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烽火薪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一场灾难，也给我校带来一次浩劫。卢沟桥事变后学校被日军占领，被迫多次迁徙，万里流亡，最终到达贵州平越（今福泉市）。

平越，春秋时称为且兰国、秦朝时设且兰县，随朝时改为宾化县，明朝时称平越卫。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改为平越县，这里曾经是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古代的商贸重镇和军事要地。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平越卫李福在此修建了古城垣。

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校师生云集于贵州这座美丽的山城，在极端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培育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中华英才，在校史上树立了一个辉煌的座标，一座真正的高峰。“此是光辉史一页，应叫青史有专篇。”

一、华北危急  一迁上海

九一八事变，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大事发生。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第二天，日军轻易地侵占了沈阳，随后几天内又侵占长春、营口、吉林、长春等20多座城市。4个多月，辽宁、吉林、黑龙江沦陷。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3月9日，日本在东北宣布成立伪“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把中国变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以往中国人民曾多次痛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威胁，这次亡国的灾难真正展现在了中国人民的眼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中国人的悲愤心声。全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青年学生勇敢地走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1]我校学生抗日救亡的斗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到唐山，唐山工程学院的学生们热血沸腾。我们神圣的祖国岂容日寇侵犯，校学生会立即召开了各班的干事会，商讨行动计划。随即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号召同学们立刻行动起来，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会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奔赴市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寇赶出去”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学生们沿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组织演讲，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受到抗日救亡激情感动的市民，纷纷加入到游行队伍，形成抗日的洪流。

学生们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要求商家不贩运、不储存、不出售日货，不与日商往来。检查日货的学生，三五成群，四处检查，细致认真。对不听劝阻的商户，还要予以惩戒。

学生们还认真地了解战况，研究形势。成立了“满洲问题研究会”、“军事研究会”、“化学兵器研究会”等组织，开展学习、研究与讨论。

与此同时，学生们还以各种研究会为基础，组成了抗日义勇军，开展军事训练，半天上课，半天操练，时刻准备响应祖国的召唤，投笔从戎，效命战场，以身报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部抗击日本侵略者。学生们为马占山部队募集了大批财物，通过邹韬奋开办的《生活周刊》社转交。

由于东北沦陷，一大批东北难民向关内逃亡，东北军也向关内撤退。我校的学生为他们展开募捐活动，学生的救助与关爱，温暖了一颗颗被迫流亡和报国无门的凄凉、无奈的心。1931年11月，沈阳冯庸大学部分学生，逃难至唐山，暂住在我校，受到我校学生热情接待。我校东北籍的学生邀请他们共度春节，并表示了共同抗日的决心。

华北告急，暂迁上海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热河，冀东就成为其下一个目标。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我校学生发动募捐，并派出代表江大源、刘恢先等携带慰问品慰问抗日将士，何柱国亲自向学生代表讲话，表示要坚决抗日到底。3日，山海关失守。2月下旬，日军进犯热河。3月初，国民党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百余日本骑兵轻易地占领省会承德，热河全省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迅速向长城各关口进攻，中国守军英勇抵抗，重创日军，全国人心为之一振。然而，当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请缨杀敌时，蒋介石竟宣称：“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守军得不到有力支援，苦战两个多月，伤亡惨重，最终失败， 抱恨终天。日军侵入冀东。

这时，学校已处于最前线。从1933年1月起，日本飞机不断在唐山上空抛撒传单。汉奸李际春、赵雷的军队侵占我校南操场进行操练，校园受到严重侵扰，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真正是无法“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这种情况下，1935届的学生提出学校南迁上海的主张，得到多数师生的响应。4月18日，学校部分同学从唐山启程前往天津，而学校的领导担心学校迁到上海后，政府会将我校与交大沪校合并，唐山工程学院的历史会就此结束。所以通知学生们到天津后，暂时解散，等时局平定后再复课，而许多学生则认为“欲保全母校，正须力谋课业之继续，有一日之课程，即有一日之团结。只要教授同学，互相维持不散，母校万无消灭之理。倘云解散，同学形体涣失，存校恐正足以亡校也。”同学们针对学校的决定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会上争执甚烈，形成了留津与南下两种意见。经过艰难的协商，最后形成了决议：大四学生暂留天津，大四以下学生南迁上海。20日清晨，3个年级的学生在阴雨蒙蒙中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22日下午抵达上海，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校的第一次迁移。交通大学总校派代表将我校学生接到了交通大学的上院居住。

24日，四年级的同学也全部到达上海，交通大学黎照寰校长电催学校的教授尽快来沪复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学校教职工陆续来到上海，寄住在交通大学，借用沪校的校舍重新开课。当时，校本部个别领导曾意图将我校并入沪校。提出唐校与沪校合并上课。遭到我校师生的一致反对。罗忠忱教授当面质问提出合并建议的人：“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意即：把你的真正想法说出来！你说的须是你心里真正所想的！）

5月28日，在上海召开了唐山交大各地校友代表会，会

上对合并上课的事一致表示愤慨。校友杨杏佛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针对合并的主张，他发言说：“当此国难关头，不仅是像唐山这样的学校，不应缩小，却极需扩充，方为合理。现在我国教育破产，要使教育有办法，必自全国学校‘唐山化’起”。令人痛心的是，他在说过这番话后不到一个月，就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他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对母校的遗言。后来几经与总校校部交涉，最后决定我校仍单独上课。

在上海期间，沪校虽然房屋很紧张，但仍努力为我校开课提供条件，即使如此，教学条件仍然很艰苦。

1933届校友林同骅曾有过生动的记叙：“1933年初，日军侵华加急。唐山靠近前线，遂全校师生移迁上海，借上海交大课堂、宿舍应用。其校中有楼房一座（称上院）。因其陈旧不堪，原拟毁坏重建，就把我们这一批逃难的同学安排在上院居住，那里的门窗、地板均极破烂，房中蚊子嗡嗡直叫，枕下爬满臭虫，地上老鼠跑来跑去，我们深受‘海、陆、空’的威胁。初到几夜，我们不能安眠，一、二周后则渐渐习惯，亦不为苦。我常坐在蚊帐内，将书放在帐外看，每翻一页，则伸手帐外翻，翻后再将手收回，以免蚊子叮咬，在这困苦环境中完成了毕业考试。”[2]

1933年6月，65名应届毕业生在上海毕业，其中包括我校的第一位女大学生朱颖卓。毕业前，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宴请了全体毕业生，我院院长孙鸿哲出席了宴会。黎校长的临别赠言是：“科学救国，社会革命。”

当时，日本侵略华北，国民党政府急谋与日本妥协。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后不能越过该线。划绥东、察东、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这一切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省的占领，并使华北处于日本监视与控制之下。

7月，学校师生准备回唐复课。开始时，由于学校被汉奸李际春、赵雷部队占领，返唐师生只能暂时借住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后经过多方努力，收回了部分校舍，师生才返回唐山。但因李际春部队尚未撤出学生宿舍，学生们只好在西讲堂席地而卧。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学校开始复课。到12月，李际春部队才全部撤离。为了追回耽误的这段时间，学校取消了寒假，缩短了暑假。

1935届学生对这一年流亡生活有深刻的体会：“此次迁沪，为时将及一年，同学学业之损失，学校财产之破坏，处处均足亡校而有余。苟非校友热心，同学团结不散，又安有今日之弦诵不辍？经此教训，吾侪在校者，当知求学之不易。亟应刻苦攻读，琢磨工具，离校者更应本其所学，努力工作，以求有利于国家，勿负于母校。纪念校难，其在斯乎！”[3]

冀东大地上的一棵青松

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妄图使华北成为又一个伪“满洲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先后与日本签订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大权拱手让与日本。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机更为深重。10月22日，日军唆使汉奸在河北省的香河、武清等县暴动，标出“自治”旗号。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5省自治运动”，就是要使华北5省脱离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35年11月25日，日本又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成立了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及唐山市及秦皇岛港。学校为日伪势力包围，处境险恶，校门不远处即有日伪岗哨，日本军人，浪人和伪军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为非作歹。日本飞机在上空骚扰，抛撒传单。学校随时有被日军占领的危险，每堂课都有可能成为“最后的一课”。

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唐院的师生以自己的形式与日伪势力展开不屈的斗争，成为冀东大地上的一棵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

当时任我院院长的是孙鸿哲。[4]回国后，他看到北洋官场腐败，九一八事变后，我院李书田校长奉调去天津北洋工学院任院长，铁道部任命孙鸿哲任我院院长。这是他第三次任我院院长。从1932年4月至1937年7月，长达五年。

孙院长是一个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的人。他说：“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只知道把中国弄好，才能谈到全世界。”1933年末，我校师生捐款声援绥远抗日部队，并在天津报纸上公布捐款人姓名。有人说他这种做法“太大胆了”。他说：“如果有这种光明正大的爱国行为而致学校关门，也是值得的。”他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人。

他不是不知道当时担任唐院院长的风险。他说：“我们不在前线挺着，谁应去挺？”“中国现在已处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我们的教育只有跟着他走，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认为在唐山这样艰苦危险的环境，“能培养出真正的救国人才”、“耐得风寒的种子”。所以他不管外面环境如何险恶，都要设法保留唐院这块中国的国土。他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经常引用英国一艘军舰下沉，舰上全体英国人唱着歌与军舰共同沉没的故事，表示他对祖国的赤诚。

打开历史的画卷，可以看到在敌伪包围中唐院的情景。

国旗是祖国的象征。当时冀东大地上只有唐院每天还升中国国旗，在冀东大地上只有在唐院还能看到迎风招展的中国国旗。孙院长说：“人家要我们躺下，我们偏要站起来。”

这面国旗不仅鼓舞了全校师生，也鼓舞了冀东人民，让冀东人民看到一线曙光，这是微亮，鼓舞着人们要挻过去，希望还在。一所教会中学校长说：孙院长能使国旗悬挂在唐山工程学院旗杆上不仅给我们唐山老百姓以无限安慰，便是冀东22县，乃至关外民心都觉得祖国不会忘记了他们。

在冀东只有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公开地开展抗日爱国运动。爱国学生在以中共地下党员曹元钧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虞龙、王詹生、武可久等为核心的领导下，组织了“读书社”、“一二九流通图书社”等社团，组织同学们阅读《大众哲学》、《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他们出版了《唐大学生》（铅印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提倡学习唯物辩证法，反对读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抗日，要救国。提出“不要修沧石路，不要开龙烟矿”（即不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等号召。

他们还办起了“未名剧社”，上演田汉、洪深等剧作家编写的进步话剧，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社歌。

为了使师生能认识在国难当头时的重任，1934年，学校制定了院歌，歌词是由曾担任过我校国文教员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撰写的。

“翳唐山，灵秀钟，

我学院，声誉隆，

灌输文化尚交通。

习矿冶，土木工，

窥学术，贯西中，

相期同造最高峰。

璀兮如金在熔，

灿兮如玉相攻。

桃秾李郁广座被春风。

宜诚果、宜勤朴，

基础坚，事功崇，

文轨车书郅大同。”[5]

院歌歌词含义深奥而情真，内容丰富而深沉，词句高雅，文采飞扬，深得师生们的喜爱。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在唐山，还是后来流亡湘潭、杨家滩、平越……，师生们都传唱不止。1991年，曾负笈平越的校友，趁欢庆母校95周年校庆之机，回校寻梦，寻找当年青春的足迹。上百名白发苍苍的老校友在聚会时齐声高唱院歌。往事并不如烟，涛声依旧，校友们又从院歌中寻觅到过去的岁月。王德丰校友为此情此景所感动，欣然命笔，以“洞仙歌”填词。

“沉雄肃穆，‘翳唐山灵秀’，

此调不闻已悠久。

念波翻山海，雾漫峰峦，

尤难忘平越杨滩时候。

欣逢金会聚，师友凋零，

惟此歌声怅依旧。

莫道不销魂，上百翁妪齐声唱，气冲牛斗。

要唱得，‘唐山不会亡’，

纵绝唱，百年树人期后。”[6]

在险恶的环境下，唐院的建设也没有停止。继1931年眷诚斋学生宿舍落成后，1935年，在孙院长和许多教授的倡议下，由校友和教职

工捐款又修建了校友厅。该建筑由当时任助教的李汶老师设计，形式中西俱备，极具匠心。校友厅周围陪衬小庭院，前院有荷池藤架，小桥喷泉、绿茵草地，后院有苗圃花房。孙院长还请李汶老师设计唐院标志，镶嵌于校友厅正门上方。这个标志深得大家喜爱，成为了我校标志。李老师设计的标志，外形为盾形，与美国土木工程学会（ASCE）的会徽和康奈尔大学校徽外形相同，其正中是T形图案，是唐山工程学院英语的第一个字母，代表院名。中有篆文“交大”二字，代表交通大学，右上方有唐山二字，基下有三条横条，代表当时的三色校旗，右下方是一个经纬仪，左上方是一个铁锤，分别代表我校的土木和矿冶二系。左下方是两棵青松，寓意学校万年常青，为国家培育人才。[7]

实验室建设方面，1932年由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赠送我院的万能材料实验机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此机容量40万磅，8英尺（指当时的英制标准）之内的横梁直柱均可试验，当时为我国所仅有，东亚第一。此外图书及体育设备都有增添。

作为一院之长，孙院长一年四季，无论严冬还是酷暑，总是很早起床，然后走遍校园各处，发现有不整洁的地方，即刻纠正。自校园至学生宿舍，自礼堂至教室，都整理得雅洁而美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参观后，赞不绝口地说：“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唐山有这样好的学府，那在英国也是很难寻得的。”

在民族危难之秋，唐院师生以学校竢实扬华、自强不息的精神，体验时艰，处乱不惊，教学工作正常进行。以自己的特殊方式，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

有人劝孙院长，不该这样不顾外面的恶劣环境，而只管改进内部的管理。孙院长严正地答道：“国土果然沦陷于敌人手中的的话，该有多少宝贵生命牺牲了，这一校址还值得计算在内，真是小气得可怜。”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我校一直坚持在唐山办学，并且取得可喜的成绩。1934年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时，我校有7名学生考取出国留学。1935年，全国庚款留学名额只有两名，为我校学生张维和严恺取得。

由于积劳，也由于对祖国的忧思，孙院长在1937年年初就因病住院了。他对去探访的我校教授朱泰信说：“我看中日战争是不可免的了，结果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家准备太差，这也不知道要牺牲多少生命，才能换取胜利。我们怎样能减少我国的牺牲呢？”在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想的还是国家。爱国从来是唐山交大人的最宝贵的情怀，这种情怀，在国难当头时，尤其显示出它夺目的光辉。在敌伪包围中的斗争仅仅是它的序幕。孙院长于1937年10月病故，师生们怀念他治学的功绩，学校迁到贵州平越后，将男生宿舍命名为鸿哲斋。把唐山校园湖中的小亭起名为寒松亭。

二、七七事变  二迁湘潭、杨家滩

卢沟桥事变，学校濒临绝境

1937年的夏天，七月流火，在北平老辈人的记忆中，是那样的炎热难耐，仿佛预示着将发生些什么。7月7日晚上，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这次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神圣的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日本的侵华战争，给我国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我校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第二次浩劫。

卢沟桥事变时，我校事前毫无准备。7月17日，日军占领我校。当时学校正值放暑假。除一部分学生外出实习外，大部分学生回家度假，教职工也多外出，留校师生很少，学校几十年艰苦创业积累起来的仪器、设备、文书、档案等都落入敌手。教职工的财物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用品都被掠夺一空。只有7000多册图书，由坚持留在唐山的图书馆主任江秀炳先生等人冒着生命危险，设法运到河北保定莲池图书馆保存。其中包括珍本《禹贡锥指》，系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的图书。还有被誉为“大清（或康熙）百科全书”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巨型类书，全书共6编1088卷，16000多万字。此书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8年），由慈禧与光绪“钦准”、“御赐”我校，这些都是我校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日军曾多次企图掠走，江秀炳等人与敌人斗智斗勇，使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学校为日寇占领后，师生无校可归，形同星散。院长孙鸿哲，积劳成疾，忧思国事，在卢沟桥事变前几个月住院，并向教育部提出辞呈。10月，孙院长病逝，教育部没有委任新的院长。这样，学校就处于群龙无首，没有领导的涣散状态。

1908年由清光绪皇帝御赐我校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卢沟桥事变前，教育部为了推行战时教育体制，经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将全国大学划归教育部统管。但改变隶属关系的训令还未到达学校，我校业已沦陷敌手。我校原属铁道部管辖，但在国民政府官僚体制下，办事拖沓，迟迟不作交接。这样，铁道部根据新的管理体制对我校撒手不管，而教育部以尚未接手为由，不闻不问。直至1937年8月12日，教育部才从铁道部手中接过管辖权。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交通大学沪校的指示是仍在原址开学，而对我校仍然不闻不问，经费也不予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校舍被占，校长逝世，上级领导机关弃之不管，学校濒临绝境。这是自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学校后又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团结一致谋复校

濒临绝境的唐院向何处去，这是关系学校生死存亡的抉择。广大的校友与师生，把战火化为怒火，激发起空前的爱国、爱校的热情，团结一致，自力更生，争取复校，延续唐院基业。大家表示，只要中国还有不被日寇侵占的国土，我们就要弦歌不辍，焚膏继晷。

卢沟桥事变后，家居上海的李斐英、顾宜孙、许元启等教授和学生代表戴根法等，一面敦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当时上海、唐山、北平3校均属交通大学管辖），设法解决唐院复校问题，一面与各地校友联系，寻觅复校地址。

8月13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黎校长已感到迁校的迫切，曾请南昌市市长龚学遂代找房屋，以便唐、沪、平3校分别或一并前往。同时他还致函在南昌的黄寿恒教授请他前往南昌察看有无房舍可供迁校之用。黄教授经调查后，函告黎校长，南昌市有房屋，可容纳三校学生。建议选定南昌作为临时校址。

黎校长得信后，与沪校有关人士商议，大家认为抗日战争形势险峻，南昌安全堪虑，决定暂不迁校。后沪校迁入租界上课，但唐院校址问题仍未能解决。

10月初，李斐英、顾宜孙教授与校友许照寰、关鸿照、郭守贤，孙立已以及学生代表戴根法等研究，决定成立唐山交大上海、南昌两个办事处，并确定了负责人员，筹备在南昌复课。会后，许元启赴九江，会同黄寿恒教授赴南昌与校友李中襄商议，筹备在南昌成立办事处，以便分散在各地的学生登记。在此之前，黄寿恒教授听说拟在南昌复课，已经给浙赣、湘黔、湘桂各铁路局的校友去信。通报学校准备在

南昌复课的想法；同时商洽借用仪器、设备等事宜。11月3日，黄寿恒、许元启、李中襄会同时任湘黔铁路局局长的校友侯家源，具体商议在南昌复课事情。

会后，由校友代表电呈教育部、铁道部，恳请拨予经费，明令在赣复课，并聘任新的院长主持校政。但教育部、铁道部仍然不闻不问，师生和校友心急如焚，提出不必等待教育部的指示，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在南昌复课，以免荒废学业，复课后再去争取教育部的承认。

为了复课，首先要解决院长的问题。黄寿恒、许元启与各地师生，校友联络商讨，拥戴德高望重的校友茅以升为院长。用这种民选的形式推选院长，不仅在唐院历史上，而且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当茅院长得知母校推选他为院长时，没有推辞，临危受命，慷概赴任。他的全家都鼎力支持。茅夫人说：“唐校是你的母校，现在困难中，你当然应该出力把学校恢复，况且桥工处[8]目前处于停顿状况，尚可兼顾。”这是茅以升第三次任我校校长，时间长达4年又3个月（1938年2月至1942年4月）。

为了不使1937年度招生工作中断，在复校工作尚未得到教育部承认的情况下，在天津、上海等地报纸上刊登的招生广告，是以茅以升的名字招生的，标题是：“茅以升招生启事。”以这种方式招生在国内外的教育史上也属罕见。虽然时处战乱时期，但当年仍然招了77名新生。

复校湘潭、杨家滩

1938年8月13日，日本发动对上海进攻，上海守军奋起抵抗。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南昌震动。11月下旬，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校友在与湘黔铁路局局长侯家源校友商议后，致函南昌办事处黄寿恒教授：鉴于战争形势发展，建议即在湖南湘潭（湘黔铁路局驻地）复校，以免耽误学生课业，并表示全力支持母校复校工作。杜镇远校友的建议得到了黄寿恒等教授的赞同，决定12月15日在湘潭复课。唐山交大南昌办事处在武汉、南昌等地通过报纸与电台传播我校在湘潭复校消息。师生们喜出望外，通过各种途径，克服重重困难赶至湘潭。

众志成城。12月15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在湘潭举行了开学典礼。由于茅以升院长尚未到职视事，由湘黔铁路局副局长裴益祥校友自任临时院长，主持了开学典礼。师生们激动万分，“唐院精神万岁”的口号声传遍了湘潭的校舍。学生们打出大幅标语：“前辈之爱校如此，学校之不亡有因。”经过5个多月的流亡、奔波，终于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重续弦歌。

校友们用他们炽热的心，诚挚的手帮助母校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湘潭复课。

杜镇远校友是浙赣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德高望重，在铁路工程界有很大号召力，校友们得知杜镇远校友建议湘潭复校，纷纷响应，大力支持。湘黔铁路局局长、副局长、总工程师侯家源、裴益祥、庆承道都是我校校友，湘潭又是湘黔铁路局机关所在地，更是责无旁贷。他们帮助修缮房屋，制作桌椅、洽借图书、仪器设备等。又将一幢工程师住的房屋腾出，供师生居住，又借钱家巷福音堂和已经完工，尚未投入使用的车站票房作为课堂。

复课之后，教育部对我校仍然是不闻不问，不予拨款。办学经费随之成为复校成败的关键。在此紧要关头，经许元启、黄寿恒教授与侯家源、裴益祥等校友会商，决定向各地校友募集复校基金。以稳定人心，坚持办学。倡议发出后，杜镇远等众多校友踊跃认捐，原预定集资5000元，但仅半个 月就募集了12000元（银元），校友们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有的校友经济不富裕，但为了抗日，为了母校复课，捐出了全月的工资，生活费宁可向亲友去借。复校仓促，教师一时难以到齐，师资不足又成为难题。校友们挺身而出，有校友王君礼、裴益祥、汪菊潜、庆承道、王世祯、薛兆枢、黄寿益、邓淦祥、吴鸿训、李温平等10人以及虽非校友但关心学校的热心人李钟美、吴汝康、余育德、唐民、徐功懋等5人到学校义务讲课，无私奉献。

复校之初，物质条件很差，只能因陋就简，节省开支。许多行政工作及勤杂事务均需由师生自已动手。如上下课打铃等，都由教师负责。但国难当头，大家毫无怨言。学生们都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刻苦学习。黄寿恒教授在《复校经过纪事》中生动地叙述了当时的情景：“其时师生环围竹桌，言笑会餐，学生更匍匐地铺，勤勉制图，课程进行一如平日，坚忍耐苦之合作精神，至今回忆犹觉可贵。”[9]

1938年初，教育部长易人，陈立夫取代王世杰任部长。由李中襄校友告许元启教授。李与陈的关系较好，可为唐院事说些好话。校友侯家源知此事后，力主朱泰信与茅以升同去教育部接洽。朱泰信到汉口后，与茅以升、校友倪钟澄去教育部剀切陈说，教育部的承认我校迁校复课事宜。

1月中旬，交通大学黎照寰校长电聘罗忠忱为唐院院长。由于罗忠忱仍在唐山，黎又于下旬电请茅以升代理唐院院长。茅以升于2月11日到湘潭就职，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们贴出了“欢迎茅博士来复兴交大”的大幅标语。大家对学校前途愈增信心。

茅院长抵校后，确定了朱泰信教授负责校内的管理，自己除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外，负责对外联系。他迅速解决了聘请教师，请拨经费，矿冶系学生尽可能地转入土木系以及与湖南大学的合作办学等事宜。

卢沟桥事变后，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简称平院）院长置学院于不顾，先行只身南下，学校无人负责。平院部分师生不甘心沦入敌区，做亡国奴，纷纷南下。在王芳荃教授奔走下，在校友们的帮助下，教育部于1938年1月29日决定平院暂行改为铁道管理系，并入唐院。茅院长委托王芳荃带领平院学生到湘潭钱家巷报到，4月1日正式上课。唐院原有土木、矿冶两系，现又增加了管理系。1941年7月17日，教育部下令将我院名称改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北平铁道管理联合学院。后又于1942年1月17日，将校名改称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两校合并办学达9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两校师生同仇敌忾，风雨同舟。

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并入我校后，师生人数激增，在茅院长主持下，5月23日，学校又迁往距湘潭数十公里的湘乡杨家滩（今杨市）。杨家滩位于湘中，是一个环境幽静而又偏僻的农村小镇，当地居民只有100多户。学校租用原清朝曾国藩旧部云贵总督刘岳昭家的四幢大院作为临时校舍继续办学（四幢大院分别名为：佩兰堂、师善堂、存养堂、存厚堂）。学校将两幢大院作为学生宿舍，一幢作为教室，另一幢作为学校办公室、教职工宿舍之用。5月下旬，罗忠沈、伍镜湖教授抛妻别子，长途跋涉，历尽艰难险阻，逃出沦陷区，到达杨家滩，与师生共赴国难。黎照寰校长拟聘罗教授为唐院院长，罗教授高风亮节，力主院长由茅以升担任。黎校长乃聘茅以升为唐院院长。由于上海已沦陷，上海交大校部已迁入租界，与我校信函来往不便，黎校长呈准教育部，今后由我院直接向教育部行文。在茅校长领导和师生、校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各项工作走上正规。

杨家滩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们情绪饱满。1938年入学的尚澍校友对杨家滩的生活有一段颇有情趣的回忆：“1938年，抗战第二年。交大唐院在风雨飘摇之中。湘潭、杨家滩，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起来了。教授来了，寄读的、借读的来了。涟水之滨，扯起了唐院的大旗！我们复校了！

在杨家滩，学校借了四幢老屋，错落于田野之中，是满清云贵总督刘岳昭的故居。院子里陈列着有盖的大水缸，据说是祖宗家法淹人的刑具，封建家法，气息阴森。如今，他的后代已经衰落了。

一条涟水，流淌在屋前，水边有一条石板路，通向很远……

在石板路上常见老乡们抬着猪、赶着鸭子去赶集。在北方猪是赶着走的、鸭子才是挑着的。正反过来，好玩。

秋，南岳衡山有盛会，我看见很多有钱的老太太，斜背着黄布挂袋，上面写着‘朝山进香’，三步一爬再磕头，再起来慢慢地行进着，虔诚可掬。有一副滑杆随其后，据说等到夜晚没有人看见时，便坐上滑杆飞奔。可笑！

我还记得，这时学校置办了许多书籍，郭可詹老哥天天去图书馆整理。可怜不久，便在桂林县前街遭轰炸。一场大火，烧个精光，惨哉！

大概是九月初吧，秋风起了，稻田收割了，军训的回来了，又要开学上课了。……大家团结在唐山交大的旗帜下，把命运、前途交给了它！同仇敌忾，是我们的同心，抗战建国，是我们的企望。我们是从东楼、眷诚斋、明诚堂，走向了佩兰堂、师善堂、存养堂、存厚堂，西装夹克换成黄布军装，‘梦幻曲’、‘蓝色多瑙河’换成了‘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战争的现实把我们从小布尔乔亚推向了普罗，渗入了社会，接近了广大人民。……

唐山交大，铿锵地站起来了。1938年，杨家滩，我们永远记住，是唐山交大复校的伟大转折！”[10]

1938年8月，我校1938届毕业生在杨家滩毕业。其中土木系28人，矿冶系6人，铁道管理系22人。

1938年夏，我校参加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统一招生，共录取新生130名，土木工程系50名，矿冶工程系50名，铁道管理系30名。

湘潭、杨家滩唐院抗日救亡运动

卢沟桥事变后，中华热血儿女纷纷投身抗日战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唐山交大的学生如武可久，袁乃康（袁仲凡）、张钺、王家聪、虞龙等投笔从戎，有的深入敌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有的去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

唐院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学校在杨家滩复校后，有些参加抗日队伍的学生按照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安排回校，与校内的共产党员一起组成了唐院地下党支部，受中共湖南兰田（今涟源）区委的领导。党支部书记先后由朱瀚谱，武可久、张钺、徐大德担任，支部有党员十多人。党支部建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并发展一批民先队员。民先队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在杨家滩时有民先队员20多人，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交大分队。民先队是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由于他们在学生中威望很高，所以学生中的各个群众团体，如学生会、话剧团、歌咏队、救亡宣传队……都是由民先队员担任领导。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通过他们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民先队交大分队队长由曹元钧担任。张钺、李宝汉、徐大德也参与或担任过领导工作。

随着地下党支部和民先队交大支队的建立，抗日救亡运动活跃起来。他们在校内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开展救亡宣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学生们受到很大的启迪。

三、长沙大火  三迁平越

从杨家滩到平越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11月初又进攻长沙，中国守军在准备弃城逃跑之前，实行所谓“焦土政策”，纵火焚烧长沙城，长沙附近城镇都看到火光冲天。大火烧了5天，全城70%房屋被焚，10万民众被烧死，这就是长沙大火的惨剧。杨家滩离长沙只有100多公里，长沙大火烧得人心惶惶。在杨家滩复校才半年的唐院，不得不第三次内迁，开始新的流亡之旅。这是一次远距离的跋涉，与我校同时搬迁的学校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这是一次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次特殊形式的斗争。由于我校迁移地址未定，学校只能宣布第一个集合点——桂林，在流亡途中来确定新的复校地点。

这次迁移中，教师可自行去桂林，也可与学生同行。学生由学生会组织。体育教师徐家增与学生会主席戴根法任领队。戴根法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人称“小院长”，徐家增、戴根法在第三次内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内迁队伍于11月17日开始从杨家滩出发南下，在湖南境内要走180公里的丘陵地带。许多人脚登草鞋，平均每天步行30多公里的山路，涉过涟水、蒸水，越过衡山山脉，到 洪桥（今祁东）东站，在校友们的安排下，经湘桂铁路乘火车西行，于27日师生们全部抵达桂林。是在校友的帮助下，安排了住处，12月2日，桂林遭到49架日机轰炸，我校一个职工的孩子被炸死，学校图书、仪器、档案、部分学生的衣物损失殆尽。当时，正值严冬，学生处境艰难，校友们纷纷捐助，师生们也发扬了同甘共苦的精神，热情支援，共度难关。

为了躲避日机的再次轰炸，师生们急忙离开桂林，到离市区约15公里的两江镇的一所师范学校暂住。夕阳下，古道边，路在何方？在这困难关头最重要的是要有必胜的信心。12月7日，茅以升院长召集大家讲话。他鼓励大家说：“我们学校历史悠久，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有强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唐院一定会振兴。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前途是光明的。”他振臂高呼：“中国不会亡，唐院不会亡，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读书的地方。”他的讲话大义凛然，感人肺腑，坚定了大家前进的信心。

9日，师生分批从两江镇出发，继续徒步西行，途经永福、黄冕、鹿寨、雒容，晓行夜宿，向柳洲前进。途中为了抄近路，要穿越山间小路。路上荒草没胫，崎岖难行。晚上则在草棚、破庙、鸡毛店过夜。困苦劳顿，饥寒交迫。师生们团结互助，齐心协力，并得到沿途在湘桂线上施工的校友们的大力支持，从而克服了许多困难走完了这100多公里的山路。我校中共地下党支部、民先队员沿途做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克服困难，组织各种活动。途中不时可以听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等歌声。

“前进、前进、向前进！

我们勇敢、活泼、坚定、

大家一条心，

为了抗战的胜利，

……

为了民族的天明。

……”

这次流亡之旅，虽给大家带来了艰辛，但也使大家零距离地接触了中国社会、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这所社会大课堂里接受的教育，是平时在学校课堂里学习不到的。他们了解了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的农村，使师生们开扩了视野，看得更远，看得更深，更关心祖国民族的命运，这对于他们今后成才，对于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师生于12月15日到达柳州，寄住在城南龙城中学。这时正是隆冬季节，许多学生衣被单薄。伍镜湖教授爱生心切，不忍心看到学生受饥寒之苦，提出预支他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资助困难学生。茅院长从师生利益出发，给困难的学生每人10元补助（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一个月较为宽裕的生活费），以解燃眉之急。

因学院内迁地点未定，又值寒冬，茅院长让大家在柳州休整、待命，并讨论去昆明还是去贵州的问题。他自己外出多方奔走，落实内迁地点。茅院长赴贵阳、重庆等地反复调查比较，深感去昆明路途遥远，困难重重，迁址贵州较为可行。当时贵州省政府考虑到贵州地区文化教育落后，没有像样的大学，极力建议学校迁入条件较好的贵州省平越县（今福泉市），并表示他们可以给予充分的帮助。茅校长向教育部请示以争取同意迁址贵州平越。并派秘书石莘农去平越实地察看与联系，最后决定在贵州平越复校。是柳州待命师生议论的结果，也以赞成迁贵州的人为多。1938年1月3日，茅院长回到柳州，向大家宣布新校址选定在贵州省平越县。这样内迁地址终于尘埃落定。这是茅院长对学校的又一重大贡献。师生们在柳州待命时，心中彷徨无主。如今定址平越，人心终于安定，内迁平越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校发展史上带有战略性的抉择。

1月13日，我校师生离开柳州，经三都、大塘、欧峒到达宜山。这时，浙江大学已迁到宜山，校长竺可桢是我校校友，18日在他与其他校友帮助下，在18日派汽车送我校师生到河池。从河池徒步经八步、南丹抵黔桂交界的六寨，这一路又是崎岖的山路。在六寨遇雨、寒气逼人，就地休息数日。27日，乘贵州省公路局汽车，于28日抵达平越附近的马场坪。再步行18里，终于在春节到达平越。迎接大家的是古老的城垣，欢迎的标语和站在街道两边的无数纯朴、热情的平越人民。颠沛流离的师生，终于可以在这里安放下他们的行李和课桌了。

自1938年11月17日离开杨家滩，至1939年1月28日到达平越，历时70多天，天上有日本飞机轰炸，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师生们迈着双脚，1200余公里，纵横湘、桂、黔3省，进行了一次小“长征”。这次小“长征”是以唐院师生胜利到达平越而告结束。在秀丽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水河边，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这次内迁的胜利，是唐院精神的胜利。唐院师生是以“中国不会亡，唐院不会亡”的爱国爱校的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柱，自强不息，奋勇拼搏走完两千里的征程。唐院师生是以不怕征途艰难，千难万险只等闲的精神，显示出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对母校的热爱。

在征途中，师生们表现了爱校如家、精诚团结的精神。教师们宁可扔掉自己的行装，绝不让学校的财产有任何损失。为了到新校址给学生上体育课有体育器材，体育主任徐家增老师是扛着单杠，走完征程，令大家敬佩。许多学生几十年后，还能清晰地想起当年他在内迁途中奋进乐观的音容笑貌。

在这次征途中，校友们表现了对母校的热爱之情。只要有校友的地方。师生们就有了援助，有了靠山。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校友’、‘铁路’在我们心中扎下了根。”在途中，只要说：我们是唐山的，就能得到校友的热情接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爱国、爱校这根无形的纽带，紧紧地把师生与校友联系在一起。校友们视校如母，情深似海，急校之所急，无条件地争担助校的义务。在这战火纷飞的时代，校友们的爱校精神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情意更浓。

在征途中，我校中共地下党支部和民先队交大支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耐心地做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同学解决困难，在迁徒中，他们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

当时学生从杨家滩到平越都是靠自己走过来，没有家长陪伴。只有一个姓曹的学生，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叫曹博士，是由父亲送来平越的，在同学中传为笑柄，这么大的人上学还要父亲送？于是大家给他编了一首打油诗：

“博士本姓曹，襄阳称富豪。

从前八十万，现在更多了。

博士到平越，父亲牵着跑。”

不知新世纪的大学生看了有何感想？

难忘的平越岁月

1989年5月，唐院土木系1943届同学38人，在离校46年之后，同往平越寻梦，他们来自美国和我国的台湾以及内地的12个省市，去寻访当年的求读校址，希望重睹风物，以解历年的“萦怀之情”。那真是“古稀归来寻旧梦，相看白发倍精神”。

在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工作的校友汪锡民在《寻梦返校记》中写道：“抗战期间，母校于1939年12月至1944年12月迁至贵州平越（今称福泉），我班正值其时。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会集平越，尽管当时经济物质均极困难，许多人流亡西南，家无接济。但在山区陋室，桐油灯下，仍能孜孜不倦，刻苦攻读，苦中仍有一番乐趣，终于度过了终身难忘的4个春秋。

茅以升在贵州平越的旧居

离校后，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常常饮水思源，几度梦回平越。……为了纪念入校50周年，回报母校培育之恩，故在1989年5月中旬，组织此次寻梦返校盛举，以偿夙愿。”

2006年，又有部分在平越学习过的校友，在耄耋之年，再去平越寻梦。110周年校庆晚会上，演出音乐舞蹈史诗“竢实扬华”，其中有一场灯舞，当老校友们看到演员手中的桐油灯，激动得老泪纵横，嘴里不断地说：“当时我们用的就是这样的桐油灯！”

半个世纪之前的平越，究竟有什么共同记忆使他们魂牵梦绕，终生难忘。

平越县是贵州中部的一个小山城，群山环抱，一水绕城。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之所以被称为古城，是因小城为建于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城墙环绕。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6月平越县改名为福泉县，1996年12月改为福泉市。当年的平越县城不大，南北方向约一公里，东西方向约半公里。有东西南北4门，南北向有直街一条，短的横街也不过三、四条。有人说，如夜里安静时，在南门大叫一声，北门也能听得见。又有人说，如果在平越县城放条轮船，船头在南门，船尾就到了北门。城内居民不多，约有4、5千人，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民风纯朴。平越虽小，却风景秀丽，城内外种遍桃李。一到花开季节，桃红李白，云蒸霞蔚，香飘全城。平越资源丰富，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磷矿，这是工农业生产急需的原料，但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这里经济落后，交通不便，    供应，没有机动车辆。这里听不到广播，重庆等地报纸要半月后才能到此。这里与外界边的通讯联系仅靠一部长途电话。这里，是一个相对安静和安定的办学环境，唐院在平越驻足6年。

学校到平越之后，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学校师生连家属有近千人。幸好平越在清朝是个州府，遗有旧时的官舍与考场，还有规模宏大的孔庙都可利用。学校将孔庙作为礼堂、教室和办公室，将旧考场作为学生宿舍，后被命名为天佑斋、鸿哲斋（男生宿舍）和木兰斋（女生宿舍）。后又租借了一些民房，略作修缮，作为教师宿舍。还开辟了大小两个体育场。学生食堂设在鸿哲斋。

平越城南角有一高10余米的台地，为一道观所在，是道教圣地。观前有股清泉，终年不竭。这里的人们说：“喝了这口泉眼的水，就是有福之人，流淌着这泉水的土地，就是幸福之地。”于是，这方土地名为福泉。在福泉山顶有一个石砌的平台，相传是道教内家功的开山鼻祖张三丰修炼、得道成仙之地。那里，还留有他的脚印。学校在福泉山麓修筑了图书馆，藏书约万册。

为了避免男生宿舍过于拥挤，允许学生在校外租用民房，其中最有名的是“越居”，为十几个浙江同学集体租用，布置得井井有条。

平越是个小县城，要支撑一个大学在这里办学，困难是很多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校舍很紧张，学习条件很简陋，仪器、设备、图书很缺乏。只有若干架经纬仪与平板仪，全是湘黔铁路校友捐赠的。其余就是每个教室的一块黑板了。连上课打的钟，也是湘黔铁路局局长侯家源送来的半根铁轨，挂在大礼堂前面。有这样的笑话，有位同学来自四川，当时四川与贵州没有铁路，班上同学开玩笑问他：“你有没有看见过铁路？”旁边一个同学代他回答说：“当然看见过的。”“在哪？”“在大礼堂前面。”大家哈哈大笑。

学校经费不足，物价高涨，货币贬值，生活困难。教师的工资杯水车薪、入不敷出。特别是有子女的职工，只有靠兼职，或变卖衣服，才能勉强糊口。家居沦陷区的学生，断了家庭接济，生活困难不言而喻，有的学生只好在外打工。

师生的衣着都很俭朴。大多数同学入学时带什么衣服就穿什么，4年中一领青衫的不乏其人。有的一件棉衣冬天御寒，夏天把棉花取出度夏。衣服破了就缝缝补补地过日子。赤脚的人很多，因为袜子破得不能再穿了，去买新的又没有钱。袜子可以不穿，鞋子却不能不要，幸而有本地土制皮鞋，皮厚帮硬，虽不美观，也不舒服，却也对付了。不过穷透顶的人，总需省下几个月的灯油钱才能买得一双。因而也有学济公拖破皮鞋的，反正在那个年头，谁也不会笑话谁。

学生如此，教授也不例外，连土木系的顾宜孙教授也打赤脚。他的西装裤很长，有意盖住了皮鞋。但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提裤腰带，一提就漏出破绽，原来皮鞋里是双赤脚。土木系的教授林炳贤，是一位在外国居住时间很长，中国话都说不好的名教授。一次学生看见他脚上穿了双花袜子，就说他的袜子真漂亮，他尴尬地笑了一下说：“你既然问了，我只好告诉你了。”他脱下鞋，原来花袜子是没有底的。

“贷金饭”是那个时候的流行名词。所谓“贷金”，是指教育部1938年2月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必须救济者，得向学校申请贷金，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后由于战争的继续进行，物价高涨，货币贬值，收回贷金已不可能，后来改为公费。贷金连维持最低生活都困难，伙食标准很低，质量很差。米饭被称为“八宝饭”：发霉的米杂以泥巴、沙子、谷子、稻子……，有时还有老鼠屎，学生戏称为“翡翠、宝玉、金刚钻”。饭能吃饱，而菜只有盐水煮青菜或南瓜、地瓜，油荤很少。同学们吃饭时，总是先上菜，后上饭。学生们上完课，早已饥肠辘辘，菜一上来，狼吞虎咽吃了再说，等饭上来时，菜已所剩无几了。同学们有这样的顺口溜：

“菜来饭未到，

饭来菜已空，

可怜饭与菜，

何时得相逢。”

由于营养不良，很多同学骨瘦如柴。

教授的伙食也不富裕。校友陈兰荪回忆：“我和矿冶系王钧豪教授、管理系胡立猷教授都在一起吃过饭。有一天菜里每人有一个荷包蛋。我的小妹妹小再舍不得吃留着最后吃，而别人都吃完了。王博士就去吃她那鸡蛋的边。胡教授看了说：‘小再，你快吃啊！不然王博士要吃掉了。’王博士也笑着说：‘小再，王伯伯吃你鸡蛋的一点边，你不会在乎罢？’”[11]辛酸中看到了艰苦。

平越的木板屋，大多是白坯的，板壁不论内外，一律是一面光一面毛。屋外全是刨光的，而屋里则要碰运气了。用木棍撑起来的格子架窗，除少数是用玻璃外，大多是一层糊在架子上的皮纸。在这样的条件下，同学们雅起来还雅得很呢。在学校原配的木架床、桌椅外，学生到课堂、办公室里“不告而取”地再搬些。桌椅板凳错落地布置一下，找些木板钉几个书架，用一顶破蚊帐剪了做窗帘。楝几个油瓶插上些花枝霜叶，倒也把整个小小的陋屋装扮得雅致起来。冬天再买一担半担炭块堆在床底下，生一只火盆，热灰里埋一两块番薯或糍粑，向着火盆看书或聊天，那是每一个平越师生最为美好、温暖的回忆。宿舍内没有电灯，由桐油灯照明，一灯如豆。陈兰荪校友说：在我的面前有一盏桐油灯，看到它我感慨万千。当年我们就是凑在它下面读书的。我的灯最亮，因为我较幸运，我的家在四川绵阳，家里能有汇款寄来。在同学中间，算是比较富有的。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跟我商量：“我把每月发到的油卖给你，卖到的钱，可以剃个头，买点纸等生活用品。”我就问他：“你怎么办呢？”他说：“我可以凑在你的灯底下一起看书。”因此，一般灯点三根灯草，我可以点五根。但问题又来了，学工科的要画图，而且有时要晚上画，灯光再亮，对画图仍然是微弱的，免不了要凑得很近，弯着身子画，很多人得了胃病。我犯得最利害，回家休养了一年。 [12]平越没有澡堂，只能下河洗澡，但在冬天，寒风吹来，直打哆嗦。

在县城两条腿步行则是最为简单而又唯一的交通方式。平越县城三、四条横街都是古色古香的石板路，南北大街则是较宽的土石路。“天晴三尺土，下雨一街泥”正是当时平越街道的真实写照。学校迁到平越的第二天，整个平越县城便笼罩在浓雾里，经月不开。这是不见檐前滴水的雾雨，全街都浸泡在泥浆里，师生们出入行走都不得不穿上半高统的土牛皮靴。如若是长途，那就须得各显神通、各碰运气地去找沿途搭载乘客的所谓“黄鱼车”的载货卡车了。而这些黄鱼车却经常是三里一停、五里一坏，百余里的路程通常要走几天。不仅行路缓慢，而且车祸还时有发生。

苦难磨练了大家的意志。国难当头，民族在受难，人民在受难，学生理应利用平越相对安定的环境，刻苦攻读，早日成才。每当天刚黎明，晨光熹微时，紧张而又有意义的学习生活就开始了。寂静的山城顿时热闹起来，在操场上，学生们龙腾虎跃。福泉山下，古城墙上，读外语，背公式，一片朗朗读书声。太阳升高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涌进教室、实验室……，聚精会神地听教师讲课或认真细致地做实验、做作业。在平越生活过的人，乐观、俭朴、勤奋、团结、向上。懂得没有国家的富强，就没有个人的前途。平越的生活，是本大的教科书，不仅帮助大学生掌握了铁路建设的技术，而且使他们在精神上也迅速地成长。平越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但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难忘平越，原因在此。

除了俭朴的生活、寒窗苦读外，校园内别有一番情趣，每到傍晚时，或在城墙漫步，或在藜峨山麓、犀牛滩旁，或纵情高歌，或指点江山。或在操场上，奔跑跳跃。遇有假日，平越风景秀丽，如三江口、仙人洞……，师生结伴观赏流连忘返。不去郊外，可以坐茶馆，打桥牌，没有牌怎么办？买来明信片，一分为二，27张就可以做一副牌。还有下围棋的，棋盘容易，画画就成，白子用老玉米，黑子用松子，不仅可以下，还可以吃，边下边吃。物质条件的艰难并没有磨灭青年人的热情与活力。同窗的友谊似海深，“平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山水的怀念，实际上是对人的怀念。”[13]

平越的山好、水好、人更好，刚搬到平越之初，绝大多数同学来自沦陷区，离乡背井，流亡后方，经济来源断绝，全靠学校发给的微薄的贷金生活，乡亲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只要同学们提出寄食搭伙或者其他生活要求，他们都十分热情地接待同学，为其解忧排难，嘘寒问暖，亲如家人。此情此景，事隔多年，校友们每一聚首，话及当年，仍然会泪盈眼眶，念念不忘。曾在平越学习过的校友尚澍深情地说：“平越是山区小城，可是我们曾经在那里成长，我们在那里沐浴过雨露阳光。我们在那里曾和山城的父老兄弟姐妹共同度过艰难岁月。山城虽小，一往情深。”   [14]如果有人问起在平越生活过的师生：“你一生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许多人的回答是：“平越！”

烽火弦歌

唐院有严格要求、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平越，学校不仅弦歌不辍，而且对教学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优良传统在烽火岁月中薪传，为祖国的铁路事业培养出一批栋梁之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重视招生质量，坚持择优录取

学校在抗战期间，坚持每年招生，宁缺毋滥。与抗战前一样，重视招生质量，不是优秀学生，很难跨进唐院门槛。学校的教学起点很高。

1938—1940年，学校参加教育部统一招生，另有函请各中学推荐优秀学生入学。1941年后，学校自行招生。由于战争环境，要求报考我校考生将高中5学期成绩报送学校审查合格者，才允许该生来校参加考试。录取者按成绩分为甲乙两组，甲组随班上课，乙组利用寒、暑假加补课程。在全国考生心目中，唐院是名牌大学，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升学理想。有的一次考不上，多次报考。有的考取几所名牌大学，但对唐院却情有独钟。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1941年被5所高校录取，其中包括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但他情系唐院，千里迢迢，到平越来求学。有的沦陷区的学生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为的是能在唐院名师指导下，攀登神圣的科学殿堂。

严师出高徒

在湘潭、杨家滩复课时，因时间仓促，交通阻隔，多数教师未能及时赶到，只能请校友们义务授课。学校到平越后，茅院长努力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这是一流大学的最重要的条件。此时，除学校原有教师与新聘教师组成的40多名师资队伍，可谓是大师、良师、名师云集如罗忠忱、伍镜湖、李斐英、顾宜孙、黄寿恒、罗河、许元启、朱泰信、李汶、王芳荃、胡立猷、许炳汉、贝馥如、范治纶、林炳贤、陈茂康、邵福旿、王钧豪、杨耀乾、刘炽晶、何杰、谌堪齐、蔡承云、王绍瀛、胡树楫、程开骝、李唐泌、吴仁民、林炳光、赵永新、朱洪等。抗战时期，在黔东山城，有如此教师阵容，实属不易。这样一支教师队伍在当时全国工科院校中也是罕见的。以土木系为例，当时，茅以升和“五老”，德高望重，是学校的中流砥柱，少壮派也已崭露头角，风华正茂。罗河、朱泰信、许元启、李汶被称为学校的“四少”，教师队伍后继有人。学校成为名牌大学，是因为学校拥有这样一批名牌教授，他们各具特色，展尽风采。学生听他们的课，如坐春风。这批大师、名师、良师铸就了抗日战争时期唐院的辉煌，为国家培养出了建设栋梁。虽然当时是战争期间，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生活困苦，设备简陋，家人分散，但是他们心中装着国难，以爱国、执着、敬业、奉献的精神，继承和发展了唐院的热爱祖国，严格要求，严谨治学的传统，坚守在教学的岗位上，他们是唐院的脊梁。

罗忠忱教授是体现唐院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典范，他抛妻别子，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敌人封锁线，从沦陷区来到杨家滩、平越。他一身正气，爱校如家。上课铃响前他就到教室，从来不迟到，也从来没有请过假。他的课讲得最好，是学生最钦佩的教师。他用英语讲课，听起来很舒服，很流利，很容易懂，有人说比外国老师讲得还易懂。他讲课精炼，没有废话，推理由浅入深，深入浅出。讲解清晰，举例中肯。演绎计算题目不用计算尺，随身只带一张对数表，一个复杂的算式，经他几次一消，答案即刻出来，而且没有差误，说一声清脆的“So Check!”然后莞尔一笑。学生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要助教，试卷自己批阅，他说这样才能掌握学生的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他当教务主任长时，缺了老师，他常去代课。他非常重视帮助学生打好基础。基础好，毕业后才能自学，才有后劲。罗教授把他的一生献给了学生，献给了唐院，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他一生平凡，从平凡中又闪现出他的崇高。

黄寿恒教授新学期开学第一堂课，学生们满以为会有一个开场白，不料，他上台后的第一名话就是“Turn to page x”（翻到第x页），然后一直讲到下课。他不主张考试搞突然袭击，测验总会在前一周宣布。他用英语宣布下周测验的时间时，怕同学没有注意，又用汉语重述一遍。这是他在课堂上讲的仅有的一句汉语。在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黄教授说中国话。”

顾宜孙教授，唐山沦陷后，他单身从上海乘船绕道越南到了昆明。云南省主席龙云以优越条件聘请他为云南大学教授。但他得知唐院在平越复课后，辞去了云南大学的工作，赶往平越，与师生共度艰难。他的房间仅能放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书架只好放在门外的过道上。他抛妻别子，孤身一人在平越，与学生在食堂共餐。条件虽艰苦，但他坚持对教学的严格要求，孜孜不倦于教学工作。他清廉正直，过年时，有人提物馈赠，他急忙关门，在窗前向来人拱手谢绝。他关心学生，学生毕业，他为学生找到单位；在落实人选时，他让学生们自己决定，他从不照顾任何个人。

胡立猷教授，1933年就受聘为北平铁道管理学院首席教授，享受月薪400元的最高待遇。他的学术水平是学术界公认的。上海的会计权威潘序伦，徐永祚等的成名都在他之后。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众口一词交相赞誉。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核心，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听了他的课后，学生能够独立思考，举一反三。

许炳汉教授，一袭灰白长衫，朴实无华，他的备课笔记本，已翻破多本，用纸糊上。字迹密密麻麻，改了又改，汉文之外还有英文，有的还注上希腊文，他备课反复推敲，精益求精。

罗河教授，他上课时十分认真，言语不多，而且，测量实习严格是出名的。有一次在实习时，一位土木系的同学，用经纬仪测量。仪器在使用时是不能碰一下的，否则会影响精确度，但他在用眼接近目镜看仪器时，却用手扶着三角架。他的动作被罗教授发现。“不近人情”的罗老师认为一个学土木的人连这点常识都不具备，根本没有学土木的细胞，便走过去，轻轻地对那学生说：“你不用测了，赶快去转系。”这位同学不以为然。照念不误，一年一年地念下来，自认对测量好像已完全精通，但罗教授就是一次一次地给他不及格，于是也只好黯然转系了。罗教授的做法，当时学生认为太不近人情了，但细想测量的精确对工程的影响，又觉这位不近人情的罗教授固执得有理了。

为了帮助平越的教育事业，学校开办了高中班，1942年被命名为贵州省平越高级中学。李斐英教授任校长，他把唐院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中学校的管理中去，他对学校的教学行政工作认真负责。晚间，他经常手提灯笼，往返各自修室，检查学生自修情况。

严格的考试制度

学校的考试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从许多校友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罗忠忱教授教应用力学，考试给分极为严格，每星期一次测验，一个小时出两道题。两道题全对100分，对一道题50分，否则就是0分，就这三种分。[15]有同学觉得冤枉，罗教授称，将来你们出去设计一座桥梁塌了，多少人的生命受损失，你能说不小心小数点点错了位吗？大家无言，心悦诚服。很多同学认为能否毕业皆视力学能否及格而定，倘若考试两次不及格，则自卷行李出校，不容置辩。

追忆那时“在那烽火连天，生活艰难的岁月里，那种严谨的学风，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考试是紧张的，也是严肃的。当时没有人监考，而考场秩序井井有条。平时说不定什么时候来个小测验（Test），让你非常紧张。（特别注意教授上课时有没有在讲稿中夹带夹考卷纸），期末考试考了59分（60分及格），因为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补考不及格，这门课程还可重修却高兴得请客。如得分不超过40分，连补考的机会都没有了。”作弊开除，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如上午考试作弊，下午出布告开除，第二天就得离校”[16]

“记得罗忠忱教授的力学，每周一次测验，期末还有期考。每次试题分奇偶两套，奇数座位做奇组题，偶数座位做偶组题，使前后左右的同学试题都不一样，以防作弊。答案不仅要方法对，方法对数字不对，不给分数。”“不论必修或选修的课程，一学期不及格的一律重读。1/3课程不及格的留级，1/2课程不及格退学。”学生淘汰率很高，“入学时150多人，到毕业时一般只剩下60人左右。”[17]

每学期考试都按注册号码公布每人各科得分，不及格标红字，要补考。如1938届有一位校友，只是一门课不及格，经过补课合格，于1939年才毕业离校。如果学生考试两次不及格，只能离校。

教师对考试严肃认真，铁面无私。教金相学的王绍瀛教授。他当时年逾花甲，为人和蔼可亲，视学生如自己的子女一般，人称他是好好先生。但他对考试要求严格，一次有一位矿冶系的同学，期考很糟糕，挂了不少。如果再加上两个学分的金相学，不及格学分就要超过总学分的二分之一，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满怀希望地来到王教授家中求情，希望教授能给自己的金相学加点分，度过难关。但是一再请求，王教授仍不为所动。这位同学在情急之下，双膝跪地，请求开恩。好好先生见此情景，不料也扑通一声给同学跪下，一分未加。如此坚持原则，大家也只有尊敬的份，别无他话可说了。

无独有偶，1945届叶运奎校友回忆说：他们班上有位同学，3年级时，“期终考完，除天文学尚未公布分数外，其余已公布学科的成绩，不及格的学分已超过1/3，留级是肯定了。如果天文学再不及格，不及格的学分就要超过1/2，那就要开除学籍了。”“当时我在图书馆打工，经常替教授们抄写整理资料，与罗教授接触过多次，同学们让我承担说情‘重任’。罗教授和往常一样接待了我，我强调希望能给他60分保住学籍，由于不到65分，留级后还是要重修的。罗教授哼了两声，也没有拒绝，结果呢，成绩公布这位同学还是不及格，我呢，59分。”[18]

教书育人，从多方面培养学生

在平越期间，为了开阔学生视野，了解我国铁路建设的形势和学科前沿的动态，茅院长十分重视开展学术活动，平时经常举办学术讲座，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茅院长更是身先垂范，多次地给师生作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竺可桢、金士宣、李书田、杜镇远……等都到学校作过学术报告，使学生的眼界大开。学校坚持每年都由老教师作校史报告，教育学生铭记唐院精神，坚持和发扬唐院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籍校友伊顿（Eaton）到校作学术报告的事。抗日战争前，他曾是我校的教授。1944年3月，他来华应邀来校叙旧并作学术讲演。他与唐院有深厚的感情，连续作了4场报告。在第二天就要离校的最后一次报告的结束语中，讲了一段非常动情的话：“现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在于工业，而工业需要三种人，即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工程师是科学家和工人之间联系的桥梁，他们所负的任务之重大是很明显的。中国的将来是怎样呢？那全靠你们现在做得怎样。所以你们，你们这些少年的中国工程师，尤其是唐山的友人们是应该努力工作、工作、工作的。你们要以你们的知识去教导大多数人，更要向那些大多数的人们学习。你们的工作应该是为了中国，其实同时也为了你们自己。你们如想中国能站在世界的前头，你们这些少年的中国人必须先要站在人类的前头。人的天性是有惰性的，你们必须克服这惰性才能走向前面。我在期望着你们。这一次我重来到离别了25年的地方，最初我大部分是由感情的热忱支配着向你们谈话。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感情重过理智，但这是无害的。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也许我们不会再相见，但是你们却会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中。我会将你们的情况等等带给我国的工程师们，我们将尽可能地互助合作。我是在期望着你们的，希望你们不要使我失望。”

学校还成立了力行土木工程学会、矿冶工程学会、铁道管理学会等学术组织，出版学术刊物。1940年春，斐陶斐励学会唐山分会恢复了活动。这一切都是为了推动学校学术繁荣。学校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添置些教学设备和图书。学校对学生的实习很重视，在平越测量、地质等实习仍照常进行。学校还注意举行多种形式的，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每年都要举行运动会。

教师虽然对学生要求严格，但爱生如子，为他们排忧解难，对他们循循善诱，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师生保持着亲密联系。教师不仅教书，而且教人。师生之间保持着一种深厚、诚挚、密切、和谐的尊师爱生的令人神往的情谊。茅院长经常与学生谈话，尤其对毕业生，他总是谆谆教导。许多毕业生几十年之后，仍记忆犹新。“在毕业前不久，茅校长为我们讲了‘急事缓办、缓事急办的道理’。他说：急事是等着要办的，时间紧，如果急匆匆的办，不缜密考虑就办，往往会出乱子，把事情办坏，故要仔细考虑即‘缓办’；缓事是不要紧的事可以稍缓些，但稍一疏忽可能一拖几个月还未办，等于不办，所以缓事要马上办即‘急办’。这个话颇富哲理，我作为座右铭，终身不忘。”[19]

严师出高徒，唐院毕业生一向口碑甚好，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毕业时，有十几个单位来函邀请。我班38人毕业，有130多个工作机会，每人有4个职位可供选择。”[20]

在平越，抗战处在相持阶段，也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在漫天烽火中，在重重困难中，唐院自强不息，坚持办学，弦歌不辍。教师认真教书，学生刻苦学习，无怨无悔，梦寐以求的是盼望抗战胜利的一天早日到来，洗刷民族耻辱，让学校培养的学生以学到的本领报效国家，以摆脱民族灾难，振兴中华。

平越的抗日爱国活动

1939年初，学校内迁平越。这时，抗日民主运动已蓬勃发展。此时，校内的共产党员已达到16～17人，民先队员发展至近60人。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先后为武可久、张钺、曹元钧、徐大德等。当时全院三四百人，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加起来在学生中的比重是比较大的。因此，党的主张在学生组织中都能顺利得到贯彻。当时是学校在平越进步势力发展最好时期。徐大德负责与中共贵州省委联系（省委具体联系人为秦天真、熊蕴竹）。省委决定唐院地下党组织不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直接接受贵州省委领导。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全院300多学生，有200多人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社团。如话剧团、歌咏队、宣传队和山城社、越光社等，开展各种各样的抗日民主活动。平时还利用假期或节日，到街头场所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传播抗日胜利消息。歌颂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我校歌咏队是群众性最广的组织。每天晚饭后，队员自发地聚集在街头巷尾，唱起抗日救亡的歌曲。在歌咏队员指挥下，围观的群众随着齐唱。每当大家高唱“向前进、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时，指挥者激情满怀，歌唱者热血沸腾，听者无不感动。1939年7月，学校在县城举行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活动，歌咏队指挥4000民众合唱“七七挽歌”，盛况空前。

话剧队除了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外，还能够上演“上海屋檐下”、“风凰城”、“塞上风云”等多幕话剧。每次演出，都座无虚席，轰动山城，深受群众喜爱。

学生社团山城社、越光社……等还出版“呼声”、“山城”壁报和“越光”周刊等，宣传抗日，针砭时事，深得全院师生和山城人民好评。有的被赞誉为平越的《新华日报》和《大公报》。越光社收集很多进步书籍和报刊，供学生阅读。其中有《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以及《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皖南事变、百团大战等国内的大事，学生就是从这里获悉的。

学生们还开办了民众夜校，民先队员尚澍担任校长，校址设在万寿宫，学校分3个班，约有学生50人。除免费向学生传播文化知识外，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唱抗日歌曲，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称赞。

1940年的元宵节，我校宣传队还特地到离县城70多里的苗乡野鸡坡村进行宣传演出。为了搞好这次活动，同学们事先调查了解了当地苗族同胞的风俗人情，把讲稿、歌曲、剧本全都译成苗文并记熟，于节日的前一天整装出发。这一天，大雪初霁，大家兴致勃勃地背上背包、道具和礼品，冒严寒，踏冰凌，一路欢歌笑语来到苗寨野鸡坡。进村以后，同学们就把用红纸包好的盐巴、碗儿糖等礼物，一一分送给各家各户，受到了苗寨群众的热情欢迎。

元宵节当晚，全寨男女老幼涌入场坝，点上汽灯，燃起篝火，一场气氛热烈的城乡、汉苗同胞联欢活动开始了。同学们全身心地投入，演好每一个节目，声情交融，深深地感染着苗寨同胞，会场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同学们当晚夜宿苗寨，第二天，苗寨青年特地举行斗牛、跳月等传统节目，答谢远方的客人。这次赴苗寨不仅宣传了抗日救国，而且使学生们接触了兄弟民族的生活，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对他们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唐山工程学院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地下党支部领导下，在茅院长和老教授们的支持鼓励下，以民先队为骨干开展得有声有色，得到了当时中共南方局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同志的好评。他认为我校“民先”活动在西南高校中是开展最好的学校。

1939年10月，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书记武可久、张钺等6名党员离校，党的力量有很大的削弱。党支部书记由曹元钧继任。而这时面临的形势又趋险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仍留在抗日阵营中，但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颁布了许多反共文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由于形势变化，为了保护进步势力免受迫害。中共贵州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交大支队。5月，中共唐院党支部执行省委的决定，但民先队员思想不通，实际上是解而不散，同学们仍团结在地下党的周围，坚持抗日救亡运动。

我校在平越进行的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他们在学校强制成立“训导处”，教育部派来国民党特务郭衡任训导主任，同时任命原贵阳警察局长汪荣和一名军人胡灵为学校军训教官，建立训导制度，并对学生强行军训。1940年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来唐院“视察”，并对师生“训话”，要求学生埋头读书，莫问国事。并“告诫”学生要“坚持拥护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中国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并号召师生参加国民党、三青团。责令学校取消进步社团。

茅以升和全校进步师生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师生们拒绝参加国民党，申请加入国民党员的登记表一张也没有发出去，一直放在院长办公室的抽屉里。《越光周报》等刊物和壁报，发表了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批判陈立夫的谬论。

1940年5月15日，我校举行校庆活动，晚上演出话剧《前夜》招待来宾。由于未给平越县长魏纶发送请帖，魏纶带着卫兵冲进会场闹事，遭到学生们的斥责。魏纶恼羞成怒，鸣枪威胁，并在县城实行戒严。但学生们不畏强暴，排成长队，冲破戒严，高歌前进，回到宿舍。在魏纶指使下，次日，警察局以查户口为名，逮捕我校散聚在校外的学生多名，又以学生图谋造反为名，以断绝生活供应相威胁，并在街上贴出严惩“异党”告示，军警站岗放哨，如临大敌，平越县城一片白色恐怖。后经茅院长多次交涉，学生才获释放，生活供应才恢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茅院长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稳定学校正常秩序，经过多次协商，黔桂铁路局给学校派来路警多人，他们荷枪实弹，为学校站岗放哨。与校内外的反动势力来了个针锋相对。

郭衡、汪荣、胡灵等与平越国民党县党支部书记许骍、县长魏纶勾结，迫害进步力量，破坏抗日活动。在学校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筹备处和三青团分部筹备处，郭衡任两个筹备处主任，加强对师生员工的监视与控制。他们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到班上，强迫大家阅读。他们还成立社团，与进步社团相对抗。他们利用特务分子监视进步同学，并在学生中发展三青团员，阻止书店发行《新华日报》。9月16日，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邓止戈来校，与徐大德、李宝汉等开会，研究工作。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邓止戈、徐大德、李宝汉3人。邓止戈利用狱卒防备不严逃逸。徐大德、李宝汉经营救出狱，离开平越去昆明。1940年下半年，在“训导处”迫害下，进步社团被解散，进步刊物被迫停刊。

中共唐院地下党支部遭到破坏后，暂时停止了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离开学校或就地隐蔽。学校抗日爱国运动受到挫折。即使如此，在平越，无论晨昏，仍然可以听到“松花江上”、“长城谣”、“抗战进行曲”、“八百壮士”、“延安颂”……等激动人心的歌声。

1943年冬，国民政府来校征调大学生担任滇缅英美同盟军的翻译工作。我校有许多同学出自抗日爱国热忱，报名并被录取，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抗战胜利后自动复员，回校继续学习，直至毕业。

四、独山失守  四迁璧山

从平越至重庆——一次最艰苦的流亡

1944年11月，平静不到6年的平越校园又起波澜。处境越来越困难的日本侵略者为援救在南洋的孤军，急需打通由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4月中旬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广西方面，11月间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南宁，一部分追击部队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震动了贵阳、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平越离独山只有百余里，汽车约半天即可到达。在平越已经隐隐地可以听见炮声。国民党宪兵队宣称：平越已划为战区，交大贵州分校的校舍即将进驻军队，应及早撤离。平越已处于混乱状态，学校不得不再次迁移。

在来不及确定迁移地点和教育部又未拨款的情况下，11月16日，学校当局布告全校，暂时停止上课，师生自行到重庆集中。教授们公推顾宜孙、王钧豪两位教授先去重庆联络校友，寻找新校址。

迁校前夕，师生集合在大礼堂开会。担任先头部队的王钧豪教授慷慨陈辞：我真佩服你们交大，羡慕你们有这样好的校友，能在急难的时候协助你们迁校到四川，到安全的后方去继续求学。我是北洋毕业的，北洋大学就没有人来帮助 我们复校迁校。今天我先出发，先到四川去为你们安排校舍和住舍等。我将尽最大努力，你们不久也将抵达，到四川后如发现我住了好房子，却将不好的留给你们，那我今天的话都是骗你们的。……他讲话时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实践也证明，王钧豪教授是说到做到的。

自此，师生分头准备，尽量抛弃一切不必要的行李，轻装前进。这一次迁徒，又是一次苦难之旅，谱写了又一首辛酸的流亡曲、描绘了又一幅悲怆的流民图。

经过几年艰苦奋斗，由一无所有到逐步积累起来的图书、仪器、设备、……由于仓促迁移，大部损失。这又是一次浩劫。

让我们听听校友们的回忆，看看当时的惨景。

“敌骑窜至独山，平越危在旦夕，学校紧急疏散。我离开较晚，同学大多于前数日已经撤走，校舍各处一片狼藉，荒芜凄清。

我选取的是经马场坪奔贵阳的路线。在一个阴暗寒冷的早晨，告别日夜寒窗，亲若故乡的山城，踏上通往马场坪的十里山道。一路溪涧潺潺，鸟鸣啾啾，还是那么安静清幽，与人们避难心切，惶惶焦灼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了马场坪，平日商贾往来，店肆揽客的情景，荡然无存。跃入眼帘的是一派战乱气氛。沿街商店都店门紧闭，公路上挤满了向北流动着的肩挑、背扛、携儿带女的人群，更有驮载重物的骡马，鸣笛而行的攀满搭客的卡车。……

突然一辆破旧的木棚空班车驶来，正好停在我当时站立的里面已空无一人的一个中国旅行社门前，说是最后一班。我急忙拿起行李，飞速攀登上车。当离车稍远的人们弄清怎么回事的时候，车已上满了人，车门顶死，汽车掉头，颠簸着向贵阳驶去。

从狭小的车窗外望。看到的是一幅凄怆的流民群图。公路拥挤，汽车只能缓慢超越人流。上坡时，骡马的主人吃力地鞭打牲口，马蹄重重地扣击路面的碎石，在寒冷的冥色中发出点点火星。

夜抵贵阳，……市内人心惶惶，店铺和机关多已关门歇业，开始撤退。到处拥挤着从南面都匀，独山等地撤来的人群和车群，秩序十分混乱。”[21]

“这时候从贵阳到重庆的公路上挤满了来自广西、湖南、黔南的逃难人流。汽车也只能夹杂在人群中缓缓爬行，秩序异常混乱。人群的叫喊声，汽车的喇叭声，混成一片，震耳欲聋。此情此景真是一幅悲壮的流民图。

从贵阳到重庆的西南公路是碎石路面，不到一千公里，随山岳起伏而修建，一面是悬崖深谷，一面是陡峭的峻岭，汽车盘旋而上，稍一不慎便会粉身碎骨，行人视为畏途。险处有24盘72弯，吊死崖等地方，都是鬼门关。

同学中无力搭车的人十有七八，不得不昼行夜宿。若错过了鸡毛店，便不得不餐风露宿，困苦异常。这一次的迁校过程，是学生从流亡以来，最艰苦的一次。”[22]

“倭寇铁蹄已逼近贵州独山，交大师生仓惶逃走。避祸四川。逃难人马，路分两途，一出南门经马场坪搭便车至贵阳入川。但在马场坪搭车十分困难。当时的运货车载一条‘黄鱼’，索价甚高。‘黄鱼’就是难民的代名词，载‘黄鱼’就是把人当货一样的运载。僧多粥少，想当‘黄鱼’，也不一定当得成。当时，在马场坪，人多车少，有的等上一夜多尚未走成，露天之下有人一觉醒来连行李也不见了。教化学的林炳光教授就丢了行李。……情形之乱无以复加。人们见由此走不成，又折返平越另谋出路。第二条路出北门，走瓮安、过遵义、经松坎、綦江到重庆，我就是走的这条路。一路跋山涉水，夜宿荒村。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竹篱茅舍，随遇而安，若过小镇，则就地设摊，卖掉部分衣服，换取食粮。黔蜀省道，惊险有名，娄山关上，吊死崖前（原名钓丝崖，以地形险恶，车祸频仍，遂改此名），冰雪载道，路滑难行，人仰车翻，险象丛生。手僵脚冻，艰苦备尝！至于72拐更是令人望之生畏，路长坡陡，行人断肠！我们年轻的尚且如此，其有家眷者就更苦不堪言。我亲眼看见学校注册组长（已忘其名）挑着一担萝筐，一萝置放衣物，一萝坐着幼郎，气喘吁吁，步履踉跄！其夫人紧随其后，精疲力竭，挣扎彷徨。如此惨象，至今难忘。……日出上路，日落投宿，如此步行，走了半个多月，即可乘船。离陆登船，倍感轻松，摇摇荡荡，不亦乐乎！正当大家陶醉于山光水色之际，忽然砰砰数声枪响，不知来自何方？船家了然于心，立即靠岸，但见岸上有人持枪对着我们，喝令每人交出银元一元，否则休想通过，大家无话敢说，乖乖由之。经此一吓，原来歌声笑语，而今噤若寒蝉，一路沉寂。近晚到一小村，大家饥肠辘辘，需食甚殷。正好有一农妇，煮饭一桶，可资出售，约十个铜板一碗。初时大家排队，秩序尚佳。不久，人多口众，前拥后挤，孰是孰非，难做定论。尤其是乱世，更是无理可言！船一到綦江，我们舍舟登岸，此地已接近重庆，旋即登上汽车，终于到达战时陪都重庆。”[23]

11月27日，唐、平两院的校友在重庆聚会，公推茅以升、李中襄、袁伯扬[24]为常委，组成交大唐、平两院重庆校友会，校友会与沿途校友联系，全力协助母校迁移。已经离散的学生正奔波在去重庆的途中，而其他尚未迁移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校友的帮助下，于12月上旬离开平越。在途中，虽然长途奔波，但吃住尚能得到解决。校友们的热情关怀，又一次深深留在师生的心中。2月上旬，大部分师生赶到重庆。按照出发前的通知，自行到设在重庆的中国桥梁公司报到，女同学由重庆校友会负责安排食宿，男同学因人数众多，只能自行解决。大家在重庆等待复课时间与地点。

流亡的终点站——璧山丁家坳

1945年1月3日，罗忠忱院长抵达重庆，他尽职尽责，是最后一个离开平越的。赴渝途中，他私人的行李全部丢失，而护送的公家财产完整无缺。茅以升热情地接待了恩师，安排他住进位于两路口的中国桥梁公司里。这时，罗忠忱任职院长。这是他第三次任唐院院长。原来在平越期间，茅院长在校外工作较多，为了解决他不在校时的重大问题，学校成立院务委员会，这些委员是由选举及抓阄（在所得选票相同时使用）产生，但产生的委员全是土木系的教授。1942年2月，管理系、矿冶系部分学生找到院务委员会秘书朱泰信教授论理，因发生口角朱泰信被推倒而受伤。事后，朱即去重庆养伤，未再回校。学生为此罢课两个月，茅院长将此事向教育部报告，请部里派员来调查。此前滇缅公路有桥工问题难以解决，希望茅以升去解决。茅即向教育部提出辞呈。4月，教育部批准茅以升辞职。聘胡博渊继任。

胡博渊（1888—1975），字铁先，江苏武进人。地质矿冶专家，1905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1年庚款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矿冶，后又入匹兹堡大学，学习石油专业。1919年回国，曾在汉冶萍公司及龙烟铁矿公司工作。1928年春，他任农矿部矿政司长和实业部矿业司长等职。1942年任我院院长。一年后，因教育部未能兑现为学校增添设备的承诺，他提出辞呈，并举荐罗忠忱教授为院长。茅以升、侯家源、杜镇远、李中襄、赵祖康等校友也都力主德高望重的罗忠忱教授担任院长。1943年8月，教育部聘罗忠忱为我院院长。罗忠忱聘罗河任校长秘书，伍镜湖任教务主任，黄寿恒任总务主任。罗任院长后，学校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罗忠忱抵达重庆的当天晚上，邀请唐、平两院在重庆的校友，商讨复校地点，得知璧山丁家坳有一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有房屋可以利用，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当即决定暂迁璧山丁家坳复课，并公推顾宜孙教授负责组成璧山办事处。在重庆校友的努力协助下，维修房屋购置家具，租借部分民房，借用图书、仪器等，开始紧张的复课准备。1月下旬，在复课准备工作就绪后，学校登报通知师生齐集璧山丁家坳，2月15日，正式开学授课。学校自1944年11月宣布再度迁校，到1945年2月15日在新校址上课止，历时3个月。

丁家坳是璧山县的一个古乡镇。让我们从校友的回忆录中摘取几段，认识当时的情景。

“璧山丁家坳，此地比平越更小，是一处农庄。临时搭建的校舍，简陋无比，钢筋以竹片代替，水泥以黄土充当，先用竹子编排成片，而后糊以黄泥就是墙壁，屋顶覆以稻草，如此房屋倒也冬暖夏凉。在战时有此栖身之地，并有书读，还能奢求什么呢？只是教科书纸张之劣，叫人不敢恭维，粗黄如便纸，无奈也就只好将就了。”[25]

丁家坳“是个城堡式的建筑，据说始建于几百年前，为了防止兵灾匪患，关起寨门，就攻不进去。全镇就只一条大街，两旁店铺林立，最热闹处，也不过六七十米长。”“我到丁家坳院部报到，一看学院、宿舍环境不如平越，且早已人满为患，外找房住，也比平越难。”“学校在丁家坳开课，教室距离丁家坳镇有两里地，宿舍在近处的民房大院，却距离镇更远。……同学们在宿舍里人多拥挤，夏天没处洗澡理发，日子很难过”。[26]

从平越到重庆，“惹上了一身虱子，由于无棉衣可换，直到1945年夏初能脱毛衣时才煮尽灭绝。新校址在离重庆80公里的丁家坳，比平越更简陋，但吃的方面略有改善”。[27]

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师们诲人不倦，一心为了教育学生成才，在国难期间，坚守教育阵地。学生们对艰苦的生活安贫乐道，没有怨言，同学间流传一句名言：“只要一盏灯、一张凳”，意味着只要求晚上能有盏能看书和做作业的灯，有一张能坐的凳子，挑灯夜读如此而已，别无他求。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学校仍然又培养了一批英才。

在丁家坳，将学校的行政工作安排就绪后，罗忠忱院长于1945年6月辞去院长职务，在罗忠忱教授的推荐下，教育部聘请顾宜孙教授出任院长。

我校在璧山丁家坳复课后，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我校迁到兰州，并于1945年1月22日、4月12日、6月4日3次电告我校：“应于本年暑假迁移兰州，以为造就西北交通人才之中心，并于迁移后改称国立交通大学甘肃分校。”7月25日顾宜孙院长上书教育部，力陈“学校师生不堪再迁之苦，胜利复员在望，恳请免于迁陇。”

岁月流逝，历史证明唐院真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顽强团队，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4年里，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及了中国10多个省市，分别在6个地方办学招生授课。教师们忠诚着他们的职守，学生们坚持着他们的追求，师生们在交大这面旗帜下，团结一致，不畏艰险，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他们的前进步伐。

1945年春，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专程来我校访问，并赠送了一批书刊表示对我们办学的支持。

在璧山丁家坳，师生们没有忘记在5月15日举行校庆纪念活动，很多校友从外地赶到学校祝贺，茅以升、赵祖康、杜镇远做了学术报告。学生们举行了英语演讲会，晚上演出话剧《日出》。师生们坚信目前遮在中国上空的乌云终会散去，火红的太阳一定会升起，灿烂的阳光一定会照遍祖国大地。

1945年夏，在困难环境中，又招收新生113名。这一年又有许协庆、高渠清、劳远昌、郭可詹、林秉南、胡春农、刘广沁、张蒙德等优秀唐院学生，在激烈竞争中考取官费留学，赴英、美等国深造。1946年6月初，学校送走了万里流亡期间的最后一届毕业生。

14年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义战胜了邪恶，光明战胜了黑暗，进步战胜了反动。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反对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全国沸腾、山城沸腾、璧山沸腾、我校沸腾。师生们举着火把与丁家坳人民共同举行庆祝游行。一个甲子过去了，我们还清醒地记得那个不眠的激动人心的丁家坳的夜晚。

“在21点钟左右，街上的爆竹声、锣鼓声由远而近，由稀到密。顷刻间，满街满巷人声鼎沸，跳呀唱呀，人们疯狂了。十四年抗战中一直压抑着的中国人的感情，在日寇宣布投降声中，自然而然地迸发了出来。当时我们十几个同学无一例外，不由自主地奔向人流，共同雀跃欢呼。记得我和李昭灏等几个同学把胡之家抬起来，有的抬脚、有的扛背扛腰，有的拉着他的手，我忙着托着他的头，就这样朝着学校狂跑。……同学都是满头大汗，衣服湿透。”（吴启盛：《一桩难忘的往事》）

日本投降了！“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流亡的生活结束了。唐院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薪尽火传  多难兴才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校存亡绝续、灾难深重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是学校建校以来办学规模最大（土木、矿冶、管理三个系，在校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800多人），也是教学成果丰硕的时期。从1932—1946年共毕业学生约1600人。他们学有专长，质量很高，毕业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其中后来被选为院士的有张维、严恺、刘恢先、张沛霖、佘畯南、林秉南、肖纪美、徐采栋、邱竹贤、陈能宽、庄智育、谭靖夷、龙驭球等13人；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的有：林同骅；当选为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的有：佘畯南、胡惠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有：姚桐斌、陈能宽；担任中国  公  领导的杨纪珂和担任部级领导工作的有：蒋崇景、冯寅等。还有蒋万里、钱冬生、郭可詹，高渠清、张馥葵（美国著名悬索桥专家）路湛沁、胡春农、劳远昌、朱育万、黄棠、车惠民、黄安基、倪志锵等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学者和专家。此外，我校还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武可久、袁仲凡、刘文华[28][29]等一批投奔解放区为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贡献的革命干部，他们以出色的业绩，为国增光，为校生辉。

现聚集几位老学长的身影，可见我校培养出的人才的丰采。

丹心辉映太行山——刘文华

刘文华，祖籍河北省大兴县（今属北京市），生于北京市。1929年，他在北平江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1932年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攻读水利工程。他不仅自然科学课程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读中国的古典诗词，中外的文学名著，不少篇章都能背诵如流。他才华横溢，善笔成文，出口成章。有人回忆说：“他的聪明，对事物的了解和分析能力是我稀见的。”

刘文华钟情的是水利工程，他憧憬着在德国学成归国后，能为治理祖国的江河献身。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使中华之子刘文华再也不能埋首课本，他怀着一腔热血在国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由于他的积极工作，很快就成上述两个组织的中坚分子和核心领导。他参与主编了《中国出路》、《抗日救亡》两个油印刊物，刘文华不辞辛苦，又编又写，又刻又印，为在旅欧侨胞中宣传抗日救亡做了许多工作。在实际斗争中，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民族危亡，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者。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候，刘文华决定回国，投笔从戎，和全国人民一起，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捍卫祖国的新的长城。1938年1月，他随同杨虎城将军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生他养他的祖国。在西安，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辗转来到晋东南抗日前线，成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不久被分配到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担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秘书。朱德见到刘文华感到很亲切，因为20年前他也曾留学德国。后来，刘文华又被调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秘书。这两位总司令对海外归来的刘文华都很器重、赏识，刘文华也从两位总司令那里学习到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

从繁华的大城市柏林来到偏僻的烽火太行的山村，这是很大的变化，刘文华很快就适应了。他和八路军战士一样穿着被太阳晒得非黄非灰的军衣。有人说他的这套军装连国民党军队伙夫的服装都不如。但他毫不在意，穿着它代表八路军出入于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他和八路军的战士融为一体，在工作之余，他帮助炊事员、饲养员学习文化。他严格按照一个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努力学习，党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他虽然已投笔从戎了，但他没有忘记水利工程，他仍然怀着满腔热情，期待着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能治理祖国的江河，为人民谋利益。他回国后，个人只保留了两件学生时代的纪念品——钢尺与计算尺。有人问他：“你六七年后的东西都丢光了，现在做的事和工程师毫无关系，将来你还是改行吧！”但他摇摇头，回答说：“我将来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工程师，现在我已在锻炼自己党的意识和提高自己马列主义的认识，这不能说和工程师无关。”

在太行山上，刘文华爱上了同在八路军总司部秘书处工作的龚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她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抗战后投奔延安，后来也到了太行山——抗日最前线。在彭德怀的促成下，两人在1940年1月在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结婚。他们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没有喜宴，没有结婚的新装，只是在村前的一棵小杨树上，用对爱情的忠贞刻上两个人的名字和结婚的日期。他们期盼诚挚的爱情能像小杨树一样生长，天长日久。

但新婚未及一日，龚澎接到了调往重庆中共南方局任职的通知。当时朱总司令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说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他们结婚的事，如果龚澎仍然愿意留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可以和周恩来同志商量，不调或晚调龚澎到重庆也行。但他们为了工作的需要，谢绝了组织的照顾。1940年8月30日，刘文华送别龚澎，看着亲人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太行山道两旁的密林深入。他们双方约定，刘文华每10天写一封信给龚澎，鸿雁传书，寄托思念。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次生离竟成了永别。龚澎走后，刘文华调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与司令员秦基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长）共事。刘文华  马太行，英勇作战。一次行军路上，斑疹伤寒初愈就随军出征作战的刘文华因突发盲肠炎，迅速转为腹膜炎，由于在战争环境，又在偏僻的敌后农村，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约在一九四二年六七月间，刘文华身殉太行。在剧烈的疼痛而引起的痛苦的抽搐中，刘文华用他颤抖的手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

“我现受着有生以来没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我是普通的人，宁愿自杀，他对共产主义者。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觉，就是在与民族敌人苦斗面前，我一定会苦斗到最后一息。就是死，我也不愿违背共产主义者    。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相信坐镇华北抗日的彭德怀同志，相信党的土地政策，‘三三’制政策，相信新民主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我爱我的同志，我亦有时怪他们，那是为了帮助他们。但是我恨仇敌人。我人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他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的。”

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刘文华病逝的消息，得知龚澎新婚离别的情况后，就没有马上告诉正在病中，又遭父丧的龚澎。此前，周恩来一直向华北方面提议调刘文华来重庆工作。终因前方工作离不开，路途遥远，无法南来。数日之后，任龚澎病愈出院一再催问下，才告诉她刘文华逝世的消息。“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十分悲痛。她在那间阴暗的小屋里，用被子蒙住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过了一天，邓颖超大姐安慰她，劝勉她。恩来同志也找她详谈，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不久她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她的战友，登载在《新华日报》上。”[30]1942年11月19日深夜她写给远方与自己祖国遭遇的战友的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我和你一样地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的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要靠他们来保卫这块土地，替成千成万和我们遭遇相同的姐妹们复仇的。你放心，我会顽强地接受文华遗留下来给我的责任。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党的事。在这大时代中，我绝不会被私人感伤所湮没，因为这便不是父亲教养成人的我，也便不是文华所期望的我。”

“假使他安眠的那块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队伍保卫之下，待明春雪融冰化的时候，我恳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秋；让他知道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我们的学长刘文华丹心辉映太行山，与祖国同在。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泽东）[31]

抗日烽火中走出的十四位院士

（一）林秉南、张沛霖、龙驭球

水利学与河流动力学家林秉南

林秉南（1920—），原籍福建莆田。其父林黄卷因家贫去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谋生，1920年林秉南在马来亚出生。林黄卷追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讨袁时，曾任南洋筹饷处秘书。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元帅府后被调回国。林秉南随父母回国，他从小受到父亲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家庭良好道德及事业心的熏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他深感国家的贫弱，立志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1938年，他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由于他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在良师们的诱导下，刻苦学习，成绩优良，大学毕业时，获学校的斐陶斐励学会的金钥匙奖。

1946年3月，他赴美留学，1947年获依阿华大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博士学位。在美学习期间，他对于挟带泥沙或污染物的水流，首先提出的指定时段构造特征线网法，在应用时尤为方便。他还提出当时属于先进的明渠不恒定流计算法。

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祖国面貌欣欣向荣，1956年初，携全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实现他早年的理想。

他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水工室研究员和副组长，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所高级工程师、副所长、所长、院 长、咨询委员、名誉院长等职务。兼任国际泥沙与培训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亚洲地区泥沙培训项目经理，还受聘多所大学任兼职教授、顾问等。198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委员。同时在中国水利学会等学术团体中任职。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他回国后，带领科技人员开展高坝水力学和明渠不恒定流研究。在高坝水力学方面发展了收缩式新型消能工，为高坝泄洪消能特别是高深峡谷建设的高坝泄洪消能，提供了对两岸峭壁威胁较小的有效方法。在不恒定流方面，率先在国内开展溃坝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对大面积海湾和河口，首先应用二维特征理论和破开算子法，建立了符合实测资料的快速计算方法。这种方法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他的研究为我国的水利建设，如长江三峡工程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成果曾获全国科技进步奖。林秉南为人谦虚谨慎，提倡在科研中要实事求是，不能掺假。他在研究上广征搏引，有自己的创新。他常说：“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有了成果应及时交流”。他善于与人合作，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修养，他对青年总是寄以深切厚望，热情地帮助他们成长。他勉励青年打好基础，奋发图强，为祖国的水利事业作出贡献。

物理冶金、核材料专家张沛霖

张沛霖（1917—2005），山西平定人。1936年同时被北京大学地质系和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矿冶系录取，他选择了唐院。由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唐院校舍被占，他转入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45年赴美留学，考入谢菲尔德大学深造。1949年初，获得博士学位，并获该校的冶金研究布伦吞（Brunton）奖章和奖金。1951年春，他学成归国，承担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创建，只用一年多时间即完成，这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后新建的第一个大型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在建所初期，面向国家的冶金建设工作，以研究钢铁冶炼过程和提高钢质量为主要方向。20世纪50年代末国防建设发展新技术提上国家研究日程。担任金属研究所副所长的张沛霖，和其他科技人员一起，把主要研究方向转向服务于国防建设，发展新材料、新技术和新的测试方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第一架超音速喷气机升空，第一个重返地面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等，都离不开张沛霖和金属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在材料研制方面的重大贡献。

长期以来，张沛霖致力于核燃料冶金、核材料方面研究与技术工作，和其他科技人员一起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重大技术问题。如在各种类型核反应堆的燃料元件方面的工作，以及铀的冶金和加工方面的工作等，对我国的核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还任过二机部二局总工程师、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研究员，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和核材料学会理事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发展中国核材料事业，他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地投入。1976年，曾因积劳成疾，引发脑血栓，虽然精心疗治，但留下右下肢功能不良的后遗症。但他不顾病痛，不顾行动艰难，仍坚持上班，主持工作，去现场进行技术攻关。

他的妻子华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患有心脏病，张沛霖了解他的病情，每次发作时，总是他精心护理，转危为安。但1981年夏天，张沛霖开会外出，华瑾突发心脏病，未能及时护理，延误抢救，小别竟成永诀。

张沛霖治学态度严谨，他勤学慎思，严谨缜密。核潜艇燃料元件生产后期，车间有人反映元件产品中可能有不同同位素的混入，但不知道是哪些元件。他闻讯后，立即组织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建立检查方法，全部查验了所有库存元件。

他在担任金属研究所副所长期间，热情帮助年轻的技术人员成长，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细致认真。他对沈阳金属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土木工程和结构力学专家龙驭球

龙驭球（1926—），湖南安化人。1943年就读于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入学才一年，就由于日寇侵占独山，学校被迫迁往四川璧山丁家坳。龙驭球背着行李在黔山蜀水间跋涉了整整一个月。大学2年级时，他转学到西南联大，大学3、4年级才回到北平清华园直至毕业。毕业后，在清华继续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从事结构力学教学的同时，师从张维教授研究壳体结构。他在国内外首创三类新型有限元（广义协调元，分区混合元和样条元）以及含参和多区混合两类新型变分原理。这5项成果均居国际领先地位。他拓宽了学科领域，发展了壳体计算的分析法和数值法。其科研成果被编入建设部“薄壳设计规程”，应用于大型壳体工程和高层建筑设计，并为潜艇和海洋平台设计解决薄壳大孔口、管节点和减冰振等关键问题，撰写了在我国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构力学著作。他长期主持全国结构力学指导委员会工作，被公认为全国结构力学的带头人之一。1995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龙驭球在学术领域辛苦耕耘半个多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在科研工作中学风严谨，锲而不舍；长于解剖问题，化整为零，化难为易，还善于博采众家之长，综合创新，形成自己独特方法。他在教学中教书育人，期望学生超过自己。他为人厚重寡言，心地善良，淡泊名利，勤奋多思，深为他的同事和学生所尊重和赞誉。

（二）一个班里出了四个院士

在中国教育的历史长河中，恐怕很难发现一个高等学校的一个班中，同时出几个院士的。这几乎不可能的情况，却真实地发生在我们学校里，他们都出自我校土木工程系1933届一个班的学生中。

严恺

严恺（1912—2006），水利专家和海洋工程专家，福建闽侯人，他是我国著名学者严复的侄子。严恺6岁时父母亡故，投奔毕业于我校、当时担任铁路工程师的二哥严铁生。受二哥影响，1929年，他报考了我校，入土木系学习，于193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学习期间，认真刻苦，平均成绩达到96分。1935年，中央研究院决定选一名土木水利工程方面的技术人员到荷兰公费留学，学习水利工程。严恺以优异的成绩中选，赴荷兰德尔夫特科技大学深造，他除了在大学学习外，还挤出时间到荷兰的一些重要的海岸工程和水工研究所参观、学习并考察了德、法、比等国的水利设施。他成为该校第一位取得土木工程师学位的中国人。

从母校毕业以后的严恺，先后在沪宁、沪杭铁路局，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从荷兰留学归来后，又在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河南大学任水利教授。解放后，参加治淮工程并任塘沽新港（今天津新港）建港委员会委员、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1952年，严恺教授又作为主要创始人，筹建了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学院初创时，人员匮乏，为了招揽人才，他委托朋友，或亲自登门动员，虽三顾而不辞。为了树立良好的校风，他提出了十六字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这十六字校训是他几十年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严恺教授在母校学习生活时受到的深刻影响。1955年，严恺教授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58年，他又着手创建了海岸动力学、海岸动力地貌学两门新兴边缘学科。后来他领导了长江口的治理，并担任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技术顾问，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制定了珠江三角洲综合开发和治理规划，领导了全国海岸带及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技术工作，参加了长江三峡工程以及许多江河治理和港口建设工作。1976年，他当选为国际大坝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主席，曾担任过两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理事会副主席。他还是中国海洋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几十年来，严恺教授足迹遍布祖国的江河湖泊，汗水撒遍神州的岭原山川，他为整治江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严恺教授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活动家，他走访了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多次主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树立了学术权威地位，赢得了国际的尊重，为祖国争得荣誉。

张维

张维（1913—2001），固体力学、结构力学和工程教育专家，北京人，两岁时父亲便溘然长逝，仅靠父亲的积蓄及兄长的工资维持生活。1929年，张维考上了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1933年，他大学毕业后，到陇海铁路实习。工作未及经年，便应母校之召，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结构力学与结构工程助教。从此，张维便与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37年，张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五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赴英留学。他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在当时颇有名望的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皮帕德（A.J.S.Pippard）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一年后即获得帝国理工学院文凭（DIC）。第二年，他又获准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系力学教研室，在特尔科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壳体理论的研究，并于1942年任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工程力学教研室助教，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44年10月，张维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小丰满水电站的大型水轮机都是由瑞士埃舍尔—维斯机械厂设计和生产的，为了掌握祖国工程建设需要的先进技术，张维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并到该厂担任研究部的研究工程师，从事旋转机械中的叉管、圆盘叶片的研究工作。1946年5月回国后，他先后受聘于同济大学、北洋大学和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北大和燕京大学的建设委员会工程处负责人，为三校的基建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52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并于1955年被评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54年他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7年以后，张维担任了清华大学副校长，先后分管教学和科研。“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维遭受迫害。1983年，国家教委任命他出任深圳大学的首任校长，他不顾年迈，一年八次往返于深圳、北京之间，为聘任国内外知名专家到深圳大学任教，不避寒暑、不辞劳苦、奔波忙碌。

张维教授作为知名的力学专家，连任了两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和力学学科组组长，并在1987年担任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在学术活动方面曾出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并连续两届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在国际活动中，自1942年以来，张维教授就是德国工程师学会会员、高级会员。1972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1980年被选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被选为世界工程师协会联合会副主席。为了表彰他对中德两国教育、科技、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1987年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韩培德以联邦德国总统夏德·冯·魏茨泽克的名义，将代表联邦德国最高荣誉的“大十字勋章”授予张维教授。

在我校九里校区镜湖宾馆左侧，有一个“思源”纪念碑，这是北京校友会于1996年，为祝贺学校百年校庆设立的。这个纪念碑是由张维设计的，花岗岩石碑正面和右侧打磨得规整而光滑，石头的背面只有一部分稍加雕琢，左侧部分则呈现这块花岗石的原始粗糙状态。这体现了他对交大的育人思想的体会，既要对学生立规矩，成方圆，对学生要按标准严格要求，打磨成器，又不要抹煞学生的个性，鼓励学生创造性的发展。

林同骅

林同骅（1911—），航空工程专家，重庆人，他是林同炎的堂兄。1929年，18岁的林同骅进入唐院，习读土木工程。1933年以毕业考试前四名的成绩保送到南京参加清华的留美公费生选拔考试。1934年4月，顺利通过选拔考试，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攻读飞机制造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1937年学成归国后即投身祖国飞机仿制与自行研制工作，与其他科技人员合作，以木质材料做机身机翼，设计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架长距离飞行的“C1010型运输机”

1949年，林同骅应聘去美国底特律大学任教，并于1953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54年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聘请，担任工学院教授，创立了“复晶体的应力应变关系理论”。

林同骅教授在美国是研究金属结构塑性性能及金属疲劳的权威，曾荣获美国国家工程院工程师最高奖，曾担任美国航天航空部高级工程师、顾问，美国空军科学研究署金属疲劳研究主持人。1988年荣获冯·卡门奖，该奖每年在全世界仅选一位对力学研究贡献的最佳者，1990年，他被选为美国土木工程院院士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我校校友中继茅以升、林同炎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刘恢先

刘恢先（1912—1992），江西省莲花县人。结构工程与地震工程专家。1933年毕业于唐山工程学院土木系。1934年赴美留学，1937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湘桂、叙昆、黔桂、平汉铁路局工程师，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7再度赴美工作，先后任工程师和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黑龙江省科学院副院长、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龙江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刘恢先早年从事桥梁设计工作和结构理论研究，以后他在我国开展关于建筑物抗震问题的研究，开创了地震工程学的研究领域。参加并指导了《中国地震烈度表（1980）》的制订工作，这项工作对地震灾害调查和建筑物抗震设计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地震区建筑规范的制订也作出重大贡献。刘恢先是参加第七、八届世界地震工程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他组织建立了中美、中日以及中俄之间地震工程研究的合作关系。1988年，刘恢先应邀在第九届世界地震工程会议上作主旨报告，题为“减轻地震灾害的唯一途径”，获此殊荣在会上作此类报告的地震工程学家在全世界只有三位。他著有《论地震力》、《关于地震烈度及其工程应用问题》等文章。他主编的《唐山大地震震害》一书是一部集我国地震工程界人士在唐山地震现场观察所见，篇幅达2000多页的集体著作，是关于唐山地震的历史性文献，得到国际上极高的评价。这部巨著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技术科技部常委。

（三）另一个班又出了三个院士

1943年，矿冶系的一个班又出了三个院士，与1933年土木系一个班的四个院士，堪称校史中的双璧，相互生辉，光彩夺目。

金属学家肖纪美

肖纪美（1920—），又名肖继美，湖南省凤凰县人。1939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矿冶系，1943年毕业。1948年2月赴美留学，翌年1月，获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冶金学硕士学位，1950年8月，获冶金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美国的林登堡钢铁热处理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在金属学和冶金学方面积累了工业应用研究的丰富经验，并获得了一项专利。

新中国成立，他就准备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甚至预定了船票，但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未能成行，又滞留美国多年。在此期间，由于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的努力，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创造了条件，1957年，肖纪美再次提出回国的要求，但美国政府多方阻挠，先是以扣留两个孩子为要挟，后又以冻结他的全部存款相胁迫，经过种种波折，肖纪美全家终于在1957年7月30日回到了阔别近10年的祖国。他的存款直到中美建交后才解冻。

肖纪美回国后，任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金属物理学教授，兼金属物理研究室主任及材料失效研究所所长，并任中国稀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腐蚀及防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兵工学会及金属材料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早期从事硫化物真空冶金的研究。以后主要在合金钢、晶界吸附、脱溶沉淀、晶间腐蚀、断裂学科和氢损伤领域进行研究。他领导的科研组，综合应用金属物理、断裂力学和腐蚀科学的成就，分析解决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若干重要断裂及材料质量问题，在断裂分析及氢损伤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著有《金属材料的腐蚀问题——腐蚀金属学》、《合金能量学》等。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多次应邀在国际专业会议上作特邀报告，并先后到美、日、德、加、澳等国讲学，在国际材料界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同行们认为，以肖纪美为首的研究集体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科学发展的领先地位”。1985年9月，他以65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肖纪美回国后，始终在北京钢铁学院工作，几十年里，他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给金属物理专业的学生讲课。他教书育人，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他经常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学生关心政治、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他说：“搞科学脱离政治就不了解国家的需要，只有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研究课题才有价值。”他治学严谨，对学生的要求既亲又严。学生们反映：“有这样的导师，是我们的幸福。”

肖纪美关心母校建设，他寄语母校学子：“教育要三个面向，抓三个方面：一是抓基础，只有注意抓基础才有未来前途；二是要掌握方法，以马列为指导，学会一系列方法，学会做人和处世方法，可终身受益；三是外语，要面向世界，至少一门，不求多，专业课可少一些。”[32]

冶金物理学家、有色冶金专家徐采栋

徐采栋（1969—），江西省奉新县人。194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矿冶系。1946年赴法留学，1949年获法国格罗布电化电冶高等工业学院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曾任贵州大学教授、贵州省工业厅总工程师，贵州省工业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所长，贵州工学院副院长兼冶金系主任，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院长，贵州省副省长兼贵州工学院院长等职，他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并担任过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常务副主席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徐采栋长期从事有色冶金物理化学的研究，在湿法冶金酸性浸出液除铁理论方面有精辟的见解。他用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不可逆过程热力学方面的新理论成就，把化工冶金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主持和参加高炉炼汞试验并获得成功，大幅度提高了炼汞的产量和回收率。他领导的电解法制取高锰酸钾的试验，在国内首次试制成功，并建厂投产。他还主持了竖炉制钙镁磷肥试验，并成功投入了生产。主要论著有《汞冶金的理论基础》、《针铁矿法除铁的物理化学》等。他在高校任教多年，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和教学、科研骨干。由于在冶金理论和科研、教学上的成绩卓著，他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先进个人奖，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有色金属冶金学专家邱竹贤

邱竹贤（1921—），江苏省海门县人。1939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矿冶系。贵州省有丰富的铝矿和煤矿，兼有典型的岩溶地质环境，对在平越学习的邱竹贤有很大的吸引力，他经常利用假日去郊外作地质考察，确立了为发展我国炼铝事业献身的壮志。日寇的入侵，平越的艰苦生活，激励他勤奋学习。1941年全国矿冶科学竞赛中，他荣获第一。1943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四川电化冶炼厂、台湾高雄铝厂和抚顺铝厂任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任东北工学院（今东北大学）轻金属冶炼专业副教授、教授。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7年和1989年，先后当选挪威技术科学院和挪威科学院外籍院士。1995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是我国铝合金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先驱。他毕生致力于铝合金及融盐电化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融盐湿润、融盐渗透、阳极效应和金属雾生成等均有新发现，形成了融盐界面现象及界面反应新学科，总结了节省电能的规律，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为建设和发展我国铝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铝冶金物理化学》、《预熔槽炼铝》等论文及教材。

他目睹我国铝工业的落后现实，认识到从事教育工作培育炼铝人才的重要性，毅然从1955起选择了从教的通路，到东北工学院工作，他和学生们一起成年累月地在实验室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又深入到全国大小铝厂吸取丰富的营养。他教育学生，同时也这样要求自己，把勤奋看书学习，努力开展科学研究，深入实际进行工业生产试验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他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轻金属冶炼的专业人才。

（四）1946届的两位院士

材料科学，物理冶金学家庄育智

庄育智（1924—1996），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人。1942年考取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矿冶系，1946年6月毕业。1947年赴英留学，就读利物浦大学冶金系。先后获得冶金工程专业的工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在1951年12月拿到博士学位后，谢绝导师的挽留，于1952年回到祖国。协助李熏创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难熔金属室主任和金属所副所长。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在科研第一线。

他长期从事物理冶金学研究，是中国难熔金属宇航材料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领导设计和加工制造了难熔金属真空熔炼、性能测试等设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已被错误地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他排除各方面干扰接受了难熔金属高温宇航结构材料的研究。研制成功返回地面人造卫星钼合金蒙皮及铌合金天线，保证了我国1975年11月第一颗返回地面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和安全返回。在研制中，他每道工序都在现场，每道工序都严把质量关。

文化大革命后，金属研究所由为国防尖端服务转到研究材料科学和材料工程。庄育智又走在开拓者前列，开辟了功能材料研究领域。研制成功的钼-30钨耐锌液腐蚀合金，填补了国内空白。上个世纪80年代后，开展耐蚀材料和稀土——过渡族金属化合物永磁材料和贮氢、超导材料的新研究。

1984年11月，庄育智调任劳动人事部任钢炉压力容器检测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1987—1993年9月任劳动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1月，任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1994年12月，他已70岁高龄，在为家乡教育事业做些事情的想法下，毅然到华南理工大学任教授。到任不久，他不但提出学科建设的战略思想，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观点。在他的领导下，机电工程系筹建了磁性材料实验室。他争分夺秒地工作，在他的工作日程表上没有休息，即使是春节，他也在伏案加班工作。1996年3月23日19时40分，终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

由于他的突出贡献，他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并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中科院先进工作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庄育智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生为金属材料学科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德高望重的学者风范、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激励着每一位后来者。

水电施工专家谭靖夷

谭靖夷（1921—），湖南衡阳人。中共党员。1946年6月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他毕生献身祖国的水电建设，是我国著名的水电施工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水利水电部第八工程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1998年2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他历任总工程师33年期间（1956年5月—1989年4月），先后领导、组织建成大坝八座，主要为广东流溪河、湖南柘溪、贵州乌江渡、湖南东江等大中型水电站，装机总容量163万千瓦，还有湖南韶山灌区、欧阳海灌区、桃江水库、涔天河水库等。他作风严谨，深入实际，敢于负责，能倾听各方面不同意见，发挥集体智慧。他勇于探索和创新，重视科学试验。他所负责的水电施工项目，技术先进，施工质量良好。1985年后，他受聘担任国内各大型水电站咨询专家，指导和帮助二滩、五强溪、漫湾等工程，解决了许多重大技术问题，为我国的水电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在岩溶峡谷地区建设乌江渡水电站”项目负责人，他在施工过程中大力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取得了极佳的防渗效果，其首创的高压灌浆技术，已为我国各大型水电站的推广应用，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授予他“湖南省优秀科学工作者”称号；1996年，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命名他为“湖南科技之星”。他在国内外发表的多篇论文和报告，受到同行的赞誉。

此外，还有两位院士——系佘畯南、陈能  。

平越山城走出的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建筑大师佘畯南

佘畯南（1916—1998），1916年10月6日生于越南，原籍广东省潮阳县。193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39年转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日寇的侵略行径燃起佘畯南发愤学习，报效祖国的热情。他成绩优异，深得建筑学教授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会员林炳贤教授的喜爱，在授课中单独给他增加不少科目。佘畯南1941年从我校毕业，初出茅庐，身手不凡，在广州、香港等地6次参加建筑设计方案竞赛，6次获得首选。

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携妻儿从香港回到广州。曾历任广州市卫生局卫生工程建设委员会和广州市建筑工程局设计处工程师，广州市建筑设计公司副经理，广州市设计院副院长、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顾问总建筑师、名誉院长，中国建筑学会、广东省建筑学会及广州市建筑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名誉会长、广州市科协副主任等职。198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广东省政府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被评为“全国城乡建设系统科技工作劳动模范”。1989年被授予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1997年11月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作有《佘畯南选集》等。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数十年间，他承担设计或主持设计的建筑工程项目数以百计，获得盛誉者比比皆是。20世纪50年代，他设计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病房大楼，就以适用、美观、经济受到赞扬，这是他向新中国的第一份献礼。60年代，他设计的广州友谊剧院，获得广东省的奖励，他的设计成为当时剧院设计的典范之一。70年代，他负责设计东方宾馆新楼。这时他刚 从“牛棚”出来，他不顾“反动学术权威”曾给自己带来的创伤，以高尚的情操接受了任务。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国家需要我们，我们是为国家和人民而设计，不应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他全身心地投入设计，他的设计使新旧两座大楼有机地联接，环境优美，赏心悦目，并使房间数目多了70%，还大大增加了公共活动场地，而投资仅为旧楼的3/5。80年代，他设计了一批像广州白天鹅宾馆这样全国性的优秀建筑。白天鹅宾馆被世界权威组织评为世界十大酒店之一，该建筑1989年获国家优秀设计金质奖，建筑部优秀设计一等奖。他还主持设计了我国驻联邦德国、挪威、瑞士、澳大利亚、希腊、泰国、塞浦路斯等大使馆，体现了在不同的环境、特点下，采用不同设计手法所展现的风格。如我国驻联邦德国的新馆址，建在名胜古迹里加宫的花园内，受到周围古建筑和众多参天古树影响，既要照顾实地情况，又要有我国民族特色。对方要求已有建筑物外形一丝不能改动，大树一棵不许砍。要求使馆建筑与里加宫相协调。佘畯南的设计做到了这些要求。新大使馆既有我国建筑特色，又有德国建筑情调，深受德国各界人士的赞扬，被称为“联邦首都最漂亮的大使馆”。他还担任北京饭店扩建和国家宾馆设计的技术顾问，曾参加了毛泽东纪念堂、老一辈革命家纪念馆方案的设计。

佘畯南的一生是探索、开拓的一生。几十年来，他倾全部精力，探索、开拓和发展我国南方地区现代建筑，是现代岭南建筑创作的杰出代表，在设计技术和设计创作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并将现代意识、质量意识、精品意识、服务意识融于设计工作中。

佘畯南在《我的自述》文前，写了这样两句话：

“为人哲理：宁可无得，不可无德。

建筑观：建筑为人而不是为物。”[33]

这是他的设计思想的概括，也是他人生道路的总结。

佘畯南热爱母校，是我校的兼职教授，建筑系校友刘杰有如下的深情回忆：“再次接受佘老教诲的是大学三年级的第一个课程设计——城市旅馆设计。当时，佘老带着伍乐园、霍文凌等广州市设计院的几名高级建筑师回到母校，并带来了他们的最新作品……。他们每人都作了有关建筑设计的学术报告。我记得佘老那次所谈的就是酒店设计方面的。他还列举了美国建筑师波特曼先生在杭州设计的一个多层旅游度假村的方案，并把有关酒店设计的要点及实例都编进了讲稿之中，讲稿是他自己亲笔绘制写成的。我们班的同学每人都得到了佘老赠送的一份讲稿。”

“随着事务所的逐步进入正轨，母校和别的学校送来了高年级的学生做的毕业设计，或青年老师到事务所里学习培训，也经常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到事务所参观。不论老师或是同学，佘老都非常热情地接待。每次有人来访，他都尽量亲自作陪，……总是不厌其烦地担任首席讲解员。”

佘畯南为人热情、正直、宽厚。他说一个人要有宽宏气量，别人有意无意间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要装着不知道；曾经对你不好的人向你求助，你要不计前嫌，乐于施助。这样你才能团结更多的人。他当时还讲述了一次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中“佘老师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迫害，一个曾受过他多年关照的工友率先向他发难，与他划清界限，并说佘老对他的照顾是腐蚀他。待佘老平反后，那位工友因生活所窘，又老着脸向佘老借钱。当时佘老心想，他能提出来借钱，其内心必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也一定认识到以前的错误。所以佘老不但不计前嫌，反而把自己的旧衣服和一些东西送给他。那位工友非常感激。佘老还说：“心胸广阔是领导者的必备条件，能领导、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那他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呢？”[34]

佘畯南已走完人生里程，但他献身事业的精神，创新的设计思想和崇高的品德，永住人间，激励后人。

铁路勘测设计专家胡惠泉

胡惠泉（1917—），湖南省湘潭县人。1937年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这为他实现科技强国的抱负奠定了基础。1941年，大学毕业。他在大学学习期间，正值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期，他怀着“抗日救国、科技强国”的激情，投入抗日大后方的运输通道——滇缅铁路的艰苦建设中。1945年又转至南疆公路工程处工作。1947—1949年，又转至湘桂黔铁路都筑段工程处任技术工作，他常年辗转在西南的山川中，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使胡惠泉难酬壮志。

新中国成立后，给铁路建设带来了希望，也使胡惠泉有了报国的机会。1950—1952年，他在贵阳工程处任工程师，他爬山涉水，深入工地，废寝忘食地战斗在黔桂线上，成绩突出，并于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铁道部设计局西南设计分局建立，胡惠泉任分队长、总队设计室主任、科研所所长。1961年起任铁二院副总工程师，直至1984年退休。1982—1997年，连续担任了中国铁道学会第一、二、三届工程委员会委员；铁路选线组组长；1984—1997年，任四川省铁道学会理事、顾问等职务；1992—1997年，为中国测绘学会资深委员。他先后荣获国家、省（部）、市、局（院）荣模（先进）称号30多次。1994年被国家建设部授予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他突破“禁区”，在地质复杂、险峻山区探索铁路选线技术。主持参加了川黔、贵昆、成昆、南昆等干线及济邯、隆泸，包神等地方铁路线40余条的选线设计工作。几十年来，他勘测铁路近三万公里。他提议的川黔线凉风垭越岭线路方案，为国家节约近200公里铁路建设投资。他提出贵昆线水城至宣威段利用自然天生桥等方案缩短线路80多公里，运营里程100公里，节约工程投资一亿多元。他为打破“禁区”建筑成昆线也作了重大贡献。他参与主持编写《西南铁路勘测设计条例》、《既有线技术改造纲要》等文件，他为铁路建设献出了毕生精力。

1984年退休时，他已67岁，但他壮心不已。除了参与铁路重大项目的会审外，他还总结自己勘测设计的工作经验，撰写了30多篇论文。他特别关心进藏铁路的建设。1983年，他主动请缨进藏勘测，这是他第二次进藏勘测，他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冒着恶劣的天气和险恶的环境，不顾眼睛充血、鼻子流血等高山反应，走在队伍前面。1984年，他为建设滇藏线，赴云南勘测。人们说，祖国的青山给了他健强的体魄，祖国的绿水给了他热爱铁路建设的灵魂。胡惠泉已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铁路建设融为一体。

1996年，当他从3月5日的《人民铁道报》上获悉地矿部部长赞成修建滇藏铁路的消息后，兴奋不已，立即向党中央呈报了《关于修建进藏铁路的请示报告》。命运决定了他要为祖国的铁路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生命的字典中，只有祖国的铁路建设。

流亡大学培养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99年，在国务院授予的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我校校友3名，其中姚桐斌与陈能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毕业生。吴自良1950年由美国回国后，曾任我校冶金系教授。为我国核工业、航天航空事业的建立与发展，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他们隐姓埋名，默默地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以优异的成果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防力量。

中国航天材料及工艺的奠基人姚桐斌

姚桐斌（1922—1968），江苏无锡人，由于家境贫寒，读完小学后，父亲不让他继续读书，只是校长特别喜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数次到姚家劝说，父亲才让他上了无锡县中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无锡先后沦。姚桐斌到江西吉安，完成了高中的学业，由于他学习努力，在江西省全省会考中，获得总分第一名。报考5所高校均被录取，他选择了当时已迁到贵州平越的我校矿冶系。他的勤奋与出众得到矿冶系系主任王均豪教授的赞赏，王教授在讲课时常常停下来问姚桐斌：“What's your opinion？

（姚先生，您的意见如何？）”1945年，他以全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到重庆矿冶研究所工作。1946年3月，他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公费留学考试，经过激烈竞争，他以优异成绩通过，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深造，1951年获博士学位。他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对液态金属及合金的粘性与流通性的研究》，他的研究课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姚桐斌和一些爱国留学生给祖国发回电报，表示热烈祝贺。祖国也没有忘记这些海外赤子，不断给他们寄去报刊杂志，向他们介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1952年，他到英国伦敦帝国科技学院继续学习并工作，获得D.I.C（Diploma of Imperial College）学位。在英国留学时，他组织并参加了进步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并担任“中国留英学生总会”主席等职务，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满，限期让姚桐斌离境。这时世界有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E.Pivowarski）听到此事，邀请他到德国亚亨工业大学。1953年他离开英国去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任研究员。在联邦德国的4年中，他专心致志研究金属液体理论。并一如既往地宣传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1956年，他在中国驻瑞士使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底，姚桐斌满怀报效祖国的激情回到中国。聂荣臻元帅通过国务院专家局指名要他到刚刚成立的第五研究院（七机部的前身），负责筹建一个研究所，加入我国刚刚起步的航天事业的研究队伍。1958年1月，姚桐斌报到时，这里只是一个仅有12名大学生和一台显微镜的航天材料研究组，没有其它任何设备，办公地点是早年的练兵营房。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到这样简陋的单位来工作，他回答说：“我回国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而是要把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的建设。我愿意同大家一起，为我国的火箭上天贡献力量！”到1960年，航天材料研究所（即703所）成立，他被任命为所长。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技术水平还比较低，连一些低合金钢都生产不出来，更谈不上航天材料了。姚桐斌在国外主要从事液态金属凝固过程的专题研究，没有做过火箭材料工艺方面的工作。但是，为了适应航天新技术和研究所新工作的需要，他以高度的事业心和紧迫感边干边学，迅速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并不断提高自己从事技术领导和科研管理工作的能力。

火箭结构越轻，就飞得越远，越高。有一种高温钎焊材料，在中苏友好时期，苏联就一直不肯透露它的成分和工艺，只是说需要时，可以向他们定购。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并带走所有的图纸资料。这种材料，成为发展航天材料工业的一只拦路虎。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姚桐斌带领全所科技人员，与有关单位协作。经过反复试验，很快生产出了钎焊合金，实现了转产定型，并使其成功地应用于我国以钎焊结构取代老式焊接结构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产品中。这项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重大成果发明奖。

火箭发动机中的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摄氏3000度以上的高温，容易毁坏零部件，引起事故。为此，姚桐斌他们研制了一种新型材料，使火箭发动机的温度大为降低，从几千摄氏度降到几百摄氏度，同时还提高了火箭的比推力，增加了射程。此项目后来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在姚桐斌担任703所所长期间，主持开展了许多科研课题，如新型不锈钢、钛合金、高强铝合金、复合材料、难熔金属（钨、钼、铌）焊接新技术、化学铣切工艺等。据703所后来的统计，由姚桐斌主持论证立项的预先研究课题数百项，有80%已用于各种型号的导弹和火箭。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评奖委员会为姚桐斌生前在运载火箭的发展与研制作出的重大贡献颁发了科技进步特等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七机部情况混乱，姚桐斌仍坚持工作，他说：“只要能把科研搞上去，我就是死了也心甘，同志们，让我们努力吧！”没想到厄运真的降临到他的头上。1968年6月8日下午，几个造反派的暴徒突然闯进姚桐斌家中，拳打脚踢将他拉出门外，准备拖到造反派总部去接受批斗，暴徒抡起钢管，猛击姚桐斌的头部，一个具有超凡睿智的头脑、一颗怀有对祖国赤诚之心的科学家就这样被迫害致死，年仅46岁。听到姚桐斌被害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震怒，当天派粟裕大将乘直升飞机到南苑七机部了解情况并责令公安部部长立即查明此案，指示七机部开列出一张有贡献的科学家名单，对名单上的人加以保护，并强调必要时用武力保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批准，追认姚桐斌为革命烈士。1978年3月18日，七机部为姚桐斌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追悼会。人们对这位为祖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表示了深切的悼念与哀思。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隆重举行表彰大会，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颁发勋章。为姚桐斌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9月15日，703所为姚桐斌树立了一尊两米高的塑像，塑像基座上刻有张爱萍将军的题词“我国航天材料及工艺的奠基者姚桐斌”。钱学森同志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出席揭幕仪式，但他托人带来了对姚桐斌的思念：“鞠躬尽瘁为航天，德昭日月感后人。”

今天，当我们的神舟6号飞船载着中国宇航员遨游太空，并胜利返回祖国大地时，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九泉之下的姚桐斌校友，你的航天梦已经变成了现实，我国已经跻身于世界航天大国的行列。用不了多长时间，月球上将会留下中国航天员的足迹，你等待着祖国的好消息吧！

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

陈能宽（1923—），湖南省慈利县人。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矿冶工程系，次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先后获物理冶金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机械工程系副研究员、助理教授、西屋电器公司研究实验室研究工程师。1955年，正当他的事业顺利发展时，他选择了回国，他说：“新生的祖国还那样贫困，就更需要我们去建设她。”“祖国大地更广阔，生于斯，长于斯，祖国更适合我的学习和发展。”

他回国后不久，就被调入研究和制造祖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战斗行列，由金属物理专业改行为原子弹爆轰专业。为了祖国的需要，他从长城脚下的爆轰试验场，到青海高原的铸弹车间；从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到中国核物理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他都是风尘仆仆、披星戴月，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工作中，主要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其成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4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1985年、1987年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他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全国政协第五至八届委员，国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名誉顾问。在氢弹试验成功30周年纪念的茶话会上，他即兴拟了副上联：回顾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科学家彭桓武续了下联：俯看洞庭湖南北，乾坤日月浮，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水利界的“马寅初”黄万里

黄万里（1911—2001），上海人，我国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他1928年考入我校，1932年毕业，毕业时用英文撰写的《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等3篇有创见的论文，后由茅以升作序出版。

毕业后他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1931年长江决堤，湖北省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这件事刺激了年轻的黄万里，决心改学水利。1933年,他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1935年获硕士学位，1937年获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在美期间，他曾亲自驱车45000英里，看遍美国各大水利工程。1936年密西西比河发生特大洪水，他曾乘船沿河考察直达出海河口。

1937年回国后，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登门邀请他任浙江大学水利系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他迫切的愿望是考察中国的河川做一些实际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技正，后远赴四川省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长期在中国治理江河的第一线从事技术工作。1947年，他出任甘肃水利局局长，从长江走向黄河，在黄河沿岸，目睹水土流失给甘肃、陕西造成的影响有深刻的认识。

1950年6月，他回母校任教。在全国院系调整时，调到清华大学任教。1953—1957年，他完成出版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水文科学重要的代表著作。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其下游却屡屡泛滥成灾，治理黄河就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当时中国请苏联专家帮助拟订一个在黄河下游兴修水利工程的计划。1955年，列宁格勒设计院拿出了设计方案。苏联境内很少有泥沙量大的河流，他们的专家缺少治理泥沙河流经验，他们拿出的方案整体思路就是蓄水拦沙，建造三门峡大坝。

1955年，水利部召集一些学者和水利工程师讨论计划方案时，黄万里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开工几个月后，水利部又召集了70多位专家学者开会征求意见。几乎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都赞成苏联专家的意见，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

黄万里批驳说，三门峡工程方案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三门峡修建拦沙高坝，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会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的陕西。

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再加上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感召下，于1957年的5月和6月，在《新清华》校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对北京市的市政建设和三门峡方案提出批评，因此被打成右派。

3年之后，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所引发的灾害如黄万里当初所料，蓄水水位离设计水位尚远，水库即发生严重淤积，潼关水位大大提高，渭河航运窒息，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撤离，40万农民被迁到宁夏缺水的高地。当坝前水位达到332.58米时，泥沙淤积迅猛发展，蓄水以后的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全部铺到了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防洪大堤。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造不可避免。1964年，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道，铺设4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8台发电机炸掉4台，剩余4台。每台机组发电量5万千瓦，共20万千瓦，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但第一次改建还是不行，5年后的1969年，又第二次改造，花了6000万元，将原坝底的6个排水孔全部炸开。

三门峡改建工程从1964年动工，到1973年12月才完工，但这种改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门峡工程的先天不足。2003年，渭河下游5年一过的小水，酿成50年一遇的大灾，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55万亩农田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自然规律无情地打破了人们期待黄河变清的美梦，人们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在黄万里晚年，言及治黄，他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黄万里的治黄策略及对于其他工程的意见虽未被决策者采纳，但他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制河策略的指导思想和他新颖、独树一帜的见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78年2月，他的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得到平反，但20多年的右派生涯，对他的精神和身体都有所损伤。从1989年开始，他大病4次，做了5次手术，每次大病，他都在生死线上走了一趟。历经坎坷磨难，年过古稀的黄万里仍痴心不改，坚持孜孜不倦地为祖国，为人民研究治理江河的意见以及如何利用中国水资源问题。他曾6次上书中央，对三峡工程，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生命与祖国的大江大河融为一体。

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身患癌症87岁高龄的黄万里非常不安，向清华大学水利系领导要求重上讲台。水利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他特地穿了一套整洁的白色西装，再次登台上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次讲课是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

2001年8月20日是黄万里90寿辰，清华大学水利系为他举行了祝寿会。党委书记陈希在祝词中肯定了黄万里一生的学术追求，赞扬他在三门峡水库论证上坚持真知灼见，在三峡大坝等问题上所体现的“崇高敬业精神”，但是，黄万里缠绵病榻，已没有精力亲临会场，接受大家的祝贺和对他一生奋斗的肯定和赞扬。只能由他的女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杨乐代表到会并致谢意。

在他临终之时，关心的还是祖国的江河，人民的安危。2001年8月8日，他自知沉疴不起，在与来探望他的赖敏儿、沈英夫妇谈话时，再次谈了治江之事。他们走之后，他觉得言犹未尽，又提笔写下最后的的遗言：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栏’、‘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栏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35]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我国水利电力界老领导、原中顾委委员、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向黄万里的遗体告别。他很沉痛地说：“中国过去有几十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位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36]

华中科技大学张承甫，鲍慧荪俩位年逾七旬的诗人夫妇，了解了黄万里的情况后，感动不已，写了3首诗，其二为《遥寄黄万里》：

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

审题拒绝一边倒，治学追求万里巡。

为有良知吞豹胆，全凭正气犯龙鳞。

谁知贬谪崎岖路，多少提头直谏人。[37]

黄万里，一个与滔滔东去的万里黄水融汇在一起的名字，一个与百折不回的九曲黄河缠结在一起的生命。他的故事感动我们、感动中国，他是我们母校培养出来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是我们母校的骄傲。

[1]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爱国的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9页。

[2]林同骅：《我的小传》，《西南西南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4页。

[3]交大唐院1935级：《迁沪记》，《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1页。

[4]孙鸿哲（1876—1937），字揆百，吴寒松，江苏无锡人。早年入北洋大学学习，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机械系。回国后，曾任北京、京沪、沪杭甬铁路机务处副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唐山机车厂厂长等职。

[5]校友马如璋将院歌今译如下：“唐山的美好自然环境使我校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学校的声誉从而鹊起远播。教育上重视交通，学习矿冶土木工程。学术上融会贯通中西文化，期望达到极致高峰。像熔炼金属和琢磨玉石发出璀璨的光彩一样，像茂盛的桃李受到春风抚煦一样，来教育学生。要诚恳果断，要勤奋朴实，要打好坚实的基础，要重视有好的效果，造就既学识丰富又懂得事物发展规律的人才，促使国家兴盛。”

[6]范文田：《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歌解读有感》，霍志良主编：《流金岁月——西南交通大学百年故事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61页。

[7]1972年，学校迁往四川，更名西南交通大学。1896年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此标志稍作修改。将原来交大两字略为下移，使其全落于T的横道上，在T的横道上增加西南交通大学几个字，这样既保存了原设计图形和含义，又明确了西南交大与唐山交大的一体性。

[8]即钱塘江桥工程处。

[9]黄寿恒：《复校经过纪事》，《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4页。

[10]尚澍：《1938—1998纪念唐山交大湘潭复校60周年》，《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73页。

[11]陈兰荪：《平越概况和学生生活》，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341页。

[12]陈兰荪：《平越概况和学生生活》，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340页。

[13]刘本祥：《絮絮细谈家常事、拳拳寻觅昔日情》，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522页。

[14]尚澍：《山城旧事》，《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39页。

[15]陈兰荪：《平越风物入梦频》，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276页。

[16]李士珍：《零泥鸿爪忆当年——平越生活回忆片断》，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335页。

[17]俞孔棣：《校风“严”、“勤”、“俭”》，《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54页。

[18]叶运奎：《追忆六十年前》，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354页。[19]张修平：《唐山交大湘黔复校片断》，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37页。

[20]林鸿标：《感怀校忆旧游》，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454页。

[21]陈越荫：《抗日烽火考译译员》，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78页。

[22]邵子芬：《六十年后话沧桑——追索抗战八年交大唐平二院播迁经过》，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20页。

[23]辛秋潭：《交大与我——抗战时期我的流亡求学生涯》，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504～510页。

[24]袁伯扬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生，我校迁往壁山丁家坳时，他在交通部人事司任科长。

[25]幸秋潭：《交大与我——抗战时期我的流亡求学生涯》，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510页。

[26]王髦士：《烽火年代唐院洗礼杂忆记》，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567页。

[27]谢幼藩：《皓首回眸话生平——谢幼藩七五自述》，《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47～48页。

[28]吴启盛：《一桩难忘的往事》，刘邦祥主编：《烽火弦歌——交大唐平两院三系校友诗文集》第371页。

[29]刘文华为我校1933届土木系学生，未毕业即参加革命，曾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后又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秘书，牺牲在太行山上。

[30]张颖：《战友三人行——怀念龚澎并忆乔冠华》（上），《百年潮》2004年第5期，第25页。

[3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7、1098页。

[32]《肖纪美教授谈校史校风》，《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0页。

[33]余畯南：《我的自述》，《南方建筑》1998年第3期。

[34]刘杰：《大师风范 气存千古——怀念恩师余畯南先生》，《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51、52页。

[35]赵诚：《长河孤旅——黄万里十年人生沧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62页。

[36]赵诚：《长河孤旅——黄万里十年人生沧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页。

[37]赵诚：《长河孤旅——黄万里十年人生沧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