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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岁月

抗战的胜利振奋了所有中国人的精神,人民企盼着饱经日寇摧残的祖国能尽快修复战争的创伤,人民从此能过上安宁的生活。我校的师生怀着胜利的喜悦经过长途跋涉,复员唐山,备极劳瘁。正当全院师生满怀希望再造唐院辉煌时,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了反革命内战。人们看到的是饥饿、迫害,听到的仍是隆隆的炮声,市面上的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我校的教师们无奈于工资的冻结,群起罢教。我校师生员工承扬了我校的爱国、爱校、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入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斗争第二条战线的战斗。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战火又一次让母校登上迁徙的路程,而南迁的经历让师生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被推翻的原因。当轰轰的炮声在上海的上空渐渐消失,硝烟缓缓散去,一个新的黎明来到,人们看到街上席地而眠的解放军战士时,师生们意识到黑暗过去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一、复员唐山

风雨兼程回唐山

抗战胜利后,内迁各大学纷纷筹划回迁。1945年8月20日,顾宜孙院长呈请交通部(抗日战争时期,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为交通部)饬令平津区特派员公署指定人员前往唐山、北平,代为接管两院校舍,并代为保管。等候教育部派人到达再行移交。8月29日,交通部电复我校,已令平津区特派员石志仁指定人员分赴唐山、北平两院先行料理一切,等待教育部接收人员抵达。9月8日,我校成立了以顾宜孙校长为主任的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复员委员会,多次研究复员事宜,并就校名、复员经费问题多次请示教育部。11月2日,顾宜孙校长电告教育部华北区特派员沈策士请交通部平津区铁路特派员石志仁为唐、平两院接收,保管全权代表,同时学校聘请唐、平两地校友各2人,分别在唐、平两地协助进行接收和保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石志仁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当年他对唐、平两院的接收和保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直到1946年3月8日,教育部才下令同意我校迁回唐山。4月9日又下令,将我校校名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独立建制,隶属教育部,原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更名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迁回北平。至此,唐、平、沪三校于1928年第二次组成的统一的交通大学再次解冻,成为三所独立的大学,但是我校的力学宗旨仍然是为全国培养铁路建设人才。1946年4月底,教育部拨给唐山工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搬迁费13653万元,拨给我校修缮费4亿元。复员唐山事宜提上议事日程。

1946年3月12日,唐、平两院复员委员会委派教务主任伍镜湖乘飞机返唐,办理接收校园和校园修缮工作。17日,伍镜湖完成接收事宜,强占学校的日军开始遣返。

4月中旬,我校在重庆成立驻渝办事处,负责回唐的联络工作。5月25日,学校召开了最后一次复员委员会会议,确定了两校搬迁费的分割。6月10日,丁家坳校址停止办公。6月14日,我校复员大队正式成立,由林炳贤教授任总领队。

从重庆回唐山有三条途径,一是乘飞机空运,既快捷又便利。但是,这绝非学校复员经费所能承受的。第二是乘轮船,下川江。我校复员大队只要包一条船,顺流东下,也可以较快地到达。但此时,回迁的人多单位多,一票难求,包轮更是谈何容易。于是只能采用第三方案,即陆路方案,沿川陕公路到宝鸡,再到西安坐火车回唐山。当时,成渝线与宝成线均未修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又适逢盛夏,酷暑难当。又多暴雨,路毁桥断的情况时有发生。抗战刚结束,即使已修通的陇海线、平汉线、津浦线也常常不能正常通车,路上的治安情况也令人担忧。但因为经费有限,人心思归,想到沿途还可能得到校友们的支持,虽然走陆路时间要长,困难要多,也只能选择此方案返唐了。

6月20日,复员大队在总领队林炳贤教授率领下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心里装着对唐山校园的遐想与怀念,携带公物30箱,行李400件,分乘三部客车、三部卡车,开始踏上艰难漫长的回唐路程。当晚全体师生宿潼南。21日晨从潼南启程,雨后道路泥泞,一路艰难前行,到了三台。从三台去绵阳,是冒雨而行,汽车常有翻车危险,中午到了绵阳。前面排列着大批汽车等待摆渡过涪江。而国民党军队的军车横冲直撞,把大批民用车辆挤到路边,我校车队难以靠近渡口,复员大队的领导冒着大雨东奔西跑,争取摆渡以及安排大家的食宿。夜间师生们只能拥挤在阴暗潮湿的茅屋里,忍受蚊子、臭虫的叮咬。师生们盼天明,盼晴天,望眼欲穿。一直等了5天,车队才过河,又从绵阳出发,跟在军车后面爬行。29日中午,师生们抵达剑阁,离开剑阁不久,得知前方道路塌方,只能走便道。其中上坡爬坎,汽车常常要人推着走。有时,汽车一连从坡上滑下多次,大家顾不得劳累和翻车的危险,一次次地推车上坡。7月1日,车队抵达宝轮院渡口,为了等待摆渡,又挤在老乡家里熬过两夜。3日下午,轮到我校车辆过摆渡,坡陡路滑,前面有辆卡车险些栽到河里。当晚好不容易到达嘉陵江畔的广元。广元渡口早已横着几十辆汽车等待摆渡,后面的军车又抢道冲上前来,学校汽车又被挤到后面。领队冒雨奔波,四处求助,一连数日,一筹莫展。一直苦苦挨到13日才闯过广元渡口,至此,终于穿过了巴山蜀水,走完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这是归程中最艰难的一段行程。

13日,师生们夜宿陕西沔县(今勉县)。15日,复员大队到达陇海路上的宝鸡站。在宝鸡得到校友申新纱厂总经理李国伟的盛情接待,对比前一段的磨难,师生们真有天壤之别的感觉。

19日,全体人员抵达西安,这时正太铁路和平汉铁路北段不通车,领导决定转道上海,再乘船经秦皇岛回唐山。在西安又得到校友们的帮助,为返唐师生购买了打折火车票,21日,火车到达陕州。在陕州校友的奔波下,乘上至8号桥的火车,8号桥在抗日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当时尚未修复通车,多亏校友指派工人将大家的行李、物品通过临时搭建的木便桥运过大桥,并找到一辆平板车,一直运到观音堂车站,校友忙到凌晨3时才回站休息。

24日,火车到达郑州,郑州、开封间的便线和中牟桥已被冲毁。校友们帮助提供一辆运料车,将行李、物品运到贾鲁河岸。校友们又找工人将东西运过河。当地校友在抢修任务十分紧迫的情况下,为师生忙到凌晨2点多。

27日,师生们到达开封站。开封的校友除免费为大家提供吃住外,还派车接送师生们游览了开封的名胜古迹,临别时又提供两节客车,免费将师生送到浦口。途中有的校友还把陇海铁路的许多技术资料赠送给学校作教学参考资料。

30日,复员大队由浦口顺利渡江到南京。南京校友也为师生安排了食宿,并为返唐师生提供了去上海的免费车票。

8月6日,历经艰辛的复员大队抵达上海。在上海校友的帮助下于18日登上开滦运煤船离沪。时遇台风,船又在吴淞口抛锚等了两天。20日下午,运煤船启航,23日晨,轮船抵达秦皇岛港。归心似箭的师生们谢绝了秦皇岛校友们安排游览名胜的盛情邀请,在他们的帮助下,坐火车踏上了最后的归途。大家凭窗远眺冀东大地,触景生情,感慨万千。23日下午5时,师生们回到了阔别9年,魂牵梦萦的唐山校园。一路上整整走了65天。这时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一年,这是多么艰难的归程啊!我校也有少数师生通过    途经辗转到达唐山。

复课的艰辛

早在1946年3月12日,学校派教务主任伍镜湖乘飞机返回唐山,办理接收校园及修缮校舍的工作,伍镜湖教授走进学院大门,映入眼帘的是破败不堪的校舍,面目全非,原有的设备让日寇劫掠一空,家俱、地板、门窗荡然无存,连灯泡、电线都被拆走,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溢,校园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伤痕累累,已找不到昔日美丽校舍的原貌。日寇撤离后,校园又被国民党军队强占,各种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学校与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的多次交涉,国民党军队才于9月底从学校撤离。

伍镜湖教授返唐后,组建筹备处,主持清除校内垃圾杂物,修复门窗和道路,添购急需的教具和办公用品,工作繁杂艰巨。在校友们的帮助下,在伍教授和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10月中旬,校园修复工作基本结束。由于经费有限,此时教学设施与设备无法与抗战前相比,只能因陋就简。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解放,这段时间学校没有修建过一幢校舍。

1946年9月,学校分别从上海、北平、唐山三地招收新生和转学生159名。

11月1日,学生报到注册,开始上课。唐山校园,又闻弦歌。顾宜孙院长和全院教职工对学校的未来满怀憧憬,他们竭尽全力、励精图治,为再现唐院的辉煌,倾注了满腔的热忱和辛勤的劳动。开学伊始,学校的各项工作已步入正轨,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学校在教学工作上的进展已初见端倪:

(1)复员唐山后,全体师生对学院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规划。首先提出恢复唐山交通大学校名;将矿冶系划为采矿、冶金两系;增设建筑、机械、电机3个系;并向教育部力陈,作为独立的工学院,机械、电机两系是不可缺少的,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尽管全院师生、校友一再要求,但教育部仅批准我校设立土木工程系、采矿工程系、建筑工程系、冶金工程系4个系和矿冶专修科。建立机械、电机两系的申请,未获批准。

(2)聘请名师任教,扩大教师队伍。从外校聘请了何杰、魏寿昆等名教授来校任教,其中何杰教授还担任了采矿系系主任,扩充了教师队伍。由于时局动荡,难以聘请专职教授,就采用了聘请特约教授的办法,从平、津高校邀请教授来校短期授课,保证了4个系的全部课程均能开出。

(3)根据学科的发展和新系的建立,重新修订了课表,课程门数有所增加。为了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增加了弹性力学、土力学,并准备开设流体力学、焊接学、合金材料等课程,以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铁路建设发展的需要。

(4)加强了实验室建设。师生们回到唐山时,学校原有的教学设备、仪器几乎损失殆尽,就测量仪器而言,抵唐时仅存经纬仪一部,水平仪三部。其余的皆为损坏不堪应用。经过教师们的多方筹措,到1948年初,很多实验室已可以基本满足教学要求,开出实验课,顾宜孙院长在1948年校庆的报告中指出:“目下实验科目之可以充分教授者,为平面测量、铁路测量、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矿物实习、岩石实习等。可以初步工作,期待补充者,为物理实验、普通化学实习、矿冶实习、电机工程实习、试金实习、材料试验、矿山测量等。正在准备下学年度(指1948年至1949年学年——本书编者注),可以工作者,为金工、木工、水力实验、机械工程、理论化学实习等……此外,矿物标本及地质标本,收集有数,建筑模型,制成者不少,可为教学之助。善后救济总署赠送本院之仪器及日本赔偿物资,由教育部发赠本院之仪器……存沪未运,将来运唐装置后,本院之实验室,自当较为充实。”学校还利用教育部拨给的外汇去购买进口仪器设备,以发送教学条件。

(5)图书资料的扩充。我校抗战前图书馆的藏书37000余册,由图书馆主任江秀炳保护,运送到保定存放。学校复员唐山后,派人将图书完整无缺地运回唐山,这是抗战时期唯一保存完整的校产,同时又从重庆丁家坳运回部分图书,其图书数量比抗战前有所增加,达五万余册。抗战前定制的金属书架已安装使用,馆内经粉刷装修,增加了照明设备,学校利用教育部拨给的外汇,订购了国外最新的图书资料。图书馆的状况有明显的改观。

(6)停招旁听生,提高新生质量。1947年,我校在北平、广州、上海、武汉、唐山等5地招生,但因时局不稳,一些新生未能来校报到,我校决定1948年停招旁听生,在重庆增加考区,扩大生源,以期录取更多高质量的学生,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

所有的这些工作是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时局动荡的情况下,经过全体师生的努力所完成的,足以显示出大家对唐院未来发展所倾注的精力和心血。但是令全校师生没有想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那么遥远,复课的历程是那么困难和艰辛。

抗战胜利后,人民盼望和平,休养生息,重建家园。而蒋介石反动派,违背人民意愿,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反革命内战。国民党政府对人民敲骨吸髓,残酷剥削。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却处于冻结状态。唐院的教职员工尤为困难。1946年12月初,行政院决定调整高等学校教工的生活补助标准。规定唐山工学院教工生活补助标准按河北省的标准执行。河北省与平、津标准相比较约为2∶3。但实际上,唐山物价与平、津不相上下,行政院的这一决定,给我校造成极大困难。唐院全体教师既痛感生活待遇明显低于平、津、京、沪地区;又痛感教育部对学校拨款较他校为少。长此以往,学校难有良好的师资与设备,不能招来优秀的学生,因而对学校的发展前途十分忧虑。1947年1月8日,我校教师忍无可忍,举行罢课,以示抗议,他们在陈述书中说:“抗战期间没给炮火打死,抗战胜利竟会被冻死、饿死。”这是我校历史上第一次教师因生活困难而罢教。

迫于内战压力,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增加反而要压缩已经很少的教育经费。1946年冬,下令取消上海交大的航海、轮机两个专业并将校名改为交通学院。上海交大师生坚决反对,引发了交大历史上最为声势浩大的护校学生运动。他们组成护校委员会,赴京请愿,坚决斗争。交大、唐院、平院曾属一个交通大学,上海交大联络唐院、平院共同斗争,相互支持。1947年5月初,唐山工学院班长联席会议议决成立护校委员会,提出“恢复交通大学校名,增加办学经费”的要求。为表示护校决心,全体学生罢课。

5月末,为恢复交通大学校名,唐、平、沪三校护校委员会开展联合斗争。唐山工学院护校委员会派代表去南京、上海与当地校友联系。校友们对护校运动坚决支持。茅以升、赵祖康、朱国洗等校友列举事实说明,自1937年交大三校改隶教育部管辖以后,受到的种种限制与不利于交通教育发展的情况。为了有利于保持学校传统,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交通教育的建设,应回归交通部领导,恢复唐山交通大学校名。

茅以升等人认为:交通大学唐、平、沪三院原由交通部创办,三校其所以有今日之成就,应归于交通部的大力扶植。而自归教育部之后,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为求护校运动的根本解决,关键在于摆脱教育部,回归交通部领导。由此,护校运动发展为“回部(交通部)运动”。茅以升的意见,迅速得到京、沪校友的响应。

1947年暑期,学校在唐山、北平、上海、武汉、广州5地招生,共招收新生118名。学校在困境中惨淡经营。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校庆

1947年5月15日是我校建校51周年,唐山复校42周年纪念日,唐山工学院隆重举行了抗战胜利复员唐山后的第一次校庆盛会。当时的《唐院月刊》刊文《院庆志盛》中写道:

“际兹复员伊始,国家元气未复,人民喘息未定之时,在经费万分支绌情况下,诚不敢有所举动,过事铺张。但本院于抗战期间,频经播迁湘桂黔川诸省,辗转跋涉,艰险备尝,益觉建设之匪易。今胜利后第一次纪念,意义较为重大。为溯既往,明瞭现在,共策将来起见,略事点缀,爰于是日举行纪念会。”[1]

纪念大会在学校明诚堂举行。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礼堂四周挂满了贺帐、贺联、贺镜、祝词。主席台前陈置鲜花,两侧陈列银盾、银鼎,璀璨辉煌,显示着沦陷时的黑暗已过,学校又迎来复兴的希望。

这次校庆活动是我校从未有过的一次盛会。顾宜孙院长首先致词,他回顾了学校成立后历任校长、教授、同学对母校的赤诚及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抗战期间的悲惨奔波,更是学校历史上的一场恶梦。他强调虽然经过狂风暴雨,学校仍能继续生存,复校唐山,但现在是真正困难时期,希望全校师生自强奋斗,使学校发扬光大。前院长李书田博士讲了话,他极力主张恢复唐山交通大学的校名,并号召大家捐款建校。天津校友会代表陈靖宇在讲话中说,一进到学校,看到实验设备荡然无存,学生们住在日军的马房,令人感触无限,但看见院墙上张贴着学生们的作品以及壁报,对师长和学生们的敬意之情油然而生。北平校友会代表翁元庆在会上代表北平的校友们为学校捐献了一座纪念碑。

纪念会结束前,由学生代表赵承干向顾院长暨诸位教授恭献了“万世师表”锦旗一面,咸谓本院诸教师,实当之无愧。

下午,举行了运动会,学生们在运动场上龙腾虎跃、生机勃勃,我院篮球队还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篮球队举行了友谊赛。晚上学生话剧团在明诚堂,演出了话剧“万世师表”。

5月16日上午,学院举行学术报告会,李书田博士的报告题目是《黄河水利问题》,北洋大学教授张以纲校友的报告题目是《中欧高等工程教育及其学生生活》。报告会结束后,由张正平教授、林炳贤教授分别主持了学生的中、英文讲演

比赛。下午又在学校操场举行了班级之间的的篮球、排球比赛,晚上邀请开滦京剧社演出了京剧。

这次校庆意寓深远,我们学校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战火硝烟中数次搬迁,载历颠沛,备尝艰辛。在外漂泊多年,而如今终于叶落归根,回到了唐山。师生们对国家的前途,学校的未来充满着企盼。因而举行了这次盛大的活动。在这次校庆中,再次明确了唐山工学院的院训即原交通大学的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并重新公布了稍作修改的于1934年创作的院歌。

北平校友会敬献母校的汉白玉纪念碑,校庆后竖立在学院图书馆前。这块珍贵的石碑,后来从唐山移到了成都,现立于成都九里堤校区学术交流中心侧门前。石碑笼罩在葱翠的树林之中,一条小径从碑下延伸直到唐臣路上,让所有经过这条大路的同学都可以径直瞻仰。

碑文如下:

路政肇兴,溯在清季。

兼筹采矿,设校伊始。

唐山西郊,爰奠校址。

缔造宏规,袁胡[1]创议。

叶公[2]绾领,久膺艰巨。

罗熊赵章[3],刘孙茅李[4]

先后长校,群贤继起。

恪共乐育,实事求是。

顾伍[5]复校,备极劳瘁。

卌二[6]年中,斐然足纪。

中经移徙,载历颠沛。

学成致用,千百济济。

猗欤盛哉!母校万祀。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唐大校友会北平分会制赠

新建蔡可权撰  湘潭杨昭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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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袁世凯、胡燏棻。

[2]指叶恭绰。

[3]指曾任我校校长的罗惇融、熊崇志、赵士北、章宗元。

[4]指曾任我校校长的刘式训、孙鸿哲、茅以升、李书田。

[5]指顾宜孙、伍镜湖。

[6]指唐山复校四十二年。


二、在第二条战线上

两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的建立

我校在贵州平越时期,在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由于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反共反人民,迫害进步学生,逮捕、开除中共地下党员,致使我校中共地下党支部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我校复员唐山时,仍未恢复党的组织,学校没有共产党员。

1946年11月,有两位共产党员进入我校学习——土木系的陈士坚[1](陈毅人)与矿冶系的施不为[2](方生)。他们是我校复员唐山后,最早的两名党员,1946—1948年,在唐院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的。

陈士坚在天津上中学时,曾到开滦煤矿工务员训练学校学习,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暴露,于1945年5月去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日本投降后,被派到天津做地下工作,同时入党。1946年8月,我校复员唐山,陈士坚的父亲陈泰谦是我校校医,经组织批准,他利用父亲的关系到我校边学习,边做党的工作,组织上受中共冀中区委天津工委领导。施不为是在上海入的党。1946年,他以同等学历考入唐院。经组织同意来我校学习。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们入学后学习很认真,成绩很优秀。因为只有功课好,在学生中才有威信,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才能开展工作。

共产党员不仅要功课好,还要开展党的工作。他们初来唐院,最重要的是要能取得与群众的联系。施不为离开上海时,领导他们的乔石同志不仅告诉他转关系的方法,同时告诉他现在形势紧张,可能一时接不上关系,要扎根在群众之中,依靠群众,埋伏下来。

怎样扎根在群众之中呢?

从最底层的地方做起,广交朋友

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他们都去,要交朋友。他们入学不久,就参加了藜莪团契,这是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基督教的外围组织。参加团契活动,使他们结交了许多朋友。

努力为同学服务

凡是同学要办的事,尽量去办。如开学没有教科书,他们就把教授的讲义拿来,请同学分头誊写,拿到市里去石印,人手一份。伙食办得不好,又发现管理员贪污,他们就办学生膳团,自己管理,自己上街买菜,以较低的价格办较好的伙食,尽量让同学既省钱又吃饱。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为同学服务,从而赢得同学的信任。

逐步引导同学为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作斗争

比较典型的事件是反拖尸斗争。1946年11月开学不久,由一部分老同学发起沿用旧习俗,对新同学实行拖尸(TOSS),这是从欧美学校传来的一种老同学对新同学的恶作剧。低年级学生稍有不慎,被高年级同学看不惯,就要被拖尸。轻则泼墨水,剪头发,重则扔到水里去,弄得人人自危。1946年刚开学,二年级有一对男女同学形影不离,被拖尸,把蓝墨水泼到衣服上。后来,在一次足球友谊赛中,低年级队胜了高年级队,高年级扬言要拖尸。这时陈士坚、施不为就联络一年级中的积极分子在扬华斋开会,主张团结起来反拖尸。当场起草了《反拖尸宣言》,签名的有二十多人。为了避免他们寻衅报复,签名时采取圆圈方式,找不到谁是头,谁是第一个签名的。这次斗争轰动全校,得到了全校大多数同学拥护。从此,校园里革除了拖尸的陋习。这次运动的意义很大,它第一次显示了新生的力量,显示了团结就是力量。同时,它使许多进步同学互相认识,组织起来。在《宣言》上签名的,有黄健德[3]、孙梁[4](仲则)、常凤镐[5](曹明)、张毅[6]、胡正元[7]等,在校园中形成了一股正义的力量。

通过各种进步社团联系群众

1)古怪歌咏队

这是在陈士坚、施不为的推动下,1947年3月正式成立的。它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规模最大、存在最久、最为活跃的学生社团。最多时,全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加了古怪歌咏队。主要演唱当时流行在平、津学生中的进步歌曲和民歌。由于练唱的第一首歌是“古怪歌”,故名古怪歌咏队。“古怪歌”是一首讽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歌曲。

“……清早走进城啊!看见狗咬人哪,只许它们汪汪叫哇,不许人哪用嘴来讲话,来讲话。……”

古怪歌咏队的队长先后为张必恭,陈国藩,张必恭是张正平教授的儿子,在校园西北角有一幢单独的小洋楼,张教授还在其他学校兼课,常常不在校。因此,张家就成为歌咏队的据点,进步同学开会、写壁报、印歌篇印传单、写标语……都在这里,十分安全。

古怪歌咏队的活动特点是紧密配合学生运动,在爱国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也是地下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古怪”歌咏队的许多成员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2)民社

最早名为维廉社,是唐院学生中成立较早(1944年)、影响较大的社团。参加的成员大都是学生中学习成绩优秀,又爱国的同学。它的宗旨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寻求科学与民主建国之路,故称民社。它是想在工业救国的道路上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它的成员遍布国内外。在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发展中,它开始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拥护建立新中国。在1947年5月召开的社员大会通过的社章中,除原有的“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外,又加上“当前,在工厂应该参加工人运动,在学校应该参加学生运动。”当时,在天津钢厂工作的校友陈能宽返校参加社员大会时,用亲身体会说明:如果不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炼出来的钢,最终会被他们拿去打内战,屠杀人民。民社办的刊物如《谈论圈》、《建设者》等从过去纯学术的圈子里跳出来,评论时政,成为学生运动中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喉舌。万凡俦、郭日修[8]、孙瘁宇[9]、全钰嘉[10]先后担任过民社交大分社社长。民社在发展新社员时,陈士坚与施不为经过研究,组织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进步同学参加民社。一方面学习民社的好传统,另一方面,增加新鲜血液,推动民社继续前进,更加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在1947年上半年,施不为、孙梁、黄健德等许多进步学生都参加了民社。在唐院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民社的言论往往起到了指导作用和先驱作用。他们中的许多成员成为唐院爱国民主运动的骨干。

3)拓荒读书会

陈士坚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组织了一些进步同学组织了拓荒读书会。参加者有施不为、黄健德、常凤镐、胡正元,张毅等10多人。地点在陈士坚家中。陈士坚父亲是校医,有一幢小洋房,单独的院落。他父亲住东房,他住西房,中间隔着客厅,经常空着,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大家在他家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研究学生运动。陈士坚把藏在地板底下的进步书籍拿给大家看,如《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群众》、《民主》等期刊。有些是解放区出版的书。在陈士坚家还能从收音机里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

竞选学生自治会

1947年上半年,在陈士坚、施不为领导的进步学生的努力下,竞选学生自治会获得成功,组成以许晋堃为常务理事、全钰嘉等为理事的学生自治会,进步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办工人夜校

学生在学校举办了有几十个工友参加的夜校,主要学文化,也学政治。由学生任教师,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学校工人。通过工人夜校,锻炼和教育了工人。在工人中涌现出了许树和、刘国荣、徐钟武等积极分子,他们与学生水乳交融,积极地投入了唐院的爱国民主运动。

经过上述工作的认真考察后,陈士坚发展黄健德入党。1947年9月的一个上午,在陈士坚家里挂上党旗,举行了黄健德的入党仪式,并建立了正式的党支部,陈士坚任党支部书记,归中共冀中区委天津市工委领导。后又发展陈秋英、胡正元、蒋良海、赵清荣等人入党。截至1948年底,党支部共有7名党员。

我校返唐后,中共唐山市工委很重视唐院工作,为尽快地在这所唐山最高学府建立党组织,1947年,唐山市工委领导指示开滦中学地下党组织,高三班的党员毕业后,首先要报考唐院,同时还要尽可能动员一批高三班的进步同学报考唐院。根据这一指示,高三班的4名党员高泽兰、段植林、丁国玺、王致功和5名进步同学报考唐院。只有党员高泽兰和进步同学王连贵、李庆恩、何性天等4人被录取。高泽兰和未被录取的党员段植林、王致功去解放区向唐山市工委请示汇报。市工委领导杨洪德(董昕)讲了抓唐院工作的重要性,并明确指示,已经考上唐院的党员就上唐院,没考上的段植林留在唐山抓唐院工作。丁国玺、王致功分别去河北工学院、天津工商大学上学,但两人党的关系仍留在唐山。段植林、高泽兰[11]、王致功、丁国玺组成唐院党支部,段植林为书记。后来发展王连贵、何性天、李庆恩入党。这个党支部由中共冀东区委唐山市工委领导。市工委对唐院党的工作指出:要坚持“积极组织进步同学,宣传、团结广大中间同学,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长期隐蔽、积累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特别强调,入学后,首先要把学习搞好,在同学中树立威信,以便于开展工作。另外强调利用各种机会发现和团结政治上进步的同学,多交知心朋友,依靠进步同学,打开工作局面。

这两个党支部分属不同的领导,不发生横的联系,彼此也不知道党员身份。但是,由于都是同学,思想相通,很自然地在行动上协调配合起来。

唐院的爱国民主运动,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抗议美军暴行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军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消息传出后,全国掀起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这是中国人民积压已久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怒火的总爆发。抗战胜利后,美国不但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而且在中国驻扎了数万人的海军陆战队。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暴行事件接连不断。中国人民心中对此早已义愤填膺。沈崇事件就成为导火线,引发了全国各大城市有50多万人参加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沈崇事件极大地震撼了唐院学生的心。我校学生社团民社在西讲堂的墙上贴出大标语:“谁无姐妹,岂能容忍!?”以示抗议。又在壁报上发表评论,抗议美军暴行,呼吁学生起来斗争。

沈崇事件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许多学生入学后,原想抗战胜利了,可以安心埋头读书了,但事与愿违。沈崇事件使他们初步认识到,只读书当工程师,不能制止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政府反动与腐败。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终于在宁静的校园里点燃了进步学生运动的火炬,推动广大学生逐步走上了政治运动的前台,要想抑制也抑制不了了。

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标志了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爱国民主力量向国民党政府开展了积极的斗争,并逐步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具有爱国主义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唐院师生,从一开始,就参加了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大量的金钱用于打内战,使得原有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他们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大票天天发,物价天天涨”,大学生的生活濒于绝境。政府发给学生的公费,一天只能买两根半油条。我校的一位学生贫病交迫,自缢在校园。194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学生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向国民党要和平,要饭吃。全国各地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成立反内战,反饥饿委员会,领导民众进行斗争。

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于5月18日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蒋介石发表谈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

针对这种形势,陈士坚和施不为通过“拓荒读书会”和“民社”等进步社团展开对时局的讨论,引导大家认清只有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国家才有前途,教育才有出路。5月18日,平、津各大学学生上街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宣传,遭到国民党青年军的殴打,造成“五一八”血案。5月20日,沪、宁、杭十多所大专院校五千多名学生齐集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我校学生在唐山游行示威。大家对国民党政府制造的“五一八”、“五二○”惨案表现了极大的义愤。东、西讲堂贴满了大字报,声援平、津、沪学生的正义斗争。

这时,又传来护校委员会派赴北平联系工作的学生杜炳文,在西单观看(也有说是参加——本书编者按)游行时被捕的消息,更激起同学们的愤怒,大家决定要去北平请愿,同时要求明确提出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但这一要求遭到护校委员会中有些人的反对,认为这个口号会影响护校,学生不宜参加政治活动。

他进步同学指出:单纯的护校,国民党根本不会理睬,旷日持久毫无结果。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停止内战,教育才有出路。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另外成立一个反内战、反饥饿委员会,由许晋堃、姚蔼明负责。唐院的进步同学,几乎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热情地投入全国的学生运动的激流之中。

学校派出总务主任耿承去北平,向北平行辕要求放出杜炳文,没有成功。5月24日,我院数百学生准备去北平请愿。学生将行李集中在火车站准备出发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被迫允许保释杜炳文,学生才返回学校。

五卅一事件

为了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推进得更深、更广,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决定将6月2日定为全国反战日,要在当天组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把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扩大到工人和市民群众中去。为了迎接全国反战日的到来,动员唐山市民在这一天罢工和罢市,我校反饥饿、反内战委员会和进步学生共同研究、决定,于5月31日在唐山作一次宣传活动。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寻衅滋事,约定这次运动以散发传单为主。

1947年5月31日清晨,我院5支宣传队按计划相继出发,到唐山市主要街道的规定地段散发反饥饿、反内战的传单。就在同学们返校的路上,第二支队学生经过三青团唐山市分团部门前时,遭到暴徒的拦截和殴打,马如璋[12]和邓洋[13]被打伤。不仅如此,第三支队同学也在同一地点遭到暴徒的袭击,马如璋流着血跑回学校告急,施不为等几名同学迅速奔向学校明诚堂敲响警钟,集合同学前往营救。当在校的同学们看到宣传队的同学流血受伤的情景时,义愤难平,一百多名学生自发奔赴三青团团部,与手持棍棒的暴徒展开搏斗。这时,三青团唐山市分团部头目孙某,竟拔出手枪进行威胁,同学们没有惧怕,李世济同学挺起胸脯让他打,袁希正同学趁势猛扑过去,从背后抱住了孙某,试图抓住那只拿枪的手。这时另一暴徒手持一根重约十来公斤的钢条,狠狠地猛击袁希正的腰部,致使他肺部出血,伤势严重。暴徒们见学生们越来越多,慌忙退入院内,紧闭大门,并不断地向墙外投掷石头、砖块。同学们愈加愤怒,孙瘁宇当机立断率领学生冲开铁门,一拥而入。孙某见势不妙,便指挥暴徒们跳墙逃走。同学们义愤填膺,把三青团的办公室砸毁后,将未及逃脱的暴徒3人以及伤人凶器带回了学校。

当时三青团部门口围观了许多群众。同学们趁机向他们发表了即兴演讲,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并高呼“反对内战”、“严惩打人凶手”等口号。

返校后,全体同学在明诚堂召开了对3名暴徒的公审大会。这3名暴徒有的是三青团职工,有的还是中学生,他们供认了是国民党唐山市党部和三青团唐山市分团部策划组织了这次毒打学生的阴谋。于是,学生自治会和反饥饿、反内战委员会代表许晋堃陪同顾宜孙院长到唐山市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严惩凶手、保证下不为例以及负担受伤学生医疗费的要求。唐山市政府派市政府主任秘书王明昭表面上接受了抗议,并出具了收条,带走了被俘的暴徒。在这次“五卅一”事件中,被暴徒打伤的学生共计29名,其中重伤4名,被安排住在了开滦煤矿总医院,伤较轻的就在校内治疗。

然而,五卅一事件并没有结束,愤怒的同学们不甘就此罢休。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决定,将原定于6月2日的全国反内战日大游行,提前到6月1日举行。同学们要在游行的途中,一面宣传反饥饿、反内战的重大意义,一面及时向唐山市民揭露5月31日三青团暴徒殴打学生的事实真相。

第二天上午8点,大部分学生已集中到了西讲堂门前,整队待发时。传来了唐山市市长扬言要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为了同学们的人身安全,避免学生的无谓伤亡,院长、教授和工友们都出面劝阻学生。罗忠忱教授说:“今天的牺牲会更大,但收获却会比昨天小。”在老师们的劝说下游行推迟了。果然当天我院学生去电影院看电影时,又遭到了暴徒的殴打。6月2日清晨,传来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联合游行延期的消息。

五卅一事件发生后,顾院长到医院看望了受伤的学生,并向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教育部长、次长电报了事件经过。为了安抚学生,教育部给学校发来一笔医疗款。由于我校与开滦医院订有医疗合同,受伤学生的医疗费已按合同报销,于是受伤的同学自愿将这笔医药费捐献出来。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教育广大的同学,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在陈士坚的倡议下,利用这笔医疗费,在东讲堂楼上空闲的教室里,建立了一个五卅一纪念图书馆,购买的大部分是进步书刊。

五卅一事件,标志着我校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达到高潮。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迫使我校学生不得不接二连三地走出教室,汇入到风起云涌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通过这些斗争,广大的学生有了新的觉醒,他们认识到解决学校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护校,在教育界内部能解决的。他们的斗争锋芒不再仅仅局限于争取学校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响应和投入全国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针对五卅一事件中,唐山市有些中学生受蒙蔽,不理解我院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了殴打我校宣传队的暴行,为争取唐山市中学生,我校中共地下党支部通过学生自治会开办了暑期补习班,免费为中学生补习功课,来上课的学生有三、四百人,许多进步同学,自愿担任教学任务。但举办这样的补习班,要经过唐山市有关部门的审查与批准。他们规定只准补习数、理、化课程,不准谈论国家时事,连语文也不准列入补习课程之内。但是补习班开课后,大学生们在课堂上讲授数、理、化课程,课堂下向中学生们灌输进步的思想,使中学生们受到了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交大学生与中学生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与交大学生接近的很多中学生后来都成为了学生运功的骨干。

暑假中,我校学生还开展了助学活动,上街募捐,资助贫困中学生的学杂费用。这些活动增进了我校学生与唐山市中学生的相互了解与联系。

保卫华北学联和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军事上转入了战略进攻,战争已经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而不是在解放区进行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在斗争性质上从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在斗争目标上逐步集中到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在斗争方式上从各校分散行动发展到多校和跨地区的联合行动,在斗争组织上更多地从一校的学生自治会发展到一省、一市、一个地区和全国性的联合组织,巩固和发展了第二条战线。国民党政府陷入了两条战线夹攻的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之中。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上半年,唐山工学院的学生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

1947年6月2日,在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北学生联合会即华北学联。由于我校在9月的学生自治会的竞选中,进步力量受挫,学生自治会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所把持。所以,我校是以社团的名义参加华北学联的。在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领导下,经过进步同学努力,于1948年3月的学生自治会竞选中,进步力量取得胜利,组成了以孙梁为主席的学生自治会。从此,我校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参加了华北学联。

为了加强与平、津地区大学的联系,交流学生运动的经验,推动唐院学生运动进展。中共地下党支部通过学生自治会利用春假,于4月4日至8日组织全校学生以春游为名,到北平和天津访问学运开展活跃的几所大学,受到热情接待。大家普遍反映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深刻感到唐山的学生运动落后了,必须向北平、天津的学生学习。使同学受到最深刻教育的一课,是在北大参加了保卫华北学联的斗争。

在华北学联成立之后,1947年6月18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在理事会分工中,华北学联负责学术部和反饥饿、反内战委员会。

国民党政府对华北学联的成立,极为恐慌,视为眼中钉,想方设法要除之而后快。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查禁华北学联,激起学生的愤怒和抗议。4月3日,平、津各大学罢课3天。后又继续罢课3天。一场针锋相对的保卫华北学联,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斗争拉开了帷幕。

4月7日上午,正当我校同学在北大参观学习时,突然听到紧急的钟声夹杂着呼喊声:“警备司令部来抓人了!快到民主广场开紧急大会。”顷刻间,奔跑的人流涌向民主广场。一个动人场面出现了。广场中心设置了一个主席台,华北学联主席柯在铄等12名华北学联领袖坐在台上,广场上的人群手拉手围成一层又一层的圆圈,将主席台围在中央保护起来,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我校学生参加了保卫华北学联的战斗。

主席用宏亮的声音报告:昨晚深夜,军警包围了北大,限令学校于上午8时前交出柯在铄等12名同学,经过交涉,警备司令部限令12时前交人,否则,他们就要进校抓人。北大周炳琳教授在会上气愤地表示:这种逮捕是非法的。

广场上群情激昂,纷纷上台表示抗议。我校学生自治会成员胡正元代表我校同学走上主席台,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他大声说:“对于这种非法行为,我们和北大同学采取一致行动。他们被逮捕,我们也一起去坐牢!”

临近中午12时,广场气氛更加热烈。这时有人在台上宣布。交涉结果:警备司令部只答应将12位同学减为6位,但在12时前必须交出。顿时广场上爆发出愤怒的吼声,“绝不讨价还价,一个也不准逮捕”!时间过了12点,仍然没见到军警抓人。大家意识到:反动派已在广大学生团结战斗面前暂时退却了。于是“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更加响彻广场,不知什么时候,华北学联的学生领袖们,消失在群众海洋里,人群才逐渐散开。唐院同学在这种刀光剑影面前,经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屠刀下争取生存的英勇斗争。

两天之后,又一场英勇的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唐山展开。

结束春游后,中共地下党支部决定回唐后,立即在学校开展反内战、反迫害运动。4月8日,唐院赴北平春游学生返校途中情绪激昂,议论罢课。下午,古怪歌咏队倡议从9日起罢课,学生自治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成立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委员会,由孙梁任主席。9日起学生开始罢课,工人夜校的工人组织罢工委员会宣布同时罢工。出现了工人、学生并肩战斗的局面。

罢课的学生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从学校大门至火车站的整条大学路上贴满了反内战、反迫害的标语。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委员会下设宣传部的负责人,也是古怪歌咏队队长的陈国藩在学校大门的4根圆柱上用油漆写了“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等4条醒目的标语。有的同学在游泳池临街的高墙上,写了一条瓦解国民党军队的标语:“国民党官兵兄弟们,你们为谁打仗,为谁卖命?别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兄弟姐妹们!调转你们的枪口对准主张打内战的人……”

唐院的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震动了唐山市。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十分恼火,派大批军警,于9日黄昏后包围学校,在校门口架起了机枪,其中一部分军警企图从游泳池边的侧门冲入校内,形势十分紧张。顾宜孙院长在院长接待室与带队军警交涉,坚决反对他们进入学校与逮捕学生。接待室外已有一部分学生对进校军警予以监视。在这情况下,已进入侧门的军警才被迫撤出学校。

军警包围学校的时候,孙梁到明诚堂钟楼敲起警钟,有的学生跑到教室与宿舍呼喊:“国民党特务抓人来了,大家集中到眷诚斋去!”一呼百应,学生们纷纷集中到眷诚斋楼里和楼前广场。经过张毅等学生的工作,又把已回家休息的顾宜孙院长请到眷诚斋一楼。他当着同学的面打电话向唐山市城防司令部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走军警,保证学生安全。但遭到拒绝。于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口号和“团结就是力量”等歌声回荡校园。大家自动组成4路纵队,手拉手地沿着学校围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直至凌晨。另外,学生会组织若干小组在学校围墙边巡逻,防止国民党兵进入校内。反动军警面对团结一致的学生,不敢进校,不敢抓人,最后只好撤退。

经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委员会商定,除加强守卫外,其他同学先回宿舍休息,以利继续战斗。宣布决定的声音未落,刘正祥[14]同学立即动议:“今晚由于同学们的示威游行,使敌人不敢进来抓人。为了纪念这一革命行动,我建议将这个广场(即眷诚斋至化学实验室之间的广场——本书编者按)命名为民主广场。郑中岳[15]同学接着说:“这是显示团结就是力量的结果,应命名为团结广场。”陈国藩综合上述意见,提出命名为民主团结广场,大家鼓掌赞成,最后决定10日上午9时举行民主团结广场命名典礼。同学们回宿舍休息,“古怪”歌咏队的一部分队员留下进行会场布置。胡正元做了一面绿底白字“民主”旗,陈国藩在广场中的一根混凝土的电杆上用红漆写上“民主团结广场”6个大字。

9日上午9时,举行了民主团结广场命名典礼。主席台设在化学实验室外面的阳台上,台上悬挂着“民主团结广场命名典礼”的红底白字大横幅。顾宜孙院长、罗忠忱教授和许多同学在会上发言。最后举行民主旗的升旗仪式。民主大旗高高飘扬在学校上空,鼓舞着唐院师生沿着爱国民主的大道前进。

为了把革命火种引向中学,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指示,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由“古怪”歌咏队筹备五四营火晚会,会前向各中学发出邀请信。虽然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阻挠中学生来唐院,但是在1948年5月4日,马家沟开滦中学等许多中学生还是冲破各种阻挠,参加晚会。我校同学热情接待,组织他们参观、座谈。夜幕降临,近千名大中学生围坐在篝火周围。营火晚会开始。主席讲话号召大家继承、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争生存。联欢活动是以朗诵艾青的革命诗歌《火把》开始。

“把火把举起来

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

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

无数的火把跟着火把走

……

让我们每个都成为帕罗美修斯

从天上取了火逃向人间

让我们的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摇塌下来

把高高的黑夜摇塌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塌下来

……”

接着演出了丰富多彩的,具有强烈革命气息的节目。晚会在团结战斗的高潮中结束,给每一个参加者都留下深刻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印象。

1948年4月,陈士坚策划在东讲堂建立文化沙龙,打着学生自治会康乐部举办的旗号,实际上是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直接领导的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活动项目一是茶座,供应茶水、冷饮等,为学生议论国家大事提供场所;二是展阅和销售进步书刊。书籍很多是张毅、张必恭冒着危险从北平秘密运进学校的。陈士坚不仅是文化沙龙的策划者,而且是出钱、出物、出力最多的人。沙龙的许多设备是从他家拿来的。一台可以收听解放区电台的RCA收音机,也是他献出的。他还充当这儿烧水卖茶,制作和出售冰淇淋等冷饮的“工人”。谁能想到他这个憨厚老实的年轻人竟是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位优秀的,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文化沙龙得到同学们的广泛支持。沙龙缺桌布,陈国藩等同学把自己的床单贡献出来。

文化沙龙成为同学们聚会、学习进步思想和理论的地方,一度还成为输送进步青年去解放区的联络点和转运站。

1948年春,以孙梁为主席的学生自治会主办报纸《唐院导报》,舒仲周为社长。主要栏目有时事述评、学运动态、校友通讯、校园生活等。着重反映我校和其他院校的爱国民主运动动态。共出版两期。

就在国民党在平、津、沪进行大逮捕的同时,国民党唐山市党部提出了一个黑名单,要顾宜孙院长交出黑名单所列出的学生,可敬的顾院长压下了这个名单,并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躲避,自己则借辞职离校脱身。不明底里的学生,在顾院长离校时,挡在门口舍不得让他走,他一路挥动手杖才拨开一条出路,忍痛告别了心爱的校园和学生。代替他主持院务的伍镜湖教授对国民党当局倚老卖老,以是暂代为由,对上面的追查一问三不知相推诿。顾宜孙、伍镜湖等多位老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同学,大爱无言,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这就是唐院教师们的本色。

参加北平反剿民、要活命游行

1948年7月5日,北平驻军开枪打死请愿的东北学生,华北学联举行会议研究对策,我校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常凤镐参加会议。会议决定7月9日举行游行,前往北平行辕请愿,要求严惩凶手,游行组织者为平、津、唐3地院校抗联会,要求各校派出正副代表各一人。正代表参加主席团相机制定政策、副代表出面交涉指挥游行队伍。我校由常凤镐任正代表,潘良诚任副代表。华北学联负责人对常凤镐说:“把你们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的大旗举出来,和北平同学一起游行,向全中国向世界说明整个华北学生反对国民党屠杀学生。”华北学联提出的游行口号是:反剿民,要活命。华北学联负责人说:“47年5月,我们提出反内战、反饥饿口号,到48年4月,国民党愈益倒行逆施,压迫全国人民,已不是反内战的口号所能涵盖了。因此,我们提出反迫害。现在国民党打死学生,血洒街头,已不是反迫害所能包涵了。因此,建议用反剿民的口号。国民党已经把机关枪对准人民和学生,已不仅是反饥饿,而是老百姓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因此,提出‘要活命’更确当些,这是人民对国民党倒行逆施反人民的反映。”[2]

常凤镐回到住处,大家一致同意参加游行,张广年用床单作了横幅,写上交大唐院四字。

7月9日清晨,我校30名学生,高举交大唐院大旗,阔步进入北大民主广场,受到其他院校的热烈欢迎。

一万多名各高校的学生高呼“反剿民,要活命”的口号从北大出发,冲破了国民党军警的封锁线到达南池子。派出代表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请愿,我校代表潘良诚义正辞严地要求李宗仁严惩凶手。

《大公报》等媒体详细报道了游行情况,特别提到交大唐院,对学生慷慨激昂的情绪,《大公报》写到:“犹如五四重演。”[3]

这是唐院同学在北平参加的最后一次示威游行,也是解放战争期间我校学生在北平的唯一的一次示威游行,它将永远载入唐院的史册。

国民党的卖国、独裁统治和反动内战,激起了唐院学生追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具有光荣爱国和革命传统的唐院学生,不得不一再地放下心爱的课本,走出心爱的课堂,投入到风起云涌、有很大危险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成为全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解放战争中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运动中,教师们很痛心学生们牺牲学业,中断学校正常教学活动。但是,看到风雨如晦的祖国,看到国民党卖国、独裁、内战和日益腐败,这批不少经历过五四、五卅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并心怀祖国的前辈们,又主动地对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学生。

动荡不安的时局,接二连三的学运,使唐院没有一个稳定的教学环境。然而执着于教育事业的师长们坚持在困境中勉强维持基本教学,经受了14年抗战严峻考验的唐院精神,再次得到锤炼,并且薪火相传,延绵不绝。

地下“转运站”

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平、津、京、沪有一批积极分子比较暴露,需要撤退到解放区去,保存革命力量。也有一部分学生不满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独裁统治、贪污腐败,积极要求去解放区直接参加解放战争。但是除了党组织有交通线外,许多进步学生找不到通向解放区之路。唐院有十分有利条件,离火车站只有一公里,离解放区很近,周围几公里就是农村,出了郊区就是解放区。因此,通过唐院去解放区,是比较便捷,安全的路线。

最早发现这条路的是北平北师大学生张金声。他的亲戚在解放区参加革命,他就向中共冀东区委唐山工委要求通过唐山输送一些学生进解放区。这些学生来唐山无处隐蔽,就找到在唐院的老同学孙瘁宇,孙瘁宇无处安置学生,就找到陈士坚帮助。这样,陈士坚和孙瘁宇就最早担任了输送平、津学生到解放区的工作。唐院就成了地下“转运站”。五卅一纪念图书馆以开办文化沙龙作掩护成为地下接待站。平、津学生在这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就启程去解放区。以后,黄章尧[16]、胡正元、孙梁、翁其瑞、万少萍、段植林、赵翰文等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在唐山工委的领导下,先后输送平、津以至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达数百人之多。唐院为保存革命力量,为解放区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进入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很多人都担任了各级领导,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在此期间,我校的地下党支部还接受中共唐山工委的委托,担任了为解放区采购药品、无线电器材、收集情报等任务。在唐山解放前夕,我校的地下党支部接受了调查敌人的城防工事的任务。我校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从测量实验室借出测量仪器,买来五千分之一的唐山市地图,以测量实习为名,绘出唐山市敌人城防工事图,无法测量的军事重地,学生们利用晚上,以散步为名,沿城调查。他们带上花生米,遇见大碉堡,在口袋里放一颗花生米,遇见地堡在另一个口袋放3颗花生米,回校后凭记忆一一标在图上。这张地图送到解放区后,中共唐山工委汇同从其他渠道搜集的情报绘出了冀东铁路沿线敌人军事防御图,这些情报送上去后,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表扬,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迁上海、萍乡

错误的南迁决定

1948年9月,学校开学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敌人在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连同锦州均已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冀东人民解放军也在唐山周围加强了活动,在校内经常可听到枪声和炮声。学校有人提出南迁问题。但当时国民党当局宣传华北稳固,唐山安全,反对南迁。

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对战争形势发展估计不足,认为解放战争还要几年才能取得胜利。迁校正好足以说明华北动荡,蒋军必败。即使迁校仍然可以开展学生运动,因而支持迁校。

但战局的发展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11月,辽沈战役取得胜利。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军队,这就大大加快了战争的进程。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与华北解放军一起,包围平津,并于11月29日发动平津战役,处于山海关与平津之间的唐山解放在即。

战争形势发展,使国民党预感到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从10月份起就策划将平、津一批重要的著名的大学,以“保护文化”、“爱护师生”为名迁往南方。对于唐院这样一所历史悠久,中外闻名的高等学府,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与抗日战争时期不同,这次教育部向学校下达了南迁的命令。而当时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接到上级指示,要发动校内教职工与学生坚决反对南迁,尽量争取把学校保留下来,如果不成,也要争取更多的同学留下来,迎接解放。南迁与反对南迁的斗争尖锐起来。

为了实现反南迁的目的,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通过学生自治会以各种形式进行反南迁的宣传动员。王连贵在学校广场上召开的学生集会上,作了反南迁的发言。高泽兰、王泽洲、郭汉盛在迁校问题辩论会上,力陈南迁的错误。严良田、王润霖、郑仲增等创办了“大家谈”报,每日刊登反迁校的信息和评论。铎声社组织了反对迁校的座谈会。在常凤镐的倡议下,东北、河北、河南、山西等解放区学生在西讲堂开会,成立了战区同学会,选出常风镐、郝瀛、许世拯等5人为委员,并与罗河、王绍瀛等教授座谈,反对迁校。委员会以战区同学名义,向当时主持校务的伍镜湖教授要求,说我们考取的唐山工学院在唐山,南迁后生活无法维持,反对迁校。罗河教授是坚决反对迁校的,他多次应邀在各种会议上痛陈迁校错误,坚决要求学校留在唐山。在一次讨论迁校问题的大会上,罗河教授义正辞严地讲“唐山交大是中国人办的大学,属于全中国的。国民党是中国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这和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迁校不同。日本人是我们的民族敌人,我们当然不能和他们合作。共产党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跑呢?我们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是属于全中国的,迁校毫无道理。”他慷慨激昂的讲话,激起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和热烈反应。罗河教授表示坚决不走,坚持和反对南迁的同学在一起。

但是,由于我校师生中江浙等地的南方人居多,担心留在唐山,战事发生后会造成南北隔绝。毕业班的学生怕留唐影响毕业。又由于白色恐怖,我校许多党员与进步学生被迫离校,进步势力严重削弱。再加上校内反动势力蛊惑性宣传,因而虽然学生自治会做了许多工作,但主张南迁的仍占优势。主张南迁的学生签名,要求停课,召开学生大会,对迁校问题进行表决。11月11、12日,在明诚堂召开了学生大会,虽然马如璋等同学恳切陈词,希望同学认清形势,反对迁校。但在强大的南迁思潮的影响下,仍然错误地通过了成立迁校委员会,并派出先遣队南下。

11月17日,院务委员会经过辩论,居然不明是非,作出南迁决定。大势已去,南迁已成定局,多灾多难的唐院,又经历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逃亡劫难。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力图亡羊补牢,在南迁大队在天津准备启程赴上海时,派代表刘正祥等人特地赶到码头,苦口婆心地做工作。他说: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平、津、唐一带很快就要解放了,希望学校能留下来。退一步说,希望有一部分同学留下来,暂时到解放区去,上级准备派这部分同学随解放军进城,接管工矿企业。有的同学已经表示愿意留下,但负责这批南迁的迁校委员会的负责人以行李已经装舱为由拒绝。

这次迁校,有30多名学生拒绝南迁,其中一部分进入解放区,另一部分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留在市内,迎接解放。罗河教授等坚持留在北方。

大部分师生员工分批经天津乘船南下上海,沿途历经风险,途中还遇到过国民党军队的袭击。

学校南迁后,校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但时间不长,1948年12月12日,国民党驻唐部队仓惶撤离,唐山解放。留唐的学生,迎着朝阳,迎接亲人解放军,并参加了唐山市工矿企业的接管工作。他们与唐山人民一起欢庆唐山的解放。这时南迁的最后一批师生,还在天津候船。

12月12日,唐山解放后,军管会立即派员到校了解情况,并对留唐人员给予生活照顾。1949年3月,华北交通学院由石家庄迁来唐山。4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领导下,唐院成立了复校委员会,由罗河教授任主任主持复校工作,开始修缮院舍,清查家具,又迁回在天津来不及南迁的一部分图书仪器。这时散居在平、津的师生也陆续返院,其中一年级学生则暂时借读华北交通学院。

从逃亡萍乡到返回上海

“天快亮,更黑暗,

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

跌倒算什么,

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这首解放战争时期流行的也是我校学生经常唱的歌曲“跌倒算什么”应验了我校的南迁。

1948年12月7日,南迁大部分师生员工抵达上海。家住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师生纷纷回家。无家可归的借住上海交大旧文治堂和体育馆。在这样形势下,逃亡上海,受人白眼。上海物价很高,我校教工既无公教人员的生活补助,又买不到只供上海市民的户口米。教育部又不拨发经费,无法生存下去。这时传闻江西萍乡有空房可以利用,于是学校准备在萍乡复课。15日,由校方指定金传炳讲师带领,由迁校委员会组织,有200余人(绝大部分为学生,也有少数教职工)乘火车由上海向萍乡转移。沿途兵荒马乱,一片凄凉。

在杭州站,“远远望了一眼,流落他乡的愁苦心情,油然而生,不免长叹一声。何处是归程!12月17日,专列改道浙赣线,首途萍乡。

浙赣线是单线铁路。专列几乎站站停车,而且时间很长,行车速度很慢。每到一站,我们总要下车看看。在一个车站上,看到一列运送军队的列车出了事故。机车脱轨,有几辆车翻倒在地,乘车的军人有伤亡,司机被武装人员架走。列车四周有荷枪实弹的军人站岗,如临大敌。在另一个车站上,停着一列货车。其中一辆用篷布盖着的敞车,藏盖不严,装在车上的成捆军用地图,露在外面。

生活用水很难找到,专列上没有饮用水。不得已,只好拿了脸盆,去央求司机给一点锅炉废水。那困难是难以尽言的。”[4]

和抗日战争时期的4次流亡不同,这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逃亡。

师生们经过6天的逃亡,21日到达萍乡。暂住萍乡中学新建的校舍和租赁当地老乡的大屋。安顿下来后,上海的老师,同学没有再来萍乡,复课的希望渺茫,家在江西及其附近有家可回的同学,陆续离开萍乡返家。在萍乡的人愈来愈少。留在萍乡的同学,大部分是家在北方解放区的。萍乡的物价与其他的蒋管区一样,如脱缰野马。刚到萍乡时,30元金圆券(当时蒋管区的通行货币)可买一块银元,不到两个月,1200元金圆券才可买一块银元,上涨40倍。学生生活无法维持。困难时,甚至要到县政府借粮维持生计。

当时,同学的生活管理,均由迁校委员会张罗。为了谋求自救,摆脱迁校委员会的控制,大家几经酝酿,选出周足望、郝瀛、刘成宇等5人,组成生活委员会。经过这次夺权,此后同学的生活管理都由生活委员会负责。

1949年元旦过后,不断传来学校要南迁广州的消息,同时解放战争又接连取得胜利,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大家认识到南迁的错误,感到应该当机立断,决不能再听人摆布。南迁没有前途,回归才是出路,应当回到上海去。在经过同学多次酝酿后,在学生大会上,成立返沪团,选出周足望、郝瀛、刘成宇、邓洋等7人为委员筹备有关事务。会后返沪团派邓洋、胡仁隆回上海联系返沪事项;并与家在南昌的黄寿恒教授联系,请他与浙赣线校友联系,帮助解决返沪交通问题。返沪团找金传炳讲师接洽返沪问题,金老师表示未接到学校指示,不能擅自作主。他对返沪既不阻挠,也不表示支持,由学生自行决定。

在多方努力未能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返沪团决定组织返沪学生去车站,闯上火车返回上海。返沪或留下,由学生自己定夺。

1949年2月初,同学扛着行李,携带什物,向车站集中。炊事员带着炊具、大米到了车站。全部在萍乡的同学没有一人留下,可见返沪已成为人心所向。这是多大的转变啊!当天夜里有一列东去的列车,经过萍乡,同学们纷纷拥入车厢,仓促挤车时,车门的玻璃都被打碎。

当时,浙赣铁路路况很差,有的路段还未铺道碴,行车速度很慢,有的车站能停车几个小时,返沪团在列车停站时,下车做饭,因为看到有前途,大家吃得香甜。铁路上秩序很乱,常常有装载伤兵的列车开来,车站站长有的被伤兵打跑了,有的不戴袖标,在车站维持行车秩序,一片兵败的战争乱象。到了杭州,学校派胡敬俺接返沪团,当天回到上海。1948年12月15日离开上海,翌年2月中旬返回上海,两个多月的萍乡逃亡,既是痛苦的经历,也是深刻的教育。从萍乡返回上海,这是反南迁斗争的重大胜利,是南迁过程中重大转折点。

关于这一段历史,陈国藩、张毅、阎焘在《黎明前的战斗——唐院在上海阶段的学生运动》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概括:

“南下的师生员工到上海后,被安置在上海交通大学暂住。12月15日又离开上海经杭州前往萍乡待命。12月28日,最后一批师生员工……到达上海,也寄住于上海交大。在上海暂住期间,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的同学利用接待和安置我校师生员工的机会示意:国民党政府企图将唐山工学院迁往台湾,可能分三步走,第一步迁江西萍乡,第二步可能迁往广州,最后迁到台湾。劝告说,切勿上国民党的当,要认清当前形势,大家组织起来,阻止学校再南迁。有些上海交大的同学对唐院的南迁表示了一种藐视与耻笑的神态,使我校同学感到十分难堪。在上海进步同学的思想影响下,许多同学对学校继续南迁表示不满,有些家在上海和上海附近地区的同学大都回家等待观望。刘丕绩、胡竟嵘等一些山西同学则拒绝前往萍乡,决心留在上海不再随学校南下,为此而被停发公费,只得以募捐维持生活。从1948年12月中旬到1949年2月中旬,我校进步同学再次展开反对学校继续南迁的斗争。在上海,刘丕绩、陈立等进步同学,通过宣传和串联,争取多数同学和教职工拒绝再南迁;在萍乡,刘成宇、胡仁隆,邓洋等进步同学组成了一个核心组,展开了‘返回上海’的斗争;上海与萍乡两地的进步同学遥相呼应,掀起了第二次反南迁高潮。……二月中旬,到萍乡的师生员工全部返回上海。至此,第二次反南迁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5]

第二次反南迁斗争的胜利是与学校在人事上的变化,唐振绪就任院长分不开的。

只有一个月的复课

1949年1月,心力交瘁的顾宜孙院长再次请求辞职。顾院长在抗战胜利复员后,惨淡经营,竭力恢复唐院旧观,但由于学校经费困难,教师员工待遇微薄,备极艰窘,为维持院务,保护学校进步学生,他竭尽全力,并曾数次向教育部恳辞院长职务,均被慰留。现学校南迁后,处境十分困难,尤感辛劳难支,亟需休息。于是,他又向教育部提出了辞职,同时,在这院务不可或停的艰危时刻,他采纳了茅以升等校友的推荐,向教育部呈请以唐振绪为本院院长。

茅以升是教育部顾问,也向教育部提出任命唐振绪为院长的建议。教育部同意这个建议,但不能马上为唐振绪发聘书。因为,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广州,教育部部印与机要档案均已装箱待运,所以准允顾院长请假,唐振绪以教授身份代行院务。1月11日,唐振绪以水利工程教授名义到职。顾宜孙召集紧急教授会议,推荐唐振绪以教授代理院务。

3月12日,教育部才从广州发来聘任书,任命唐振绪为唐山工学院院长。唐院长任我校院长两年期间,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是唐院大转变的两年,也是关系唐院命运、前途的关键两年,唐院长为学校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振绪(1911—2003),字缵伯,江苏省无锡市人。1935年毕业于我校土木工程系。1936年赴美国留学,1936年获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获水利及运输工程博士学位,留校任教。1941年5月起,任美国EBASCO公司水利设计师。1942年9月起任世界贸易公司工程师兼联络秘书,并主编英文版科学情报刊物《世界工程丛刊》。1945年底回国,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中国工程师学会总会干事,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总工程师。1947年,任高雄港港务局副局长、台湾省林业管理局局长、中华林学会台湾分会理事长。1948年底,在大陆临近解放的前夕,在达官贵人纷纷从大陆逃往台湾的时候,他毅然地一肩行李,两袖清风,返回大陆。

在唐振绪就任唐院院长时,学校正处于风雨飘摇,经费无着,食宿无处,人心动荡,群情惶恐的时刻。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唐院向何处去?学校开了多次教授和校友的联席会议,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唐振绪态度明确,断然主张什么地方也不去,留在上海就地克服各种困难,设法在沪复课,以待局势的发展。他的根据是:

(1)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有经验、有声望的校友较多,可以帮助出谋划策,共商大事;

(2)上海有十几所大专院校,并有联谊会的组织,如能挤进去,共同行动,那么只要他们有办法,我们也就有办法了;

(3)1946年,他曾在上海工作过,人地较熟,有些困难比较好解决,如向银行透支等;

(4)上海交大还有潜力可挖,只要我们做工作,便可以争取到他们的帮助。如果继续迁移到一偏僻之乡,两手空空,孤军作战,即使勉强解决了住的问题,学校几百人的吃饭问题,以及学校的一切开销,还是束手无策。

然而,联席会议作出决定,要求他在十天之内找一个能在上海呆下来的独立校址,不然就去萍乡。

会后,唐院长坚定不移,知难而进,反复做大家的工作。他为寻求独立校舍,多方寻求帮助,甚至有些中学,他都去联系过,但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得到上海交大王之卓校长的同意,在不妨碍他们教学工作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他们的教室复课。1949年2月1日,唐院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院务会议,不顾各方责难,作出决定,即日起在上海借用交大校舍筹备复课。一场关系唐院前途、命运的争议——唐院向何处去?——就此结束。方针既定,群情振奋。这是反南迁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还决定在院务会议之下,设立应变委员会,商讨、建议并协调处理各种紧急和特殊的问题。

在解决了唐院向何处去的问题之后,唐院长着手解决另一个迫切问题,即维持全校师生员工生活的钱和粮的问题。他积极发动校友捐助。在他就任之时,茅以升、侯家源等为他举办欢迎宴会,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校友和教授。为了应急,在宴会上发动校友捐米,当时认捐踊跃,竟达210担。2月15日,在上海国际饭店,在茅以升主持下,召开了全国性的校友年会,讨论协助母校复课。唐院长汇报了母校近况,再次呼吁校友捐助,这次会议决定将募捐储粮的数字由210担扩充至600担,并摊派落实到个人。校友们的爱校热情增强了师生们复课的信心,也成为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我校师生能在这个大都市生存下去的重要保障。

与此同时,唐院长想方设法加入了上海15所大专院校的校长联谊会,使我校有资格参加上海各国立大专院校的联合行动,取得他们的帮助。2月10日,上海各校公推陈望道等3位教授为代表,晋京请愿,争取到紧急支付款一亿元。这笔钱,按各校人数分配,我校也分得一份。27日,唐院长与交大王之卓、同济夏坚白、浙大竺可桢校长一起到南京,找到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争得3个月的储粮款。唐院长又利用这次赴南京之便,找到教育部次长陈雪屏,争取到本院迁移费7000万元,应变费200万元,中央银行透支80万元,以及学生全部实行公费待遇和公教人员的配给待遇(即教职员米3斗,工人2斗,食油2斤,盐4斤,煤2担,糖2斤),解决了师生员工的吃饭问题。

为了早日复课,学校做了多方面工作。经与上海交大教务处协商,在不影响他们使用的前提下,教室与实验室,错开排用,晚上也上课。图书馆建在新文治堂的舞台上,用木板隔成大小3间,一间书库,一间阅览室,一间办公室。最难办的是师生的住房问题,几百名学生,最初挤住在旧文治堂里。后来,通过校友帮忙,将尚未完工的礼堂——新文治堂,按上电灯、玻璃,成为学生宿舍。教职员工与家属则搬进旧文治堂。在旧文治堂的地板上,像统舱一样,男男女女,杂处一室,只以布帘隔开。我校一些老教授,如罗忠忱、伍镜湖、李斐英、黄寿恒等与大家一样,患难与共,过着艰苦的生活。

3月28日,复课的准备工作就绪,学校除原有的教师外,又新聘了著名的冶金学家张文奇等10名教授,副教授2名,教师和助教各1人。增强了学校的师资力量,使学校上课的教师达到27名教授,5名讲师,1名助教。他们继续发扬了老唐院严谨治学的传统,在困难的条件上,走上讲台,认真负责地开始了教学活动。我校在上海交大徐家汇校址正式复课了。逃亡4个月的师生又重新走进课堂。我校复课得到上海交大的帮助,上海交大的有些名师,如朱物华教授还热情为我校兼课。院务委员会制订了本学期的校历,计划上课12周,加上已在唐山上课4周,本学期共上课16周。在复课期间我校教授会还接受了上海教授联谊会交给的教学研究工作,讨论了大学应如何与社会配合;大学应否设预科与先修科;如何规定必修科、选修科与学会;考试制度等问题。

但是,复课不到一个月,又起风云。4月26日凌晨一时许,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各大专院校开始了大逮捕,随着上海交大校园中枪声的响起。复课随之夭折。

坚持斗争,迎接解放

重建党支部,成立“新青盟”

1948年底学校南迁时,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奉命将地下党员全部撤到解放区,使学校党组织又处于空白状态。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了解到我校南迁上海,暂住上海交大时,指示上海交大地下党总支,通过交大学生自治会,利用安排接待机会,关心唐院同学,动员他们不要到台湾去。同时,通过个别联系和工作,先后发展胡竟嵘、阎焘、孙经曙、李南生4名进步学生入党,重建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阎焘任书记。由上海交大地下党总支领导,总支又派吕苏直接领导。吕苏不定期地与唐院地下党员碰头会面,传达文件,讲解形势,布置任务。使我校的学生运动,在上海地下党和上海地下学联的领导下,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

1949年4月初,根据上海交大党总支的指示,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青盟)唐山工学院支部,它是解放战争时期唐院在上海阶段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隶属中共上海地下学委系统,并由上海交大地下党总支直接领导。新青盟的宗旨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我校的新青盟起初分为两个分支。阎焘领导的分支有盟员胡敬俺、王效通、秦杰、邓域才等19名,陈国藩领导的分支有盟员张毅、张必恭、范文田等17名。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新青盟召开盟员大会,在会上宣布两个分支合并为一个支部。阎焘为支部书记,孙经曙、陈国藩、阎焘、张毅、李南生为委员。

新建学生自治会,建立与恢复进步社团

学校复课后,许多进步同学一面刻苦学习,一面积极投身学生运动,重新建立了学生自治会,成员有胡敬俺、李南生、郝瀛、许晋堃、梁连钧等,李南生任主席。它与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建立了密切联系。共同参加上海市的学生运动,接受上海地下学联的领导。在校内,积极组织支持和帮助各种进步的政治活动,还协助学校行政做了许多工作。如协助院方与上海交大洽借教室;欢迎萍乡学生返沪;请上海铁路局帮助解决乘火车困难问题,通过校友帮助学生解决在上海的粮食供应问题……

1949年2月,由进步同学建立了进步社团春牛社,社员人数曾占全校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学校南迁中停止活动的古怪歌咏队,在原来的队长陈国藩,指挥张必恭,舞蹈组长张毅齐集上海后恢复了活动。以歌咏、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联系、宣传、组织群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春牛社与古怪歌咏队组织同学参加我校与上海交大共同组织的“晨社”活动。早晨“大家跳”秧歌舞、民间舞;黄昏“大家唱”革命歌曲和民歌。王效通等同学组织晨舞时,开始参加的人很少,很快发展到几百人参加,场面壮观,气氛感人。“春牛社”同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合作演出话剧,举办晚会,还组织各种球类比赛,起到了联系群众的作用。通过文娱形式,既传播了革命思想,又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

在唐山建立的五卅一纪念图书馆,在孙治英、严良田、陶佑卿等人的努力下,重新开馆。馆址设在新文治堂的舞台上。除面对我校学生外,还对上海交大学生开放,它对传播进步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们还主办了“短波报”。每天晚上收听并抄录北平人民广播电台定时播发的新华社记录新闻稿,加以编排,抄写在一张8开的白纸上,再将这张纸钉在小木板上,第二天清晨挂在新文治堂大厅最显眼的位置。对帮助学生认清当前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积极作用,受到学生的欢迎。震撼中国的由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学生就是从“短波报”中首先得知的。

此外,还有许多学生社团,它们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密切联系群众,服务并发动群众,从不同的角度,相互配合,开展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充分显示了团结起来的力量。

抗议南京四一惨案

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南京大学等11所大专院校6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死2人,伤百余人,造成四一惨案,消息传到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纷纷表示抗议,声援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他们在同济大学集会,抗议四一惨案。我校也组织学生前去参加,刘丕绩         [17]在大会上,即席讲演。接着,唐院与上海交大的学生在交大体育馆集会,赴南京声援、慰问的两名代表报告了四一惨案的经过,我校学生自治会主席李南生在会上讲了话。全场群情激愤,大会通过抗议宣言,追悼死难同学,决议展开募捐慰问等活动。会后,学生在校内举行了游行示威。两校还以抗议四一惨案为内容组织了晚会。

四一惨案发生后,上海国民党当局加紧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致各校校长代电,扬言各校学生“不得借此次南京事件为滋事口实”,威胁“若不听劝导,肆意滋事,破坏秩序,本部职司治安,当依戒严法令切实取缔”。同时,还派特务到各校巡视,恐吓校方与学生,扬言如果和平谈判破裂,(指1949年4月1日开始的国共代表在北平的谈判——本书编者按)就要立即大逮捕,“格杀勿论”。在此情势下,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指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斗争到胜利,对南京四一事件的声援,不再以全市学生联合罢课和游行的形式进行,要求各校的抗议活动暂时结束,以便加强基层的战斗组织,集中力量搞好护厂、护校,准备迎接上海解放。

黑云压城的四二六大逮捕

南京四一惨案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一再强调指出,敌人临近灭亡,对革命力量必然更加疯狂迫害,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特别要注意保护骨干分子的安全,要大家注意阅读《申报》,如看到有吴玉章遗失图章的声明,就是暗示敌人要进行搜捕的信号,骨干分子要注意隐蔽。同时,要求把积极分子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做好护校等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坚持斗争,准备迎接解放。据此,唐院与上海交大联合组织了纠察队总指挥部,负责指挥与组织护校行动。我校派罗毓春、刘成宇为我校纠察队负责人。两校纠察队划分地区,组织学生昼夜巡逻,发现敌情立即报告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即以打钟为号,两校纠察队立即组织同学到体育馆集中,共同对敌,保护进步同学免遭逮捕。此外,还秘密确定了参加地方治安的人员、集结地点、负责地区等。准备上海解放时,一旦地方治安需要,能召之即来。我校地下党支部和新青盟要求有可能暴露的学生,晚上尽可能离开学校到校外去住,或在学校找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白天再坚持工作。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本)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破裂。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打响了渡江战役。23日,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南京,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崩溃。解放军南下,上海即将解放,大家怀着万分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加紧准备迎接解放的工作。

但是,敌人不甘心灭亡,仍负隅顽抗。4月25日,汤恩伯发布了杀气腾腾的“十杀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召集上海交大、复旦等大专院校的国民党、三青团、特务会议,密谋镇压各校学生,并决定派特务“军事联络员”进驻各校。上海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路上行人稀少,军警特务沿街巡逻,形势紧张。

26日凌晨,大逮捕开始了。在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统一部署下,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总局、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宪兵九团等出动军警特务一万多人,团团包围各大专院校,逮捕进步学生。在上海交大,他们以装甲车为前导冲破后校门,大批卡车装载着武装军警相继而入,一边开枪一边呼喊,护校队员虽呜钟发出警报,但手无寸铁,无力与军警对抗,校内特务带领反动军警,占领校内各交通点,手上拿着几百人的黑名单,逐个宿舍,搜捕进步学生。

我校学生所住的新文治堂,当然是敌人搜查的对象。历史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949年4月25日晚,我校地下党让邓域才组织几位同学,书写迎接解放军的标语、口号,刻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材料,一直忙到深夜。张毅和陈国藩经常夜里躲在新文治堂底层的夹墙里,白天出来工作。这天夜里,他们两个人商量,要对那些过去的言行都为进步同学所怀疑的人予以警告,防止他们乘机搞阴谋活动。根据新华社广播的毛主席刚发表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精神,张毅起草了一封‘两条道路’的警告信,并用仿宋体刻写蜡纸,由陈国藩印刷,落款是:‘上海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管制委员会’,一共印制了200份。他俩一直忙到次日凌晨,也就是4月26日的凌晨。同学们在睡梦中被清脆的枪声惊醒,开始以为解放军攻进市区,走到新文治堂门口一看,只见门外架起机关枪,枪口冲着门内,才知是敌人把新文治堂包围了。”

“新文治堂被包围后,纠察队负责人罗毓春、刘成宇原想带领同学冲出去,但看到门口外边架起机关枪,知道外冲不可能了。当即告诉同学不要乱,要沉着应付敌人。地下党的同志将党的文件及宣传材料等,从舞台上边的走廊上掷入设在舞台上的“五卅一”纪念图书馆内;邓域才等同学将写好的标语、口号以及宣传材料迅速作了处理。陈国藩和张毅将刻印好的警告信隐藏起来,然后分散走到同学中去。在敌人检查时,有些同学有意站在他们前面,将他们挡在后面。在进步同学中比较暴露的刘丕绩,那天夜晚在上海交大电讯斋学生宿舍,发现敌人闯入学校后,他和郝克强两人在电讯系同学王建勋的帮助下,跳出学校竹笆围墙,在校外居民保护下隐藏起来,直到敌人从学校撤走才跑到外滩找到地下学联报告了发生的情况。明显暴露的李南生被包围在上海交大西斋,因早有准备,使用了更改姓名的假学生证,幸免于难。敌人进入新文治堂后,对同学进行了检查,未发现他们要搜捕的对象才撤了出去,时间已是4月26日上午9时许。

“这次大逮捕,上海交大有50位同学被捕,我校只有散住在上海交大学生宿舍的杜崇朴、李振华等5位同学被捕,后经学校交涉,不久都被放回。”[6]

4月26日上午,阎焘和胡竟嵘找了几个盟员商量以后的行动方案。大家一致认为敌人在垂死挣扎时特别疯狂和残酷,必须避其锋芒。研究决定:阎焘等二、三人在上海交大坚持待命,等候上级指示;有可能暴露的骨干分子应当分散隐蔽;没有暴露的骨干分子仍应与广大同学一起行动。对于应当分散隐蔽而无处可去的同学,经过分析决定找唐振绪院长协助解决,大家认为唐院长是倾向进步的,决定学校不继续南迁就是证明。议定之后,阎焘、邓域才等同学一起去找唐院长,唐院长慨允帮助解决。在唐院长和其他同学帮助下,这个问 题得到妥善解决。对此,唐院长有一段珍贵的回忆:“当时,我借住在善钟路同学朱道丰家的二楼上,有两间房。大女儿两岁,二女儿刚满月,爱人正在产后。4月26日夜晚,细雨蒙蒙,大约9点以后,学生们每隔一段时间进来一个,共来了阎焘等9人,要我掩护他们。当时我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副担子不轻,倘若被发现,则全家性命难保。喜的是,这些青年学生对我如此信任,在危难之时,把我看成亲人,以性命相托,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出于正义感,我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留下了。这9个人,在我卧室旁的小屋里,躲过了惊险的一夜。学生自治会主席李南生在郊外田间躲了两夜后也来找我。于是又帮他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隐藏起来。”             [7]      

坚持战斗  迎接黎明

从“四二六”大逮捕到上海解放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是上海黎明前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

4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根据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司令汤恩伯的命令,军队进驻各大学,限令15所大专院校3天内疏散。如逾期不完成疏散工作,即派军队强制执行。

4月28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宣布上海进入战时状态,实施军事管制,颁布《紧急治安条例》8条,规定“罢工怠工者”、“鼓动学潮者”等一律处死刑。上海警察局相继颁布《连坐法》。

我校虽不在必须疏散的15所院校名单之列,但住在上海交大校内,必须迁出交大校址。学校刚刚安顿下来,突然又要觅地搬出,如此大的变动,3天内就要完成。时间紧迫,来不及开会商讨。唐院长作出下列决定:

(1)师生员工尽量自己想办法疏散,没有办法的由学校负责;

(2)及时分发储备粮,员工每人1担6斗,学生每人5斗3升,由庶务组办理;

(3)图书、公物各单位自行装箱,以备起运。

4月28日,我校和其他上海院校一起宣布停课,开始疏散。我校无法自行疏散的师生员工很多,急需房屋,以资安顿。这时,又下起雨来,眼看上海交大冒雨疏散,三轮车、自行车、卡车、小汽车蹒跚挤行于人群之间,秩序混乱,人心惶惶,我校师生更加心急如焚。29日下午,雨势更大,疏散期限只有一天半了。唐院长决定将学校仅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租了两处住房,开始搬迁工作。从29日到30日,在滂沱大雨中,庶务组和有关人员,不分昼夜赶搬,终于将图书、公物及校友捐赠的180担余粮运到虎丘路66号4楼。留校的教职员工及家属也迁至此。学生们在校友赵祖康等人的帮助下,搬到徐家汇上海市工务局一座尚未完工的住宅启明新村居住。逃亡上海的我校师生更加艰难。

疏散后,人员分散,工作十分不便,在校友帮助下,我校在九江路103号260室借到一间房作办公室,学校各处、组、室每星期一、三、五必须有人来此办公。

疏散后不久,胡竟嵘与吕苏取得了联系。他们确定了联系的方法,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当时的主要任务有两项,首先要将分散隐蔽各处的盟员和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尽快联系起来,建成秘密的联络网,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其次,要坚持斗争,继续进行迎接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学习与宣传活动,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

吕苏与胡竟嵘经常在市区马路上会面,一次换一个地方。会面之后,胡竟嵘将吕苏交待的任务或转交的材料转告或转交阎焘。需要刻印的材料,则由阎焘送到启明新村让秦杰刻写。在此期间,盟员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主动地,积极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迎接解放而努力工作。例如:陈国藩与张毅除加强与启明新村同学联系外,还利用关系去进德女中开展工作。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从12~14日,解放军在外围作战中经过激烈争夺取得胜利,摧毁了蒋介石、汤恩伯吹嘘的“东方马奇诺防线”。24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是夜,分别由徐家汇、龙华镇、梵王渡、高昌庙攻入市区。当夜12时左右,各路攻城大军会师跑马厅。上海交大以及我校临时居住的启明新村首先迎来了解放的黎明。

5月25日,散居在校外的盟员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通过联络网,兴奋而激动地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解放了,赶快赶快,到学校去”。同学们见面时,相拥着高呼:“解放军来了!解放了,解放了!我们解放了!”大家高声地唱起:“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大家又马上戴起“人民宣传队”的臂章,在统一指挥下,各就各位,投入配合接管上海的战斗。

27日,上海全市解放。

一夜之间,上海街头一片沸腾。我校秘密赶制出来的红旗、红花、红星、欢庆解放的标语传单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一齐展现在街头和建筑物上。

5月下旬,上海解放前不久,唐院长接到国民党有关当局打来的电话,要他全家飞往台湾,并告诉他已为他留了飞机舱位,他拒绝了,他选择留在上海,与唐院的师生在一起迎接解放。

5月27日上海解放,唐院地下党支部没有忘记与我们共患难的唐院长。当天早上唐院长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他的学生、也是院学生自治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李南生打来的,告诉他上海已经解放的消息。

他“兴奋地推开窗,向外一看,只见解放军战士都睡在人行道上,一排排,整整齐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解放军战士不坐公共汽车,到哪去都穿草鞋步行,精神抖擞。他们挑着扁担送饭,官兵一致。这种景象,我过去从没见过,感到十分新鲜,不禁十分钦佩。”[8]他从席地而卧的解放军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他无悔留在上海的抉择。他当天就打电话给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告诉他:我们正在上海待命,请他尽快派人来沪,接管唐院。唐振绪院长已不用再为安顿唐院寻找容身之地操劳,他已经开始筹划建设新唐院的蓝图。

上海解放了,唐院解放了!太阳终于出来了,把黑暗留在了后头。祖国和人民对唐山工学院有着新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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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士坚:1946年考入我校,曾任天津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

[2]施不为:1946年考入我校,曾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情报所所长。

[3]黄健德:1948年考入我校,曾任天津市港口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

[4]孙梁:1946年考入我校,曾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

[5]常凤镐:1946年考入我校,曾任唐山钢铁公司副经理。

[6]张毅:1946年考入我校,曾任铁道部教育局副局长。

[7]胡正元:1946年考入我校,曾任江苏省阜宁中学教导主任。

[8]郭日修:1942年考入我校,曾任中国解放军海军工程学院教授。

[9]孙瘁宇:1945年考入我校,曾任唐山市委宣传部厂矿宣传科副科长。

[10]全钰嘉:1945年考入我校,曾任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院长。

[11]高泽兰:1947年考入我校,曾任唐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12]马如璋:1946年考入我校,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13]邓洋:1946年考入我校,曾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14]刘正祥:1945年考入我校,曾任宁夏自治区党校副教授。

[15]郑中岳:1946年考入我校,曾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金属化学所所长。

[16]黄章尧:1943年考入我校,曾任辽宁省师范大学教授。

[17]刘丕绩:1946年考入我校,曾任山西省冶金厅总工程师。



[1]1947年7月1日出版之《唐院月刊》(7、8、9期合刊)第57页。

[2]常凤镐:《北平反剿民要活命游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议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唐山交大学生运动(1946—1949)》,开明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79页。

[3]常凤镐:《北平反剿民要活命游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议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唐山交大学生运动(1946—1949)》,开明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80页。

[4]严良田:《随校南迁追记》,《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9~50页。

[5]阎焘、陈国涛、张毅:《黎明前的战斗——唐院在上海阶段的学生运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唐山交大学生运动(1946—1949年)》,开明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28~129页。

[6]陈国藩、张毅、阎焘:《黎明前的战斗——唐院在上海阶段的学生运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唐山交大学生运动》(1946—1949),第137~138页。

[7]唐振绪口述,谭湘整理:《唐山交通大学新生记》,《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0页。

[8]唐振绪口述,谭湘整理:《唐山交通大学新生记》,《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