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唐院春晓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我校进入建设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新唐院新时期。铁道部军管会接管了我校，由我校、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华北交通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大学（后改名为北方交通大学）。毛主席为我校题写了校名。在铁道部的领导下，加大了对我校的投资，扩大了校园，增加了设备，改善了办学条件，在海内外引进了大量的师资，增加了专业，扩大了招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校是全国唯一的组成抗美授朝工程队三次赴朝修建机场的。各项工作凯歌行进，欣欣向荣，万象更新，唐山交大的精神和优良传统得到了弘扬与升华，铸就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辉煌。解放前后的相比，的确使人感到“换了人间”。

新唐院的诞生

相聚唐山风雨后

1948年12月12日，唐山市解放，我校留唐人员与唐山人民一起，走上街头，欢庆唐山市的解放。唐山市的解放为唐院回到人民手中创造了条件。

1949年1月23日，在校友厅召开了唐山工学院复校委员会筹备会。出席会议的除学校留守唐山的领导外，主要是一批唐山解放前夕奔赴解放区的我校进步学生，如孙梁、曹明、孙瘁宇、万少萍、施不为、郑中岳、冯河、方定之等，他们是随解放军一起回唐山参加接管工作的。主持会议的是留守办事处主任江秀炳。会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学校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会上选举了由10人组成的复校筹备委员会，江秀炳任主任委员。

会后，留守办事处与复校筹备委员会积极地与流散在天津、北平的我校人员取得联系，争取他们早日返唐。并与天津有关单位商洽，请他们协助将南下师生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图书设备等运回唐山。

1月25日，留守办事处致函冀东行署教育厅，报告我校的情况，迫切希望人民政府领导，盼望教育厅“在此急需工程人才之时势下”，能“积极推进复校工作。”3日后，冀东行署教育厅即复函表示支持，对南下师生“本厅自当设法派员接洽，使早日复员上课”。

中国共产党对原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学校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实行先接管，然后逐步加以改造，这样，既维护了学校秩序和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稳定，又照顾了教育事业必要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使原有的教育事业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建了铁道部，滕代远任部长，吕正操、武竞天任副部长。根据我校性质，由军委铁道部接管。军委铁道部成立后，积极筹备接管我校。

早在1948年8月，地处石家庄的华北交通学院受命赴平津前线参加解放后的接管工作。由于该校是解放区唯一的交通（主要是铁路）专业的高等工业学校，校长陈武仲，教务长顾稀。学院有一批与唐山工学院及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性质相同的或相近的专业与工作干部。因此，军委铁道部就从华北交通学院中挑选干部负责唐院的接管工作。任命顾稀为接管唐院的军代表，李泳、赵锐为联络员。同时决定华北交通学院自石家庄迁往唐山。1949年初，顾稀为做好接管的准备工作，曾到唐院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根据军委铁道部的决定，华北交通学院全体师生于3月27日到达目的地——唐山。4月，顾稀代表军委铁道部接管唐山工学院留唐部分，受到了留唐人员的热烈欢迎。接管后成立了复校委员会，罗河任主任，主持复校工作。复校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流亡上海的师生北返。为此，复校委员会经过多次研究，并通过北平校友会致函上海唐振绪院长转告在沪师生员工，盼望他们早日来唐。南迁上海的我校学生在4月2日给唐山师生员工的信函中，述说了在上海不安定的生活窘况，表达了要求早日北返的强烈愿望。信里写道：

“我们一离开唐山，就一直过着漂泊生涯。直到唐（振绪）校友代主校政，并决定竭力筹备在沪整顿形似瓦解之唐院，而定于3月1日在沪集中后，散住各地之教职员及同学，纷纷来沪集中，一面为了解决待遇及配米等事，又参加了上海各校联合性的组织，至此，风雨飘摇中的唐院，形式上才算暂时安定下来。然而生活方面，确实在谈不到安定。像教职员住在旧文治堂，数十人挤在一间大房子里，还要自己做饭吃。同学约有350人，均住在新文治堂。伙食早已自办膳团，借上海交大之膳厅用膳，而用膳的时间必须等别人饭后，实在不惯。”“为应付未来变动，要同学不散开。且使同学功课不再荒废下去，我们已于3月28日起，借交大教室暂时补习功课。教授尚称齐全。惟交大教室并不多余，他们的教室大半要在下午才有空，所以我们课程大都在下午，甚至星期日也有上课者。”

“教职员绝大多数愿意即日北返。同学、工友更一致主张，以行动促成北返工作之早日实现。不过交通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像北上旅客必须经警备司令部核准后方能成行，这一关就通不过。其余更谈不到……”

5月5日，罗河致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申述唐院师生在沪的流离困窘，希望协助解决交通工具，促其早日北返复校。滕代远部长接到信后，立即致函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请他们对唐院师生返校给予大力支持。留守唐山的师生与负责接管唐院的顾稀都关心、挂念流亡上海的师生。大家期待着、盼望着、向往着上海的解放。

4月27日，解放军百万雄狮过大江，蒋家王朝的统治覆灭。在上海解放前夕，顾稀交给李泳、赵锐紧急任务，要他们积极准备好上海一旦解放，就立即启程去上海，帮流亡上海师生解决回唐的困难，特别是帮助解决交通问题。顾稀还嘱咐他们，对广大师生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充分阐明党的政策，说明铁道部对师生的关怀，对唐院的重视，今后将积极领导和推进学校的发展。他要李泳、赵锐到上海后要尊重年高德勋的老教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请他们通过社会联系，聘请教授，延聘人才，加强学校的师资力量。到上海后，多了解情况，及时汇报情况。如能找到地下党的同志，可派一党员先回唐汇报情况，以便更好地做好接管工作。安排之细致，具体体现了党对远方的唐院师生的关切和期待。

5月27日，上海解放，李泳、赵锐立即启程，完成党交给的迎归流亡师生的任务。他们除了携带军委铁道部的介绍信，还带了两本空白的铁道部公用免票乘车证和一整箱人民币，都是作为必要时备用的。当时津浦路刚修复通车，主要是军运，货运、客运尚未运营。他们二人从天津上车，是持铁道部证件，乘货运列车车尾的守车南行的。走一段又换乘另外的车，好不容易达到蚌埠。淮河铁桥被国民党军队南逃时炸断，尚未恢复，只有乘船渡河，再登车南行，直到浦口。过江后，乘坐沪宁列车终于到达上海。抵达上海后，他们去上海铁路局见到黄逸峰局长。黄局长说：铁道部已有电示，上海军管会同意唐院及早返回唐山；他与唐振绪院长已取得联系，一切等李、赵来沪后办理。何日启程，铁路局可安排车辆。上海铁路局为北归师生开绿灯，解决了回唐山的一大难题。

李泳、赵锐又找到了唐振绪院长，详细了解了流亡师生的状况，并向军委铁道部领导作了汇报。他们又找到了地下党党员李南生、阎焘，经研究商量，派王效通、邓洋先行回唐向顾稀汇报。李泳、赵锐在上海专程拜访了罗忠忱、顾宜孙等老教授，转达了军代表顾稀对他们的厚望，希望他们能与师生一起返唐，为学校尽早复课作出贡献。

在各方的协调下，滞留在上海的师生及家属决定6月21日启程返唐。

6月20日下午，茅以升、赵祖康、朱国洗等校友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茶话会欢送师生们，会上，老校友勉励师生精诚团结，发扬我校优良传统，尽快回唐山复校上课。唐振绪院长在会上感谢校友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学校的帮助和支持。李泳和赵锐也在会上讲了话，告诉师生们已经做好了回唐山的一切准备工作，中央军委铁道部对唐院、对全体师生员工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并为师生们描述了学校今后的发展前景。与会者以十分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聆听了老学长和接管代表联络员的肺腑之言。

6月21日，在离开上海车站之前，上海交大的师生和永安三厂的工人（永安三厂是上海解放后，市军管会指定我校联络宣传的定点厂——本书编者按）手持“欢送唐山交大北返”的小旗，专程来车站送行。尽管在欢送过程中，国民党的飞机对上海进行了空袭，但人们躲过空袭警报后，重新聚集在车站广场载歌载舞，热情欢送。上海火车站一节节车厢搭载着由接管代表联络员和唐振绪院长率领的我院在沪部分教职员工、家属、学生等共约600多人启程北上。火车慢慢驶出了站台，驶离了上海，南迁的我院师生员工及家属们终于结束了半年流亡生活的不堪与艰辛。6月21日晚，火车到达南京，师生们坐轮渡驶过长江，乘车继续北行。23日中午，火车抵达蚌埠，由于淮河的铁桥在战争中被破坏，学校与当地解放军联系，利用军用浮桥，用100多辆人力板车，将师生2 000多件行李拉过河，人员乘木船过河，再乘火车继续前进。

24日中午，火车驶进徐州站。大运河经过徐州向东缓缓流去，河水清澈见底，河上漂浮着帆船和木舟，一片和平安宁的景象，不由让人想起那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曲。师生下车休息，一直等到25日早4点，列车才离开徐州继续北行。火车一路经过滕县、邹县，从车上可以看到许多民房、车站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被破坏的桥梁正在抢修之中，军民努力修复着战争的创伤。中国解放的广袤大地百废待兴，重建的任务十分艰巨，看到这一切，师生们感到了肩负的重担。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达山东兖州站时，附近正好有一个邮电所，李泳下车给顾稀发了电报，电文为“全体过徐北上锐泳”8个字，他想让家里的同志们知道，全体师生已过徐州进入山东境内，快到达河北省了，他们会更放心。

26日早4点，火车徐徐进入济南站，列车在济南站停了5个小时，使师生有足够的时间游览了市容。在这座刚刚解放的城市，同学们参观游览了著名的大明湖，又一次感受到解放区老百姓生活的安宁和幸福。

27日清晨，火车驶进河北大地，此时师生的心已经飞到了唐山，飞进了久别的校园。中午时分，列车抵达天津，李泳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列车到达天津时，车上的人都仿佛到了家一样，十分亲切、兴奋，情绪大振。车从天津站出发，沿途小站皆停靠，每将到一站，同学们即报出站名，可见他们对这一路之熟悉，如一步步迈进自家宅院的一门、二门、三门一般。”[1]

傍晚7点许，经过7天6夜的长途跋涉，南迁师生员工及家属们带着一身的喜悦与疲惫到达了唐山车站。在返回唐山的师生中，很多人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胜利时从四川璧山回唐山这段难忘历程的。当时由于没有搬迁费，师生们在四川苦等了10个月，返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靠的全是校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从四川回唐山，乘坐汽车、火车、轮船，路上走了两个多月，而且沿途国民党军车横冲直撞，师生们只能忍气吞声。而如今，中央军委铁道部为师生们的返校所作出的周密安排，与那次搬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师生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的重视和对人民认真负责的精神。

在唐山火车站，“热烈欢迎唐振绪院长为首的北返师生员工及家属们！”的横幅标语迎风展扬，军代表顾稀、华北交通学院院长陈武仲及罗河教授率领华北交通学院和我院没有南迁的师生员工早已等候在那里。面对唐山校园的师生们热情而盛大的欢迎，南迁师生员工及家属们早已经把一路的疲惫抛诸身后。

看到久别的唐山校园，经过半年多在外艰难动荡生活的南迁师生员工如见久别的故乡，虽然学校的很多设施遭到破坏，但唐山校园大大小小的建筑散落在万绿丛中，却也予人以无限的回忆与安慰，倍感舒适和温馨。

南迁学生们住进了学校早已腾出的并清扫一新的最好宿舍——眷诚斋，教职工仍然回到原来自己的宿舍或住宅——师生南迁上海时，因闲置，留驻唐山校园的员工自发地搬进了无人居住的教授住宅，为迎接北归的南迁教职工，军代表早早动员员工们主动腾出了这些住宅。这也让流亡上海的师生们受到一次犹如上海解放时，解放军冒雨睡在屋檐下也绝不进民宅的教育。

唐振绪院长回到唐院的当天晚上，顾不上旅途的奔波疲劳，迫不及待地拉上妻子张梦惠，在校园内漫步。他一边走，一边向妻子介绍东讲堂、西讲堂——这是他过去上课的教室；这是图书馆——当年求学时经常光顾的地方;那是眷诚斋——在二楼东北的那一间屋子，是他过去居住的寝室。14年前，他是一位20多岁的学生，离开了校园，踏上了寻求科学救国的征途。14年后的今天，他作为唐院的院长，带领师生们历经坎坷又回到了这里。在上海几个月的风风雨雨之中，他饱尝艰辛，和师生同舟共济度过了一段艰难困苦的时光，此时怎能不感慨万千。那一夜，很多师生都难以入眠，经过半年多栖息他乡的艰辛，如今回到了这熟悉的校园，就像一支漂泊远航的船返回了平静的港湾，就像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了自己温馨的家。

军委铁道部接管唐院

1949年6月26日，军委铁通部以人字第115号文通知唐山工学院唐振绪院长：

“国立唐山工学院迁上海部分返校后，着令唐院长振绪向本部派定之接管代表顾稀、接管联络员周云、李泳、赵锐即日办理接管手续，造点清册报部，在接管期间院长应照常维持院政，但院政之进行必须通过接管代表之同意。

此令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长

滕代远

1949年6月26日

7月8日，军委铁道部决定暂设唐山工学院院务委员会，负责领导院务之进行。院务委员会由唐振绪、罗河、顾宜孙、张文奇、黄寿恒、郑秉璋、戈绳武、王绍亭（讲师代表）、李泳（职工代表）、李南生（学生代表）组成。由唐振绪任主任委员，罗河任教务主任，郑秉璋任总务主任。

7月13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在我院举行接管仪式，对国立唐山工学院实行正式接管。大会于上午9点在明诚堂举行，全院教职员工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铁道部关于接管唐山工学院的命令，中央军委铁道部接管代表顾稀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今天的接管与过去办交代是根本不同的，对原有教职工的接管政策是：除极端的反动分子与极不称职者外，一律留用。对于曾经参加过一切反动组织的教职工根据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按照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处理。他号召全体教职工提高警惕，保护人民的交通大学，对一切校产必须靠大家的力量来进行清理。顾稀向全校教职工提出了四点要求，一、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提高国际主义精神，团结世界上一切民主和平的人民；二、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首先要相信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三、提倡科学，实事求是，破除迷信；四、新的教育应结合政治，并应为政治服务。顾稀最后指出，今后唐山工学院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唐振绪主任委员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唐院应该建立为一座完备的工科大学”的讲话，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唐院今后发展的设想和信心：今后的唐院，在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与铁道部滕部长英明的领导下，即将转变为中国交通大学内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现在，原在石家庄的华北交通学院业已迁入唐山的校园，留守唐山的一部分唐院员工公物业已接管完毕。今后新交大即将有计划的展开……”最后，黄寿恒教授、许晋堃同学分别代表师生在大会上讲了话。

1949年7月14日，《冀东日报》以《军委会铁道部接管交大唐山工学院》为题，报导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署名肖玲的文章《交大工学院的诞生》，指出：“新中国的交通大学诞生了。她像刚跳出地平线的太阳，希望她为培养建设新中国人才而放射光明”。

接管时，除极反动的个别分子外，学校教职员原职原薪照常工作。当时国立唐山工学院有院长1人，科长、主任7人，教授24人，副教授7人，讲师6人，助教14人，职员58人，工人95人，学生337人。接管后，留在唐山的教职员工91人陆续报到复职。

接管来之不易，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用无数志士仁人、革命先烈的生命、鲜血换来的，也是全校师生员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胜利。它标志着学校性质的根本改变，从此唐院这所在风雨如磐中经历过沧桑变迁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进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新轨道，一个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培养人才的新唐院诞生了。

7月18日,中国共产党唐山工学院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姚玉飞任支部书记，梁道三、李全圣任支部委员。党支部受唐山市委宣教总支领导。当时，党组织与党员尚处于保密状态，未向广大群众公开，其时，全院共有29名党员（其中正式党员12人），主要是来自华北交通学院的干部和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政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更好接受群众的监督，1950年4月26日，交大唐院党支部根据中共唐山市委的部署，中共唐山工学院党组织向全院师生员工公开。公布了全体党员名单：

第一小组:姚玉飞、何振吾、张贵生、李泳、贺蒙、霍肖陆、赵中立；

第二小组：李全圣、杜振英、邢春连、王学凤（女）、温德明；

第三小组：梁道三、谭茁、邓升远、步文奎、张进福、刘忠义；

第四小组：阎焘、李南生、孙经曙、郑中岳、全钰嘉、王润、王勇、文演进；

第五小组：王旦（景岩）、胡竞嵘、陈亚涛、刘振东、许世拯、唐永忠、郭中兴、王荣耕、原金生。

（另张昭、吴文源、高玉兰（女）、赵洪阁、刘养民等同志因外出学习，党的组织关系暂转往学习单位）。

每个党员的名字都写在大红纸上粘贴在明诚堂前。

4月30日晚，根据中共唐山市委的指示，中共唐山工学院党支部在学院明诚堂隆重召开了党组织公开大会，并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全体党员和群众都像过节一样喜悦兴奋，全院教职工500多人参加了大会。党支部书记姚玉飞在会上做了支部工作总结报告，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兼宣教总支书记杨远到会祝贺并做了指示。唐振绪及工会、学生会、团总支等组织的代表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唐振绪在讲话中说：“只有坚决奋斗，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拥护的政党，才敢在人民面前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解放后许许多多事实和唐院一年来的发展变化，“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至最后战胜强大敌人取得胜利。也认识到国民党为什么垮台的道理了。”大会一直开到晚上11点才结束。

许多教职工在党组织公开后，热切地询问申请入党的手续和条件，找党员谈心，征求意见，表达了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强烈愿望。黄寿恒、张文奇教授激动地说：“我们和党见面了！今天终于找到共产党员了。今后也找到了看齐的对象。”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学院的工作由秘密转为公开；由领导爱国民主运动转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对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心任务是要保证学校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教学工作的完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而努力。

唐山工学院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是在华北交通学院团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华北交通学院的青年团组织筹建于1948年年底，时称“华北交通学院毛泽东青年团”，后改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姚玉飞受华北交通学院团组织的委托，作为候补代表出席了1949年4月11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在大会上作了形势报告，开会期间毛泽东主席在香山接见了全体代表。4月25日，姚玉飞回到唐山，向华北交通学院和唐山工学院没有南迁的师生传达了大会的精神，并组织了对形势任务和团章的学习。7月下旬，唐山工学院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临时总支委员会，由姚玉飞任书记。对南迁上海期间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36人逐人进行了审查，并填写了入团申请书。8月初在学校组织了入团（转团）宣誓，为在唐山工学院建立团组织创造了条件。11月1日，经青年团铁道部工委批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唐山工学院总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赵中立被选为总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学院原有的教授会、讲助会、工会、学生自治会自动解散，在学院党组织的领导下，重新选举产生了新的工会和学生会，李泳当选为第一届校工会主席，阎焘当选为第一届校学生会主席。

感受明朗的天

军委铁道部接管后，学校很快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新气象。经历新旧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全校师生员工政治热情高涨。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积极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政治学习，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潮。7月1日，学校在明诚堂隆重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大会。军管代表顾稀在会上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礼堂里挤满了听众，很多老教授都踊跃参加。下午，大家对顾稀的报告进行分组讨论，晚上，举行了营火晚会。7月1日—7日，在学校还举办了中国革命史展览。

8月初，学院专门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负责全院师生员工的政治学习。在暑假期间，学习委员会为了帮助学生提高对新中国、新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参观学习。一次是1949年8月27日至9月5日到北平参观学习，我院学生参观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郭沫若、茅盾、侯外庐等知名人士分别为同学们做了报告。在北平期间，我院的学生们还应邀参观了军委铁道部，吕正操、武竞天副部长会见了同学们，与同学们亲切座谈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

在参观活动中，军委铁道部专门为我院同学安排了专列，在北平提供了5辆烧木炭的汽车（因当时汽油奇缺，主要供前线作战需要），充分体现了部领导对高等教育的关心与重视。

同学们还参加了北平市青年联欢大会，在中山公园参观了苏联图片展，游览了故宫，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的同学举行了座谈和联欢。北平之行使同学们深受教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增强了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使每一个同学都感受到了肩负的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9月下旬，我院学习委员会又组织了了师生赴沈阳、大连参观学习。

27日凌晨3时，由我院300多名学生组成的参观团离开唐山赴东北参观。28日下午4时，火车抵达沈阳站，同学们参观了这座解放较早的工业城市。这里街道整齐宽敞，建筑宏伟气派，远处工厂成排，烟囱林立，道路上到处是匆匆忙忙上下班的工人。这一切，让广大同学看到了中国工业发展的未来。

29日下午，参观团到达大连市，住在大连医学院。30日上午，同学们参观了大连工学院的科学馆和实验室。下午，参观了中长铁路资源博物馆，对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有了深刻的了解，对此我院矿冶系的学生体会最深。

10月1日是参观团最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同学们参观了大连工业展览会。展览会会馆设在中山广场，广场是在原来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广场上有喷水池、花坛，旁边有儿童公园和儿童铁路。一进展览会场大门，广场上陈列着由大连铁路工厂生产的吊车、棚车、铁路给水设备，大连造船厂生产的轮船，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了自己制造火车车厢、轮船的历史。接着同学们参观了铁路交通馆、机械馆、造船馆、建筑器材馆、纺织馆，这些场馆不仅陈列了各种实物产品，而且还有大型设备的剖面图以展示其内部构造，有的典型部件还有现场制造过程的演示，对此机械系的学生又大开了眼界。

10月2日这一天，大连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和会后的盛大游行，整个市区变成了红色的海洋，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学生、机关干部、市民以及苏联和日本侨民打着红旗，举着领袖的画像和标语聚集在斯大林广场，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呼喊。我校同学们和大连市人民一起参加了游行，晚上又在鲁迅公园观看了舞龙、舞狮和火炬游行，大家沉浸在胜利、幸福的欢乐之中。东北的参观访问一直持续到10月6日，我院的同学又接着参观了大连工业展览会的水产农林馆、化学馆、教育馆、公共事业馆、手工业馆、日用品工业馆、文化事业馆、食品工业馆、卫生保健馆、中苏友谊馆等十几个馆，这些馆内的展品显示了东北在解放后很短的时间里，工业生产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次东北之行给全院的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巨大变化，坚定了为新中国努力学习的信念和决心。1949年一年的经历，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鲜明对照，北平之行和东北的参观访问，使全体师生深受教育,对他们世界观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院在唐山的教职员工在这两天也参加了唐山市的盛大欢庆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进了一个新纪元，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唐山工学院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中国交通大学到北方交通大学

三校合并成立中国交通大学

当南迁的师生一回到唐山后，学校就组织广大师生对院长的人选、学校的发展和建设开展讨论，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广大师生认为唐振绪院长在上海临危受命，带领师生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顺利返回唐山，是一个热爱学校，有责任感的领导，因此一致公推他仍然担任院领导。对学校的发展，师生们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中央军委铁道部以及接管军代表顾稀也在考虑和思索学校下一步的发展规划。1949年6月，受军代表顾稀的委托，唐振绪提出了他的宏伟蓝图，他建议，在铁道部之下设立中国交通大学，包括上海、北平、唐山、南京、哈尔滨五校，还应有研究院、图书馆、编译馆、博物馆等。他就办学的宗旨、学制、设备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上报铁道部。

1949年7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发布成立中国交通大学的人字第144号令：

兹决定唐山工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华北交通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大学，分设工学院及管理学院。在校部机构人事未发布前，工学院及管理学院可分别筹备招生等事宜。

此令。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

滕代远

1949年7月8日

中国交通大学本部设在北平东交民巷34号，分设工学院和管理学院。我校更名为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更名为中国交通大学北平管理学院。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军委铁道部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10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正式任命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中国交通大学校长，11月，任命我国铁路运输专家金士宣教授为副校长。

华北交通学院大部分并入我校、与我校合组为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这是我校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华北交通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45年10月的张家口铁路学院，这是解放区的第一所铁路高等学校。1946年10月，由于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主动撤离张家口市，张家口铁路学院转移至冀西老根据地平山县，后与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张家口商业学校等联合组成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1947年11月，该校普通科迁至石家庄，改名华北交通学院，原属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领导，军委铁道部成立后，归属军委铁道部领导。华北交通学院很多干部与学员都是过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学员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到解放区的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他们来到唐院，壮大了我校的干部队伍，把解放区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带入我校。后来我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和人事、后勤等管理工作主要由他们担任。

他们中许多人是工农干部，但他们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严于律己，对学院的建设与优良校风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我校原来的师生对来自华北交通学院的干部、师生都很尊重，注意相互学习。虽然两个学校，一个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一个来自解放区，但都亲密团结，取长补短，相互尊重，和谐融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新唐院共同奋斗。

更名北方交通大学

中国交通大学的校名在国内的高校中引起了议论，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1950年6月，铁道部滕代远部长召开座谈会，吕正操、武竞天副部长出席了会议，除了中国交通大学茅以升、金士宣两位校长参加外，会议还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有训参加。吴有训在会上肯定与赞扬铁道部重视高等教育、重视培养人才，但对中国交通大学校名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你们叫中国交通大学，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叫外国交通大学吗？”铁道部接受了吴有训的意见，决定将中国交通大学更名为北方交通大学，报请政务院批准。

1950年8月27日，政务院第46次会议讨论决定并下令，将中国交通大学改名为北方交通大学。同时，本次会议还通过了北方交通大学校长人选，呈请中央任命。随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任命茅以升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金士宣为副校长。9月24日，唐山工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及迎新大会，茅以升校长在会上宣布：中国交通大学更名北方交通大学，我院更名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

这是茅以升第4次出任我校校长，从1949年7月至1952年5月他一直担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这一时期是建国后学校工作的第一个辉煌时期，茅以升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5月后，由于担任铁道科学院院长，不再担任我校校长，但他始终情系唐院、关心唐院的建设与发展。唐院的莘莘学子始终把老校长奉为楷模，沿着老校长开辟的道路前进。为了怀念老校长，在峨眉与成都的校区都有他的塑像。成都校区的老校长的塑像是著名的雕像家、毛泽东纪念堂毛主席坐像的雕塑者叶毓山的杰作。在雕像的底座上刻有老革命家陆定一的题字：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雕像栩栩如生。校内还有茅以升的纪念馆。我校九里校区的主要干道命名为唐臣路。茅以升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在西南交大到处可以看到茅以升老校长的脚印，他影响着、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交大人。

随着我校更名为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铁道部任命顾宜孙教授为唐山工学院院长，顾稀任副院长。顾宜孙院长未到任之前，暂由顾稀副院长代行院长职务。1951年7月，铁道部任命顾稀为唐山工学院院长。

顾稀，原名顾乾熙，1919年6月15日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县。1937年毕业于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1938年，在抗日爱国思潮的影响下，顾稀到陕北公学学习。在革命圣地延安，他聆听了毛主席在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副主席所作的“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顾稀历任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政治指导员，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长，张家口铁路学院院长，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教导主任，华北交通学院教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交通大学教务处长，唐山工学院代院长、院长，唐山铁道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铁道学院党委书记，顾问等职。

毛泽东主席为我校题写校名

北方交通大学正式命名后，我校的广大师生员工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希望毛主席能为我校题写校名。9月，校部应广大师生的要求向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呈交一份报告，恳请毛主席为我校题写校名。

1951年元旦，下午6时，校长茅以升应邀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年团拜和宴会。茅以升校长和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被安排在第一席和毛主席同桌。当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茅以升时，毛主席幽默地说：“咱们是本家啰”。在宴会过程中，毛主席与同桌各位交谈时，对茅以升说：“啊，你是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长。”茅以升点头称是，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向毛主席简要地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后，向毛主席提出了题字的请求。他说：北方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都非常渴望毛主席能为学校校名题字，这对我们学校是很大的光荣。毛主席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许可，又极其谦虚地说：写得不好。茅以升当时向毛主席表示衷心感谢。

1月2日和3月9日，校部就转请毛主席题字一事再次向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呈上两份报告。但题字一事一直没有回音，全体师生员工请求毛主席题字的心情越发热切。4月11日，校部向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志致函，请滕代远部长当面请求毛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滕部长见信后，在4月20日前后利用与毛主席商谈工作的机会，当面向毛主席再次转达了我校师生员工的热切希望。只两三天后，毛主席在百忙中抽空于一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笺上，挥笔写下了两行“北方交通大学”校名，并在下行的右上角划了一个小圈，表示该行字毛主席认为写得较满意。题字下没有落款，也没有年月日标注。4月23日，铁道部办公厅通知我校校部：毛泽东主席已为北方交通大学题写校名。茅以升校长因在国外出席世界科协大会，不在校，由副校长金士宣到新华门内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取回了题字。题字一到学校，京、唐两地师生员工群情振奋，一片欢腾。在京的师生员工纷纷奔赴校部茅以升校长办公室，争先恐后地一睹毛主席的亲笔题字。

6月19日，按毛主席题字原件制成的北方交通大学新校徽、新证章发给了京、唐两院各1500枚，并同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北方交通大学换发新证章启事》。

毛主席为我校题写校名表示了党和毛主席对我校的关怀，对我校寄托着希望。

今天，西南交通大学的题字中，其中“交通大学”四字仍是毛主席当年的字迹，表明西南交大人把对毛主席的热爱深深地印在自己的心里。

春到唐院万象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唐院校园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我校进入了建设新唐院的时期。10月初学校开始上课，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经过多年磨难，唐院校园里弦歌又起。学校根据国家规定的“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以及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开始了学校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学校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真是春到唐院万象新。

建设新唐院的顺利起步

心诚换得群贤至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在到来。师资队伍对于一个高校至关重要。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铁道部接管唐院和平院后，就提出“只要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不受定员的限制，可以广泛吸收聘请。”顾稀在派李泳、赵锐去上海迎归流亡上海师生、临时布置任务时，就有请老教授们聘请教师。新中国成立之际，海外神州学人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在人民政府的多方努力下，掀起了归国热潮。他们说：“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唐振绪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亲自撰写了一篇《求贤榜——新唐院近景》，登载在《建设事业励进社社报》第100期上。这是一份发行国内外的杂志，国内学者和海外留学生都可以读到。文章介绍了新唐院的现状、远景规划、铁道部对唐院扩大发展的政策以及急需添聘教授和研究人才等情况。文章特别强调我校“受到人民政府同广大人民的重视，为了建设起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中国。唐院已肩上了造就为人民交通事业服务的高级与中级人才，以及就已有的基础造就其他工业建设所需用研究人才等任务，至少已成为在华北培育交通与工程人才核心。”希望大批权威学者“来本院任教并担任研究工作，成为发展新交大的柱石。名额是无限的”。文章最后谈到来我校工作的待遇：“我们所聘定的教员，来唐山到职，享有铁道部员工的福利，除本人同眷属有火车免票外，行李书籍也有免费运输证，到此有住宅，薪津待遇较一般大学高。正教授待遇从1000斤到1500斤小米①（清华、北大、北洋、南开等，最高均为1300斤），教授自办小灶膳团，每月每人为150斤小米（鱼肉俱全），除此之外，水、电、煤均由学校供给，可以说是无其他开支。副教授至少每月800斤，讲师至少700斤，助教至少400斤。”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很多留学生想回国服务，但不了解国内解放后的真实情况。在美国出版的《留美科协通讯》全文转载了唐振绪的《招贤榜》，文章在国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我院的顾宜孙教授也频频写信等邀请海外留学的校友们回校任教。

当然当时海外学子是怀着一份对祖国的爱、对新中国的信任和对新中国未来的憧憬而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条件回到祖国的。因此，这次“求贤”活动硕果累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英、美等国与全国各地及港澳地区，引进了知名教授、副教授、讲师80余名，如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曹建猷教授与夫人姚皙明副教授双双放弃了在美国纽约市立学院的工作，带着全家来到我校，应聘在刚刚组建的电机系任教；毕业于我校的高渠清、劳远昌、胡春农教授在英国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都辞去了在英国的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回母校任教。到唐院工作的海外学子许多都是我校的校友，他们怀着对祖国、对母校深厚的感情，提出“非唐院不去。”我校校友庄俊，他的儿子庄涛声在美国已经学有所成，而且己经有了很好的工作，但庄俊要他回国，不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定要去工作条件比较艰苦的母校。庄涛声担任了我校建筑系的教授。郭可詹在台湾有关单位的聘请书上打了个叉，从美国回到了母校。他们和孙竹生、吴炳焜、杜庆萱……等一大批留学海外的专家、学者，都怀着建设祖国、培养人才的赤子之心，冲破阻挠，克服种种困难，经过艰苦旅程，回到了祖国。当他们当中有的人跨过罗湖桥、看到桥的另一头飘扬着鲜艳五星红旗和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泪盈眶。祖国啊！你的儿子回来了！

学校还通过各种途径，在国内招聘了许多专家、学者，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招贤纳士。1906级校友何杰教授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洋大学和我校任系主任，还担任过北洋大学教务长，又再一次应聘到我校采矿系任系主任；1932届校友黄万里教授于1950年6月辞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的职务来土木系任教；张万久教授谢绝了清华大学的聘请来我校土木系任教；化工专家余国琮应聘到我校主持化工系的筹建。在我校冶金系任系主任的张文奇教授，谢绝了北洋大学的多次邀请，坚持在我校任教，并邀请了林宗彩、朱觉、章守华、王兆昌等教授加盟；史家宜教授从上海随南迁师生来我校组建机械系，请来了刘钟华、孙竹生、陈忠淦、黄秉淦、蒋汉文、沈嘉猷、翁心钢、陈应星、章纯嘏、戴振声等十几位教授、副教授；基础课请来了赵松鹤、光开敏等教授。这时来校的还有邵福旿、王柢、沈智扬、任朗、孙训方等教授和副教授，大大增强了学校的师资队伍。加上当时在校的元老和教授，如罗忠忱、伍镜湖、黄寿恒、李斐英、顾宜孙、罗河、李汶、范治纶、杨耀乾、王绍瀛、张正平、汪泰葵、杨荣宝、钱冬生、贝馥茹等，形成了群贤毕至、名师荟萃的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1949年7月，军委铁道部接管我校时，有教授24人，副教授7人。到1951年，我校正教授人数增至66人，占教师队伍人数的33%，与在校学生人数之比为1：17。正副教授总数达90人，相当于全国正副教授人数的1/19。这些专任教师中有留学美国的42人，留学英国的7人，留学其他国家的3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为我国和我校各类相关学科的奠基者或带头人，其中茅以升、袁见齐、魏寿昆、严东生、曹建猷、余国琮、吴自良、徐祖耀、顾夏声、卢肇钧等教授后来相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支群星灿烂的教师队伍为新唐院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是新唐院的创业者、开拓者、建设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学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无怨无悔。

新中国成立初期，唐山还是一个中等工业城市，工作与生活条件无法与北京、天津、上海相比。但是学校还能延聘到如此多的人才，首先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海内外学子洋溢着建设祖国的热情，他们可以放弃在国外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就不会计较比较艰苦的唐院的环境；其次，招聘人员中，有许多是唐院的校友，他们有热爱母校、回报母校的情感。除此之外，我校在海内外有良好的声誉，使他们感到唐院是能发挥他们才能的沃土。另外，唐院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也使他们认同唐院、信任唐院、献身唐院。尽管那时学校的条件还很差，但院领导顾稀指示校内各部门一定要解决好应聘来学校任教人员的生活，凡是知道来校任教教授到校时间和车次的，必须有专人到车站迎接。并积极创造条件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为此专门为教授们修建了别墅式的住宅，这批住宅没有一个干部搬入，不仅如此，还要求干部们腾出较好的住房首先安排来学校工作的人员。来校工作的教授们感到受到尊重，受到重视，唐院成为他们的“知已”，觉得唐院就像一个温暖的家园。这是当时很多教授（包括其他名校毕业的）愿意放弃大城市和其他单位来我校工作的缘由。

顾稀院长从长远考虑，注意新生力量的成长，注意选拔与培养青年教师。从1952年起，我校大量的从毕业生中选拔优秀毕业生担任教师。学校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除了在职培养外，还把青年教师送往他校或出国培养。1951年10月，我校派出冶金系助教马如璋、电机系助教杨衍明赴苏留学，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本院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国家与学校都很重视，5月11日，周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说：“国家目前很困难，但下决心送你们出国学习，是为了将来回国参加建设。”这些留校的与出国的学子没有辜负祖国和学校的期望，为国家和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增设新学科，把学校建设成为多科性工科大学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我校设有土木、建筑、采矿、冶金4个系和1个矿冶专修科，在校生400余人。1949年10月新学期开学，我校就由4个系发展为7个系，增加了机械、电机、化工3个系，并增加了5个专修科（铁道、信号、电讯、机车检修运用、车辆检修运用）和1个预科班，另外还设有铁路技术研究所，学生人数增至723人。1951年7月，根据北方交通大学的决定，北京铁道学院的材料工程系调到我院，我院的建筑工程系和信号专修科调到北京铁道学院，土木系分设为土木工程、结构工程两个系。至此，我校共设有8个系（土木工程、结构工程、材料工程、采矿工程、冶金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4个专修科，18个实验室，成为了一个多科性的工科大学。

1952年4月，铁道部滕代远部长指示我校在电机系设置电气运输专业，以培养新中国铁路电气化与电力机车方向的专门人才。这个决策具有前瞻性，它为我国今后电气化铁路的发展做了前期的人才储备。当时我国还没有一条电气化铁路，国内高校也没有这个专业。在师资和设备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曹建猷教授为首的一批教师，艰苦创业，边教边学，经过两年的准备，通过翻译苏联的教材和教学计划，有计划地派遣年青教师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到苏联留学，组织人员到东北矿山电气化运输现场调研实习等方式，迅速提高了师资的水平。在学校和系领导的精心组织安排下，有计划地为学生开出了十几门专业课，组织了两个专业方向的全部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

1956年7月，我国第一批电气运输专业（两个专业方向）的40多名本科毕业生走上了工作岗位，初步满足了铁路电气化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需要。同时，奠定了我校电机系成为培养我国铁道电气化和电力机车人才主要教育基地的地位。

加大投资，改善办学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投入，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捉襟见肘的教育投资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铁道部积极支持学校的建设发展，拨款为学校扩建校舍、购教学设备、添购图书、兴建实验室，使我校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从学校现有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组数据：

1950年7月29日，铁道部拨款为我校扩建校舍，我校扩建购地392.55亩，使校园面积由解放前的230余亩扩大到685.25亩。当年春，新建教师宿舍数十幢，建成可容纳千人同时用膳的学生饭厅一所；当年秋，又新建学生、职工宿舍数十排。8月20日，铁道部拨款（合6万斤小米）为我校添购图书。11月，投资折合28万斤小米的实习工厂和机车库落成。铁道部拨给2-8-2型机车（烧煤水车）一台，供学生驾驶实习使用。截至1950年年底，铁道部先后拨给我院图书仪器设备费共270万斤小米。在解放一年半中，已恢复与兴建的实验室有测量仪器室、水利实验室、地质矿物标本陈列室、机械实验室、机械实习工厂、机车库、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已领到一部分经费在筹设中的有：土壤力学实验室、材料实验室、建筑模型工作室、金相热处理实验室、选矿实验室、机工实验室、无线电实验室、电话电报实验室、电磁测定实验室、电工实习工厂、铁路信号实验室。

1951年3月31日，铁道部又为我校划拨相当1 000万斤小米的设备费，改善我校的办学条件。为此，学校专门派冶金系章守华教授赴东欧各国采购教学设备。这是我院有史以来添购教学与科研设备最多的一次，使我校的教学设备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我国高校的领先地位。当时购进的大型金相显微镜至今还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作用。

截止1953年底，铁道部对我校的投资，1949年计320万斤小米，1950年850万斤小米，1951年2 300万斤小米，三年共投资3 470万斤小米，合人民币381亿元（旧币）。

教学方面，1952年我校由4个系扩大至8个系。教职工由244人增加至520人。学生人数由解放前的300多人，激增至1 800人。实验室由6个增加到18个。3年来在仪器购置方面共投资142亿元（旧币）。共有图书87 366册，比解放前增加了95.7%。

基本建设方面，铁道部投资175亿元（旧币），校园面积从过去的230余亩，扩大到940亩，增加了308.7%。新修了足球场、教授住宅、教职工和学生宿舍、电机馆，房屋面积从解放前的23 920平方米，扩大到50 004平方米，增加了109%。

1952年7月，政务院发出通知：为积极改进青年学生的健康状况，并逐步统一学生待遇的标准，决定自9月份起，适当调整原有人民助学金标准。7月1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具体规定了调整的原则、标准、助学金的使用原则和评定办法。统一规定高等学校全部给予人民助学金。

7月23日，教育部又发出通知，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自本月起调整工资，施行新工资标准。这次调整后教职员工的平均工资标准，和1951年比较，高等学校增加18.6％。

 招生与分配制度的改革

根据国家的规定，新中国成立时，我校采用的是单独招生，自行组织命题、考试和录取工作。考生可根据自己情况选择报考学校。这样做，一方面造成有些高校虽然多次招生，但可能仍不足额；另一方面，也使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同时被几所学校录取，造成教学资源浪费。1950年5月26日，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暑假招考新生的规定》，改为由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统一招生。”这是第一次实行部分学校有组织、有计划地招生。在各大行政区范围内实行统一招生的基础上，教育部及时总结，从1952年起采取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办法，这个办法除在“文革”期间被停止外，一直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我校努力扩大招生，千方百计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1949年，我校招收新生410人，超过了1943年招生225人的最高水平。1950年，招收新生437人。以后，随着学校教学条件的不断改善，招生名额逐年增加。1951年入学新生465人，在校学生人数首次达到1 154人。尤其要提到的是1952年，由于祖国建设急需人才，国家动员考入大学的本科生尽量转入专修科。我校很多专业的优秀学生都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毅然转入专修科学习，提前毕业走上工作岗位。20世纪80年代，国家专门下发文件，承认这批学生的本科学历，以利于他们职称问题的解决。这一年，教育部在大学招生工作中采取了短期速成与长期培养统筹兼顾，而以大量举办专修科为主的方针，我校招收的964名新生中，有657名为专修科学生。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这一年，我校招收新生936名，其中专修科学生553名。从1954年开始，招收专修科学生逐年减少，当年招收学生636名，其中本科生349名，超过专修科学生。1956年，我校招生人数首次超过1 000人，达到1 045人，其中本科生人数为1 002人，专修科学生仅43人。从招生人数的增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我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速度。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当年的毕业生采取由政府招聘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办法，安排工作。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分配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本年暑假毕业生工作的通令》，指出：“为使这一批毕业生的任用能够很好地适应首先是国家重点（目前是东北）的需要，其次是各地区各部门业务上的需要，防止在分配中发生混乱、偏枯等现象，应有计划地合理分配他们的工作。”并强调：“一般地应说服争取他们听从政府分配，为人民服务。其表示愿自找职业者，可听由自行处理。”那时，国家还没有建立毕业生统一分配的制度，学生毕业后，如不愿由国家安排工作，可自谋职业。但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严重缺乏知识分子的现象，大学生供不应求。国家必须建立毕业生统一分配的制度，同时承担起大学生的学费、医疗费并给予困难学生人民助学金补贴。

1952年，国家对毕业生分配实行由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具体做法上，中央制定全国高校毕业生统一分配方案，由人事部制发毕业生系科人数调配表，再由各大行政区按计划调配。我校由于隶属铁道部，所以大部分毕业生均分配在铁路部门工作，冶金系、采矿系的学生则安排在钢铁企业和地质、煤炭部门。当年，我国即将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急需大量的技术人才，为了满足祖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在高校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一是动员考上本科的学生改上专修科；二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

1952年，我校根据教育部（52）高二字第1号文的指示和铁道部的通知，决定各系四年级、三年级两个年级的学生同时毕业，当年暑期共有421名同学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祖国经济建设急需的技术人员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这是我校建校56年来毕业学生最多的一年，说明了学校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表明了新中国对教育事业的重视。这一年，我校的学生除了分配在铁路部门之外，机械系、冶金系的学生大部分分配到了我国的东北，为新中国重工业基地的建设，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贡献了力量。如机械系毕业生李中康、材料系毕业生姚贵升参加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筹建，后来分别担任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副总工程师。冶金系毕业生汪家铮是个女同学，她和徐愚、胡肄宏、奚兆元、孔祥惠等同学一起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他们在鞍钢的恢复生产和扩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汪家铮以扎实的业务技术、认真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顽强拼搏精神，得到公司领导和群众的赞扬。中央一级报刊对她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不久她担任了鞍钢技术部部长。20世纪70年代末，当我国引进日本的技术开始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公司时，我校的这批毕业生又挥师南下，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使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冶金设备和技术顺利在尚未改革开放的祖国大地投产。后来他们分别担任了宝山钢铁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能源部副部长、焦化厂副厂长等职。毕业于冶金系的葛昌杶分配到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综合试验所（后改名钢铁研究总院），由于他在工作中的突出成绩，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3年，为减少毕业生分配的层次，国家对毕业生分配和派遣办法作出了新的规定：人事部根据国家的毕业分配方案，结合各有关部门提供的具体配备计划，按学校、用人单位制订毕业生调配计划，由学校按名额调配，经学校所在地省（市）人事部门负责审批和组织派遣。该年，由于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我校由8个系减少到4个系，毕业生人数锐减，仅有毕业生224人，其中包括专科生74人。

1954年后，我国又对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做了调整，主要由国家计委、高教部、有关部委（我校为铁道部）人事部门共同负责。至此，我国大学生国家统一分配制度基本建立。

这种分配在当时是必要的，它为当时工业化建设输送了大量毕业生，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这种分配制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国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有了改变。

迎来首批外国留学生

新中国建立后，我校迎来了第一批外国留学生。我校在1950年12月25日接受了阮蕃奎等19名越南留学生，他们在来我校学习之前，安排在石家庄学习了3个月的中文，因此可以说我校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越南留学生的培训任务是由中央军委下达的，为了保密，当时对外不把他们称为留学生，一律叫“南方同学”。

越南留学生的业务课程是按照桥梁专修科教学计划制定的。从1951年春季开始到1953年暑假，共进行了5个学期的教学学习，开设了包括中文、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在内的25门课。之后，进行了7个月的专业实习。学习期间，我国有关军事部门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军事理论课程。

第一批越南留学生全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干部，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同，有的是高中毕业，有的只有高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还有的已经参加工作近10年，他们只能讲些简单的汉语，阅读能力更弱。为了帮助他们学习业务课，学校专门为他们配备了会法文的教师。另外，由于长期在战争环境下工作，健康状态也差，很多人苦于疟疾的缠绕，同时对中国北方气候也不适应。但他们的政治素质非常高，大部分都是越南劳动党党员（劳动党后改为共产党），来中国后，班上建有党支部，除了学习业务知识外，还积极参加学校党组织举行的政治活动。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在学校的精心组织下、在教师们认真负责的教导下、在中国同学热情帮助和辅导下，他们经过艰苦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学业。1954年4月，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在铁道部赵健民副部长的陪同下，来到我院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对我院严谨治学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最多的是越南留学生，共有87名。此外，还有朝鲜留学生。1953年，朝鲜留学生朴道仁到我校桥梁隧道系学习，他是我校培养的第一位朝鲜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我院学习期间，与我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留学生所在国的政府也十分关心他们的学习与成长。

1955年7月，胡志明主席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院建筑系一年级乙班和桥梁隧道系一年级乙班的同学看到报道后，给胡志明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胡主席和越南人民的热爱之情。胡主席分别给两个班的同学回了信。

铁道建筑系一年级乙班的全体同学：

你们的来信我收到了，谢谢你们对我的热爱。希望你们全班同学在为了共同的事业中，团结一致，搞好学习，争取最优良的学习成绩。

你们的老伯伯  胡志明（签字）

…………

桥梁隧道系一年级乙班的全体同学：

你们的来信我收到了，谢谢你们对我的热爱和对全体团员的热爱。希望中越两国青年如亲兄弟般的团结，互相帮助，努力学习。

你们的老伯伯  胡志明（签字）

胡志明主席的回信在我校留学生和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接到回信的当天正下着大雨，同学们冒雨奔走相告。为此院学生会专门组织了由越南留学生参加的联欢会，中越两国学生在会上畅谈感想，并用文艺形式歌颂了两国兄弟般的友谊。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副首相李周渊在1958年8月访问我国期间，也专程来我院访问，看望了朝鲜留学生。

我校对留学生工作高度重视，专门建立了留学生管理组织机构，对留学生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进行了有效管理。学校安排了最好的教师，采取全面负责与包干的办法，帮助他们学习。此外，还选择一些政治与业务较好的中国学生与他们同住一室，在学习和生活上帮助他们。

唐山市领导也十分关心我校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1959年10月1日，我院组织全体留学生参加了唐山市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唐山市副市长白芸中午在家中设宴招待我院留学生，晚上与他们一起观看焰火。

在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粮食定量供应，唐山市居民的粮食结构以白薯面为主。唐山市政府批准，我院的留学生粮食非但没有定量，而且全部提供细粮。这也使他们非常受感动。他们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大部分人在中国完成了学业，有的还考取了我院的研究生，只有一小部分人因种种原因（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因病休学）未完成学业。

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如1954年在我院入学的越南留学生邓友，后担任了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俄罗斯联邦交通科学院院士。他曾多次邀请我校领导访越，并促成了我校与越南河内交通大学校际合作。其他越南留学生也多次组织了返校活动，并参加了我校的百年校庆。从2002年开始，在越南留学生校友的牵线搭桥下，越南政府有关部门与我校合作，每年选送大批学生来校留学。当年栽下的友谊之树，今天已开花结果。

向工农开门——干部班、工农速成中学

向工农开门是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是继承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不仅具有革命意识，而且具有重视教育平等的价值。国家通过干部教育、工农速成中学、业余教育等多种途径，使广大的工农群众能够接受教育。国家对工农及其子女提供助学金，在录取新生时给予照顾。

我校根据铁道部《关于创办干部学习班的决定》，1955年起创办干部班——工务干部班，共51人。干部班是针对革命老干部在战争年代缺乏学习机会，文化水平不高的状况，为帮助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任务，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而建立的，它与一般的干部班、主要是对在职干部进行培训、提高的做法是不同的。

参加这期干部班的大都是1938年左右参加革命、解放以后从事铁路建设的局级干部，学制为两年半，于1957年8月毕业。

1956年9月，开办机务干部班，共43人。学员是由铁道部属各厂选拔来的领导干部，这是我校为培养高级技术管理干部所办的第一期机务干部班。

1960年我校曾招收技术干部班，招收铁路系统内的工人出身的技术干部140人，分设筑路机械、装卸机械、电气机车、机械制造工艺4个专业。

我校在“文革”前总共举办9届干部班，主要是工务干部班与机务干部班，培养的人数有数百人。头几届干部班学员主要是局级干部，但在60年代后，招收的干部班主要是处级干部。

学校对干部班十分重视，在干部班中设有班主任，另外还设有教学委员会，铁道系系主任张鸿逵、机械系系主任史家宜担任两个教学委员会副主任。选拔最优秀的教师担任干部班的教学工作，为他们精心拟定了教学计划，有针对性地为他们编写了教材，并加强了对他们的辅导工作。

这些干部班的学员经过二至三年的学习，提高到大专毕业水平。干部班的学员毕业后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曾任铁道部机务局局长王力、工务总局副局长刘文、第一铁路工程局局长白如峰、第二铁路设计院院长夏禹九、广州铁路局副局长靳林、浦镇车辆厂厂长李安民，都是我校干部班毕业的校友。

这些干部班的老同志在校学习期间，生活上艰苦朴素，学习上刻苦认真，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敬老师，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榜样。毕业后，他们仍然情系母校，积极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1953年我校创办了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生源均来自全国铁路单位（包括铁道兵部队）。当年10月3日，唐山铁道学院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正式开学，第一期招收学员185人，寒假后又从部队招收9名学员，共计194人。这些学员一般都有3年以上工龄，其中部分人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有的同志具有十几年军龄，有的同志是全国劳动模范，这些同志经过各单位初步审查，到学校通过文化考试，然后根据政治表现、身体状况、文化水平综合考核，择优录取。

1953年12月5日，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关系的决定》。规定：各高校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由该高校直接管理。根据这一精神，学院加强了对工农速成中学的管理，针对速成中学党团员多的特点，学院党总支在工农速成中学设立了分党总支。工农速成中学的学员他们在速成中学及以后的大学学习中，一直保持着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作风，对当时促进学校校风的建设，在学生中形成良好的学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毕业后，他们中有许多同志成为了国家建设的骨干，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奋斗，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的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就是其中的代表。

1955年5月19日，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高校所办的工农速成中学从本年起停止招生。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只在1953、1954年招收了两届学员。

1956年9月，我校将工农速成中学交铁道部教育局直接领导。更名为铁道部工农速成中学。

建立铁道科学研究所的努力

唐振绪院长在为唐院所作的规划中，超前的、有远见地提出建立科学研究所的主张，认为新中国的高等学府不仅应该搞教学，而且应该搞科研。为此，唐院为建立铁道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科研的机构做了许多努力。

在上海解放前，唐振绪院长就听说原国民党交通部有一批在国外订购的设备封存在沪、宁两地，是用于当时正在筹备的交通部技术研究所。唐振绪被任命为唐山工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他首先就想到争取把这些设备运到唐山来。1949年7月14日，唐振绪主持召开院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指派徐祖耀讲师前往上海、南京了解原国民党交通部所辖材料试验所的人员和设备情况，进一步调查封存的进口设备的数量和型号，并向军委铁道部汇报，希望将这些人员和设备调给我校成立研究所之用。铁道部同意了唐振绪的建议。

1949年8月22日，军委铁道部下令我院：“为使人力物力集中发挥技术研究的最高效能起见，上海伪交通部材料实验所所封存仪器及全部人员，由你院派人接收，负责北运，在唐山利用旧有房屋筹建化工、电工、材料各研究所，并负责完成本部所属各单位委托的技术研究任务。”

国民党交通部材料试验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从重庆迁到南京的，当时由王柢教授任所长。1948年南京解放前夕，南京交通部决定，将材料试验所迁往上海，接收一批进口的仪器设备，然后将材料试验所的人员和设备以及进口的仪器设备等一并迁往台湾。王柢所长到上海后，两次接到交通部的命令，要求将所里的设备运往台湾，并派他飞到台湾去为材料试验所选择所址。王柢教授一心想将这批设备留在大陆，他抵达台湾的第二天，就返回上海，向上级报告称：“无处可选，到处碰壁。”同时，积极在上海为迁来的和刚进口的设备找安放之处。在上海交大程孝刚校长和同学、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赵九章所长的帮助下，从南京迁来的设备暂时存放在中央研究院冶金研究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向王柢发出最后通牒，一定要将所里的设备全部运往台湾。但王柢拒不执行，找各种理由拖延，直到上海解放。解放军一进入上海，王柢所长主动找到军管会，要求军管会接管这批设备。在王柢的积极努力下，这批贵重的仪器设备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后来在为建设新中国的铁路事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接到滕部长的命令后，唐振绪立即派戈绳武、李泳持部令赴沪与上海市军管会高教处联系。在铁道部材料局和上海校友们的帮助下，将分散在各仓库、码头的从美国运来尚未开箱的设备集中，并和原国民党交通部材料试验所存在上海的仪器、设备、图书一并装箱，总计491件，家具9件，共装了7节车皮。上海铁路局批准这些车皮可以原车过江（当时长江上没有铁路桥，只有轮渡，如不能原车过江，则必须再次装卸。——本书编者按）。这批设备由李泳负责押运，由学生薛兴贤、徐雷、雷惠泽、董尊经等同行照料，于9月16日离沪启运。当晚，徐祖耀由沪赴宁，与南京市军管会商洽，将原国民党交通部材料实验所留宁的设备，又装了4个车皮，由陈廷祜负责押运，郭惠平、王集忠、刘书元等同行照料，离宁赴唐。王柢所长和副所长金允文等一批技术专家也随同设备一起来我校工作。

为了迎接这批器材和设备，8月20日，学校召开第11次院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学校腾出矿冶馆南半部，实习工厂厂房4栋，学生食堂的全部，为安装设备之用。8月22日，学校又召开第12次院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冶金系系主任张文奇教授兼任唐院研究所筹备主任，主持研究所的筹备工作。9月下旬，沪、宁的全部器材运抵唐山，当天，正值大雨滂沱，我校师生纷纷冒雨前往车站，接运设备，其中有些设备重达十几吨，都是师生员工们肩扛车拉，运回学校的。

当时，在北平和长辛店还设有一个铁路技术研究所，铁道部决定该所也一并拨给我校管理。8月31日，学校第16次院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北平铁路技术研究所分批限期迁来唐山。

10月5日，唐振绪主持召开第27次院务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了研究所的第一个组织草案，上报中国交通大学校部转呈铁道部批准。这个组织草案中拟定的研究所，是唐院院务委员会领导的一个单位，研究所的各级领导和研究人员均由我校教师兼任。但当时铁道部对于这一批设备应归属何单位所有，存在不同意见，因此，研究所的组织草案暂时未得到批准。

11月5日，铁道部召开部务会议作出决定，将研究所设在唐山，但不属于唐院，另设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要求我校重新拟就研究所组织规程草案，工作计划，及开办费用,报部核准。其中包括从上海、南京、北京迁到唐院的全部器材、设备的安装修缮费，以及要求在院址西边购地1 000亩的费用，以便唐院和研究所将来发展之用。

1950年2月8日，铁道部公布了研究所各部门负责人名单：唐振绪兼任所长，张文奇、金允文兼任副所长。

1950年3月1日，铁道部铁道技术研究所在唐山工学院内正式成立。该机构直属铁道部，暂由中国交通大学校部代管。研究所成立后，全所人员即开始拆箱，安装，调试仪器设备，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切工作全部就绪。

1950年5月15日，在我校隆重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校庆活动时，滕代远部长亲临研究所视察，并在当天下午召开座谈会，倾听了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对全所人员的努力和唐院的大力协助深加赞许。此时，研究所的设备总价值已超过50万美元，设备总数达到3853件。这些设备就其性能的先进而言，在全国除了东北以外，可谓首屈一指，如150吨万能试验机，地阻测定仪，磁力线检验，镭射线检验，土壤力学试验设备，润滑材料试验设备，无线电讯校验仪器等。这些设备安装在我们校园内，对学校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有巨大的帮助。当时，在全国工科院校中有这样条件的学校不多，我校可谓得天独厚，这和铁道部的大力支持、全院教职员工的努力分不开。1950年7月，研究所补充了部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已初具规模，唐振绪主持所务会议决定，从8月1日开始接受部内各单位委托，开展各项试验和科研工作。

1950年9月，铁道部决定将铁道技术研究所改名为铁道研究所，不再由交通大学校部代管，而由铁道部部长直接领导。并将领导机构设在北京。16日，任命茅以升兼任铁道研究所所长，唐振绪任副所长。唐振绪奉调离开我校，前往北京赴任。

1950年年底，铁道部决定将设在我校的铁道研究所人员和设备全部迁往北京。这个决定使我校的师生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把这么多设备运回唐山，在房屋紧张的状况下，学校挤出办公室，食堂，实验室安装这些设备。当时，学生们不得不在露天吃饭，很多刚刚回国的教授全家挤在一间单身宿舍，但大家毫无怨言，现在铁道部将这些设备调走，无疑会对教学、科研产生影响。为了解决这些矛盾，12月26日，武竞天副部长专门召集北方交大校长、副校长、两院院长、各系系主任商讨此事。武竞天副部长在充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当场决定：当时研究所设备的总价值约1000万斤小米，由部另筹相同数额的资金拨给唐山工学院采购教学设备，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

1951年1月，铁道研究所从唐山全部迁往北京。1956年铁道研究所更名铁道科学研究院（后又改称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由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和我校的这段渊源关系，唐振绪院长把我们两个单位形容为“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建立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校进行的最早的改革，就是根据国家的规定，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党义”“军训”等反动课程，取缔了训导处和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中的组织。为了坚持学校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又红又专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学校中公开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继承了解放区的办学传统，建立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使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唐院与旧唐院有了本质的区别。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学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建国初期，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后改为政治课教学委员会），结合国内外形势对学生进行教育。从1951年起，根据教育部的指示，政治理论课纳入教学计划，作为业务课之一，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集中解决学生的主要思想问题。内容为“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从1952年起，根据教育部指示，开设“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学时占总学时的10%左右。从这一年起“政治常识”成为全国高校入学考试统一考试科目。1956年，根据教育部指示，课程定为“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后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校极其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建国初，抽调有一定理论基础，并经过革命考验的干部担任教师。从1952年起建立马列主义教研室，由延安来的老干部文乃山任主任，由曾在华北大学学习与工作、担任我校接管工作的李泳任秘书。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马列主义资料室。从1952年起，教育部分配毕业生来我校担任政治课教师，学校开始建立起一支比较齐全的马列主义理论专职师资队伍。学校党委重视对这支队伍的培养，除在职提高外，还选至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业务水平。对这支教师队伍，学校在政治上、业务上严格要求，但在工作与生活上关怀，与业务课的教师一视同仁。在教学中，学校强调教书育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尤其要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要求政治课教师要深入学生，把课堂上的理论知识的传授与课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党委要求他们成为人类灵魂的灵魂工程师。学校领导不仅深入教室、深入教研室检查指导工作，而且以身示范，亲自讲课。从建国以来，无论是那一届的领导都重视思想理论教育，逐渐形成为我校办学的重要的传统与特色。

为了领导师生员工的政治学习和指导各种社会活动，学校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并建立了执行机构——政治辅导处。同时，为了加强学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学生中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选拔优秀的新毕业的青年教师或从高年级学生中抽调政治思想好、学习好的党团员脱产一年或两年担任政治辅导员，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办好一所大学，必须有一批政治坚定、有一定马克思主义水平、懂得党的方针政策与业务的骨干。这样的骨干不可能从校外大批调入，而只有从学校中培养。选择一批政治上、业务上都比较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或青年教师担任政治辅导员，实践证明有下列好处：一、这些辅导员年轻，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便于了解学生的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二是与学生学生活在一起，随时随地可以了解情况，进行工作；三、对担任政治辅导员的学生也是一种锻炼与提高，也有利于学校今后可以从中选拔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教师们深深感到，长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受旧社会的影响还比较大，希望深入地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了解新社会，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大家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党的组织一方面认真组织教职工进行政治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同时积极组织他们参加社会实践，提高思想政治觉悟。

学校组织教师参加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运动首先从京、津开始。1951年9月29日，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的要求，29日，周总理向京、津大学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结合自己的经历，深入浅出地阐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勉励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再争取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他强调，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但要促进这个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同时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他的报告亲切诚恳，使到会的教师深受教育和启发，感到很有必要进行思想改造。随后京、津两地20多所高校3 000多教师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太、中、小学中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由此，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整个教育界中开展起来。

我校由党、政、工、团组成教师学习委员会，领导全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1952年3月3日，顾稀院长向全院传达周总理的报告，并进行思想改造的动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全校展开。除在校外学习与参加抗美援朝工程队不在学校的教师外，全校共204名教师全部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是一次学习运动。主要是通过学习周总理的报告与有关文件，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组织教师去参观北京高校“三反”展览会，组织教师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以提高政治觉悟，站稳革命立场，解决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由教师结合个人的实际，有的在小组、有的在全系、有的在全校会上检讨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和不良作风，听取群众的评议（当时叫“洗澡”）。对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在组织清理阶段，要求他们忠诚老实地写出材料，由组织上根据“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作出结论，以便他们放下历史包袱，获得谅解，轻装前进。我校的思想改造运动，于1952年7月结束。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新旧社会历史变迁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它在总的方面适应了新中国建立后对知识分子发挥所能的需要，也是适应知识分子希望重新学习的需要。它帮助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认清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政治上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促进他们在社会大变动时适应时代的变化，跟上时代的步伐，特别是帮助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逐淅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进展到人民的立场，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应该是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主流。

但是，相对于经济社会的变革来说，与之相应的新的观念形态的形成，必须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复杂的过程，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和风细雨的教育工作。由于党执政不久，对领导思想改造的规律，对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采取了过去战争年代、用急风暴雨般群众斗争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必然带来片面、粗糙、简单的弊病。如要求“人人过关”。有的过不了关，造成了思想压力。发动青年教师和学生“帮助”老教师“洗澡”，甚至在校刊上点名批判专家学者，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同时，由于在思想批判中是非界限不清，如对钻研业务说成是单纯技术观点，把英语教材认为过去、现在只能起毒害青年的作用。把校友团结奋斗、爱校如家作为“封建集团”“工阀集团”。尽管存在这些缺点，经过思想改造的唐院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适应社会变化，跟上时代的洪流，以新的面貌为建设新唐院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支援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运动在唐院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了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朝中边界推进，并多次出动飞机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与村庄。新中国受到严重威胁。10月1日与3日，朝鲜政府与全日成首相请求中国出兵支援。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 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的率领下，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承担起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这次运动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爱国主义运动。”（周恩来）作为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的一部分，唐院的抗美援朝运动逢勃发展，全校师生员工把爱国主义精神化为实际行动的激情，没有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1950年7月19日，我校举行大会，愤怒谴责美帝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侵略朝鲜的罪行，全院加强了时事学习，揭露美帝侵华历史，树立仇视、鄙视、蔑视的立场，清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11月8日，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顾稀代院长任主任。15日，停课5日，参加唐山市抗美援朝宣传周，深入工厂、街道、农村宣传。

12月初和1951年1月，全校两次开展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活动，写慰问信、送慰问袋，并踊跃捐款捐物，共收到捐款人民币1217万元（旧  ）[3]、金戒指8个、银元23个、银元宝、金别针等物品。这些物品都是同学的家人送给他们的纪念品和应急代用。建筑系女同学陶德坚把自己心爱的裘皮大衣剪开，做成十几双手套送给正在冰天雪地中英勇作战的志愿军。

为加速国防建设，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作出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请求参加军干校的决心书贴满校园，全校有1/3的同学，共312人报名，要求投笔从戎，保卫祖国。桥隧系学生邹守简写下“为祖国人民流血”的血书。1951年7月3日，军干校决定在我校招收10名炮兵学员，消息传出后的4个小时之内就有287名同学报名。7月5日，经过严格审查，批准了共产党员胡竞嵘和青年团员孙承业等10名同学入炮校学习。学校与唐山市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为祖国的优秀儿女壮行。

为了加强志愿军战斗力，1951年6月，全校师生员工与家属开展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全校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支援前线。教师们用承担设计任务、编书和努力增加兼课的收入、工会的话剧队将演剧的全部收入、工厂将努力增产增收的收入都作了捐献。家属小组组织起来，成立洗衣缝补组，由老人照看小孩，青壮年则洗衣或缝补衣服，把劳动所得捐献。此外，学生会共收到捐款人民币720万元（旧币）、金戒指11个，以及美元、港币、银元、金项键、金牌、照相机等，远在朝鲜的我校抗美援朝工程队也捐献人民币243万元。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校师生作出的一个特殊贡献是四次组织工程队、三次入朝、在国内和朝鲜参与修建了5座军用机场。我校是全国高校唯一的组成工程队、修建飞机场，为抗美援朝作出贡献的高校，谱写了我校历史上的光荣篇章。在前后两年半的时间里，由于有一批师生直接战斗在朝鲜前线，使整个唐院沉浸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潮中，成为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强大动力。抗美援朝运动发扬并升华了我校的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响应祖国的召唤——唐院抗美援朝工程队[4]

朝鲜战争开始后，为了加强战备，保卫首都，1950年底，国家决定扩建唐山军用机场。如何打好跑道混凝土工程、是保证机场质量的关键。唐山市委把这一技术指导工作交给了我校。学校指派吴炳焜、刘福泰教授带领1946级土木系学生70多人，组成了工程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奋战，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受到唐山市委的表扬。1946级土四的学生也从中取得了修建机场的经验，为以后赴朝鲜修建机场打下了基础。这是我校第一次组织工程队伍参加修建的第一个机场。

1951年3月23日，滕代远部长发来手示要唐院派出土木系四年级学生60名，教职工10名，参加抗美援朝工程队。当时土木系四年级学生即将毕业了，任务又是去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彷徨，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3月25日，我校组成的抗美援朝工程队就出发了。土木系1946级班长王泽洲任队长，干部阎焘任政治指导员。4月1日，他们告别祖国，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的新义州。他们看到朝鲜美丽江山一片废墟，一江之隔成了两个世界。他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增加了祖国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更懂得祖国和平来之不易。由于当时中朝军队还没有掌握制空权，他们冒着敌机的轰炸，昼伏夜行，从新义州到顺川，原来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却走了半个多月。

他们到了朝鲜后，与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机械筑路队的抗美援朝人员联合组成抗美援朝工程队，在铁道部派来的工务总局副局长袁仲凡（我校校友）和工程师的直接领导和技术指导下进行工作。编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

战斗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在冰天雪地里，住的是地洞，非常潮湿，所有的人都长了虱子。由于长期只能吃到炒面，缺乏营养，很多人得了夜盲症（后来，祖国运来了黄豆等营养品，才有了改善）

4月中旬，顺川机场开始测量，敌机只要一看见人影就俯冲扫射。工程队先请工兵营挖出防空壕，当敌机临空，就跳进防空壕，敌机离去后，再继续测量。

顺川机场4月23日开工，施工任务由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担任。工程队分散至4个工区，担任技术指导工作。由于当时制空权还没有为中朝军队掌握，施工只能在晚上进行。工程队员白天安排分工，划分工段，讲解施工要领，联系材料运输等工作。晚上到工地督促检查，就地指挥。为了早日修好几场，工程队员与志愿军战士一样，忘我工作，一天工作十五六小时是常事，有的甚至两三天都不睡觉，以至于走路时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当时美国飞机非常疯狂，5月13日下午1时许，敌机B-29型飞机13架投下130多吨炸弹其中许多是定时炸弹，钻入地下，随时有可能爆炸。为了早日修好几场，排除定时炸弹，成了顺利施工的关键。排除定时炸弹是很危险的，志愿军战士都争先恐后地要求排除定时炸弹。二工区418团工兵排战士崔玉明说：我参军三年多啦，南下过，剿过匪，可没有入党。现在参加抗美援朝，我将朝鲜钱和手表都交给排长了。挖定时炸弹，我开第一炮，炸死了，请介绍我入党，朝鲜钱作党费；炸不死，我申请入堂。这种为了祖国，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工程队员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工程队员们和战士们一起研究如何有效地来排除定时炸弹。原来定时炸弹在地面留有一个圆洞。钻入地下1.5m左右的卵石层中，不知何时爆炸。开始排除时，是在弹洞3～4米外挖一弯曲窄沟，通向炸弹，挖到露出炸弹后，再在炸弹底部埋上炸药，实施爆破，但效果不理想；后来想办法，硬是把定时炸弹挖出来，加以处理。掌握拆卸技术后，将部分炸弹内的炸药掏出，废物利用，用来开山炸石。

7月19日，顺川机场顺利建成。

9月，工程队奉命转战价川，修建价川机场。这时志愿军的防空火力逐步加强，工地已可以白天施工。但是，10月18日，B-29敌轰炸机9架轰炸价川机场，投下千余枚定时炸弹，施工部队伤亡500余人，敌机的轰炸虽然对施工进度造成一定影响，但大家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化悲痛为力量，机场仍于11月中旬竣工。

抗美援朝工程队奋战8个月，完成了参与修建顺川、价川两个机场的任务后于12月1日回国。由于中朝军队已控制了清川江北的制空权，多半天就回到了祖国。在唐山车站，受到唐山市人民和唐院师生的热烈欢迎。工程队员受唐山市委指派，到很多学校作报告，学生们热情地欢迎最可爱的人。这些50年代的追星族们把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他们最值得尊敬与学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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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19日，我校奉命组建第二批入朝的抗美援朝工程队，参与修建和谈用的开城机场。工程队由1946级土木系学生20人，1948级学生20人、教职工12人共52人组成。王泽洲任队长，景岩任政治指导员。5月2日抵达朝鲜泰川郡鹤峰里。

由于美国蓄意破坏，和谈谈谈停停，机场无法施工，工程队员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朝语。他们住在朝鲜老乡家里，与朝鲜人民结成了军民民鱼水情，他们为朝鲜人民做好事，帮助耘田除草，捐赠粮物，举行联欢活动。中国人民志愿军被朝鲜人民认为是他们遇到过的最好的军人。朝鲜人民也像对待自己儿女一样对待工程队员，尤其是那些老大娘，工程队员不全部回来，他们是不会睡觉的。临别时，他们甚至把还没有成熟的玉米做成饼子，一定要工程队员带走。

在泰川待命的日子里，工程队员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51周年，，排练了歌剧《董存瑞》。这些工科大学生们在朝鲜战场上克服了种种困难，自己作曲、排练，就地取材制作布景，居然在“七一”期间，为志愿军战士与附近老乡演出了平时只有专业的歌剧院才能演出的歌剧《董存瑞》，获得了成功。

8月1日工程队奉命回国。一部分在王泽洲带领下，参与修建阜新机场。8月22日开工，经过努力，10月22日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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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5日，我校奉命组成第三批抗美援朝工程队，赴朝参与修建开城机场。由1946级毕业生已任助教的6人，土木系1948级、1949级学生11人，铁道系1950级学生10人、桥梁系1950级学生18人，职工6人，共51人组成，秦杰任队长，景岩任政治指导员。30日抵达开城。立即开始工作。

由于机场建在稻田上，又恰逢雨季，排水清淤，困难重重。工程队员与施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奋力战斗，仅一个月，机场建成。工程队员们完成了祖国交给的任务回国。

赴朝的三次抗美援朝工程队共有181人次、134人参加，有6人次（张柏馨两次，褚永旸、何广汉、荣深涛、郝瀛）荣立二等功，顺川机场三工区荣立一个集体二等功（工区副主任陈国藩、储彭年），还有31人荣立三等功。有5人（张柏馨、秦杰、郝瀛、金学易、王荣鋆）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功章。

受到战斗锻炼的抗美援朝工程队回校后，把抗美援朝精神带到了学校，许多人直接参加了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增加了学校的骨干力量，也长远影响了学校的精神和校风。毕业分配参加祖国各条战线社会主义建设的工程队员们，把抗美援朝精神带到工作岗位，为祖国做出了新的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军队的胜利而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新中国，为我国的建设、改革和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一个人的成长是由多种因素铸造而成的。但抗美援朝战争生活的锻炼却影响了工程队员们的一生，抗美援朝岁月的积淀成为他们成长的精神财富，从工程队员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是顺理成章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为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有的走上局级领导岗位。王三一和施仲衡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大鹏当选为全国人大的代表，王廼忠当选为中共九大的代表。卓健成、张清、郝瀛被收录于《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铁道卷），约有50人成为教授，徐国健、蔡幸生、景岩、陈立、秦杰、杨少文、阎焘、王润霖、沈大元等被党和国家任命为大学的党委书记、副书记、校长、副校长。全体工程队员都是抗美援朝精神得承担者、实践者、传承者。他们没有辜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荣称号。抗美援朝工程队写在共和国抗美援朝的史册上，也写在了西南交大的史册上。

[1]李泳：《一九四九纪事——唐山工学院接管前后》，《校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2页。

[2]解放初期，由于物价波动较大，全国的货币也尚未统一，所以人员的薪金以当月的小米价格为计量标准发放，小米变相地成为了一种货币计量单位。

[3]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1946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首次发行，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以10 000：1收回旧币。

[4]详见何云俺主编：《当祖国召唤的时候——交大（唐院）抗美援朝工程队纪实》，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