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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文革

第七篇  经历“文革”

1964年,我校奉命迁址峨眉,开始新一轮的创业。

峨眉县在四川省中部、青衣江流域。隋置县,县西南有山峰如蛾眉,故名。峨眉山山势险峻,集险、秀、雄、奇于一身。从公元一世纪起就有佛教寺院,历经修建,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明朝时期,山上寺庙多达150多座,现存20多处。峨眉山以其出色的自然风光和佛教圣地这两项卓尔不凡的景致成为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李白赞美峨眉山:“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出人意料的是西南交通大学却在仙山脚下,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它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开始的。高等学校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和重灾区。我校因“文革”、迁校、唐山大地震……成为重灾区中的重灾户,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但在“文革”期间,我校总存在一股力量,以不同形式同“左”倾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进行抗争,在逆境中求生存。我校作为全国重点高等工业大学,在峨眉山乡,在炼狱般的“文革”中能够长期坚持,这又一次显示了我校的精神和优良传统的力量和作用。浴火重生,被人们认为是个奇迹。

经历“文革”,不堪回首,但又不能忘却。如果人们忘掉这些悲惨往事的话,这些悲惨往事还会发生。交大人应从中吸取教训。一位哲人说过:“有时在黑暗中的你能比白昼看得更清楚”。

在大动乱的日子里

“文革”风暴,祸延唐院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康生、陈伯达起草,并经毛泽东7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里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425-426页)。《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集中反映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指导方针。它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会议成立了为江青把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成为不受政治局约束的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机构。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攻击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6月1日,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了这份大字报。《人民日报》转载了大字报,并连续发表5篇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了。

唐院迅速地卷入了运动。学校成立了以政治部主任崔德顺为首的“文革筹委会”,层层发动,号召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平静的校园变得不平静了,唐、峨两地的大字报带着浓浓的火药味。

6月8日下午,西南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负责人受铁道部领导的委托,在峨眉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全盘否定了唐院70年甚至建国以来17年的历史。指责党委没有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唐院的领导权没有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他把唐院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把唐院的阶级斗争估计得十分严重。“怪事到处有,唯有唐院多”“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他公开点名批判学院原党委书记兼院长顾稀,批判顾稀“轻视政治”“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是“奴才的奴才”。他在报告中点名批判了罗忠忱、罗河等一大批对我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专家教授。称他们是“洋奴”“老顽固”。把严谨治学、严格管理的优良传统说成是“砍杀工农学生”,用英语讲课也成了一条罪状。把欢迎新生的标语“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上纲为“变相的高价收买”。

他称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鼓动大家“翻70年的老帐”“把唐院的丑事大大的揭,揭他们的丑,叫他们痛。”“运动的来势就是要猛,大烧一场,我点火,欢迎你们放火,烧谁都可以。”“要来个大决战”“一定要打出一个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非常革命的唐院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个煽风点火的报告,像个重磅炸弹,在唐院上空爆炸,“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唐院燃烧。

一些不了解唐院历史、又缺乏政治阅历,而对党信赖,有朴素阶级感情的青年学子听了报告后,群情“激昂”“义愤”填膺,“革命”激情被调动起来。峨眉校区铺天盖地贴出了几千份大字报,矛头直指顾稀和各系、处的党政领导以及知名的学者教授。这些大字报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极尽丑化之能事。被揭发者没有申辩的权利,只能在大字报的“审判台”前低头认罪。这样就造成了极其紧张的人人自危的政治空气。已经调离高校的顾稀,奉命回校接受群众批判。

在这种高压下,6月19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唐山市政协委员、我校电机系副教授姚皙明,不堪羞辱,自杀身亡,成为我校第一位“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殉难者。姚皙明在新中国成立后,与丈夫曹建猷教授一同回国,为我国的铁道电气化事业、特别是牵引电机的设计与制造做出过重要贡献。她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对电机系的建设投入很大力量,是一位为大家尊重的好老师。她善良、正直、纯朴,她不能容忍对她的尊严与人格的侮辱。她去世后还得不到宁静,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有的人公然践踏宪法,要撤销她的全国人大的代表资格,并要焚尸扬灰。

姚皙明的死是唐院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噩运的开端。

这时,学校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决定:

一、应届毕业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待运动基本结束后再行分配。

二、延迟1966年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招生工作。

这种情况在解放后17年历史中还未有过,预示着更大风暴的即将到来。

“文革”开始时,只有1963、1965两个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在峨眉参加建校劳动,1961年级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在各专业的教学基地进行现场教学活动,1962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在眉山参加“四清”运动,1964年级的学生在唐山校内上课。根据运动的形势和我校的具体情况,铁道部党组于6月18日作出两项重要决定:

一、全校的师生员工立即集中到峨眉参加“文化大革命”。

二、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派出部办公厅副主任刘白涛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唐院,协助唐院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可怜这个工作组同全国各地的工作组一样,受到毛泽东的反对,被指责为“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仅存在一个多月,就被撤消了。

铁道部只给赴峨的唐山师生3天时间准备。还规定不准带家属。教职工无奈只好把上小学的孩子集中住宿,更小的孩子只能投亲靠友。从6月21日起,唐山师生分批赴峨。车轮滚滚,沿途没有欢声,没有笑语,只有对亲人的思念,对抵峨后命运的担心。28日,最后一批师生抵达峨眉。

此时,峨眉建校刚起步,根本不具备几千师生起码的生活条件。但在“革命”的口号下,谁又敢提意见呢?师生分散住在报国寺、黄湾农民的大仓库、中药学校教室以及马路桥附近农民的大院,而大部分师生住在黄湾临时搭起的大席棚里,睡统铺,生活很艰难。

唐、峨两地师生“会师”后,学校党委与工作组联合组成唐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杜景云任组长,刘白涛任副组长,各系、处也成立领导小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然后,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因为只有停课才能造成运动的声势。

唐、峨两地“会师”,全国“文革”形势的迅猛发展,北京等地的“批斗风”消息传到峨眉,使得唐院的一部分学生和年轻教师已经不满足用口诛笔伐的形式进行“文化大革命”,一场暴力斗争在唐院酝酿。

6月28日下午,在举行唐、峨两地会师动员大会刚结束,一部分学生和年轻教职工在自己母校的土地上,在圣洁的峨眉仙山脚下,把许多辛苦教导他们的师长戴高帽、挂黑牌,将被批斗者头向下按,双臂后伸直并向上,名曰坐“喷气式”。从工厂区游街到马路桥,又从马路桥游街到工厂区,沿路拳打脚踢,推推搡搡,有的还让在路边罚站示众。一路粗言恶语,厉声呵斥,高喊“砸烂”“打倒”……等口号。回到工厂区后又进行集体批斗,在酷热的阳光下,要挨斗者自己承认是“牛鬼蛇神”,还要他们罚跪请罪,稍有不从就一拳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有的还被用墨汁从头浇到脚。有的人还被吊打。这时正是峨眉酷夏,许多人被折磨得汗流浃背,死去活来,疲惫不堪。这些野蛮、摧残人的灵魂和肉体的行为,都是在堂堂的“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样,“文化大革命”就成了史无前例的学生打老师、批斗老师的“革命”。但是,那些打手们还没有尽兴。党委组织部的部员顾文汉,只因说了建国后中国实行的是低薪制,如果说教师拿的是高薪,那么毛主席拿的也是高薪,就被斗了一夜,罚站在凳子上,又被推倒在地,被打得鼻青脸肿,身上被泼了一身的墨汁。打人者的叱责声和被打者的惨叫声,使这个黑夜显得更恐怖。这天被批斗的“牛鬼蛇神”有150余名之多,在全国是罕见的。1966年6月28日是唐院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最耻辱的一天。

从此,被批斗的人被关入“牛棚”[1],打入“另册”,成为人人得而批之、得而斗之的异类和贱民,就好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他们丧失了人身的自由,被剥夺了宪法给予的民主,他们写不完的交待,做不完的检讨,挨不完的斗争。

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的名次排列在紧接毛泽东之后,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会议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运动的领导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十六条》中规定:“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十六条》是继《五一六通知》后又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

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支持青年学生,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使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8月2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2]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这封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并且很快传遍全国,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月2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1 100多万人次。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发展成燎原之势。伴随着红卫兵运动而起的,是全国大串连。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组织外地大、中学校师生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而北京的学生则趁机散向各地。这样就开始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全国性的大串连,这就造成更大的社会大动乱。

我校学生闻风而动,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他们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套,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实行最暴力的“革命”行动。把大批的教师与干部打成“走资派”“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进行残酷的、无休止的批斗。批斗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有的女干部来了例假,血从裤管中流了下来,批斗仍然照常进行。有的教授被五花大绑,批斗者用一根绳子牵着教授走来走去,好像牵着一头待售的牲口一样。有的人被打得肾受伤,小便都发生困难。在这里红卫兵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这些教师和干部还被编入劳改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年老体弱者也不能幸免。在“牛棚”内不准自由交谈,更不能有欢声笑语,只有做不完的检查,写不完的交待。在这里只有服从,不能也不准有申辩,如有申辩就是“不老实”“××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们还被命令在吃饭前要向毛主席像“请罪”,要集体排队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侮辱性的“嚎歌”。要等革命群众吃完饭后,才准他们吃饭。个人的自由意志、人格尊严,被践踏得干干净净,一无所有。

8月30日,机械系系主任、教授史家宜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史家宜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解放前夕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应聘来我校工作,是我国知名的机械工程专家。曾任我校副教务长和机械系系主任,为我校机械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为了唐院招揽人才,他把自己的房子让出,带着孩子住进单身宿舍。每逢调级加薪,他总是先人后己。“文革”开始后,他为了保护别人,把系里的责任一人承担下来。史家宜是有造诣的专家,又是忠厚长者。为了不堪凌辱,他曾自杀过两次。第一次自杀后,如果能得到温情的劝慰,给他已经凉了的心一点温暖,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但当天晚上他受到的是让他跪在砂石地上说他是“自绝于人民”“现行反革命”……更猛烈地批斗。史家宜身体虚弱,骨瘦如柴,有严重的哮喘病,他经受不住折磨,他彻底绝望了,满怀悲愤又一次地选择了死亡,含恨离开了当时这个悲凉而又冷漠的世界。他死后,造反派命令机械系的“牛鬼蛇神”,用薄板打了个简单的木箱,装着史家宜的遗体,抬到黄湾的后山,草草地掩埋,并且不许留下标志。以致于“文革”后为史家宜平反,他的女儿寻找他父亲的遗骸都找不到。悲夫!月落乌啼、峨山苍茫、魂归何处?埋葬完毕后,造反派还向“牛鬼蛇神”训话:“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下场,你们如果不悔改,这也就是你们的下场。”

9月5日,悲剧再次发生。桥隧系讲师、建筑学教研室主任姚富洲自杀身亡。姚富洲对我校建校工作有过重要贡献。在峨眉建校中,铁道部领导坚持推广大庆石油学院的经验,采用“干打垒”的方法建校。姚富洲从四川峨眉实际情况出发,反对“干打垒”,不被接受,反受到批评。9月3日晨,已经竣工的东坡4号“干打垒”的教学楼轰然倒塌。姚富洲参加了这座楼的设计,成为替罪羊,受到批斗。备受冤屈的姚富洲用自杀表明自己的清白。

红卫兵还在校内外“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乐山市区、峨眉县城张贴标语、传单,发通令、倡议书,更改地名、店名,干预群众的衣着、发型等。10月初,我校数百名师生、红卫兵上峨眉山“破四旧”,把各庙宇的和尚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交待问题。在这次行动中,一些文物受到破坏。上山“破四旧”,冲击了佛教圣地,破坏了文物,破坏了国家的宗教政策。《峨眉县志》对此作了记载。

不过,当外地造反派到报国寺“造反”时,我校也有一部分学生与他们进行辩论、阻拦,并且用毛主席语录把佛像遮盖起来,避免了损失,但是一尊韦驮神像仍然被砸坏。

两地闹“革命”

1966年9月17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学校奉命组织3 300多名师生赴京参加国庆,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国庆后,一部分学生滞留北京。10月12日,在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影响下,以我校机械系1965级学生郭震宇为首的一部分学生在北京建立了我校造反派组织——唐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唐院红旗),并在北京设立了临时总勤务站,第二天就进驻铁道部。红旗战斗队后来发展成为我校最大的、危害最烈的造反派组织。随后一批群众组织,如东方红兵团、二七公社、井冈山兵团、红西南兵团……纷纷建立。

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决定。同时,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2日,红旗战斗队等群众组织在峨眉召开了批判杜景云、崔德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播大会”。3日,他们查封了院文革筹委会办公室和基建工程处,刀劈了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公章。这次行动被称为“11·3革命行动”。8日,又以查抄黑材料为名,捣毁院文革筹委会,抢走了一部分材料和设备。从此,学校机关工作、建校工作陷于瘫痪,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踢开党委闹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成为最流行的口号,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已夺取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11月10日,红旗战斗队等群众组织提出“回唐闹革命”,认为铁道部“6月18日决定”是个“阴谋”,是把学生调到远离北京的偏僻山沟,以逃避批判。他们立即行动,返回唐山,并带走40多名“牛鬼蛇神”。绝大部分的师生也借机回唐。12月26日,红西南兵团成立,认为我校迁建峨眉的大方向正确,主张留峨闹革命。这样就出现了两地闹“革命”的局面。由于大部分师生已回唐,主要的“牛鬼蛇神”也被押回唐山,我院“文革”的主战场已由峨眉转向唐山。峨眉校区的“文革”相对显得冷清。

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初,红旗战斗队除参加北京高校“造反”行动外,还在铁道部“造反”。1966年12月19日,他们查封了铁道部党组、铁道部“文革”、铁道部机关“文革”办公室等20多个办公室。29日,举行批判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武竞天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1967年1月8日,以查抄“黑材料”为名,砸抢了南口铁道部第一档案馆和铁道部专运处,抢走4卡车材料。9日,又砸抢了毛泽东的专用列车,抢走了存放在车上的材料。22日,公然宣布已经夺取了铁道部的领导权。他们在北京的“打、砸、抢”不法行为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1967年1月,由上海开始的“一月革命”风暴,标志着“文革”已进入全面夺权的阶段。各派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主张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在“左”倾方针和极“左”思潮影响下活动,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是他们共同的信条。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之间寸步不让,争夺激烈,箕豆相煎。

1月23日,由我校二七公社参加的唐山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唐山市委和市政府的权,简称“1·23夺权”。二七公社等又宣称他们夺了我校各级行政的大权。他们幼稚地认为,似乎只要拿到了公章、办公室、电话……夺权就算成功了。“夺权”演变成“夺印”。

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唐秦警备区发表声明,只支持与二七公社等群众组织对立的红旗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不承认“1·23夺权”。这样,“1·23夺权”失败。红旗战斗队看到有利可图,将总勤务站由北京转回唐山,参与唐山与校内的激烈的夺权斗争。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之间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江青、谢富治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这样,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就由批判的武器发展成武器的批判——残酷的武斗,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我校造反派组织积极参加了乐山和唐山等地的武斗。1967年5月16日,乐山发生严重武斗,我校有3名学生在武斗中被打死。在唐山,唐山市对立的群众组织7月30日在文化宫发生大规模的武斗,造成重大伤亡。校园本来是文化的殿堂,现在也成了武斗的战场,东、西讲堂等均成了武斗的据点。学校的房屋、设备、图书……遭受严重的损失。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本来应该在安静的校园里,攀登科学的高峰,而今却头戴柳条帽,手持武器,相互厮杀,手足相残。他们为林彪、“四人帮”所利用,还以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全面夺权”变成全国大动乱。经过实践,毛泽东逐渐发现,这些红极一时的造反派,他曾寄予厚望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并不能成为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依靠力量。他对他们失望了,批评红卫兵说:“现在是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为了对全国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实行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1967年3月3日,唐秦警备区派军训团(又名支左联络站,工宣队进校后称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唐山校区。亲人解放军的到来,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23日,军训团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表示支持师生回唐闹革命。同时,又明确表态支持红旗战斗队,这就使支左变成了支派。在军训团努力下,4月18日,唐院17个群众组织联合组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战斗委员会。6月18日,郭震宇等人将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绑架至唐山,并召开批斗大会,诬蔑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7月23日,33个群众组织联合组成红旗战斗队,“红旗”一派独大。郭震宇等人在唐山市和校内又制造许多令人震惊的罪行。

1968年3月,他们拼凑了“彻底揭露杨、白反党集团破坏文化大革命专案组”[3],绑架、抓捕唐山市干部十多人,进行刑讯逼供。唐山市委监察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于明信、工业交通部部长杨月峰、422水泥厂党委常委刘国栋被残酷迫害致死。

顾稀被押回唐山后,造反对派组成“斗批顾稀联络站”,非法刑讯逼供,并于4月18日召开“揭发批判”顾稀大会。1968年5月18日,红旗战斗队“游斗”院长杜景云。

我校副校长李钧,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但被郭震宇等人诬蔑为“叛徒”“中统特务”“日伪情报员”。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架回家时,全身是血,头部肿大,五官畸形,眼睛肿得像核桃,身体变形,惨不忍睹。李钧在造反派淫威下不屈。5月26日,含恨自杀身亡。

1968年4月份,陈伯达窜到唐山,说在实现革命大联合后,还要“肃清反动流派”。唐山市立即掀起一股“肃清反动流派”的狂风恶浪。郭震宇一伙,把与他们不同观点的群组织如铁道兵团、浪遏飞舟、红五七等打成“反动流派”,被非法抄家挂黑牌、游斗的百余人。他们无法无天,对不同观点的群众,非法监禁,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大搞逼、供、信。一时,唐院校园里充满了恐怖气氛。

我校有几位干部,因为不同意郭震宇等人打倒顾稀,认为顾稀是一个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不应打倒。“肃流”运动一开始,就成为郭振宇重点打击对象。铁道系副系主任秦杰的鼻梁骨被打断,党办主任黄澎被打断三根肋骨,肾脏严重挫伤,后经医院抢救,四个多月才勉强撑着双拐站立,立即又被郭振宇一伙拉去“审讯”、批斗。图书馆馆长万少萍被打得口吐鲜血,遍体鳞伤,浑身黑紫,血肉模糊,把他架回关押地点时,他既不能躺,也不能坐,只能跪在床前,头伏在被上,造成终身致残,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桥隧系党总支书记孙雨亭被打得全身伤痕累累,脚腕骨折,很长时间都要架拐走路。

在这一期间,还有很多同志遭到郭震宇一伙的非法关押和毒打。我校统战部副部长张增祜被非法关押,严刑拷打,伤口化脓溃烂,不允许医治,都生了蛆虫。我校武装部干部陈德松,被郭震宇一伙用带钉子的木板猛打头部,打得鲜血直流,惨不忍睹。机械系辅导员王金智,被抓去刑讯逼供20多小时,被打掉三颗牙齿,腰部严重挫伤。铁道系教师邓午天,从峨眉回到唐山,一下火车,就被绑架刑讯,当场打断肋骨。桥1962级女生刘永佩只因为对顾稀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被非法关押两个多月,刑讯逼供,倍受摧残。

郭震宇一伙还非法扣发所谓“牛鬼蛇神”的工资,有的每月只发给13元的生活费。抄家时,许多有价值的科研资料被毁掉。如罗河、张万久、王继光等教授的科研资料被抄走以后,一直未能找回,给我校科研工作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左”倾方针指导下的“斗、批、改”[4]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工宣队被赋于的任务是“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27日,由开滦矿务局唐家庄矿120名工人组成的首批工宣队进驻唐山校区。29日,由峨眉739厂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峨眉校区。9月26日,由开滦煤矿160名工人组成的第二批工宣队进驻唐山校区。工、军宣队进驻学校标志着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工、军宣队手中。红卫兵经过一阵冲冲杀杀作用后,已经成为过时人物,退出历史舞台。有人对它作了这样的盖棺论定:

在“疯狂的年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文革”汹涌澎湃的洪流里,红卫兵起初像搏斗在暴风雨中的海燕,继之就被野心家转化为极左路线驱使的大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蒙骗操纵的工具。他们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到处横冲直撞,施虐天下,最后淹没消亡在自相残杀的武斗中,殉葬在一幕幕血与火的历史悲剧里。[1]

青年学生、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在宝贵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不仅没有受到德、智、体各方面应有的培养教育,反而被利用为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的急先锋,被煽动为到处“夺权”的突击队,少数人沦为坚持武斗,为天下大乱推波助澜、害人害己的罪人。更严重的是在运动中,他们受到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腐蚀,思想上受到严重的毒害。以至于在“文革”之后,在高校中还要进行精神文明的启蒙教育。

在工、军宣队努力下,唐山校区由工、军宣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我校教育革命三结合领导小组,领导唐山校区的“文化大革命”及学校的日常工作。由工宣队队长何庆顺任组长、工宣队代表胡长海任副组长。小组下设政治工作组、教育革命组、清理阶级队伍组、办事组。

工宣队进驻学校,制止了武斗,实现了三结合,解放了一批干部,顾稀就是这时解放的。尤其得人心的是在1970年的“批清”运动中,根据群众的要求,经唐山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对郭震宇等15人进行专案审查,撤销郭震宇在学校的职务。12月24日,全校举行了批斗郭震宇的大会。

由于工宣队进校,大联合的实现,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时的“斗、批、改”也是在“左”倾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因而当时进行的以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为重要内容的“斗、批、改”,由于对我校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引发并助长了新的混乱和迫害,又制造了新的冤、假、错案。

我校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从1968年10月开始的。唐、峨两地都先后举办了学习班。唐山校区的干部、教师集中在南讲堂居住,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被迫学习文件、交待和揭发问题并接受批判。大批干部和教师被定性为犯各种“错误”,一再检查,才予以“解放”。对一部分被认为有敌我矛盾性质或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干部被抄家、关进牛棚,大搞逼供信。桥隧系系主任、河北省政协委员、著名的桥梁专家张万久被扣上“特嫌”的帽子,挨批挨斗。性情刚烈的他卧轨自杀,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此外,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姚宝根、图书馆馆员贾宗光、干部班学员崔立功、铁道系讲师熊大道、工程处工人徐汉勋等,受迫害致死。有的教师在高压下,神经分裂,终身致残。

从1970年1月起,又开始了“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搞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错误地抄了近40名教师、干部的家。有的成立了专案组,又产生了一批冤、假、错案。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在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已在1969年被撤销)的代理人迟群所控制,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代表,都不了解“文革”前17年教育工作的情况,因为“文革”开始不久,教育部和各地方教育部门都已瘫痪,人员被下放,工作已停顿。高等学校原有党政领导班子已被冲垮,干部和专家、学者、教授已被打倒,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并实际掌握了学校的党政大权。会议代表构成的情况决定了这次会议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尽管张春桥、姚文元、迟群等人以势压人,操纵会议,封锁了毛泽东对教育工作所作的指示,强行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由于会议仍有不同声音和意见分歧,为此会议长达100天,纪要初稿经过16次修改,才由张春桥、姚文元定稿。

《纪要》)中心的观点是“两个估计”。一个是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另一个是,大多数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这个“纪要”指示下的教育革命,只能把教育战线上的“左”倾错误推向极端。我校教育革命“三结合”领导小组传达并组织学习了《纪要》。许多干部与教师都想不通,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辛辛苦苦干了近20年,怎么会是给资产阶级干了呢?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呢?“两个估计”成为教师的精神枷锁,动辄得咎。知识分子被打入了最底层,称为“臭老九”。这“老九”的名称,来自元朝对社会等级的排列,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妓、九儒、十丐。文化人被列于娼妓与乞丐之间的第9位。而现在连这都不如,这里的“臭老九”,是把知识分子列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而且还加了个“臭”字,身份之低无以复加,成了革命与改造的对象。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我校教师举办了9期工人培训试点班。

不屈与觉醒

在“文化大革命”中,高校是发源地、重灾区,我校是重灾区中的重灾户。不仅在物质上受到重大损失,教职工灵魂和肉体上受到双重摧残。从1966—1970年,据不完全统计,被迫害致死的有27人。院级干部11人中,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的4人,占36.4%。处级干部41人全部受到大字报点名批判,占100%。其中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的21人,占51.2%。各系政治辅导员25人,23人受大字报占名批判,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的3人,占12%。全院教师607人,被大字报点名批判的388人,占55.2%。其中教授100%、讲师75%、助教37%被大字报点名批判。教师中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的113人,占18.6%。91%的教授、27%的讲师、2%的助教被污蔑为“牛鬼蛇神”。总务部门干部45人,31人靠边站,20人被污蔑为“黑帮”“右派”,并被挂牌游街批斗。全院被侮辱性戴帽游街,最多时达到150多人。

但在“文革”最疯狂、野蛮、黑暗的岁月里,我院有一些教师、干部、职工和学生面对残暴,坚强不屈,可歌可泣。这些动人的篇章是炼狱里的火焰,风暴中的青松,是唐院十年“文革”历史的亮点。

顾稀从1948年2月,受中央军委铁道部委派担任接管唐山工学院的军代表起,就与我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1950年9月至1966年2月,始终担任我院的领导人,是我校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唐院的奠基人,又是新中国铁路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为学校和铁路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国后唐院17年的历史,与顾稀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时间献给了唐院。他在工作中,发扬了解放区教育的好传统、好作风,又很尊重老唐院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他厚重内敛,实事求是。顾稀作为党和国家的干部,必须而且只能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对于一些政治运动中的“左”的错误,他有时处在矛盾之中。只要他认识到的,尽可能的减少损失,置个人的利益于不顾。他曾因反右派斗争“不力”,受到批评,降为第二书记。又因迁建峨眉“不积极”(实际上他是想为学校寻找好的落脚点),而受到批评并调离学校。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他在唐院17年,一直住着老的平房,而把新建好的宿舍留给了教师。当新来的教师没有房子,他还让出房子。在他的影响下,我校新建的西新等较好的家属宿舍,没有一个干部去住,住的全是教师。他深入群众,认识几乎所有的教师。他以身作则,亲自率领教师去联系实习场所,使现场领导又惊讶,又感动。他努力学习,经常给师生作形势与政策的报告,从不假手秘书起稿。他的功绩卓著,有口皆碑,深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这就是为什么顾稀调离后,唐院的人仍不能忘情于他,深深地怀念着他。“文革”后,他多次重访唐院,去探望他的人络绎不绝。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有人千方百计地想打倒他,批臭他。贴他的大字报最多,批斗顾稀的次数最多,但仍然打而不倒,批而不臭。因为顾稀心中有群众,心中有唐院。这就是为什么不像有些人还没有下台就骂声不绝,一下台就无人理睬。

在“文革”中,顾稀是最早被抛出的,当时他已调离学校,但在1966年5月仍被铁道部责令回校接受批判斗争,直至1971年9月。在此期间,无休无止的批斗,使他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残酷的折磨,这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他被扣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唐院“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帽子。他被隔离审查,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停止了工作,停止了与外界的联系,远离亲人,要他做的就是交待、交待、交待,批斗、批斗、批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春夏秋冬,无休无止。有时还要参加侮辱性的劳动。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文革”中,他表现了一个经受党几十年培养的成熟的革命者的风采。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前,在残酷的批斗会上,面对令人窒息的灾难和恐怖,他沉着、冷静、镇定,神情淡然,不卑不亢。他为了解脱其他领导,把学校工作的责任都承担下来。对于一切不实之辞,他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解释,据理力争,但心平气和,绝不声色俱厉。在解释不通时,保持沉默,耐心等待。对于党和国家的机密,守口如瓶,坚持原则,绝不为了自己而牺牲、出卖同志,泄露机密。他的这种大义凛然,实事求是,甚至感动了审讯他的人,转变了立场,站到他的一边,为他辩护。这就是顾稀体现的正义的力量。

他的镇定、从容源于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他坚信乌云终将过去,太阳总会升起,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一定会恢复,这是他从党的几十年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因而他能在苦难中坚持,在不幸中乐观,在淫威中不屈。

…………

罗河教授是“文革”最早被抛出批斗的老教授。这位把一生都贡献给科学与教育,为唐院的建设和发展,为唐院精神和传统的形成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资深老教授,在“文革”中表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他用耿直、刚强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即使造反派吊打他,冷汗从这位已经62岁的老人稀疏的白发中流下时,即使在造反派在他身上泼墨汁,让他从事打扫厕所,做羞辱他的劳动时,当造反派无休无止地批斗他时,绝不低下高昂的头颅,不承认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而且还理直气壮地与造反派辩论,使得造反派十分尴尬。当造反派问到他给周总理写的反对唐山迁校的信的性质是香花还是毒草时,这位老人居然很幽默地回答:“科学家指出,在自然界有一些植物,既不是香花,也不是毒草。我的信的性质就同这种植物的性质一样。”当造反派问他,为什么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时,他实事求是地回答:“那是在国民党时代,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发表我这种文章的刊物。”他还贴出小字报,为他自己的观点作辩护,回击造反派泼向他的污水。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

“‘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位高层领导人在所谓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幌子下,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罗河教授头上,并挑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对他刑讯逼供。当时他年已六十多岁,始终未在淫威下屈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上书中央,陈述真情。该领导人得知后,许愿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与住宿,企图予以平息,他又对利诱予以拒绝。”(注:傅晓材:《罗河》,《竢实扬华,桃李春风——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友风采录(第一卷)》,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96页)。

罗河爱校如同自己的生命。他虽然不同意迁建峨眉,但每年校庆时,他在古稀之年,还要长途跋涉,到峨眉来看看他心爱的母校,学校的一切都使他流连。后来,年老体衰走不动了,他还把迁校意见交给他的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罗河不会被人忘记,不仅因为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也不仅因为他在西南交大工作了一辈子,更在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正直的人,一个在特殊年代,仍然坚持说真话、实话,而不说假话,违心的话的人。在悠悠岁月中,人格的力量往往更能震撼人的心灵,更有生命力。

曹建猷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毅然放弃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克服签证等方面重重困难,坐船绕道印度,与夫人带着小孩举家回国,为新中国的铁道电气化和培养科技人才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正带领学生在铁道兵某部进行现场教学,一封电报催他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到校,夫人已不堪凌辱自杀,曹教授没有得到任何的同情与安慰,见到的是批他的满墙的大字报,还未坐定就被戴上高帽批斗。一连串的打击,如晴天霹雳。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逆境中,他挺直腰板,泰然处之。后来,在述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他常戏称,“感谢那段时间的‘改造’,他至少带给我两样东西:劳动观念和群众意识”。对批斗过他的人,他从不计较。他关心的是祖国、是学校。在“文革”中,他曾以待罪之身,去找当时负责建校的同志,要求盖电机馆、实验室,这位从不流泪的老教授,慷慨陈词时竟禁不住泪流满面,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文革”以后,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有一次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们,一一报上姓名,唯独曹教授只答“西南交大”。他的心中只有学校,只有自己脚下的那片热土。他的与众不同的回答,引起领导注意,停下脚步问道:“你们那里情况怎样?”曹教授如实回答,峨眉建校“很困难!”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一生都与祖国、与学校、与人民熔铸在一起的人。

不止是以上几位,我校还有一批干部,如万少萍、黄澎、孙雨亭、秦杰……等,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与郭震宇等造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被抄家,在私设的公堂里被刑讯逼供,严刑拷打,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许多人都留下了终身残疾,有的失去了劳动能力,有的英年早逝。但他们始终没有屈服,“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毛泽东)。造反派可以摧残他们的身体,但无法改变他们的理想、信念、意志与观点。他们是西南交大的脊梁,有了他们,“文革”的历史成了悲壮的历史,在漫长的黑夜的天空中,还闪耀着许多发光的星星,给人以信心和希望。

…………

与顾稀、罗河等人不同,姚皙明、张万久、史家宜、李钧、姚富洲、熊大道……等人,不甘受辱,以命据争。

他们选择死亡,并不是厌倦生命而是尊重生命。他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母校、热爱亲人、热爱脚下的土地。1966年5月14日,姚皙明还在校刊《新唐院》上发表文章,表示:“虽然我的能力很小,但我一定竭尽所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不计较个人得失,学习白求恩,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向党提出保证,一定要在建校的火热的熔炉中,炼好思想,做建校的促进派。”张万久也曾表示:“决心献身教育事业,要工作到死。”但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受到了无法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他们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何曾经历过这样的侮辱。对于将名声和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承受的。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抛弃国外的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满怀热情地投向祖国母亲的怀抱,呕心沥血,献身祖国的铁路教育事业,而今天却成了人民的“罪人”。1969年4月24日,张万久卧轨自杀的那天早晨,他满怀悲愤地对一位老师说:“我从英国学成归国,本想为祖国多做一些事情,没想到会落得如此下场。”李钧是抗日干部,死前他痛彻肺腑地说:“抗战8年,我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解放战争中,蒋介石的军队也没有把我打死,没想到今天落到这样的下场。”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不会选择死亡。但一切的申辩,一切的甚至违心的检讨,带来的是更多的羞辱与折磨。他们感到被抛弃的孤独、无援、无望、悲凉。他们什么都可忍受,但不能忍受被党和革命的抛弃。他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光亮,得不到一点温暖,得不到一点同情,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士可杀,不可辱”,已经渗透到他们血液中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信条,使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满身的伤痕和心灵的痛苦,在生命和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尊严。玉碎了,在无人知道,也无从知道的情况下,他们以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方式,在未曾想到的场所告别了人间,告别了突如其来的灾难,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他们以这种特殊的形式,表示对“文革”的抗议。

时间在他们身上停止时,年纪都不大,张万久,史家宜55岁,姚皙明46岁,姚富洲只有37岁……。不知他们还有多少梦想,多少计划……,“文革”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壮志未酬,抱恨终天。

史家宜在遗嘱中,把一本《毛主席语录》交给他的亲人,一再嘱咐他“好好学习,天天进步”。他至死没有改变建国后的选择,跟着党走。

玉碎了,他们走了,永远地走了。他们把屈辱、困惑、痛苦、无奈留给了自己,也把一个悲剧留给了历史,留给不断关注它解说它的后人。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断有人用不同的方式在怀念他们,在叙述他们,他们的灵魂也许会得到一点安慰。

在“文革”初起时,很多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文革”的理论和指导方针是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对这场“革命”的目标和走向有真正的认识,没有也不可能对这场“革命”与学校、与自己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出于对党的信任和对领袖的崇敬,曾狂热地投入过这场运动,正如《吴晗传》的作者所说:是“忠诚的人,犯了忠诚的错误”。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却使得善良的人们无法理解和承受。包括他们自己的命运都象是西风中的枯叶,不知落向何方。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发生,使人们极大地震惊。它无情地动摇了业已形成的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和对“文革”狂热投入的信念。“文革”美丽的光环褪色了,暗淡了。和全国一样,校园内对“文革”的疑问、困惑、不解、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开始反思与思索。曾经是凝固的情绪、思想开始活动,人们从冬眠中开始觉醒。曾经狂热地投入过“文革”的人,对“文革”表示了冷淡与消极应付。典型的是“斗、批、改”变成“斗、批、散”。有的人成了逍遥派,与“文革”拉开了距离。有的人开始利用林彪事件后,被疯狂、高压、严酷捆绑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生活趋于松动的时机,悄悄地学习外语和专业书籍,人们也在暗地传递着“四人帮”恶行的“小道消息”。

曾经在“文革”中充当过急先锋的红卫兵,也在“文革”的发展中有了新的认识。桥1962级的刘永佩校友有一段回忆,生动地反映了红卫兵的开始觉醒:

回到唐山后,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感召下,我院针对院领导的大字报批判随即铺天盖地、如火如荼,什么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红笔大刀砍向工农学生……一桩桩,一件件揭发出触目惊心的黑幕,让年轻的学子们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直教人不仅想把他们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文革”前已经调出学院的顾稀院长又回到学院接受批判。当时我在铁道兵团的顾稀专案组中,叫104支队,后来成了支队长。我们十几个人,把大字报所揭发的问题全抄下来,逐条梳理,按问题性质分类整理,并制订出取证计划,然后分头进行内查外调,上至铁道部、高教部,下到向被批判对象本人询问核对并作笔录,力求做到客观公正。每个问题调查取证后,经过讨论都要写出调查报告和结论,汇编成册。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查取证也接近尾声,我们发现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都是莫须有。和顾院长的单独交锋,也让我为之一震,每个问题,都是小葱拌豆腐,回答得一清二楚:何时何地、哪次会议、通过什么决议、形成何种文件,甚至连文号都能交待明白。三次面对面的交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记忆力超强、为人非常谨慎、沉稳,政策性很强的人。他的小心仔细好像多年前就知道会有今天的应对一样,有备而无患。我开始想,一个有如此个性的人,一个经历过延安整风、从抗大走出来的革命前辈,怎么可能会做出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事?如果个人历史查不出什么污点,老院长可以说是个好干部,保守点说也是比较好的干部。

随着红卫兵地位的沉浮,随着学生毕业离校,在实践中认识了中国社会,认识到“文革”和人民真正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红卫兵和我校的青年大学生经过十年动乱的反思,从迷乱中醒来。除极少数造反派头头外,跨越过曲折、艰苦的历史道路,在实践中逐步由幼稚走向成熟。他们坚持同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努力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1]“牛棚”是“文革”期间对关押受到迫害的干部、教师和其他人员的场所的侮辱性称呼。因为当时这些人被称为“牛鬼蛇神”,所以就把关押这些人的地方叫做“牛棚”。关进“牛棚”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又不同于公安机关的拘留。“牛棚”是“文革”期间践踏法律的典型产物。

[2]“红卫兵”,意即毛主席的红卫兵,最早是由北京清华附中一些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在毛泽东对其造反精神表示肯定和赞扬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但是,在发挥了冲锋陷阵的作用后,就像流星般地在中国政治上空消失了。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几代中国人(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

[3]注:“文革”中,“四人帮”诬陷唐山市有一个以市委第一书记杨远和市长白芸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4]中共九大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这个运动大体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逆境中的迁建、教学与科研

惜别唐山,千里搬迁

1971年11月,交通部(注:1970年7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邮政部分合并为新的交通部)军管会决定,留唐的全部教职工、家属以及学校的仪器、设备、图书等立即迁往峨眉。杜景云院长亲率先遣队21人先行赴峨。他们自己动手打扫卫生,粉刷墙壁,安装电线,分配房屋,为赴峨人员作准备。17日,成都军区50军149师军宣队进驻峨眉校区,搬迁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次搬迁的难度是空前的,准备时间短促,从动员到第一批搬迁只有20天时间。这时正处于隆冬季节,北国千里冰封,增加了搬迁的困难。全部搬迁都由教职工发扬唐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的。装运的物资总共有400多个货车车皮。从清理、包装、打包、装车到峨眉后的卸车、搬运、安装全都由教职工肩挑背扛完成。不分白天黑夜,只要学校广播一通知,教职工随叫随到。即使在吃饭时,也立即放下饭碗,拔腿就走。有些贵重的仪器装车后,他们冒着0度以下的严寒,随车从唐山押运到峨眉。

唐院在唐山办学已有半个多世纪,与唐山市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留下过刻骨铭心的记忆。现在要离开曾经生活五十多年的唐山,奔赴千里之外的峨眉,依依惜别。南行的列车启动了,心还留恋着唐山。难舍唐山,难忘唐山。唐院迁峨,结束了两地闹“革命”的历史,也结束了我校在唐山办学的历史。唐山校区的工、军宣队撤离。学校在唐山设立留守组,处理善后事宜。

在峨眉山乡新建家园是那样的艰辛。当时教职工基本上是一家(有的还是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里,在走廊里用煤炉做饭。唐山带来的蜂窝煤用完后,要自己去拉煤,再自己动手打成蜂窝煤。饮用的是峨眉河的水,夏天山洪暴发成了黄泥汤,要用明矾沉淀后才能使用。厕所与宿舍分开,有的设在山坡下,去厕所下雨天要打伞,晚上要用手电。大家要背着背篓去马路桥买菜、买粮、买油,为了买每月凭票供应的半斤肉,要起早摸黑去排队。马路晴天是条扬灰路,雨天则成了泥浆路。雨靴、雨伞、手电筒是每人必备的三件宝。为了不占良田,学校建在丘陵地带,爬坡上坎,是必需的。最困难的是看病,去医院要爬150多级的台阶。1972年4月的一天,教师陶家晔突患阑尾炎,已来不及送县城医院。我校医生薛渝等因陋就简,在桥隧楼的一间学生宿舍内,匆忙布置了一间手术间,经过简单的消毒,打开从唐山运来的医疗用具箱,为陶家晔成功地做了阑尾手术。这是我校医生迁峨后做的第一台外科手术。

由于搬迁仓促,要求过急,房屋不够,许多大型设备只能放在露天,日晒雨淋,成了废铁。没有防潮设施,放在室内的精密仪器受潮失效。峨眉多雨潮湿,图书打不开包,虫蛀霉烂。当时乐山地区只有我校一所高校,交通落后闭塞,学校去火车站很不方便,成昆线经由峨眉去成都车次很少,又十分拥挤,教职工出行困难。最初校内只有两部长途电话,学校内部电话也很少。这样,不用说很难参加全国的和四川省的会议或进行学术交流,就是在校内开会,由于分住各个山头,通知都十分困难。

当时,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最重要的文娱活动是每周星期六晚上在名山露天电影场放映电影,大家携家带口自带小凳去看电影,再加上附近农村老乡,每场电影观众都有1-2万人,连山坡上都坐满了人,真是盛况空前。电影散场后,有打手电的,有举火把的,人流有数里长,成为一道我校特有的风景线。有次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由于跑片困难,放映时间选在夜间一、二点,但盛况不减。名山电影场给在峨眉创业的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回忆。人们旧地重游时,都忘不了去探访名山电影场。许多人还建议学校,不要拆掉我校这座带有当时标志性的建筑。

在“文革”中,有些与我校相同情况的单位很多没有能坚持下来,而我们学校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全国重点工业大学虽然满身创伤,却能在“文革”炼狱岁月中,在峨眉山乡,艰苦创业,坚持办学,许多来校参观的人都感动得连说是“奇迹”。

学校搬到峨眉后,房屋紧缺突出,交通部又决定我校秋季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为了加快我校续建工程,交通部决定:由431厂工程处组成一个建校工程队调给西南交大。5月31日,第一批建筑队伍210人到校。经过学校领导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建校应有一个整体规划,按教学、科研、生活、行政办公的需要,并且充分考虑学校远离城市的特点,把学校建设好。为此,制定了续建任务书。这次续建工程采取了一个比较大的举措,就是削平中山梁山头至海拔等高线510m处,形成以中山梁为中心的教学行政办公区,利用开挖的土石方填平西侧的山沟,成为体育运动场,以利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1972年6月,峨眉续建工程正式开始。同时,改变了过去的“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做法,请四川省建筑勘测设计院承担设计工作,1973年11月,省建工局安排四川省建一公司承担施工任务。

多年负责我校建校工作的胡敬俺回忆说:学校之所以能在峨眉呆下去,与在续建工程中推平中山梁、盖教学楼、改造道路、修菜市场旁边的桥,拉通中山梁教学区分不开。峨眉校址地处丘陵地带,高低起伏不平,1972年以后续建时,对道路取直、调坡、加宽,使校内道路基本像个样子。后来学校又盖了一批质量较好的教学用房和家属住宅,对稳定人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

由于唐院已整体迁至峨眉,1972年3月2日,交通部行文我校,从1972年3月1日起校名易名为西南交通大学,这是我校第19次更改校名。唐山铁道学院的历史结束。这次易名,铁道扩大为交通,学院升格为大学,本可成为学校发展的契机,解决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中,把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改为唐山铁道学院带来的问题。但是,这时正是“文革”时期,大家都被驱赶着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哪里还顾得上高等学校的发展。

同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经交通部同意,调袁仲凡来我校工作。袁仲凡又名袁乃康,1914年生于辽宁沈阳。1933年入我校土木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铁道部工务局副局长、铁道部基本建设局局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工程大队队长、援助越南经济代表团团长、成都工学院院长、1972年3月至1972年9月,任西南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972年9月调离我校,任四川省高教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四川省委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中共四川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20?年去世。

5月20日,我校成立中共西南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袁仲凡任组长,杜景云、涂育文(军宣队负责人)任副组长。由于我校长期两地闹“革命”,无法实现大联合,1973年1月23日,我校才成立西南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杜景云任主任。戈平、涂玉文、何志先、谷云青、吉佩祉、阎焘任副主任。4月6日,杜景云任西南交大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何志先、戈平任副组长。党的基层组织在长期瘫痪后,恢复活动。11月,杜景云调离,由戈平接任。戈平原名陈选,山西平鲁县人。1938年6月参加革命,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任衡阳铁路局第一副处长。抗美援朝期间,在朝鲜筹备铁路‘新指’施工技术处。后任铁道兵五师工程处处长、副师长、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西南交通大学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代组长、吉林铁路局副局长。1983年2月离休,1986年7月16日逝世。1973年12月,驻校军宣队奉命撤离。

1972年5月,交通部指示我校恢复招生。这是我校停止招生6年后的首次招生,是又一轮“教育革命”的开始。“文革”中的“教育革命”,有着与“文革”前17年“对着干”的特点。

一、废除“文革”前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办法。学校复审成为形式,领导批准成为关键,助长了“走后门”上大学之风。

二、片面强调实践经验和政治条件。忽视时文化条件要求,只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择学生,不招应届毕业生。新生只要求有初中文化的程度,用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学制由5年缩短至3年。由于学员文化水平过低,学制又缩短,业务、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三、工农兵学员被赋予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而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

四、实行开门办学和典型产品教学。所谓开门办学,就是走出教室,走出学校,在工厂、工地等边生产劳动,结合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学生在3年学习时间,至少有一年左右是在工厂或工地度过的。我校与几十个铁路单位和部门挂钩,现场教学。所谓典型产品教学,是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或技术革新组织教学。打破过去的一、二年级上基础课、三年级上专业基础课,直到第四、五年级才接触专业的“三段式”,改变以课本、教师、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采用忽视理论教学,突出实践活动,“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在干中学”这种教学模式。与此相关的是教学组织的改变。1974年7月13日,校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取消教研室,成立教育革命实践队,打破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界限分明的“三层楼”。增加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本不失为医治理论脱离实际的良药。但“文革”时期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恶性的实用主义。典型产品的教学模式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如操作不当容易损害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把它强制性地成为唯一的必须遵循的模式,并被极端化,这就违背了高等教育客观规律,在整体上必然降低教育质量。在实践中,在一些科学家的呼吁下,大学一度出现过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部分恢复考试的动向,但立即被“四人帮”作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遭到批判。

西南交大的教职工敞开宽广的胸怀,对待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农兵学员。尽管他们无辜地受到几年的迫害和屈辱,头上至今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有的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他们仍揣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没有忘却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使命与职责。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默默地无私地奉献着。没有教材自己编。为了使教材能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机械系的严隽耄老师为了收集资料,跑遍了全国的车辆设计部门、制造工厂和铁路局,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编写了《车辆构造基本知识》,家中孩子,就靠妻子照管。为了使学员对车辆零部件有感性认识,在教材中绘制了大量的三维立体图和平面图,受到学生欢迎,许多铁路院校都采用了这本教材。不仅严老师,还有许多包括那些年过花甲的老教师,抛妻别子,参加教育革命实践队,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无论严寒酷暑,都深入教学第一线。学生入学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我校是一所工科院校,需要具备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才能进行学习。数学、物理、力学等基础课的老师,想尽办法给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补课。老教授们亲自写讲稿、刻钢板,油印讲义发给学生。对文化程度低的同学,课后还要专门辅导,直到他们听懂为止。

“文革”期间,我校共招收4届,1928名工农兵学员。这是在逆境中,西南交大的教职工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的奉献。

虽然“四人帮”希望将工农兵学员培养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的造反者。但是西南交大的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学员还是渴望学习,勤奋好学的。经过3年努力,取得一定的成绩。中国正规的高等教育中断10年之久,这批工农兵学员解决了一些基层生产单位的燃眉之急,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不少人还成了单位的领导和技术骨干。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中许多人通过继续学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总的说来,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文革”中“教育革命”贻误了青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

困境中坚持科学研究

“文化大革命”中,西南交大的教师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在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前,有些教师利用各种机会,坚持科学研究工作。1972年招收工农兵学习以后,各专业实践队都利用毕业前综合实践的机会,实行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的形式,或者承接铁道部、四川省科研项目的形式,开展科学研究工作。1976年,受平武、松潘地震的影响,峨眉校区的教职工住进地震棚,有的教师在地震棚中还在进行科学研究。1978年我校在全国、铁道部、四川省科学大会上受到表彰的科研成果,绝大部分都是在文革期间我校教师、职工、学生,在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这些科研任务的。

机械系起重专业师生,参加了天津站我国铁路第一台100吨0形双梁双悬臂新型龙门起重机的设计、制造工作。他们白天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和工人们一起放样、下料干活,在60度高温的梁内进行焊接作业,和工人们的汗水流在一起,晚上进行计算和制图。一位老师为了不耽误施工,连续工作三昼夜,完成了整机总体布局和各主件的尺寸,并绘制出几十张底图,受到车站党委的表扬。工人们说,有人骂你们是“臭老九”,真是别有用心,我看你们香得很。师生们与天津站的工人一道,奋战5个多月,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设计、试制任务。这台起重机投入生产后,第一个月就装卸货物3万吨,质量完全达到设计标准。此项科研成果荣获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奖状,项目负责人王金诺作为我校代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铁道系工程地质专业部分师生参加了青藏铁路多年冻土研究工作,在现场单位的指导下,经过地面测绘、勘测、野外观测、室内实验以及资料整理分析等环节,独立编写了《对青藏铁路南段多年冻土上限分布规律的初步认识》,《对青藏铁路多年冻土腹部地带冻结力的认识》等四篇共五万余字科研报告,编制了青藏铁路南段岛状多年冻土和连续多年冻土分布区的地层柱状图30份,第四纪地层剖面图4份。为后来的青藏铁路建设做出了贡献。

铁道系百家岭隧道整治病害科研小组的师生们,在与成都西昌大修队共同努力下,四年来,他们顶着“四人帮”的干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取岩芯90多米,收集有关石膏水化的实际资料,重新测绘了隧道附近的地质地貌和洞内的地质资料,分析了59个水样,对60多个岩样进行了各种试验和鉴定,进行了三个室内的石膏膨胀试验和在洞内修建了一个试验洞室,埋设了17个压力盒双测围岩的膨胀力,制作了252个混凝土腐蚀试件,长期观测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基本上摸清了病害产生的原因,制定了可靠的综合整治方案,终于1975年底胜利地完成病害整治任务,为我国铁路运营线路病害治理取得了宝贵经验,为今后我国通过石膏地层的铁路勘测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电力机车专业教育革命实践队,承担了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牵引电动机反馈试验台的设计制造任务。他们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全部采用可控硅静止整流方案。这样一台大型的具有综合性技术的电器设备,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困难是不少的。没有材料,先后多次到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的几十个单位求援。几十吨的金属材料、电器配件、机械零部件都是全体师生手抬、肩扛、小车推的办法搬进实验室。没有设备,自己土法上马,因陋就简,自制了200吨土压床、60吨冲床,修复了牛头刨床,改装了交流电焊机,解决了电镀等工艺设备。没有下料机就用钢锯锯,扁铲铲。锯齿磨光了再换一根,铲扁磨钝了砂轮上打一下,手打破了包上纱布继续干。大家牺牲了休息时间,经常加班到深夜。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按时完成了研制任务。

桥隧系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强度计算方法专题科研小组,1973年就承担了这个项目。当时实验室还没有建。试验机还装在箱子里,工作怎么开展?他们找到一个堆满杂物的食堂底层。房屋净空不够高,就挖地三尺,降低地面高度。不懂吊装,请工人师傅指导,终于把200吨重高净空压力机安装到位。制作第一批构件时,得到了桥隧系全体教师职工的支援。他们从桥隧楼把钢试模、磅秤、钢筋等肩扛人抬,运到黄湾峨眉河下河线。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为了保证质量,大家光着脚下峨眉河去洗砂石。从筹建实验室到完成第一批24根柱的试验工作,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高质量地完成了。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排除了“四人帮”干扰破坏,坚持实验研究工作,在兄弟单位的支持下,制作并完成了97根矩形截面及工字形截面短柱的试验,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所有的“偏压”试验,为修订我国设计规范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铁道系、桥隧系合作进行无碴无枕梁科研小组,在与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把约束扭转理论应用于钢筋混凝土无碴无枕梁的设计计算。他们通过不同跨度的模型和枕梁试验,证明与计算结果相符,为这种新型桥跨结构的推广应用提供理论根据,同时也提高了钢筋混凝土梁的设计计算水平。在实验的过程中,用有机玻璃制作的模型,对温度、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当时没有恒温、恒湿的试验条件,为了取得可靠的数据,老师们经常在深夜温度变化小、电压比较稳定的条件下作试验。夏天,室内温度常在32度以上,为了保证试验精度,既不能用电扇,也不能开门窗。同志们经常干到深夜,有病的同志也是“轻伤不下火药”,边吃药,边工作,终于质量良好的完成试验任务。以沈大元教授、奚绍中教授、段立华教授为主研人的科研成果“24—40米无碴无枕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状。

1971年末,我校教授钱冬生等还参加了铁路工程技术规范的改革研究工作。

西南交大人在“文革”的血雨腥风的艰苦年代,背着“两个估计”的沉重镣铐,利用各种机会,冒着各种风险开展科学研究,赢得了“文革”结束后科学研究成果的大丰收。这当然不是“文革”的成果,如果没有“文革”的干扰和破坏,这十年的科研成果就一定会比现在更大、更多、更高。

 

 

悲喜交织的1976:唐山大地震和十月的胜利

雪上加霜的唐山大地震

血色清晨——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唐山市发生7.8级大地震,震中在唐山市区,裂度11°,其破坏力相当于上千枚在广岛投入的原子弹可释放的能量的总和。当时,地光闪射,地声轰鸣,山崩地裂,房倒屋塌。数秒之内,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的有百年建设历史、百万人口的唐山市夷为废墟,24万居民殁于瓦砾,16万人断臂缺腿,顿成伤残,4200多名儿童失去父母成为孤儿,7000多户家庭断了香烟。全市供电、供水、通讯、交通等生命线工程全部破坏,所有工矿全部停产,全市几乎找不到一根还直立的烟囱,所有医院和医疗设施全部遭毁。唐山大地震被称为20世纪全球十大灾难之一。西方国家一些人士哀叹:“唐山从地球上被抹掉了。”

西南交大当时虽然总体已迁峨眉,但由于在唐山建校有半个多世纪,与唐山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震发生时,在唐山还有443户人家,1700多名家属。当时又值暑假,有224名教职工回唐探亲。我校在那里还有10万多平方米的校舍。地震发生后,校舍基本上夷为废墟。教职工及家属死亡379人(其中教职工45人)重伤62人(其中教职工33人)。这对已经受到“文革”严重摧残的西南交大,无疑是雪上加霜的重创。7月28日,成为镌刻在西南交大心灵碑石上永恒的悲痛记忆。

震后唐山校园一片惨象,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只有校门口的一棵老槐树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仍然坚强地不屈地挺立着,似乎在向人们述说着唐院过去的荣华和今天地震带给它的不幸。人们也只能以它作为标尺回忆老唐院建筑方位。地震使人员伤亡,西讲堂附近横陈着许多肢体残缺的遗体。许多人死得很惨。校原团委书记李汉英,地震时已跑到窗户边,脑袋已经伸出窗外,但预制构件板压在他的身上,痛苦地死去。运输系教授张震的夫人,我校外语教研室的教师吴明珠脊椎被砸折。心爱的女儿,刚从农村调回城市不久,就被地震夺去了生命。铁道系教师邓域才被人从废墟中救了出来,赶快和女儿赶到开滦医院去寻找自己的妻子、昨夜替人值班的王玉琴医生。但他们看到的却是这座6层建筑的医院已经垮塌成了一座坟丘形的三角形斜塔,顶部只剩两间病房大小的建筑,颤巍巍地斜搭在一堵随时可能塌落的残壁上,阳台全部震塌,三层楼的阳台砸在二层楼的阳台上。他们呼唤着自己的亲人,没有工具,用手扒,血肉模糊,……一天、两天、三天……直到第九天,也没有能见到自己亲人的身影。这位心地善良、医学精湛,长眠在她为之献身的唐山大地上。原校长助理杨耀乾的儿子被砸死了,他从废墟中被人救出来,没有鞋子,用一块塑料布裹着艰难地行走……。职工韩大钧的儿子在挖他母亲时,却同时挖出了父亲的遗体,原来他父亲是昨晚回来的,父子未见一面就成永别。当时在唐山的我校出版社干部张湜回忆说:“那个时候,每见到一个活人,不管是否认识,第一句就问:‘你家死了几个?’这家在哭,那家中也在哭,那是一种心灵的煎熬。”(注:《家在地震中支离破碎了》,)2006年7月28日,《成都晚报》第18版)。

地震发生后,7月28日上午10点,北京军区空军机关、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河北省军区的先头人员抵达唐山,正式成立了河北省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下午2点,先后有8架飞机载来了沈阳军区指挥机关人员。遵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命令,全国29个大型煤矿派出矿山救护队迅速飞往唐山,铁道部12个铁路局、6个工程局和3个铁道兵师、一个舟桥团迅速组织救灾人员奔赴灾区。据统计,在几天的时间里,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向唐山灾区派出了2万多名医务人员3万多名分属工业、交通、邮电等部门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当时任副总理的陈锡联将军回忆说:“(唐山地震时)部队调动,无论从数量上、时间上还是规模上,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有陆军、海军、空军,有炮兵、铁道兵、基建工程兵和部队医院等,总数约15万余人。”解放军与全国的救援人员舍生忘死,排险救人,运送物资,清墟建房,抗震救灾。

就在地震后的当天,校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立即做出决定,派出由校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驻校工宣队指导员杨岳峰和政工组组长景岩及各单位负责同志共21人组成的工作组,日夜兼程赶赴唐山,处理和救助在唐山遭受地震灾害的教职工及家属的有关事宜。并在北京建立联络站,处理抗震救灾事宜。31日下午,景岩带领着工作组乘坐铁道部派的两辆汽车进入唐山灾区,于8月3日迅速组织成立了西南交大唐山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由杨岳峰任组长,景岩、何英杰(唐山留守组组长,地震中受伤)、谢瑞兰(唐山校区家属委员会主任)和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解放军崔指导员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组织人员抢救伤员、挖掘遇难人员、与有关方面联系材料,搭地震棚。对遇难者的家属给予了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工作组每天下午4时,通过铁道部,固定与学校联系。当时,唐山通讯断绝,这条线路就成为峨眉与唐山联系的唯一通道。每天下午不到4时,校办公楼过道里就挤满了许多探听消息的人群。每听到有谁家遭遇不幸时,过道里顿时哭声一片。学校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还派出王润霖、邢英等人,分赴各地,慰问在医院治疗的教职工与家属。

大地无情人有情,地震灾难毁掉了许多人的快乐和幸福,但也让活着的人体会到了悲痛之外的人间真情。我校汽车驾驶员李凤午从废墟中爬了出来,四周一片漆黑,他听到5岁的儿子在倒塌的房子下发出的呼救声:“爸爸,快来救我!”,又听到我校家委会主任王学凤和他儿子的呼救声。李凤午首先与我校干部徐耀东之弟徐耀德努力把王学凤的儿子救了出来,然后才去救自己的孩子。王学凤后来感激不尽的问李凤午:“为什么你不先救你的儿子?”李凤午回答说:“我当时想,如果我先救出你的儿子,他是个大小伙子,可以去救更多的人。”王学凤听后十分感动,1985年临终前,念念不忘地嘱咐她的儿子不要忘记李凤午的救命之恩。

我校图书馆原馆长杨元的父母和弟弟被埋在了倒塌的房屋下无法脱身,是隔壁的老工人张春荫用双手扒出了她的大弟弟,并帮助她的大弟弟救出埋在废墟下的一家人。当时她的父母都已遭难。当杨元在四川得知唐山地震消息后,急忙赶回唐山。到北京才知道通往唐山的客运还未恢复,她找到了开往唐山方向的拉煤的货车,向司机说明了情况,司机很同情,但货车是不允许搭乘客的,司机让杨元上了车,并嘱咐她藏在车厢里,不要让别人看见。这样,杨元才风尘仆仆回到了唐山。由于父母均已遭难,但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孤儿不孤,他们姐弟4人,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均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有的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成了开滦煤矿矿长,有的成了唐山市政协副主席。

震后的唐山校园一段时间内过起共产生活,同在一起成了共同的家,相互释放的爱共赴时艰,防震棚成了大家的“诺亚方舟”。张湜忍着失去亲人的悲哀,除照顾受伤的母亲外,义无反顾地照顾一位无助的老教授,老教授在地下埋了9小时,腿部受伤不能蹲着大便,张湜很长时间用双手托着老人的身体帮助他大便。

我校后勤集团工作人员许立新有这样的一段回忆:“地震后天下着雨,邻居用塑料布和木头搭了一个大棚,几十个人就挤在棚子里。那一段时间,飞机飞得只有几层楼高,每天都往地面空投饼干和大饼,地上的人们争抢着食物,到手后都咽不下去,满眼是尸体和废墟。”

我校原校长助理方国泰回忆说:

“震后的那几天时间,所有的人都在废墟堆里刨粮食,但是很多粮食已经找不到了,只找到少量的大米。学校里几百个活着的人就靠着这些大米熬粥度日,老人、小孩、受伤的人先吃,然后是妇女,最后是身体健壮的男子吃,粥少人多,往往一碗清得见底的粥几个人合吃。”[2]

西南交大人是坚强的,他们从地震的废墟中站了起来,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抹去眼中的泪水,掩埋了亲人的遗体,忍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的创伤,又勇敢地去迎接新的生活。铁道系教授高渠清当得知他的妻子和儿子均已遇难时,系里派人与他做伴,照顾他的生活。他强忍内心的悲痛,坚强地说:“我没什么事,你们快去照顾其他同志吧”。他没有耽误他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尽管唐山大地震给西南交大教职工带来沉重的灾难,但是学校的工作仍然正常的运行,这些可敬可爱的西南交大人是用血和泪、勇敢和顽强度过那难忘的岁月。唐山市也在灾难中坚强而又勇敢地站立起来,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屹立在祖国的冀东大地上。

唐山大地震为西南交大以后的历史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西南交大人与厄运作斗争的不屈的交大精神。在唐山大地震中牺牲的唐山市民和我校的亲人,我们为你们献上一束素花,你们将永远长眠在我们心中。让清风明月带去我们虔诚的心祭。唐山大地震被时光的洪流冲得越来越远,它给我们的记忆却是天长地久。

“文化大革命”的终结

1966—1976,十年的风风雨雨,把“文化大革命”的神圣光环消失殆尽,美好的空洞的理想代替不了贫困与痛苦的现实,种种动人的豪言壮语再也激不起人们的热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中国人民觉醒了,种种积怨、不满和愤慨越积越多。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终将喷发。“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擎天巨柱而感到深切的悲痛。“四人帮”与人民为敌,下达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等种种禁令,压制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他们还控制舆论媒介,不准报导群众的哀悼活动,激起人们的极大愤怒,终于爆发了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这个运动的表现形式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实际上显示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深恶痛绝和对邓小平的拥护与支持。它鲜明地表示了全国人心的向背,为后来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西南交大的教职工与学生,冲破“四人帮”的禁令与高压,自发地利用各种形式悼念周总理。他们贴出大标语,佩戴黑纱,在单位和在自己家里设立灵堂,组织各种活动追思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出差在北京的,许多人自发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7月6日,共和国又一次降下半旗,新中国又一位开国元勋朱德与世长辞。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校师生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收听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校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从9月10日至18日,在校园内设立灵堂,全校各级领导和群众代表轮流守灵,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吊唁。11日,全校师生员工在名山电影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师生们对毛泽东怀着深厚的感情,许多人痛哭失声。

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巨星殒落,举国同悲,还有唐山大地震,1976——那个多灾多难的龙年,使中国人民遍尝了人间的苦涩与酸辛。但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却加紧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活动。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中国人民对国家前途深深忧虑,同时,也在思考和寻求着:中国向何处去。

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特大喜讯通过各种途径,在下面悄悄地传播着:这消息开始时并没有公开宣布,但我校已有人通过不同渠道得知这个天大的喜讯。人们在暗中传递着这个消息。“是真的吗?”听到的人问。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立即狂喜说:“太好了!”人们还传说,许多城市的酒与红纸都卖光了。又传说卖螃蟹的人,三个公的和一个母的放在一起卖,以示对“四人帮”的鄙视和痛恨。又传说,有的医院住院病人都走光了,都想回家去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庆祝活动。“四人帮”倒行逆施,天怒人怨,真是“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十月的胜利成了人民伟大的节日。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月27日,校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召开党总支书记和工宣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当日晚,校革委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全校一片欢腾,虽然已是夜晚,激动的人们举行了校内游行。第二天,又去峨眉县,与峨眉县的人民共同游行,载歌载舞,欢庆十月的胜利。在“文化大革命”中,西南交大参加过不知多少次的游行,没有那一次,象这次这样发自内心的欢呼,大快人心。因为十月的胜利,欢庆锣鼓宣示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垮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终结,人们感到,这是第二次解放。曾经罩在中国上空的乌云终于被驱散,峨眉晴空万里,西南交大经受了建国以来最为剧烈的震荡和挫折后,走上新的征途。“记着,不管是迟是早,春天总会到来的。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失去信心。”[3]一位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的老人这样说。


   


[1]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2版,第93页。

[2]许立新、方国泰,见《成都晚报》:《从经历大震、平静面对未来》《幸存者就像大家庭》,2006年7月28日第18版。

[3]黄秋耘:《迟来的春天》,《黄秋耘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2月第2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