥的耐劳强度问题》。

王元良:《国产16锰钢的焊接性能》。

高渠清:《论地下结构计算理论的演变及其研究方向》。

范文田:《圆形隧道衬砌的计算》。

吴炳昆:《管柱振沉时阻力及其系数的测定》《由静载试验决定桩的寄许荷载》。

黄宽渊:《单宽流量沿河宽分布规律的初步探讨》

在试行《高教六十条》中,在科研工作中强调贯彻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科研工作主要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承担国家一定的科研任务;科研的主要力量是教师、教师应在保证教学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参加科研工作;高年级学生在不影响学习任务完成的情况下,结合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进行一定的科研工作;低年级的学生主要是结合基础理论课进行基本技能的训练。部分有条件的学生可在教师指导下,通过“科学技术小组”的方式适当进行科研活动,学生参加科研的目的,在于获得从事科研工作的训练,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强调培养研究生必须选拔优秀人才,严格保证质量,宁缺毋滥。1962年5月,我校对研究生进行了一次调整,由原来的25名调整为9名。教务处与各系、教研室建立起研究生培养计划和检查制度。在院委会下建立了师资与研究生委员会,检查与研究师资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1962年3月,原有研究生32名,经过调整保留25名,后5月又调整为9名。

四、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是《高教六十条》又一个中心问题。“大跃进”以来,在高校中进行过许多过火的错误的思想批判和斗争,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没有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要完成高校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在《高教六十条》中对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

贯彻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对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判断。因为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批判,是“大跃进”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因而广大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这个问题是在广州会议上得到满意的回答的。

1962年3月,在春暖花开的广州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由聂荣臻主持的,一个是由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等组织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二者统称“广州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提出要求回答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3月2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报告分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和特点,指出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6日,陈毅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讲话。他说:“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他说:周总理说过“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陈毅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说到这里,他站了起来,向着全场的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听到总理和陈毅的这些肺腑之言,知识分子的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在陈毅3万字的讲话中,全场响起了60多次的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笑声,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这样发自内心的笑声了。

随后,周恩来在3月27日举行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宣布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所作的科学论断[3]

广州会议的精神在唐院的教师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憾。河北省委、唐山市委相继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何志先副院长、顾宜孙、顾稀、张万久、史家宜、吴炳焜等26人参了上述两个座谈会。3月24日,院党委召开了全院的教职工大会,何志先传达了河北省知识分子座谈会的精神,顾宜孙、张万久、史家宜、吴炳焜、姚皙明等畅谈了参加省、市知识分子座谈会的感受。27日,全国政协委员顾宜孙在我院召开的院务委员会上传达了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的精神,他将会议的精神概括为“一顶帽子、两个高潮”。“一顶帽子”是指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两个高潮”是指知识分子中掀起钻研业务的高潮和发扬民主的高潮。反映了自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受资产阶级帽子禁锢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三年的严寒之后,终于感受到春天的温暖。“脱帽加冕”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难以忘怀的温馨回忆。

在教育部、铁道部、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学院党委认真地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一)甄别平反、调整关系。根据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的指示精神,做了认真细致的工作,对1958年以来(包括“反右倾”)中党内外受过错误批判、处理的干部与教师进行了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此外,还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对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来说,单是摘去帽子并没有从根本上澄清是非、解决问题。但是,摘去帽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安排有所改善。上述的这些做法和措施,使我校得以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喘一口气,把学校精力放在了办学上。

(二)合理安排,人尽其才。一批有管理才干,又富有办学经验的教师与干部被任命到校、系、处的各级领导岗位。1963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顾宜孙被任命为我校的副校长,负责科研与学术工作。

我校一批党外的教师和干部被选为全国和省、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61年12月,史家宜、张泽熙、李树阳、姚皙明、王韶华、尤凌群等当选为唐山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3年11月,张泽熙、姚书田、陈忠淦、许元启、邵福旿、徐家增、张鸿逵、陆凤书、孙训方、郑秉璋、许晋堃等被选为河北省或唐山市政协委员。1964年,顾宜孙、姚皙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为了帮助党外的人士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主义,我校张鸿逵李树阳、钱冬生、盛祖钧、徐家增、陈忠淦、劳远昌、张万久、史家宜、张震、许晋堃、郑秉璋等分期分批地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或保定的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三)关心生活,改善工作条件。在当时经济暂时困难的条件下,我校根据国家的政策,对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方面给予特别照顾(主要是烟、酒、糖、粮、肉等),这些特殊照顾,对物资丰富的今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当时却显得十分珍贵。

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此外学校还作出了高级知识分子在校内购物、看病、借书优先的规定,尽可能为他们在生活上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国家的规定,增加了工资。

此外,学校还加强了对总务工作的领导,组织广大职工学习《高教六十条》,树立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员工服务的思想,改进服务工作,为知识分子办实事。

1963年1月22日,中共唐山地委书记冀华、唐山市市长白芸专程到罗河教授家中拜年,带去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春节问候。2月10日,院行政和工会联合为我校“五老”之一的伍镜湖老教授庆祝80寿辰,邀请了全院副教授职称以上的教师和部分老职工参加,祝寿会由院工会主席梁道三主持,顾稀院长致词祝贺,感谢他一生在教育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1964年7月,根据教育部《在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中继续试办教师休假的通知》,我院第一次安排了张鸿逵、张万久教授休假一年(休假期间不安排教学任务),使他们脱离一段繁忙的教学工作,身心得到休息,并能总结一些教学和科研中的经验,著书立说。

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那时生活虽然困难,但大家还是心情舒畅、干劲十足。聂荣臻说:“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

五、执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

根据《高教六十条》的规定,我校领导体制有了改变,由党委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校党委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学校的基层组织,是学校工作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院长是我校的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院务委员会和学校的经常工作。1962年4月19日,成立了新的院务委员会。新的院务委员会不设常委会。院务委员会共51人,较上届委员会人数有所减少。顾稀任主任委员。实行新的领导体制,为的是既可以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又能发挥校长、院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

实行新的体制,系是按专业性质设置的行政组织,系主任是系的行政负责人,在校长领导下主持系务委员会和系的经常工作。系的总支委员会从过去的全面领导改为保证监督。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团结和教育全系人员,贯彻执行党委、院委会的决议,保证和监督系务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和本系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在试行《高教六十条》后,党委注意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从1962年开始,我院在贯彻执行《高教六十条》中,注意总结经验,建立和健全近20个规章制度。《学生生产劳动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学生奖惩暂行办法》《关于解决学生学习负荷过重问题的几项具体规定》《学术委员会试行办法》《研究生论文答辩暂行办法(草案)》《财产管理及核算办法(草案)》《关于改进高年级教学工作的几项措施》等。使学校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学校的管理工作走上了规范化、正规化的轨道。

试行《高教六十条》在我校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提高了认识、解放了思想,恢复与建立了正常的与健康的教学秩序,全校的工作以教学为中心,全面展开,教学质量得到了提高,是我校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历史上又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实践证明,《高教六十条》是符合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好的文件,它是我国高教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薄一波在谈到贯彻《高教六十条》后高校的情况时说:这一时期的教育质量至今仍令人怀念和津津乐道。可以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有许多是这一期间培养出来的。

 


[1]19个专业为

铁道建筑系:铁道建筑专业、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

桥梁隧道系:桥梁工程专业、隧道工程专业、建筑结构与施工专业

机械系:内燃机车专业、车辆专业、机械制造工艺及其设备专业、筑路机械与装卸机械专业

电机系:电力机车专业、电力铁道供电专业、无线电电子学专业、铁道自动化与远动化专业、计算技术专业

运输系:铁道运输专业

数理力学系:应用数学专业、应用力学专业、应用物理专业、应用化学专业

停办了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技术、铁道自动化与远动化、应用物理、应用化学、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6个专业。将桥梁工程与隧道工程合并为铁道桥梁隧道专业,分设桥梁与隧道两个专门化。

停办应用力学、应用数学专业。将筑路机械及装卸机械专业分设为建筑及筑路机械与起重运输机械两个专业。

 

 

风暴前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教育革命

20世纪的六十年代初,由于国际上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对国内形势“左”的、错误的估量,使得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上。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强调资产阶级复辞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又一次升级。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内的反修防修的斗争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在城乡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农村进行“四清”和在城市进行“五反”运动,这二者统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另一方面,是开展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1964年起,毛泽东把反修防修的注意力投向文化教育领域。原因有二:一是基于他1957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看法。他对1962年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但也没有表态赞成。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阳魂也没有过来。”他又说:“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还没有改造好,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二是试行“高教六十条”已经两年,毛泽东对高教状况不满意。他认为高等学校的现状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于是他发动了新一轮的教育革命。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当时正是甲辰年春节,后来把这次会议称为春节座谈会,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称为“春节谈话”)。他在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怪,使学生难以捉模,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3月,他对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连一的2月来信作了批示,说:“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7月5日,他与他的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的谈话中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的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1965年7月3日,他在看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情况下降》一文所作的批语(这个批语被称为“七三指示”)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毛泽东的这些关于教育改革方面的主张,有其正确的一面。他揭露的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四方面进行改革,使青年学生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在德、智、体诸方面都能得到发展,其基本精神是对的,对指导教育改革是有指导意义的。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办学道路的新的成果,是对《高教六十条》的新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关怀与爱护。但另一方面,他的有些主张是片面的、过火的,与《高教六十条》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如在高校中要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既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与以学为主的原则相背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意味着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着政治运动转,正常的教学秩序无法维持,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另外,学生了解工人、农民也不是只有参加“四清”“五反”才有可能。至于对考试的批评“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有点言过其实。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就以此为根据,把教师在考试中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攻击为“红笔大刀”“砍杀工农”“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毛泽东所提的有些改革意见,如“课程可以砍掉一半”“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这需要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实践的检验。

我校党委和校行政在教育部、铁道部、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对毛泽东的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的指示是十分尊重的、重视的,而且尽量地力图与毛泽东的主张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正确地吸取了1958年教育革命的教训和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成功经验,既在思想上积极地宣传贯彻,而在行动上又十分谨慎,尽可能做到既能贯彻毛泽东的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指示,又能维护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来之不易的成果。

1964年2月18日,校党委召开第十六次(扩大)会议,历时20多天,于3月12日结束。这在我校历史上是一次最长的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铁道部党委扩大会议、中共河北省委高校党委书记会议的精神,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重点研究了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全院革命化问题,并且明确提出学校的任务就是一切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这次党委(扩大)会议成为我校试行《高教六十条》以来教学改革的转折点,一次新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革命在我校开始。

校党委在全体教职员中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指示,开展高等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讨论。为了稳妥地进行教育改革,1964年5月,铁道部要求我校对铁道工程专业进行重点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方案以便全面推广。我校组织了有经验的教师、干部,组成了铁道工程专业教学改革工作组。由铁道系副系主任王继光任组长,罗河、夏孙丁及铁道系副系主任秦杰任副组长,在校内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6月15日,在铁道部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铁道工程专业教学改革会议。除我校参加外,还有北京、兰州、长沙铁道学院及同济大学的代表参加。会议于7月22日闭幕,共开了37天。会议形成了两个文件:《铁道工程专业设置方案(草案)》《铁道工程专业贯彻“少而精“的临时措施》。这表明我院在铁道部领导下,是准备经过调查研究、试点,再行推广,以贯彻毛泽东的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

在贯彻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指示中,我校进行的主要工作是:

一、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这次教育改革的一个特点是将教育改革与反修、防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结合在一起。这次改革的背景是毛主席把注意的重点置于反修、防修,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毛主席提出了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1957年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发展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强调的是“革命”。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标准均是政治上的要求。学院在讨论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指示中,专门讨论了培养目标的问题,而且在“春节讲话”后,学院的文件中,对培养目标的提法、都是强调革命接班人。而培养革命接班人就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当时在全国,在河北省、唐山市以及在我校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带有标志性的“风景线”。在党委的领导下,师生员工都突出政治,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成立了许许多多的学习小组,召开了许许多多的经验交流会。铁道部、河北省、唐山市以及我校都降重地召开了表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大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成为当时最光荣的称号。大家随身携带毛主席的著作。即使出差在外,也都随身带着,随时随地都可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成为校报的主要内容。校报报头的右边必登毛主席的语录。学习毛主席著作已蔚然成风。在学习中要求与实现人的革命化、机关的革命化、学校的革命化联系在一起。

全院的师生员工是希望能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来改造自己,改进工作。为了响应党委的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和研究自然科学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进课堂”,白家棣、姚皙明、邓域才等许多教师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谈》《矛盾论》等著作,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分析和研究教学中的问题,受到了同学的欢迎和党委的肯定。虽然在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研究分析自然科学规律问题上存在有不同意见,但这毕竟是教育改革中的一种探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反对这种探索,而只是如何更好、更有效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二、减轻学生负担,改进教学和考试方法。

(一)对学生的活动进行全面调查,作出全面的安排和控制,做到劳逸结合。保证学生有充分的睡眠和参加文娱、体育活动时间,以保证学生的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二)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和“启发式”教学方法。要求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精选教材内容,控制习题、作业,加强实践性的教学环节和学习方法的指导。要从实际出发,从学生实际接受能力出发,把课程的要求与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统一起来。要把学生能否学到手,作为检验教学效果的客观标准。

考试可以使学生系统地复习总结,巩固所学的知识,考试的积极作用不能否定,但考试方法可以改进,如1963—1964年度第二学期的铁道系二年级共考试3门课程(政治经济学,理论力学、测量),在考试方法上有写习题总结、写学习心得、开卷考试和闭卷考试等多种形式。在评分的原则上,有的课程采取结合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教师尽可能做到既不进行“突然袭击”,但又能保证教学质量,保持我校的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

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中央与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通知,要求各高校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知指出:让知识分子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是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加强他们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是促使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一次重大措施。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校在1964—1966年先后组织了4批师生参加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1964年2月24日,组织了第一批包括各专业1960年级的全体学生及一部分年轻教师、干部900人,参加唐山地区6个县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3月中旬返校。

(二)1964年9月至1965年5月,电机系1961级学生参加铁路局青岛车站和四方机车车辆厂的社教运动。1964年10月16日,27名干部在院党委副书记常余恒的率领下,去石家庄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1965年1月7日,组织1961级学生和部分干部、教师900余人,分赴东北、四川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顾稀亲自带队赴四川峨眉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批师生参加了运动的全过程,于1965年5月下旬返校。

运输系的1961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参加了铁道部组织的徐州铁路基层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1965年10月26日,组织师生800余人,赴四川省眉山县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参加了运动的全过程。1966年6月返回唐山,参加“文化大革命”。始末共8个月,是4批中时间最长的。

我校师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各地参加社教运动,他们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虚心向他们学习,诚恳地为他们服务。在春节刚过、朔风凛冽中,他们脱鞋下田,在冰冷刺骨的水田中劳动。夏日,他们冒着酷暑,苦战三伏。他们为贫下中农砍柴、挑水。我校师生的表现得到了工人与贫下中农的赞誉。他们也在社教运动中得到了锻炼,较多地了解了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

但是由于社教运动本身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对我国城乡阶级斗争严重性过份估计的产物,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产物,在运动的过程中发生不少的偏差,致使参加运动的师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又由于长期停课,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受到影响。

四、下楼出院、现场教学。

在贯彻毛主席的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中,现场教学被提到是否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教育战线上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度来认识。全院师生下楼出院、走出校门,开展现场教学活动。

这次现场教学活动是从运输系1962年级的“铁路行车组织”和“铁路车站与枢纽”两门课开始的。在学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指示中,运输系的老师认为,这两门课的内容都是铁路车站的基本设备和生产实际活动,为了密切联系生产实际,提高教学效果,采用现场教学形式比较好。地点选在唐山市的古冶车站。从1965年2月6日开始,先用6周的时间组织学生参加基层生产劳动,如担任扳道员、调车员等,熟悉车站的基本设备和运输生产过程。然后用9周的时间进行现场教学。有关具体操作部分请现场工人讲,有关总体的组织和实际运用部分请现场技术人员讲,一般的原理由教师讲。

1965年7月14日,为了推广运输系的4个月现场教学经验,学校在南讲堂召开了教师大会,介绍了运输系的经验。吉佩祉副院长在会上讲话,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教学形式,今后还要大搞特搞。《新唐院》校刊发表《让现场教学在全院开花结果》评论,认为运输系的经验为各门专业课的教学改革打开了新的途径,提供了带有普遍性的经验,是我院教育革命的新胜利。认为现场教学有5大好处:符合人的认识规律;有利于促进教学内容的改革,贯彻“少而精”;有利于实现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使学生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有利于促进课程设计的革命,改变了过去从书本到书本的设计方法;有利于促进师生的思想改造,找到了一条加速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成长道路。“下学年我院高年级学生将要全部进行现场教学,一场现场教学的大会战即将开始了。”

1965年新学年,铁、桥、机、电、运等系的毕业班的全体学生及铁1965级学生,组成10个教育革命小分队,其中学生579人,教师、干部79人,浩浩荡荡开赴西南正在修建的成昆铁路工地,先后去铁道兵8819、4838、8706、8709部队,大渡河桥梁工地、关村坝隧道工地以及西南工程局、六枝机械厂、成都东站、峨眉建校工地开展现场教学与毕业设计。运1962级学生在山海关东站、天津地区、成都地区参观实习。以后,在重庆地区开展现场教学。运输系决定把系的大本营摆在成都东站,系的党政领导搬到成都东站办公,处理现场教学中的各种问题。现场教学人数之多、战线如此之长、单位如此之广,非铁道部直接领导下的学校难以做到。《光明日报》记者报导了运输系的现场教学的情况。

1965年12月20日及1966年1月7日,我校分别在峨眉和唐山举行了现场教学工作会议。京院、兰院、石家庄铁道兵学院和同济大学派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交流了现场教学和在现场进行毕业设计的经验。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正在进行现场教学的师生都被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现场教学停止。

五、学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毛泽东发出一系列的关于教学改革的指示的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和学习大庆油田,突出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1964年2月18日,党委召开第16次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重点研究了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全院革命化的问题。

为了向解放军学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院党委除了领导全院师生员工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外,还重点地进行了下面两方面的工作。

(一)改变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从1964年10月开始,一批领导干部和教师,深入到学生中去,与学生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

(二)学习人民解放军建立政治部。1965年12月,我校遵照上级的要求,设立了政治部,负责全院的思想政治工作。1966年4月,西南铁路总指挥部派崔德顺担任政治部主任。

但是,尽管包括我校在内的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在努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指示,但是毛泽东还是不满意,认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他似乎对这种体制内的改革已失去了信心与耐心。

1965年,在与他的外甥女王海蓉的谈话中,明确鼓励学生用“造反”的方式反对现行教育制度。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他理想的那种教育模式。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生产报告的批语》(1066年5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4页)

在贯彻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指示的同时,我校还进行了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试点。

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最早是刘少奇在1958年5月30日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他说: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还可以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

1964年刘少奇又多次在各种场合再次强调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问题。1965年,中央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学制度“五年试验,一年推广”的方针。1966年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教育领导小组”。为了探索新的教育制度,我校确定机械系车辆1964年级作为半工半读试点班。全班共63人,抽调了22名教师、1名专职辅导员和试点班一起,开展教学工作,迈出了我校对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探索之路。

半工半读基地选在唐山机车车辆厂。1965年4月21日,我校与唐山机车车辆厂联合成立了半工半读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由院长顾稀、教务处副处长张毅、机械系副系主任许世拯,半工半读教研室副主任沈志云、车辆厂厂长高哲明、人事教育科科长惠来庆、劳动工资科副科长单春模7人组成。半工半读试点班在1965年2月8日开学,工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虽然学校、工厂都很重视试点工作,但这个试点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就被迫中止。这是因为刘少奇已被打成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已经被作为资本主义夏辟的教育纲领受到了批判;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不为毛泽东所赞同。毛泽东所要求的是一种教育制度,即走“五七”道路,把所有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变成亦工亦农、学文学军、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公社”。

“备战备荒为人民”——迁址峨眉

20世纪60年代中叶,我国周边地区出现紧张局势,1964年8月,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持续轰炸。当年2月,又向越南南方派出地面作战部队,越南是中国南部近邻友好国家。美国的飞机和间谍卫星不断深入中国腹地拍摄军事情报。这使中国面临朝鲜战争初期相似的威胁。在台湾的蒋介石,企图利用大陆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叫嚣反攻大陆,并多次派遣武装特务到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中国对印度实行自卫击战后,双方的军事对峙局面还没有根本缓和。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和“三线”建设的战略布局。

当时中央把全国地理位置按战略地位重要性(即受外敌侵略的可能性)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指沿海和边疆的省、市、自治区,三线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内陆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大部分地区。二线则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地区。根据中央的部署,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三线”。第一阶段“三线”建设重点在西南地区。要有计划地将一些重要的企业、学校和科研单位,按照分散、隐蔽、靠山的原则,迁往到国家三线交通不便的山区,以防止战争的爆发。

1964年9月5日,铁道部命令我校迁往内地,目前正在唐山施工的建校工程立即收缩停建。铁道部的这个决定使我校开始了新一轮的校址选择,再一次开始了搬迁历程。

院党委坚决贯彻执行我校内迁的决定,但在给铁道部的报告中,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建议校址选于成都沿铁路的地区;

二、迁建工程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并由西南指挥部统一安排;

三、为了加快新校址的建设,原国务院批准的设计任务继续有效,待新址确定后,再根据新校址的具体条件,调整面积和投资教学,因为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已设计的图纸,尽快开始施工。

四、设计和施工单位,建议仍由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和华北铁路工程局承当。

1964年10月,我校先后派出顾稀、李钧正、副院长赴四川选址。四川省委对内迁单位选址的要求是不准占坪坝,不准占良田,只能在山地、丘陵地带选址。在铁道部长吕正操的主持下,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和考虑,经过四川省、乐山地区、峨眉县的同意,最后选定了峨眉报国寺旁的一片丘陵地。这里成为我校的“新家”。

1964年10月17日,高教部、铁道部正式决定将我校迁往峨眉,建校的设计任务仍遵照1963年3月18日国务院批准的设计任务书规定的规模(本科3 600人,研究生400人,投资总额为2 400万元)。196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批准我校迁建峨眉。铁道部随即下文批准我校在峨眉县马路桥镇与黄湾村之间的丘陵地带建校,并拨款200万元进行勘测设计等施工准备,开始建筑部分教学、生活用房以及道路、供水、供电、通讯等工程。5月21日,铁道部通知我校:为迅速完成建校任务,迁校前,在四川峨眉设立“铁道学院建校筹备处”,负责迁建的一切事宜。任命李钧副院长兼任四川“铁道学院建校筹备处”主任,6月1日,建校筹备处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

1965年7月1日,峨眉建校工程破土动工。建校工程首先是“三通一平”,即通水、通路、通电和平整场地。这项工程是由我院的师生员工来承担完成的。

峨眉虽然山青水秀,风景宜人,但在这里建立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大学,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困难重重。数百名师生来到工地,没有住的地方,只能住在报国寺庙宇中。人多住不下,就在黄湾大炼钢铁时遗留的废墟上、旁倚黄湾小学、背靠龙门堰,搭起了十多座几十米长的席棚。很多师生就住在席棚里,每天早出晚归,开始了他们艰苦的建校劳动。这种创业的艰难是今天生活和学习在峨眉校区的学生难以想象的。

峨眉潮湿多雨,经常是连阴雨下个不停。有时雨下得大了,雨水就会冲进席棚,甚至把床下的鞋子冲走。劳动是师生们每天的重要任务。他们早晨扛着铁锹、镐头出发,平山头、挖地基、修公路。他们是开始建校时的主要力量。用辛勤的汗水,批荆斩棘,打开了峨眉建校史的第一页。

根据铁道部“设计由学校负责”的指示。1965年,学校抽调部分教师和1965年级毕业生50余人,成立设计室,为峨眉建校工程进行设计。工程勘测设计人员借住在报国寺,学校管理人员借住在伏虎寺,根据吕部长的“自己动手,迁校建校”的要求,设计组自己搞勘测,自己搞规划,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自己搞设计。这时中央召开了全国设计工作会议,要求设计人员政治挂帅,“下楼出院”,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设计组由报国寺搬到了黄湾席棚里。

对我校建设工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贺龙、李井泉、吕正操、蒋南翔……都亲临现场视察指示。尤其是铁道部长吕正操,不仅亲自主持了校址的选定,而且多次来校检查与指示。1965年1月18日,他提出我校建设要“自己动手,迁校建校”。同年6月,他又来峨眉慰问建校的师生,提出了“三年建设、三年整风”“迁则变”(变思想、变校风、变教学、变生活习惯)的指导思想。当时,在建校山坡的工地上,就用白粉写了“迁则变”的大字。途径就是“校社(人民公社)结合”,学校不设围墙,教师与社员住在一起,楼上住人楼下养猪养鸡。但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苛责于这位对我校备极关怀的老部长。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的峨眉校区。我校的建设速度可能没有那样快。1965年9月末,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到峨眉视察建校情况后指出,对老教师的住房仍然要照顾,要有差别,不能搞平均主义,这在当时作这样的指示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沉重地压在知识分子的头上,在当时曾经有人提出过要为托儿所的孩子的房子用木地板,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更何况是为老教师说话。

1965年12月30日,铁道部决定从东北铁路工程局抽调300名建筑工人,随后又从5个铁路局抽调200余人组成了一个建筑工程队,共计500余人,支援我校建设。他们与我校参加建校的师生共同组成施工队伍,建校速度大大加快。原来的铁道学院建校筹备处改为工程处。

当时铁道部要求我校“建校要低标准,低造价,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要创出一个全国最好的‘干打垒’样板。”并指示铁道兵司令部专门派“干打垒”战斗小组到我校指导“干打垒”。学校盖起了一批“干打垒”的房屋。但峨眉的情况与大庆油田不一样。峨眉的土是粘性红土,打成砖后要开裂,而且峨眉多雨,不适宜“干打垒”。1966年9月3日,刚修好的东坡4号“干打垒”教学楼,准备第二天使用,结果当天就倒塌了。幸好还没有使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为了安全起见,学校拆除了或改造了一批“干打垒”房屋,浪费了人力与物力。

尽管学校党委为峨眉建校做了大量工作,但铁道部还是认为进展缓慢。为了加快峨眉建校步伐,快速实现学校重心转移,1966年1月30日,吕正操在成都召见了顾稀、何志先、吉佩祉等学校领导,宣布了铁道部的决定:校党委书记,院长顾稀调动工作,任命杜景云接任院党委书记、院长杜景云,又名杜  峰,1908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0年毕业于保定第二届的学校,1937年参加革命,历任冀南河署五地委科长,部长,冀南六、八地委地理委员,湖北  阳地委政委委员,社及北,意阳地委书记。1953年5月至1956年2月任铁道部大桥局政政部主任,政委、党委书记。1960年2月至1973年1月,任我校院长,校长,党委书记。1974年3月至1975年9月任铁道部大桥局党委书记,1975年   。杜景云上任后,2月中旬,在峨眉召开了院党委第61次会议,会议根据吕部长的决定:从3月1日起将学校领导重心(包括党、政、工、团、各部委、处、系)自唐山迁往峨眉。会后,他又在全院的师生员工大会上,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加速建校而奋勇前进。

正当全院师生员工团结一致,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加快三线建设、加快建校速度而努力时,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亲自领导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建校工地又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唐院知识分子的炼狱。


 


[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是以农村的“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后来把“四清”与“五反”统称为“四清”,内容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十七年”群星璀璨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前,被称为十七年。在这段时间中,尽管受到一些 “左”的干扰,但我校师生坚持和发扬学校的办学传统,在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氛围里,他们目标明确、热情高涨,学生努力学习,教师认真讲授,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急需人才,在新中国的各条战线,尤其是铁路战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院士、大师,如薛禹群、陈清如、陈雨荪、曹克明林在贯、王三一、沈志云、邵厚坤、邹世昌、王步云、葛昌杶、施仲衡、彭一刚、钱清泉、王梦恕、伍楚华、史玉新等。有的成为了各级领导、知名专家,如蔡延松、马麟、卢秀珍、宋金升、巩德顺、蔡庆华、王润等。

大师云集的1952届

1952届毕业于我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期,他们入学时间参差不齐,最早1946年入学,最晚1949年入学。期间,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抗美援朝,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一爱国主义运动。因为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1949年入学学生只读了3年就提前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这一届中,大师云集,群星夺目,他们中出了6位院士、5位勘察设计大师,还有一批中高级管理干部。

水文地质学家薛禹群

薛禹群(1913—),1913年出生于江苏无锡。高中就读于无锡中学,1949年考入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大学工作,1957年长春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现任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议组成员等职。

40多年来,薛禹群一直执教于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主要从事水文地质的教学和研究,专长于地下水研究。

1986年,薛禹群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较完善的三维热量运移模型,为预测冷水或热水在含水层内运移和利用含水层来贮存能量(冷能或热能),为储能效率的预测、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这项成果应用于上海储能、回灌以控制地面沉降,取得良好效果。

20世纪80年代初,胶东沿海地区因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海水入侵。海水入侵使当地的地下水水质恶化,人、畜饮用困难,土地难以耕种,有关工业产品品质下降。薛禹群经过7年监测,系统地揭示了我国海水入侵的特点、规律和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海水入侵模型。该模型及所提对策应用于山东龙口地区取得良好效果,海水入侵速度从1989年的约20km2减至每年1~2km2,有效保护了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由于这个模型克服了难以处理的“降雨入渗和潜水面波动对入侵水质的影响”这两个难题,因而被国际专业权威刊物评价为“发展了潜水含水层条件下的海水入侵模型。”与此同时,他还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有关水量、水质模型。其中,含水层越流系统等7个模型为国内首创,为我国开展水资源评价、水位预报和地下水污染预测等提供了先进方法和有效手段。

为推动我国地下水模拟科学的发展,他还研究配套了模型求解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许多新的数值计算方法,如对数插值法、三次样条函数求解流速等,其中多项居国内先进水平,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方法克服了一些模拟中的关键性难题,有效提高了计算精度和计算速度,为我国模拟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

薛禹群深知我国地下水研究起步较晚,有些研究甚至还处在零星的缺乏系统性的阶段。因此,他不仅在科研上瞄准国际学术前沿,还十分注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自1984年起,他多次在国际会议上介绍他的成果。1991年4月,薛禹群在南京大学成功组织并主持召开了首次地下水流和污染模拟国际会议,把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受到各国与会科学家的高度评价。

对科学工作者来说,如何对待科研数据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治学态度。地下水动力学研究涉及的数据尤其多,在工作中,他不容许修改数据。他认为,对误差可以分析其原因,所以不能随意改动,尤其不能成为一种不良的习惯,一流的成果只能建立在真实的数据上。

薛禹群十分重视培养年轻人。曾经是南京大学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的吴吉春教授深有感触地说:“薛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奖掖后学的精神我感受最直接。”1989年,即将大学毕业的吴吉春因家中较困难,曾想早点找个挣钱的事做,薛禹群亲自找他谈话,劝他要把眼光放远些。后来吴吉春考入他的门下读研。至今吴吉春还记得第一次与老师见面时,薛教授诚恳地对他说:“我懂得也不多,但我一定会倾全力手把手教给你。”当时正值海水入侵课题研究进入关键时刻,他让吴吉春参加到该课题中去,并在工作中一点一滴地帮助他。师生俩在计算机旁一干就是几个月。吴吉春仅用了1年半时间就圆满完成了硕士学业。

近20年来,薛禹群在国内外刊物、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80多篇,其中很多被SCI学术榜收录。他的成果多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他撰写的《水文地质学的数值法》是我国第一部水文地质数值法著作;所主编并两次修订的《地下水动力学》20多年来一直作为全国教材使用。1999年,薛禹群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矿冶专家陈清如

陈清如(1926—),1926年12月出生于浙江杭州。1946年9月至1948年7月,在国立英士大学机电系学习。1948年9月考入国立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7月毕业后留校,9月全国院系调整调至中国矿业学院,担任选矿教研室教学和科研工作。1958年12月至1960年12月,由国家选拔派往苏联莫斯科矿业学院进修,专攻选矿理论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回国后一直在中国矿业大学任教,专长矿物加工工程。1980年9月任煤综合利用系主任,1983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任选矿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我国难选和极难选煤的分选,陈清如主持并承担了重介质旋流器末煤选煤厂的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和投产的全过程,在工程技术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还指导设计了中国首台筛下空气室跳汰机。这两项科技成果至今仍是我国选煤的主要工艺和设备。

从1980年开始,他在干法筛分领域中建立了“粒群透筛概率”的筛分理论,从理论上深入地揭示了传统的及现行的精确筛分所无法解决的潮湿煤炭和煤泥堵塞筛孔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应用该理论,研制出具有大筛孔、大倾角和最佳筛面长度的QGS型煤用琴弦概率分级筛,其能耗仅为一般振动筛的1/6,该成果产生了较高的经济效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针对占我国煤炭储量2/3以上的西北缺水干旱和严寒地区的煤炭既无法采用国内外现行的湿法分选方法,也不宜采用现有的风力干法分选方法的问题,陈清如1984年开始在干法分选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建立了“空气重介稳态流化”的选矿理论,经过10年的艰苦研究,完成了实验室基础研究、模型试验、中试以及工业性试验,成为国家“八五”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1994年通过煤炭部和黑龙江省的联合鉴定,鉴定认为该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不少国家的选矿权威专家对此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国际著名选煤专家、国际选煤会议主席A.Deurbrouck先生甚至给他来函称:“美国不再进行空气重介干法选煤的研究,由中国矿业大学提供干法选煤技术和设备,开发美国西部缺水地区的煤炭。”

陈清如不仅在学术上和工程技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还成功地组建了我国第一个从事干法筛分和干法分选的选矿工程研究中心,还自筹资金建立和发展壮大了一个拥有选矿工程研究室、实验室、筛分技术中间试验厂、干法选煤中间试验厂和一个干法选煤技术开发公司,工程学科梯队齐全配套,是国内外最有影响的选煤研究中心。多年来,这个中心培养了大批从事选矿专业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并和国外联合培养博士生。

他还对微粉煤的摩擦静电分选进行了新的开拓,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持承担多项“九五”国家级科研项目。

社会职务方面,1982年被选为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被聘为全国煤炭系统高校选矿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被聘为煤炭科学基金委员会煤炭加工利用专业评审组副组长,1994年被聘为《Particul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 International Joural》国际编委。多次承担国际学术会议执行主席。

40余年来陈清如在矿物加工工程和能源、洁净煤工程科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煤炭界公认的选煤工程科学领域现代筛分和重选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由于陈清如的卓越贡献和国际威望,他先后获得了“全国煤炭系统优秀专业技术干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等殊荣。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

水文地质专家、城建勘察设计大师陈雨荪

陈雨荪(1928—),1928年1月出生,1946年考入唐山工学院土木系,后因病休学一年,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入清华大学,8月毕业后分配到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院工作。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副总工程师、顾问总工程师、特许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1990年被授予国家第一批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陈雨孙早年在前苏联列宁格勒第一设计院学习工程地质、土力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水文地质及岩土工程。学习国外之长,但他不被传统理论束缚,首次在我国揭示了“四大储量”理论的缺陷,用数学模型论证了补给量和储存量作为地下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地下水运动和资源评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半数城市缺水、工农业争水矛盾突出的形势面前,他提出“向管理要水”“水文地质工作重点应从传统的勘察找水向科学管理转移”的战略性建议。他积极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言献策,率先完成了“八五”示范性的“北方城市资源管理系统及设施”的科研课题。

陈雨孙在岩土工程专业的难点——摩擦桩、扩底墩、基坑的护坡和降水等方面也颇有建树,特别对软土地区保持浅基坑稳定,提出了基于复合材料原理的“竹桩拉护法”,在上海、昆山地区完成的11个项目全获成功。

陈雨荪从事工程勘察,辛勤耕耘几十年,造诣深厚、贡献卓著。他成功地主持过大小百余项勘察、降水、护坡桩、扩底墩项目,注重水文地质领域新理论的引进和发展,勇于承担解决工程中的疑难问题,是我国水文地质专业领域的著名专家之一。他最早引进西方的地下水非稳定流、三维流理论、数学规划并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值模拟、水资源评价及地下水优化管理。1983年起又将弹塑理论与有限单元法用于岩土工程领域,解决了桩基及扩底墩承载力的计算。

陈雨孙作为我国工程勘察界的老前辈,知识渊博、德高望重。在他的指导下,培育出多名硕士研究生和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他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曾多次受法、日、意、苏、泰等国邀请,进行学术交流和主持援外大型工程。在国内外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专著3册,有些被国际会议录用出版。他主持的大型勘察工程和科研项目获国家、省部级奖7项,两次获国家级和全国建设系统的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陈雨荪在工作中勇于创新、治学严谨、深入实践,为我国的工程勘察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力量。2010年1月9日陈雨荪在北京逝世。

水电勘察设计大师曹克明

曹克明(1928—),1928年5月出生,浙江省瑞安县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工程设计大师。1952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土木系,1954年获大连工学院硕士学位。

1956年在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任工程师。1958年任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六郎洞、绿水河、以礼河四级、小江、西洱河一级、二级、四级等工程的设计总工程师。

1973年参加喀麦隆拉格都水电站建设,任设计总工程师和设计组长。1983年起担任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主持了天生桥一级、漫湾水电站等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并参加了鲁布革水电站的设计。1986年任水电部水电站大坝安全监察中心总工程师。

1995年,曹克明担任国家电力公司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参与了多项工程的设计审查和咨询。此外,还受聘为广州抽水蓄能电站、海南大广坝水利工程、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湖北清江水布垭水利枢纽等工程的咨询顾问团成员及小浪底水利工程技术委员会委员。

由他负责设计的小江工程1982年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奖。由于他在援外期间突出的工作业绩,于1986年获喀麦隆共和国勋章。

曹克明学识渊博,工程经验丰富,擅长土石坝及地下工程的设计,特别在面板堆石坝设计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国内外发表了20多篇学术论文,曾到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和工程考察。1985年7月前往巴西考察了伊泰普、福兹阿里亚等十几个水坝工程的建设与管理;1985年10月在美国底特律参加了美国土木工程年会混凝土面板坝专题会议;1987年1月在澳大利亚考察了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的设计和施工,并参观了雪山公司。

曹克明曾多次参与国家重大工程设计和规程规范的审查工作,特别在我国引进和推广面板堆石坝筑坝技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4年荣获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综合勘察设计大师林在贯

林在贯(1928—),1928年7月8日出生,浙江宁波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市立复兴中学,1952年7月,在唐山铁道学院土木系毕业后,分配到建工部中央设计院,先后担任综合勘察技术员、地质队副队长。1955年调综合勘察院西北分院任工程师。1971年以后,历任陕西省综合勘察设计院科研室主任、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1995年以后,任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顾问总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在工程勘察中,他善于突破常规和创新,曾成功担任、指导大型复杂工程的岩土工程勘察与设计任务,解决重大技术疑难数十起。包括:北京四部一会、马列学院、洛阳拖拉机厂等以及西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文化宫的碎石填筑地基、美国加州海华德滑坡治理中的降水增稳设计等国外工程项目。

林在贯外语基础好,精通英语、法语,并能用日语、俄语进行一般口语交流和熟练阅读科技文献。1979年和1982年先后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出席会议和考察;1989、1991与1993年先后赴日本出席会议,进行科技合作;1993年赴美进修一年余;1994年应邀赴英国作学术报告,国际学术交流频繁,是国际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学会(ISSMFE)干旱地区土委会委员,国际工程地质协会(ASCE)会员和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IAEG)会员。

他成功担任、指导数十起大型、复杂工程的岩土工程勘察与设计任务并解决重大技术疑难问题,享誉国内外。有科研成果、论著百余篇,代表性的有《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地质勘察》《黄土结构与物理力学性质》等。

他曾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多项,1988年被遴选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0年荣获第一批中国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水电勘察专家、勘察设计大师王三一

王三一(1929—2003),1929年出生在浙江桐庐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从小受到母亲极好的教育。母亲告诉他,学习要学懂,没有学懂之前不要做下一步,否则是夹生的。他母亲还有意识地培养他讲话的才能,鼓励他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告诉他讲事情首先自己要清楚,自己没有想清楚是讲不好的,他说,这一点影响了他一生。

1948年他考入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大学一年级参加学生会竞选讲演他得了最多的选票。1952年4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王三一毅然报名参加了我校第二批抗美援朝工程队,荣立三等功。

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随我校水利组黄万里教授等一起调至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1953年王三一从清华毕业,踏上了艰苦的水电勘测设计之路。历任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技术员、工程组长、设计总工程师、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高级咨询师。

1958年,王三一担任湖北白莲河工程设计组长,建成了当时国内用花岗岩风化料作坝壳的、坝坡最陡、最高的土坝。在引水隧洞设计中,他一改过去沿用按普氏山压理论设计的老模式,提出防渗和受力都应将围岩与衬砌视为一个整体结构的新思路,并按此做衬砌设计,这一设计思想仍然为当今地下工程设计的理念。

1972年,王三一和同事们承担了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当时为国内第一高坝(165米)的贵州乌江渡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乌江渡电站坝址及水库区域内可称“山空水深,洞中有洞”,大坝坝基下布满了近8万余立方米的溶洞,若不采取工程措施,大坝里的水转瞬就漏掉了。王三一为了掌握和吃透两岸空洞岩溶发育的规律,及断裂切割岩块的稳定特性,和地质人员一道,攀缘70度以上的悬崖陡壁,钻进勉强能进人的洞子,一块一块地敲打、检查坝基岩块。在深入实际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王三一凭自身的实力解决了岩溶地区修建高坝渗水这一大难题,为我国石灰岩地区建立高坝铺平了道路。使乌江渡水电站这样一个高坝、一个大型水库,每一昼夜的漏水量只有30~40立方米,这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直到现在,如此微小的漏水量国内外还没有任何一个高坝达到这个纪录。1985年国际大坝会议上,各国水电专家高度赞扬了这一成就。当初这个漏水量的数字报道出来时,国外好多搞岩溶防渗的专家甚至问这个小数点是不是点错了两位,还说“假如说3 000立方米我还可以相信,30立方米我根本就不相信”。20多年过去了,水库渗漏的数字一直没变。该工程1984年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他个人也因此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针对龙滩水电站的总布置,他提出不同于原审定的重力坝方案的全断面碾压混凝土高坝方案被最终采纳,此项优化设计,可缩短工期一年,节约投资约2亿元,提前发电的效益可达数十亿元。他主管的五里宠水库是国内第一座封闭溶洼地不筑坝的高水头水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长达50余年的水电建设生涯里,他主持和参加了乌江渡、龙滩、东江、五强溪、白莲河等40多座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总装机容量达2 000多万KW。 王三一在水电站设计的理论和实践中均有较高建树和创新,尤其在高坝设计、复杂地基处理、总体布置等方面更有所长。在设计观念上,他提出了水电站设计中的一体化理念,如围岩与衬砌的一体化理念、坝和地基的一体化理念。在优化设计方面,突出体现了将多专业、多学科、及新技术的综合集成,从而使水电站大坝达到总体上的经济和安全。

建国初期,工作、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设计电站的资料残缺不全。王三一挑着一根扁担,跋山涉水,收集到一份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的夫人刘令娴回忆说:“在我的全部记忆中,三一一生从没有埋怨过环境、条件,也没有埋怨过领导、同志,在给我的信中一句都没有。在他写给我的信件中,总是一片火热,让你从中受到鼓舞,增加努力工作的热情。”

1994年,王三一被授予勘察设计大师称号,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机车车辆专家、双院士沈志云

沈志云(1929—),1929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1943年至1949年,沈志云都是在前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度过的。艰苦的生活,严格的训练和高质量的教学水平,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学校曾设立工读生顶替校工,沈志云以总分成绩领先而获得这一待遇,分配给曾近义老师服务。曾老师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山大学教授,他回忆说:“沈志云当时是一名突出的好学生,同时又是一名受表扬的好工人”。亦工亦学的艰苦环境锻炼了他顽强奋斗的精神。

1949年8月长沙解放,沈志云赴武汉投考大学。报考的学校有唐山工学院、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这三所大学都发了录取通知,武大还名列榜首。他毅然选择了当时在南方信誉最高、有“铁饭碗”之称、被誉为东方康奈尔的唐山工学院机械系学习。

1952年7月,因国家急需人才,沈志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毕业分配时,沈志云填写的三个志愿都是去工厂第一线,然而张榜下来却是留校当老师,而且是分配到理论力学教研室当助教兼教研室秘书。他痛苦地闹了一段情绪,报到时还提出暂时留校,有机会还是要去现场。没有想到,这一留竟是一辈子,59年。填写简历一行字就够了。

1957年,沈志云刚从理论力学教研室回到车辆教研室,学校就选送他到苏联去留学,专门学习铁路车辆修理方面的课程。他在苏联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现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留学,学习车辆修理。1961年,沈志云在列宁格勒铁道学院毕业,获得技术副博士学位。

198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车辆动力学协会的会议上,沈志云宣读了《韶山4型机车动力学计算与分析》论文,外国专家们惊叹,原来中国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了。从此以后,这个协会的年会沈志云一届未断。第13届年会就在西南交大举行,由沈志云担任主席。

1982年11月,沈志云赴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作访问学者,与该校赫追克教授合作,进行轮轨蠕滑力模型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荷兰卡尔克教授提出轮轨蠕滑理论,成为本学科的理论权威。但他的方法过于复杂,不能直接用于计算机动态仿真。沈志云在研究卡尔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自旋的非线性轮轨力简化模型。他的论文1983年在第八届国际车辆动力学年会上宣读后,被卡尔克评价为铁路车辆动力模拟最好的模型,是“1983年蠕滑理论新发展的标志”。这以后“沈氏理论”被各国专家广泛采用。但沈志云回国后,从不提“沈氏理论”,认为只是一个方法的改进而已。直到1991年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卡尔克的科学名著《三维弹性体滚动接触》,书中10处提到“沈-赫-叶氏理论”,“沈氏理论”才为国内所知。

1984年沈志云从美国回来后,开始了迫导向转向架的研究。这种转向架在运行时,轮缘与钢轨平行,冲角为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困扰铁路的轮缘磨损问题。1987年,我国铁路第一台迫导向货车转向架在云南米轨铁路投入运行,在铁道部组织的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评为国内首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9年底,沈志云完成了铁道部重点科研课题“大载重低作用力货车转向架可行性研究”。他总结出达到低动力作用的4个基本途径,提出了4种低动力作用的货车转向架的设计方案并论证了达到预定目标的可行性。这一成果被许多人称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最经济合理的技术路线”。

沈志云最大的贡献是主持建成了以轮轨关系研究为基础,以解决重载、高速、安全问题为目标的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所铁路系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凝结了沈志云7年的心血。1988年,他提出在我国建立机车车辆滚动振动整车试验台,在实验室里模拟400公里时速列车的动态环境,以此来研究开发重载和高速铁路的新技术。经过七年的艰苦奋斗,1994年大年三十,试验台一次试车成功。1997年,我校机车车辆滚动试验台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沈志云率领的科研团队,以“结合科研,培养机车车辆高水平人才”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入选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

沈志云在回顾他走过的历程时,总结了四个方面的体会: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二,一定要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正规训练;第三,现代科学技术的活动范围必须扩展到国外;第四,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是科学研究的唯一目的。

铁道勘察设计大师邵厚坤

邵厚坤(1929—2000),祖籍浙江杭州,1929年5月出生于郑州。1947年考取国立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铁道部设计总局定型设计事务所工作。1957年到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担任桥梁设计工作。

20世纪50年代,邵厚坤主持了我国第一孔预应力混凝土梁的设计工作,参加了研究试制工作为此后我国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梁标准图的编制奠定了基础。

1964年,针对预应力混凝土梁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铁道部组织工艺革新攻关,邵厚坤与科研、制造单位的专家共同主持了环销锚和管道形成的工艺试验革新,编制了工艺制造细则。主编了新的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标准图,把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技术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73年,邵厚坤参加了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主持的我国第一孔采用顶推法施工的4乘10米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西延线狄家河桥)的设计,该项目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励。由此为铁路预应力混凝土桥梁向大跨度方向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1987年,在广州环城高速公路跨广州北站立交桥的设计中,要求不干扰车站作业,跨越15股道。邵厚坤提出100m大跨度梁、用顶推加挂孔的施工方案,架设完成后,再体系转换变成连续梁,这在国内是首次采用变截面梁顶推工艺,为以后跨越大型车站立交桥设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1989年,在深圳火车站高架桥的设计中,他提出了窄箱宽翼的展翅梁设计方案,这一结构形式当时在国内也是首创,桥式新颖,被建设单位称为“中国南大门第一桥”。

邵厚坤在主持“深圳市铁路高架桥”设计中,为了压低梁高,以满足桥下通行净空的要求,提出应用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新构想并付诸实践,这在我国铁路桥梁史上尚无先例。在设计中他解决了技术上的一系列难题,还编制了结构电算程序。如此大规模运用以新的设计理论为基础的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梁,不仅在国内是创举,在国际上也不多见。1988年深圳市组织对该桥进行了鉴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桥设计水平高,两地造型轻巧美观,与周围的环境协调,就两地高跨比而言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大桥建成后,成为深圳特区的一个景点。1994年该设计获国家优秀标准设计金奖。

1992年,他指导设计的深圳春风路高架桥位于市中心,条件复杂,全桥跨越河流、铁路和城市干道。主桥为预应力混凝土大悬臂连续箱梁,匝道桥采用多种形式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弯梁,结构种类繁多,但全桥线条优美,造型美观,为又一杰作。

后来,邵厚坤把预应力体系扩展到顶推施工工艺、斜拉桥刚性索、中承式拱桥的自锚体系中,解决了许多工程中难处理的问题。邵厚坤常说:搞了一辈子桥梁,总得有几座像样的桥留在世上。他还主持编写了《钢筋混凝土桥梁标准设计总结》《铁路设计手册——混凝土桥》等专著、论文。

邵厚坤在数十年的桥梁设计中,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精益求精,无私奉献,成为我国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的开拓者,为我国桥梁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曾任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中国铁道学会桥梁工程委员会副主委,北京林同炎工程咨询公司董事,长沙铁道学院兼职教授。是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委员,曾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第二届“詹天佑工程奖”,1990年被评为国家勘察设计大师。

冶金材料专家邹世昌

邹世昌(1931—),原籍江苏太仓,1931年7月出生于上海。他开始懂事时,“八.一三”战事爆发,上海沦陷,日本侵略者掠夺横行,中国人遭受欺压,这些在他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印痕。后来,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使日本一蹶不振,这使他懂得,科学技术事关国计民生,中国之所以受侵略与压迫,国力不强与技术落后是重要原因。上海解放后,他开始接触新思想,迫切要求进步。当时他已考入由申新纱厂创办的中国纺织工程学院,原本只想找一个好的饭碗,可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形势感召下,情不自禁地萌生了投身于国家建设的决心。于是,他舍近求远,转学唐山工学院,学习冶金工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现为上海微系统所)。1958年赴苏联学习,获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副博士学位。

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邹士昌,便参加了我国当时最神圣的制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60年,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我国建立原子能工业制造了严重障碍。那年夏天,他和所党委书记等3人被召到北京中科院原子能所,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对他们说:“有人已经扬言,在他们走后,中国的核工业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更不用说造原子弹了。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就是,我们不会制造用来生产浓缩铀的分离膜元件。现在,党和国家决定把研制分离膜元件的任务交给你们来完成。”

铀分离膜是制造原子弹燃料的关键元件。邹士昌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真有点‘天降大任’的感觉。1961年,全国各地的精英汇集上海冶金所。这个研制项目有个代号叫‘真空阀门’。实验室设在杏佛楼,进楼进室都要在保密室登记。

在接受‘真空阀门’任务时,我从研究室主任调任为大组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进了实验室,便如进了真正的真空阀门,任何名利都将与自己绝缘,任何研究成果都不可能发表,绝对保密。那里是名利的真空地带,但却被科研工作所填满,还洋溢着一片兴国之情和在每个人心中升腾的神圣的使命感。我们这一代人,对祖国的强大有一种直接的渴望。

‘真空阀门’分原材料、工艺、测试三个大组,我负责工艺,就是要把粉末涂到膜上。试验中碰壁无数。为了让粉有粘度,我动足脑筋,用各种偏方、土方。那可不是一般的调制搅拌,一次调制起码一整天。调制失败,工夫全部东流。我带领组员经过一年多“昏天黑地”的攻关方才告捷。调制成功时,整个实验室一片欢腾……3年的努力工作,铀分离膜终于研制成功了!1963年末,成功的消息报到北京,张劲夫、钱三强等获知,高兴地说:这么快解决了原子弹爆炸的关键性难题,震惊、开心!

1964年10月16日,神州西部地区上空升腾起一片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听到这个消息,作为直接参与原子弹研制的我,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言语表达。”

1999年9月,邹世昌以《为了祖国的强盛》为题,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记述他当年的心路历程:

“我记得,1952年,我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有幸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被分配到贤才云集的中国科学院,在吴自良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直接指导下,开始了科学生涯。从此,我个人的科研工作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工作中,我常对自己说:‘祖国和人民养育了我,我要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一辈子。’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对我、对我们这一批科研人员来说,正是报效祖国的一次最好的机会。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到过世界上不少国家,当过研究生,也当过客座教授。我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与发达国家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我出生于这块曾受侵略蹂躏、贫穷落后的土地,祖国和人民养育了我,我的命运就和祖国的前途紧紧相连,我的责任就是竭尽全力去改变她的面貌,建设一个科技发达、繁荣昌盛的中国。我要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一辈子。”

邹士昌1991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当选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步云

王步云(1931—),1931年9月生,山西太原人,1952年唐山铁道学院结构工程毕业系。先后在北京煤矿设计研究院及太原煤矿设计研究院从事土建工程设计及工程勘察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煤炭部太原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中国煤炭开发建设总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20世纪50年代,王步云曾师从苏联专家K.N.顾而斯基学习煤矿深基础工程,40多年来主要从事地基基础、工程勘察及岩土工程工作。参与主持、组织和指导山西大同云冈、霍州白龙等矿区的20多项大型、特大型矿井、选煤厂,以及国家重点工程的工业建筑等高层、超高层公用建筑的勘察与岩土工程。他在黄土质填土性状的研究实践中,提出了应用静力触探测试指标评价可做天然地基的控制标准。

20世纪80年代初,他主持试验成功了振密矿桩法处理可液化砂基,达到与国外同样水平,该成果获山西省重大科研成果奖。之后又成功地将该法推广至处理厚层杂填土地基及低密度素填土地基,并形成了慢速拔管、间隔留振及一次成桩的新工艺,被作为煤炭基建系统新技术项目予以推广。他还就其预液化提高沙基抗震能力、缩短排水途径、迅速消散孔压、抑制液化、减轻震害等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他的原位土钉技术在黄土坡中的应用研究,为深基坑开挖边坡支挡提供了简便、环境影响小与投资省的方法。他运用动力置换法处理大型工业建筑饱和黄土粉砂地基,使地基承载力提高2.5倍。

1990年,王步云被授予勘察设计大师称号。1991年入选《中国人物年鉴》《中国工程师名人大全》。

我校百年校庆的时候,他曾著文《祖国万岁 母校千秋》,对在母校的学习和生活有过深情的回顾:

“我是1952年毕业于唐院结构工程系的一名学子,离开母校接近50年的光景。回首在校学习时的许多往事,心里就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又找回了青春。离校后我们是为数不多的被分配至路外的学生。我被分至燃料工业部北京煤矿设计院,开始了工业建筑的勘察设计生涯至今。先后涉及了矿山特种结构与动力基础设计、岩土工程勘察设计与治理。基本上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独立完成本职,并受到当时援建我国大型工程建设的原苏联设计专家的肯定。

我进校时是一名年龄不足18岁的毛头小伙,那时的我们,如果与现代的同龄人相比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对事物的认识、思想、生活阅历诸多方面是非常幼稚的。经过师长们几年的培养与教育,并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学习,才逐步成长,初步具备了步入社会的基本条件。概括地讲,母校教给了两个方面的基本知识。一是如何做人,奠定了做人的基础。这是最重要的教育。二是传授给我们做事的基本知识,奠定了做事的基础。培育我们的老师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权威,他们传授给我们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教育我们怎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1948年我们随学校举迁上海,之所以能弦歌不辍,深知是仰赖于一批对母校有深厚感情的校友们,他们在危难之时鼎立支持,全力支援。这些都为我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老师们严谨的治学作风使我受益终身,曾被美国康奈尔大学授予“Scientific Mind”(科学头脑)尊称的罗忠忱教授,是最受广大唐院学子尊敬的五老之一。他先后教授了40班学生,我有幸成为他第39班学生。他不仅传授给我们一名未来工程师必须具有的力学基础,更让学子们感受至深的是学到了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和严谨、严肃的学风。他在课堂上多次讲述数值有效位的意义,一道试题获得正确答案的含意,如果解题的方法正确,而数值计算发生错误,对一位工程师来说那是灾难,如是下去将会对工程项目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这在我近50年的工作生涯中坚持如故。就是在计算机广泛运用的今天,我对助手们的要求仍然如此。就是设计计算不仅工程模型要确定正确,参数取值也必须准确,否则上机得到的大串数值就会是错误的信息。简要讲之,如果输入的是废料,就是算出来也是垃圾。”

材料专家葛昌杶

葛昌杶(1934—),原籍浙江平湖,1934年3月生于上海。他的父亲非常重视培养人才,曾创办了平湖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中学——稚川中学。在他的影响下,葛昌杶从小就用功读书。1949年,年仅15岁就考取了唐山工学院冶金系,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当时学校云集了一批国内冶金界的著名学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系主任张文奇教授,留美回国的吴自良、章守华、林宗彩、朱觉教授以及徐耀祖副教授等。在这些名师的教诲和熏陶下,葛昌杶不但学到了如何从冶金学和材料学角度分析和处理技术问题的思想和方法,也学到了如何为人做事的严谨学风以及敬业奉献的精神。1952年,他提前毕业后分配到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冶金研究室工作。

研究室主任是个很重视应用和实践的冶金学家。他认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应首先到工厂去实习和工作,于是从1953年初至1954年国庆,他一直在抚顺钢厂(当时我国最大的特殊钢厂)各车间实习,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他作为技术骨干参加了冶金部钢铁局组织的由钢铁工业综合试验所、中科院金属所参加的钢坯高温快速加热研究,他在大学学习时打下的扎实的冶金学和材料学基础使他受益匪浅。

回到北京后,他接受了筹建压力加工研究室和轧钢实验车间的任务。由于工作出色,1956年他被选拔出席冶金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他调到新成立的粉末研究室从事耐高温涂层和粉末冶金新材料的研究。

1960年开始,他参加并负责了国家下达的紧急任务——乙种分离膜的研制和生产(乙种分离膜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235的气体扩散法的核心元件)。当时只有美、英、苏三国掌握了这一技术,被核大国列为重大国防机密,严禁扩散。苏联甚至称分离膜是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葛昌杶作为专题负责人,在以钱皋韵研究员为首的615所全体参加会战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攻克一道道难关,终于在1964年提前研制成功国家急需的乙种分离膜研制任务,保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顺利升空。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给他们发来贺电祝贺:“实验证明研制的乙种分离膜性能良好,能够满足生产使用需要。这就为我国自力更生的发展原子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任务的完成,是你们取得的巨大成果,是对我国国防工业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1966年国庆节,他被国务院邀请作为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乙种分离膜是我国研制成功的第一种纳米符合多孔薄膜材料和器件,为我国纳米符合多孔功能的材料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在完成这项任务中,葛昌杶的团队还研究开发和创造了一系列制备纳米金属、合金和陶瓷粉末的先进工艺,成型和烧结技术以及纳米粉末和材料的检验方法,其中有些至今仍具有先进性和应用价值。该项目后来分别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一等奖。

1976年至1980年间,葛昌杶开始进行氮化硅基陶瓷的研究,在国内首次采用压力烧结工艺研究成功以尖晶石作为烧结助剂的Sialoon陶瓷,并批量用作加工模拟实验机的垫块,取代了进口的日本氮化硅垫块,填补了国内空白。

1980年至1983年,他在德国Max-Planck材料科学研究所、柏林工业大学非金属材料研究所进行博士论文工作,获工学博士学位。1983年4月回国后在钢铁研究总院粉末冶金室工作,任副主任,高级工程师;1985年调北京科技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信息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在北京科技大学,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粉末冶金和先进陶瓷相结合的“特种陶瓷粉末冶金研究室”和“北京科大特种陶瓷粉末冶金研究开发中心”,开发了具有优良性能的ST新型陶瓷刀片并实现了产业化。此项成果获得了包括1990年第五届全国发明展银奖在内的国际、国内展奖。

1988年,葛昌杶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2004年当选为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

三年毕业的院士

因为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1949、1950年入学的学生,有的只读了3年就提前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但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理论联系实际,刻苦钻研,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地下与隧道工程专家施仲衡

施仲衡(1930—),1930年11月出生于上海市。1950年考入唐山工学院桥梁隧道系。当时,由于国家急需建设人才,国家决定高校学生提前一年毕业。1953年7月,施仲衡毕业后留校任教。

刚留校,施仲衡就参加了我校第三批抗美援朝工程队,抢修板门店我方机场。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圆满完成了任务,9月12日返回学校。

1954年,为了满足我国铁路建设的需要,学校决定发展隧道与地下铁道学科,在桥隧系成立隧道与地下铁道教研室,委派高渠清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当时,这个专业在全国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经验,隧道技术科学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不完善,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

为了培养我国隧道与地下铁道专业的师资,1955年,施仲衡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铁道学院攻读地下铁道专业研究生课程,1959年学业期满,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继续在校任教,并担任隧道与地下铁道教研室副主任,从事专业教学与科研活动。

1965年,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动工,施仲衡被调到北京地下铁道公司科学研究所任所长,主持地铁的重大科研项目。在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设中,他提出将原计划深埋改为浅埋的方案,并主持完成了浅埋地铁车站关键性技术的试验研究。

“文化大革命”后,施仲衡调到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工作,1983年任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持北京地铁复八线的规划和初步设计。施仲衡在地铁施工的盾构研究中,提出了极限平衡原理设计切口环法。他主持了多项铁道部重点科研项目,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压缩砼衬砌盾构,主持了国家计委重点科技项目“局部气压盾构的研制”。

他在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中任设计总监和工程建设副总监,主持全部招评标工作。他还主持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深圳、重庆等各大城市的地铁和轻轨可行性报告评估。在优化技术方案、统一建设标准、控制建设规模和投资等方面,为国家计委提供决策依据。

施仲衡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地下铁道设计规范》和《地下铁道设计与施工》专著,该成果获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主持完成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子课题“大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

施仲衡曾任中国地铁咨询公司总工程师、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部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为中国国际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顾问,1999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他还兼任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

建筑学家、建筑设计大师彭一刚

彭一刚(1932—),1932年9月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1943年入私立中正中学,1947年考入合肥中学高中部。这期间,他对数理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小学、中学的美术老师似乎都发现了他的美术天赋,对他十分器重,全校性墙报的美术设计都由彭一刚参与设计。这对他以后从事建筑学的研究和实践有很深的影响。

1950年,彭一刚考入唐山工学院建筑系,师从徐中、沈玉麟、刘福太、卢绳等建筑大师。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天津大学,195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他潜心建筑理论的研究和建筑创作的实践活动。现为天津大学教授、建筑学院名誉院长。

他认为,建筑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同属于创造性劳动,要善于突破原有模式的束缚,勇于创新和发展。他主张建筑创作要有激情、才思、技巧,这三者是构成建筑创作的三要素。他将这一主张贯穿在日常教学之中,学生获益匪浅。他常对学生讲:没有激情的建筑师,不可能有喷薄欲发的创作欲望和追求新知的动力。作为一名杰出的建造师,不仅要有激情,还要不断地学习、总结前人的经验,积累、储存和丰富自己的知识,练就过硬的构图基本功和娴熟的创作技巧。这样,当你再进行创作时,就可以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展现多姿多彩的构思,从而创作出匠心独具、富有诗意的作品。

彭一刚设计的建筑主要有天津大学建筑馆、天津水上公园熊猫馆、山东省威海市刘公岛甲午海战纪念馆、伦敦中国城等。在设计刘公岛甲午海战纪念馆时,彭一刚运用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在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富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整个建筑犹如准备乘风破浪起航的战舰,馆前矗立着一个身披战袍、手持望远镜、怒目眺望的海战将士的高大雕像,气势宏伟,凛然之中透着铮铮正气。建筑很好地表现出了我国将士面对敌寇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一富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建筑落成后,深受国内外专家和观众的好评。《人民日报》在进行报导时,以“史诗建筑”为标题给予了高度评价。该建筑获建筑界最高奖项——梁思成建筑奖。

彭一刚还对建筑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建树颇丰,影响广泛,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中国的园林建筑饮誉世界,江南的秀色醉倒南来北往的游人。中国园艺艺术的真谛是什么?世人又该从哪里汲取前人的精华?彭一刚在他的《中国古典园林分析》这部专著里,作了全面的论述。他用现代空间理论和观念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成就做了深入详尽的分析,强调指出中国造园艺术的基本特点,运用现代空间理论以及辩证的思维方法研究古典园林,从而揭示出蕴藏在传统造园艺术创作中的规律。该书出版后,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一致好评,获1990年首届全国优秀建筑图书一等奖。

1983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彭一刚撰写的《建筑空间组合论》,书一出版便受到建筑学界的广泛重视,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

1989年,彭一刚被美国ABI(AmeriranBiographicalInstitute)收入世界名人录。1992年他被遴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连任两届,曾任教育部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中国建筑师学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成就卓越的越南留学生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与邻国越南、朝鲜建立了兄弟般的亲密关系,为他们培养了铁路交通专门技术人才。丛1950年到1966年,共接收越南留学生87人,其中75人完成学业。他们中有干部、职工及在读大中学生。他们中除一少部分短期培训干部外,多数在我校跟随国内学生编班随读,四年毕业。其中还招了2名研究生。他们学成回国后,为建设越南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有2名越共中央委员,1位在总理办公室负责交通工作,6位部长,4位大学校长。如邓友、杜国杉、杜营海、黎文赏、范文平等。

道路与桥梁专家邓友

邓友(DANG HUU)(1932.1—),1932年1月2日出生于越南平定(BINH DINH)省符美(PHU MY)县美才(MY TAI)乡。1953年8月,邓友以高三年级学历到我校,学习一年汉语后,第二年转入我校本科铁道建筑专业学习,195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63年,邓友赴苏联莫斯科国立汽车公路大学(MADI)学习研究生课程,1966年毕业获博士学位。1979年,被越南政府授予教授职称;1993年,获俄罗斯联邦交通科学院院士称号;1998年被我校聘为名誉教授;1999年,被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汽车公路大学(MADI)授予名誉教授、名誉博士称号。

1958年至1963年,邓友在越南河内百科大学道路与桥梁系任教,同时担任系副主任、教研室主任。1966年至1975年,在越南河内建设大学道路与桥梁系任教,同时担系主任;1975年4月至1976年11月,南下胡志明市参加接管南部各大学工作,并担任胡志明市百科大学校长;1976年11月至1982年,任政府大学与中等专科学校部副部长;1982年至1996年,任科技委员会主任,科技、环境部部长;1996年至2002年,任越共中央科教委员会主任;1997年至2006年,任越共中央机关通信技术指导委员会主任。

邓友兼任的社会职务有:1983年至2004年,任国家重点工程验收委员会主任;1997年至2002年,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至1996年,任国家通信工程项目指导委员会主任;1980年至1983年,任越南-捷克友谊会主席;1983年至2005年,任越南-苏联友谊会主席;1994年至2006年,任越南-俄罗斯友谊会主席。

此外,邓友还是第五、六、七、八届越共中央委员(1981年至2001年),第八、九、十届越南国会代表(1987年至2002年)。

“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的院士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因为天灾人祸,经济十分困难。我校因为办学分散,教与学的条件也非常艰苦。广大师生咬紧牙关,终于挺了过来。

铁道电气化与自动化专家钱清泉

钱清泉(1936—),1936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1956年考入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1960年,钱清泉还没有毕业就提前留校作预备教师兼助教。他把电气化铁路远距离控制列为科研方向,一面研究,一面教学。

当时在国际上,电气化铁路供电远动技术的研究也是刚起步。我校曹建猷、潘启敬等老一辈专家学者也认准远动技术的研究方向,在宝凤段电气化铁路开通前,已开始研究这个课题 ── 宝凤段电气化铁路远动装置。在曹教授的倡导下,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参加了1965年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获发明二等奖。

真正放手开展研究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钱清泉在搞科研的同时,还把研究成果编写成教材,运用到教学中。1983年,他编出国内第一本远动技术教材《电气化铁道远动技术》。这本教材国内刚发行,日本同行就拿到了。1984年钱清泉去日本,他们说看到你的书了,从技术上讲中国人是行的,但是要达到日本的水平,你们没有10年、8年不行。这件事对钱清泉的刺激很大。他在日本的4个多月里,每天研究收集到的资料,常常钻研到凌晨2点,把他们的资料几乎研究透了,他准备回国后消化吸收。

后来国家建设京秦线,这是第—条引进国外技术的电气化铁路,供电远动装置也是引进的。日本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铁道部屠由瑞总工程师找钱清泉谈话说,京秦线是买的现代化,我们要一个模拟屏,人家要价上千万人民币,他希望能在产业化、国产化上自己走出一条路来。当钱清泉听到领导对他说“拜托了”时,深受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我国自己的供电远动装置。

从1984年开始,钱清泉带领10多个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当时学校在峨眉,他们依靠从日本带回来的资料研究攻关。通过他们两年多夜以继日地工作,1986年做出了样机。日本人说,我们10年做不出来的东西,他们2年多就做出来了。样机当年通过鉴定。随后,电气化铁路远动装置在西南铁路上使用。

1991年,川黔线电气化工程进行国际招标,他们一举中标。之后,兰(州)武(威)段电气化,他们也中标,国产远动装置的产业化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这项成果还带动了其他的技术进步,比如电气化铁路检测车的研究。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电气化铁路远动装置全路只有东芝、日立、西门子公司很少几套进口,其余都是国产。远动技术的研究完成了“引进—消化— 吸收─ 产业化”的道路。

远动技术的产业化,也促进了教学和科研,培养了一支年轻的科研队伍。

另外,钱清泉带领他的科研团队还围绕“微机远动监控系统与综合自动化”这一研究方向,主持研制了国内首创的“牵引供电仿真培训系统”,该系统部分指标达到国际水平。在他的领导和关心下,DWC-01型变电站电气试验车、WGW-62GA型牵引供电系统微机故障点距装置、牵引变电所主变压器的微机保护装置相继研制成功,并形成高科技产品,在电气化铁道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国际投标中击败诸多强劲对手,成为中国铁路市场的主导产品。

钱清泉在“牵引动力实验室”这一大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立和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8年,钱清泉参与沈志云精心组织和筹建的“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以两个国家重点学科“机车车辆”和“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不断改进、完善其研究与实验设备系统,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发展高速、重载试验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基地,为我国铁路的高速、重载运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技术保障。

钱清泉教授曾任学校铁道电气化和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气工程学院院长。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王梦恕

王梦恕(1938—),1938年12月出生于河南温县,1956年考入唐山铁道学院桥隧系。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本科毕业后又继续在母校攻读研究生,受业于我国著名的隧道专家高渠清教授。

在王梦恕的学生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导师高渠清教授。他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

“在我读研究生期间,高先生不仅教给我知识,还教我如何做人,告诫我要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同时,对我的要求却又十分严格。这种师生深情让我所受到的不仅仅是科学文化教育,还有影响我一生的人格教育。这让我一直对母校怀有深深的感情。”

1964年毕业后,王梦恕放弃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留校任教机会,毅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基本建设第一线,他到北京地铁公司上班。一到公司,就到了我国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铁的施工现场。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都很薄弱,这一工程原本属于苏联援助之列。由于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调走全部图纸,工程面临前功尽弃的困境。有热血、有志气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坚持自力更生,下决心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设计图纸出来后,王梦恕发现有问题,为了更加确定,他背上经纬仪到施工现场实测,领导最终认可了他的看法,有关方面决定将三万张图纸全部返工,避免了工程的重大损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刚刚还受到领导和群众赞誉的王梦恕,一夜之间成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尖子,造反派批他“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气之下,他调往爱人所在单位——成都铁路局峨眉机务段。在那里,他改行从事机电专业。他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搞出了电机流水作业线和柴油机流水作业线,峨眉机务段因此成为全国机械化的样板之一,王梦恕也被评为“为铁路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

1979年春天,王梦恕婉言谢绝了领导的百般挽留,离开繁华的成都市,携妇带孺举家迁到黄河之滨刚刚筹建的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此时,一个使王梦恕能在事业中尽情挥洒的舞台终于在他面前展开。

1982年,广州—衡阳复线穿越大瑶山,隧道长度当时在国内排第一,国际上排第十。当初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能力修建这样的隧道。如此艰巨的工程,若采用传统的施工方法,不仅工期长而且质量差。铁道部和隧道局反复研究后,决定大胆应用国际上一种先进的施工方法——新奥法。该方法可以大大加快施工进度。可是,首次全面引进这种方法,在理论水平、实践能力方面都跟不上。时任隧道局科研所总工程师的王梦恕没有畏缩,他带着24名技术人员组成的科技攻关组,在粤北山区炎热的土地上夜以继日鏖战,终于获得成功。他提出的“复合衬砌”技术运用在大瑶山隧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我国隧道建设的“第三个里程碑”。“大瑶山隧道铁路修建新技术”获得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他还主持了军都山隧道进口黄土试验段浅埋双线铁路隧道不稳定地层新奥法施工,为北京市地下工程浅埋暗挖法施工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自己工作的动力,王梦恕始终把“不给母校丢脸”这句话当成要求自己及弟子的座右铭。他曾坦诚地说,

“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我首先想起母校,想起老师,经常打电话或登门请教,我感到我的一切行动和决策身后都有母校在支撑着,随着岁月的增长,这种感觉更加深厚。同样,当我在工作中取得成绩时,就象孩子对妈妈一样快速地告诉她,让她分享这种幸福。1995年当我被评选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我首先把通知寄给了母校。”。

王梦恕现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与地下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和中国铁道学会副主任等职。

铁道勘察设计大师史玉新 

史玉新(1938—),1938年3月出生于河北保定,1968年唐山铁道学院隧道及地下铁道专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工作,历经“测工”“钻工”、实习生、技术员等岗位,历任工程师、隧道专项负责人、处副总工程师、院总工程师、技术顾问等职,曾荣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1994年被授予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史玉新参加工作以后,一直从事铁路隧道和地下工程的勘测设计和科研工作。先后参加了邯长线、太岚线、太焦线、大秦线及北京地铁等各项重大工程项目。1979年,他参加了太岚线隧道施工设计,推广光面爆破和锚喷支护技术,不仅降低了工程造价,还加快了工程进度。在柳林河三线车站隧道的设计中,在浅埋石灰岩地层,他把锚喷支护作为永久衬砌,成功地建成三线隧道,开创了我国浅埋大跨度铁路隧道采用锚喷支护的先例,为锚喷支护的推广积累了数据和经验。隧道建成运营十多年来,状况良好。  

1985年,他参加了大秦铁路建设,进行了西坪隧道膨胀性围岩新奥法设计与施工的试验研究工作,在国内首创了“眼镜法”施工技术。“西坪隧道膨胀性围岩新奥法设计及眼镜法施工技术”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好的应用和推广价值。该技术1987年获铁道部工程指挥部科技成果特等奖,被建设部确定为国家一级工法。  

1987年以来,他先后参加了北京地铁复八线、天津地铁续建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主持了南京地铁可行性研究等。在1989年初主持的北京地铁西单车站土建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中,完成了空间结构计算,大管棚护顶、围岩注浆加固地层、型钢混凝土组合顶纵梁、钢管混凝土柱、新型防水材料的应用等多项新技术、新结构、新工艺的采用、设计和试验工作,并以副指挥长的身份负责该工程的设计与施工的技术指挥和管理,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创造了一整套“浅埋暗挖大跨双层地铁车站结构设计与施工技术”。在国内,他采用暗挖法建成了亚洲第一座三拱两柱双层北京地铁西单站,使我国地下工程修建技术跨入了国际先进水平。他主持完成的“北京地铁西单车站主体结构设计”,1994年获铁道部优秀设计一等奖;主持完成的北京地铁西单车站“浅埋暗挖大跨结构设计与施工技术”,1996年获铁道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献身铁路建设的革命烈士

伍楚华(1939.12—1965.12),1939年12月29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56年4月21日在长沙市第五中学参加共青团,同年考入唐山铁道学院铁道工程系,曾担任团支部书记。伍楚华出身于工商业资本家家庭,当时这个不容选择的因素影响着他的政治进步,但他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参加党团组织的各种活动,多次被评为班级学习标兵、三好学生。从1958年到1964年,他先后6次向学校和工作单位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1961年,他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在那里工作时,有一次为了抢救一名工人的孩子,急需有人输血,他连忙赶到医院,当化验出他是“O”型血时,他高兴地对周围的人说:“我能为病人输血,能为别人创造幸福,牺牲自己的一切也是有意义的。”

1964年10月,为了支援西南的铁路建设,他调到位于成都的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参加了成昆铁路的修建。1965年3月,他被派往成昆线北段,随铁道兵8816部队一起参加施工。

伍楚华是路基技术员,但在修建新滩坝隧道时遇到大面积塌方,领导派他到现场协助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在危险面前知难而上,边干边学,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他曾在日记里写道:“为了处理好病害,完成施工任务,自己和战士一起冒着危险到塌方最严重的地段工作,虽然很多时间是危险的,学习了王杰同志的英雄事迹后,自己想,为了革命工作何畏牺牲,要成为一个真正彻底的革命者,就必须一心为革命,那怕牺牲也是值得的,因而也就泰然自若了。”

1965年12月3日16点,伍楚华来到新滩坝隧道施工现场跟班劳动。18点05分,隧道内实施爆破,当时洞内的硝烟尚未散尽,伍楚华就与副指导员、测量兵等5人进入洞内观察爆破效果。当他正在棚架上测量爆破横断面时,在棚架9米高处,一块重约750公斤的石头滚下来击中了他。伍楚华倒下了,心脏停止了跳动。

战士们看到技术员倒在血泊中,不相信这位优秀的大学生就这样牺牲了,他们连忙喊来军医进行抢救。由卫生队副队长为首的14名军医、卫生员轮流为伍楚华进行人工呼吸、心脏按摩,并切开气管吹气加压,抢救工作持续了33分钟,但终因回天无术,伍楚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1965年12月4日,8816部队在新滩坝工地为伍楚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铁道兵师政治部副主任、团长、政委,中央卫生工作组成员、铁二院第四现场设计队领导以及铁道兵700多名官兵参加了追悼会。他们以一名解放军军人的规格为伍楚华举行了葬礼,并建议铁道部追认其为烈士,希望将其遗体与在修建成昆线牺牲的战士们一起安葬在峨边县烈士陵园。

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团委根据伍楚华生前的表现,追认他为优秀共青团员。1966年1月,院党委追认伍楚华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经上级机关批准,伍楚华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当年,铁二院文艺宣传队把伍楚华的先进事迹编成文艺节目,带到北京参加了铁道部举行的文艺汇演,受到好评。

伍楚华把生命献给了成昆铁路,牺牲时年仅26岁。

 


 

[1]1952年11月,从教育部中单独成立高等教育部,1958年2月,教育部与高教部合并为教育部。1963年4月,高教部又单独分设。1966年7月,两部合为教育部。1970年成立国务院教科组,1975年1月,重新恢复教育部。1985年教育部改为国家教育委员会,1995年重新改为教育部。

[2]转引自郝维谦、龙正中主编:《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出版,2000年7月第1版,第143页。

[3]由于“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况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8月第11版,第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