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开创新局

“四人帮”被粉掉，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我校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把学校工作重点转向教学与科研，校党委适时地提出了“振奋精神，加快改革，努力开创我校工作新局面”的号召，领导全校师生员工把我校建成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相结合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综合性重点大学 而奋斗。

20世纪80年代，我校历史上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是在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央批准我校总校迁往成都，困扰我校数十年的校址问题圆满解决，这是我校建校以来第一次进入省城。

成都地处富饶的成都平原，物华天宝、地杰人灵，是天府之国的灿烂明珠，是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之一，是国家第一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成渝、成昆、宝成等铁路的交汇点。成都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安居。春秋时期，蜀王开明五世从郫县迁都至此，提出“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成都由是得名，至今没有变动过，这在中国城市史中是罕见的。成都在汉代就享有中国“五大城市”的殊荣，在西汉时期一度成为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汉代成都织锦业发达，朝廷专门在此设置锦官处理，故称“锦官城”或“锦城”。又因五代后蜀主孟昶喜爱芙蓉花，命人在城墙上遍种芙蓉花，故又称蓉城。三国蜀汉，五代前后蜀以及北宋李顺，明末张献忠等都先后在此建都。成都人民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辛亥革命的序幕——保路运动是从成都开始的。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成都作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贡献。

在国家的支持下，我校在成都建立了巍峨的总校，被誉为“一座飞来的大学城”。

拨乱反正，走出“文革”灾难

揭批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

“四人帮”被粉碎，10年“文革”走进历史，一个大动乱的年代结束了，但清除动乱造成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混乱是个艰巨的工作。

校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遵照中央的部署，首先领导全校师生员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组织学习中央颁发的三批有关揭发“四人帮”罪行的材料及其他有关文件。组织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各种罪恶活动。同时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清查我校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在我校的“四人帮”的帮派分子。

1977年7月16日，召开了全校的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我校的帮派分子郭震宇罪行大会。1978年2月3日，中共乐山地委，地革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乐山地区的帮派骨干大会，郭震宇被依法逮捕。17日，我校在名山电影场召开揭批郭震宇罪行大会。校革委会副主任戈平宣布开除郭震宇的校籍。校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黄澎、被迫害致死的副院长李钧的夫人张珍，被迫害致残的教务处副处长万少萍的儿子万怡控诉了郭震宇的罪行。他们血泪的控诉激起全场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的极大义愤。除郭震宇外的我校的其他“四人帮”帮派分子也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大快人心。1978年2月，清查“四人帮”的斗争胜利结束。

否定“两个估计”，迎接知识与科学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之后，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我校的师生员工庆幸获得了新生，他们对祖国和学校的未来充满着期待和希望，以一种只争朝夕的迫切心情准备投身到学校的改革和建设中去，要把被“文革”耽误了10年的时间寻回来。但是，在他们的身上还压着两座大山，这就是“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反动思想、理论、路线的核心，是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文革”虽然结束，“两个估计”还没有得到批判。否定“两个估计”就成为科教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的复出已使人们预感到中国将发生一场巨大变化，但这场变化的突破口在哪里，多数人都认为是在经济领域。但邓小平却把拨乱反正的突破口选在了科教领域，他自告奋勇主管教育和科技。“文革”是从这条战线上开始的，首先整顿这条战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现四个现代化，尤其需要依靠科教领域中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邓小平在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又是从否定“两个估计”开始的。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他复出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纷纷控诉“四人帮”破坏教育和科研机构的罪行，控诉了“四人帮”对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惨无人道的迫害，问题开始集中到要求否定“两个估计”上。代表们说：对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和“文革”后10年究竟应该怎样估计；17年培养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大多数都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什么还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其他各条战线，都已明确是以红线为主，为何唯独教育战线是黑线统治？（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213页。）

8月8日，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这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了。”“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还指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因此，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邓小平的讲话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解决了知识分子多年来困惑不解的问题，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经久不息的掌声。会后，这个讲话广为流传，被称为“八·八讲话”。

正在教育战线要求否定“两个估计”时，被“四人帮”封锁的毛泽东1971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段讲话记录被揭露出来：“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我校师生员工积极地投入了批判“两个估计”的斗争，除了收听铁道部组织的批判“两上估计的广播大会（我校钱冬生教授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外，1977年11月24日，我校还召开了批判“两个估计”、搞好教育革命的动员大会。会后，各系、处都召开了批判会、座谈会，结合我校实际和亲身经历，控诉“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摧残人才、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校报《西南交大报》刊登了教务处大批判组写的文章《批判“两个估计，大干教育革命》，用我校新中国建立以来为祖国培养人才，为祖国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所作出的贡献驳斥“两个估计”。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7年9月18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全国上下掀起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积极进行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10月20日，我校召开了“文革”后首次的科学大会，对在“文革”的艰难处境中坚持科研并取得成果的16个科研先进集体和49名先进工作者颁发了奖状和奖品。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者6 000人，这样大规模的科学大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我校教师王金诺和教授罗河（特邀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盛会。邓小平在会上发展了“八·八讲话”的精神，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时也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力量”的重要观点，重申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大会制定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发展纲要（草案）》，大会还对在科学研究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知识分子进行隆重表彰。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现代化进军。

我校有15项科研成果荣获奖状：

一、TDG-IA型1吨可控硅电瓶叉车（谢川、刘淑珍、江春生）

二、铁道养路机械——电瓶捣固机（覃骏、蔡连弟等）

三、208/209 C—D轴客车转向架的研制（毛家驯等）

四、24-40m无碴无枕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沈大元、奚绍中、段立华等）

五、北京枢纽通惠河三孔预应力连续箱型梁（劳远昌、何广汉、卢和乐、陈国藩、张开敬等）

六、小流域暴雨泾流分析与计算（黄宽渊等）

七、ZP-25型低悬臂铺轨机（王金诺等）

八、新型架桥机（唐经世、周志鳌、俞文清）

九、锚定式支挡建筑物（彭胤宗、池淑兰等）

十、新型轨下基础——整体道床（杨少文、劭力新、聂厚显）

十一、韶山I型电力机车（杜庆萱等）

十二、ZDZ-I型撞击式电磁震动落砂机（潘启敬等）

十三、电气化铁路分区亭晶管无触点运动装置（潘启敬、钱清泉等）

十四、断裂力学在电站锻件及焊接件上的应用（孙训方、凌树森、郑其生、李泽震、戴国征等）

十五、Dy-FII型电气化铁道供电系统运动装置的研制（钱清泉、潘启敬等）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大会的闭幕式上作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发言。他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悟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他的话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心声。

这次大会不但有力地推动了科教领域中的拨乱反正，而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广大的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中国的科教事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欣欣向荣。

全校召开了隆重的大会欢迎罗河、王金诺，王金诺在大会上热情洋溢地传达大会的盛况，学校号召全校教职工乘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

1978年5月，铁通部召开“工业学大庆”表彰大会，我校钱冬生、林贞被评为先进生产者，24～40m无碴无枕预应力混凝土梁科研组被评为先进集体。10月16日，铁道部发布《关于表彰铁路科技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科技成果的决定》，我校有3个单位（无碴无枕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科研组、可控硅牵引电机反馈试验台研制组、成昆线百家岭隧道病害调查整治组）获先进集体称号；有4人（王金诺、潘启敬、吴炳焜、孙训方）获先进个人称号；有韶山I型电力机车等14个项目获优秀科技成果奖状。12月9日，铁道部召开全路科学大会，我校路湛沁等14人参加了大会。我校有14个科技项目获奖。

12月30日，我校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对在全国和全路科学大会上获奖的项目进行表彰。

我校过去虽然也重视科研，但与教学相比，还稍逊一筹，显得相对薄弱，全国科学大会对我校影响最大的是：把学校办成既是教学的中心，又是科研的中心，两个中心的办学思想从此深入人心，形成共识。学校为了鼓励教师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制订了《西南交通大学科学技术成果奖励办法》《西南交通大学优秀科技论文奖励办法》《教学、科研项目承包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在“六五”期间，靳蕃老师对“新型复数旋转码及编码译码器”的研究新得首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发明奖；黄时寿老师等参与的科研项目“无缝线路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马荣斌等老师完成的“腾冲区域航空遥感应用技术”科研课题的子课题“遥感在铁路选线中的应用”，获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0年，曹建猷教授光荣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我校科学的春天的喜讯。

坚持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

高校是“文革”的重灾区，我校是重灾区中的重灾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打手的指挥煽动下，我校大批教师、干部、职工和学生遭受诬陷、迫害，致残致死。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座谈会。会议根据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的精神，明确提出，解放初期对于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情况，当前要继续做好复查与平反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工作；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1978年11月3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要求在继续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同时，正确估计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尽快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文件发出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校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在校党委的直接领导和有关部门直接配合下，除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外，还对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也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予以平反。

校党委制定了《中共西南交通大学关于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并于1978年12月，1979年1月、11月先后三次召开平反昭雪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大会。到1979年底我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

平反昭雪的冤假错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原唐山铁道学院党委平反。

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我校“四人帮”帮派分子，把原唐院党委诬蔑为“黑党委”、把原党委书记兼院长顾稀同志打成“三反分子”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把大部分党委成员以及院、处、系的党政干部打成什么“以顾稀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顾家王朝的黑干将”“走资派”“叛徒”“特务”“牛鬼蛇神”等，把大批敢于实事求是的群众打成“保皇派”，进行残酷迫害。

校党委认为：在顾稀同志主持唐院党委和行政工作期间，是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各项政策的，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又红又专铁路建设人才。在教学、科研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全院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教师，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工作勤勤恳恳，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对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给以平反，恢复名誉。过去依此所整的材料一律销毁，个人被迫所写材料退还本人。

过去由此而受到株连的广大干部、教师、职工和学生，被扣上各种帽子和不实之词也一律推倒，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二、为广大教师平反。

校党委认为，我校广大教师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为铁路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肆意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摧残党的教育事业，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迫害。把广大教师诬蔑为什么“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学霸”“红笔大刀”“牛鬼蛇神” “毒瘤”等；把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教师强加给什么“特务”“国际间谍”“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致使有些同志遭迫害致死、致残。

对这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和强加的罪名，统统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凡是立案审查处理过的，均应重新做出复查结论，由此形成的档案材料一律作废，销毁。个人所写材料均退还本人。

三、为我校迁建中的问题平反。

校党委认为，我校迁建西南是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决策的具体体现，全校师生积极参加了峨眉建校工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诬蔑峨眉建校是为“二月兵变服务的”，株连了不少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所谓“二月兵变”纯属捏造，对因此而受到批判和迫害的同志，全部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四、为唐山“肃清反动流派”期间受迫害的师生平反。

1968年初，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校在开展所谓“肃流派”运动中，把当时“铁道兵团”“浪遏飞舟”“红五七”“东方红兵团”等群众组织打成“反动流派”。“四人帮”帮派骨干、郭震宇一伙，在学校私设公堂，大搞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实行法西斯专政，刑具名目多达一二十种。被非法抄家、游斗的干部、教职工、学生达百余人。顾稀、万少萍、黄澎、孙雨亭等同志遭受刑讯毒打，致伤、致残。被他们迫害致死的有原唐山市委机关干部于明信、杨月峰、刘国栋和我校原副院长李钧，职工贾宗光、刘春荣、纪凤荣，学生杨令群、陈永等同志。在“肃流派”运动中，郭振宇一伙篡夺和操纵了毕业生分配权，在1968年至1970年的毕业生分配、个人思想总结、组织鉴定中使用了种种诬蔑不实之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并把同他们不同观点的学生分配到边疆地区，作为惩罚。

根据中共唐山市委决定，校党委郑重宣布：凡因“肃流派”受到审查的均属冤案，受到株连和迫害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均予平反，恢复名誉。受迫害致死的予以平反昭雪，按照政策做好善后工作。“肃流派” 中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词均予推倒，个人被迫写的检查一律退还本人，所有材料一律销毁。

对当时分配的毕业生档案材料处理，由学校统一发函到毕业生分配的所属单位，将1966—1970年历届毕业生的毕业生登记表中自我思想总结和组织鉴定从其档案中抽出销毁。

五、为“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中冤假错案改正平反。

校党委认为，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中，原校“三结合”领导小组先后两次非法查抄了近40位同志的家，是破坏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应予恢复名誉。清查中形成的立案材料，一律销毁。

关于“唐山工学院应变委员会”问题，1978年3月17日，已由校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应以一般群众性组织予以结论，对于参加过该组织的人员，作为一般经历看待，原作结论宣布作废。有关此问题的材料予以销毁，个人被迫写的检查退还本人。

原唐院幼儿园的所谓“政治案件”问题。自1966年至1970年，因幼儿说了错话，乱画而立案的16起，涉及幼儿共20多人，株连家长、老师、保育员共40多人。对于受株连、受审查、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一切有关材料均予销毁，个人材料退还本人。

六、为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平反昭雪。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在我校的帮派分子郭震宇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迫害广大干部、教师和职工群众，在我校被他们迫害致死的有：我院副院长李钧、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姚宝根、桥隧系代系主任张万久、电机系副系主任姚皙明、机械系系主任史家宜、建筑学教研室副主任姚富洲、铁道系讲师熊大道以及职工贾宗光、许汉勋、纪凤荣、刘春融。学生杨令群、陈永、李振河、崔立功等。校党委认为，这些受迫害的同志都是好同志，均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凡强加给这些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七、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平反。

校党委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孙竹生、陈忠淦等72名师生被定为“右派分子”，全部属于错划，一律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待遇。原来是党员的，恢复党籍；原来是共青团员的，撤销其开除团籍的处分，按超龄办理离团手续；开除公职的，按规定妥善安置；对已死亡的，予以抚恤，并对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出具了证明，消除影响；

八、为受“冀东专案”株连的同志平反。

根据中共唐山地委、中共唐山市委通知：文化大革命中，按照陈伯达的反动表态，唐山地区曾搞了“冀东专案”，株连了曾在冀东地区工作过的大批党员、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假案。中共唐山地委、中共唐山市委已对此案平了反。对受到牵连的我校谷云青、于纯、万少萍、贾焕生等同志也予以彻底平反。

九、为张鸿逵、田玉华平反。

原唐山铁道学院铁道建筑系系主任张鸿逵和图书馆管理员田玉华，因所谓“国际间谍案”受到株连，曾被捕审查。现经有关单位复查，所谓“国际间谍案”，纯系陈伯达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校党委决定为张鸿逵、田玉华恢复名誉。

十、为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

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我校党委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志，除在落实政策大会上宣布平反昭雪外，还分别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先后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有：我校原副院长李钧、桥隧系张万久、机械系系主任史家宜、电机系副系主任姚皙明、铁道系姚富洲、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姚宝根、图书馆馆员贾宗光、我校职工刘春融、徐汉勋、纪凤荣等。

下面是史家宜教授的小女儿刘卫红，在参加史家宜教授骨灰安放仪式时写下了一篇十分感人的文章：

花圈上的留言

献给我的爸爸史家宜教授

艰难的岁月过去了，如今知识分子又重新成为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成为党的事业的团结、依靠的力量。您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党组织已经按照您的本来面目书写您的历史。今天，我和妈妈、哥哥、姐姐们聚集西南交大，来到您的身边，您在九泉之下一定会破涕为笑吧！

来看望妈妈的领导和您的同事们络绎不绝。他们都怀着对您的尊敬和爱戴，思念着您，倾诉您的事迹和为人，这给母亲在悲愤抑郁中带来了莫大的宽慰。我作为您的女儿，为有这样一位好爸爸而感到自豪。

爸爸，您早年留学英国，知识渊博，但您从不自满，始终孜孜不倦地坚持学习。您常说：“国外铁路事业发展很快，不学习新事物就要落后，我不能坐吃老本。”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才，您在50多岁时，还刻苦自学俄文和德文。现在，您这种勤奋治学的精神，仍在激励着我知难而进，努力攀登医学科学的高峰。

敬爱的爸爸，您虽然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您能自觉跟党走，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精力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致使党和人民直到今天还满怀深情地思念着您，传颂您的美德，这绝非偶然。这是您胸怀中存有的一个信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逐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您不仅严己律人，也从严教育子女。您经常叮嘱我们：“要听党的话，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做到又红又专。”在您逝世的那天早晨，留给我唯一的遗言，就是“好好学习，天天进步。”今天，可以告慰爸爸的是，上学期，我们河北新医大期终评比时，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共青团员。今后，我还要以您为榜样，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亲爱的爸爸，我们父女俩诀别已有十二年了。我有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在苦思冥想，像您这样一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一心为公的好教授，为什么竟遭到如此造谣中伤，诬陷和诽谤。致使您忍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摧残。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是党给与咱全家第二次解放。两年多来，我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情无法用语言向您倾诉，但是请爸爸放心，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把您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注入我的生命之中，化为我的行动，我的决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让她获得永生。

爸爸，以上的文字不是伤感的诗句，而是您最疼爱的小女儿与您久别重逢时奉献给您的花圈上的留言。

安息吧，爸爸！

您的小女儿刘卫红

1979年于峨眉

我校还先后为在“文革”中逝世的“五老”中的罗忠忱、顾宜孙、伍镜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或追悼会。1978年9月25日，在上海成华公墓为顾宜孙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铁道部副部长刘白涛主持，刘圣化致悼词。1980年5月14日，在峨眉校区为罗忠忱、伍镜湖举行追悼会。校党委刘圣化书记主持，沈正光，曹建猷分别致悼词，各地校友送挽联、花圈以及派代表来吊唁有百余人，共同缅怀一代宗师的高尚品德和光辉业绩，寄托后人对他们的怀念和哀思。

人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这是人民的胜利，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回到人们中间。

学校工作重点转向教学和科研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学校党委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把学校工作重点转向教学和科研，经历十年“文革”的折腾，现在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一心一意搞教学和科研。

调整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整顿学校秩序

粉碎“四人帮”后，我校拨乱反正逐步深入，“文革”中建立的机构已不能适应学校工作重点的转移。遵照中央的部署，1978年12月22日，全校师生热情欢送工宣队员离校。

1977年11月3日，校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撤销各专业教育革命实践队，恢复教研室和系，以利于加强教学与科研，提高办学质量。

为了调整与充实学校的领导班子，1978年8月，铁道部任命刘圣化为我校党委书记、校长。苏光[1]为党委副书记，何志先、曹建献、许守祜为副校长。刘圣化1922年生于四川铜梨县，1936年入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土木科学习。193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去延安，历任教员、政治指导员、县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铁路工程局、铁路局、基建总局等单位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副局长、局长等职。1978年8月至1982年1月，任西南交大校长、党委书记，后调任北方交通大学党委书记，1985年离休，2009年病逝。

9月9日，根据上级决定，撤销西南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各系的革命领导小组也同时撤销。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机构也一并取消。13日，刘圣化在校的办公会议上宣布了经铁道部批准的我校党、政机构的名称及各系、处、部、科以及直属单位的干部人事安排。我校新的机构为：校长办公室、成都办事处、人事处、教务处、科研生产处、后勤处、基建处、研究生部、人民武装部、图书馆、计划财务科、子弟学校、校刊编辑室、铁道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铁道运输系、基础课部、马列主义教研室、铁道电气化与自动化研究所、应用力学研究所。党委下设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武装部等，政治部撤销。

教育部根据“文革”后的形势，修改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新颁发的《高教六十条》比较重要的变动是将以往规定在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改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取消了原来的校务委员会，设立学术委员会。

1978年11月6日，经铁道党组决定：正式恢复建立中国共产党西南交通大学委员会。刘圣化任党委书记，沈正光、阎焘、苏光任副书记。1979年10月27日，我校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刘圣化作了《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为把我校办成教学、科研中心而奋斗》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西南交通大学第六届委员会。党委会中没有了工宣队与军宣队的代表，充实了教师代表。刘圣化任党委书记、沈正光、阎焘、苏光任副书记。苏光、姚玉飞任纪委的正、副书记。我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后，系一级实行系总支领导下的系主任负责制。1979年4月，韩铭来校任副校长。

在党委的领导下，全校掀起了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在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对学校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学校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对如何按照三中全会精神，把我校办成现代化的重点大学，如何保持长期的安定团结的局面进行了认真和热烈的讨论。这次学习和“文革”中的学习不同，批判了“两个凡是”[2]，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三中全会文件的学习为实现学校工作重点的转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党委领导下，相继召开了共青团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与工会代表大会，共青团、学生会、工会的组织得到了充实和健全，活动也积极开展起来。

我校民主党派组织在经历了“文革”浩劫、停止活动十多年后也恢复了组织活动。1981年4月16日，我校隆重举行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南交大支部、九三学社西南交大支社恢复组织活动大会。我校民主党派结合我校的特点，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出谋献策。显示了我校民主党派人士在经历了“文革”的灾难，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和社会主义的立场。民主党派组织和活动的恢复，为学校工作重心的转移、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营造了一个团结和谐的氛围。我校许多民主党派成员与民主人士被任命为校院、系部的领导人，曹建献、钮小明先后被任命为我校副校长。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许多优秀人物被选为全国、省、市人代会与政协的代表或成 员。1983年6月，曹建献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刘世楷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校的各种学术组织与团体也纷纷建立或恢复活动。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

在邓小平推动下，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当年起，改变“文革”期间高校招生不考试、“推荐上大学”的办法，恢复了“文革”前的高等学校新生入学考试制度。上述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新生时，首先保证重点院校。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

统一招生制度的恢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有人把它比喻为好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中国大地，给无数的青年尤其是身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未来。他们的命运能与高考联系起来，一个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公平竞争进入高等学业校，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经过11年的苦苦地期待，终于降临到他们面前。全国有570万人报考，经过中央的批准，动用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印刷高考试卷。当时年录取的人数只有27万余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次。

1977年11月，我校11个专业共录取新生521人。这是我校“文革”后首次通过高考录取的学生。本科学历一律定为4年。由于考试，录取时间已近年底，入学时间推迟到1978年3月，这是建国后唯一的一次。白日放歌，青春作伴，500多名莘莘学子来到峨眉山下高等学府的殿堂。他们是祖国走进新时代的见证人和爱益者。3月13日，我校在名山电影场举行隆重而热烈的开学业典礼，欢迎新同学的到来。这批新同学年龄跨度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有的已过“而立”之年、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有的则从中学毕业、未届“弱冠”，稚气未消。这些新同学，尤其是那些在“文革”时期毕业的“老三届”深深懂得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他们入学后，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知识，形成了当时特殊的校园风气。努力学习以及他们上山下乡、多年社会阅历而形成的见识和才学，使他们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殊的一代，从他们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至今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

1977年只是恢复高考的开始，从1978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在当地招生院校的录取工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增加招生考试过程的公开、透明。1978年秋，我校本科19个专业共录取本科新生814名。10月14日，我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欢迎新同学的到来。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刘圣化在大会上致辞，对新同学寄予殷切的期望，1979年，我校又招收本科新生698名。这届高考的特点是规定考生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为了不埋没人才，又规定，学习成绩优秀的青年，经单位证明，年龄可放宽至28周岁。这样，从1979年起，高考考生的主体为应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考生，前两届普遍年龄较大、有的已结婚生子的情况从此成为历史。经过两年调整，中国高考终于步入常轨。

从1977年恢复高考起，我校本科学生人数逐步回升。至1981年已达3 552人，接近“文革”前1962年历史最高水平的3 723人。至1985年，本科生在校人数已达3 827人，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

恢复高考和否定“两个估计”使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迈开了关键性的一步，扭转了“四人帮”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学校的教学工作开始走上正规。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的新风，它带动了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和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中国青年的命运，由此也影响了祖国的未来。

为了适应教育形势的发展，学校还采取了多种形式办学，如在本科生教育中招收走读生和代培生。另外，还恢复与发展了成人高等教育，恢复了函授、夜大学。在成都设立函授、夜大学部。特别是恢复了已经停办10多年的干部班，1980年4月1日，我校举办的工务工程班与电气化运输班开学，这是我校举办的第十届干部班，全路32个局、厂、院校的72名干部来校学习，学制两年半。以后我校还在20世纪80年代举办过多届干部班，如监理班、经济管理班、团干班、政干班……等，为铁路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86—1993年，受铁道部部委托，共创办厂长、总工程师培训班8期，共培训人员784人。1988年我校成立成人教育学院，形成了有函授、夜大学、成人大专脱产班、大学后继续教育、高层次干部职务培训多类型、多层次、多形式、专业涵盖面广、具有相当规模的、立足铁路、面向全国的成人高等教育的新局面。高层次的干部班与研究生课程进修班，1980年至1991年共招收400人，1992年至1995年，共招收480人，总共880人。普通干部班的人数更多。

恢复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保证培养人才的质量

“文革”前我校有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传统，严谨治学不仅保证了我校的教学质量，而且对学生的治学态度、工作态度，甚至人生态度都会发生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它是对学生的一种科学态度的培养，但是这种严谨治学的传统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校的工作重点转移向教学与科研，恢复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成为当务之急。

恢复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的。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恢复严谨治学的光荣传统是从制订一系列的有关教学的规章制度开始的。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加强学校的管理，有章可循，有章可依。学校制订了《学生考勤办法》《学生生活管理办法》《考场规则》《对补考不及格的处理意见》《教师考核办法》《教师工作量的暂行办法》……这一系列的严字当头的规章制度，恢复与整顿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这是严谨治学的前提条件。

从1979—1980学年第二学期，学校进行了期中的教学检查，发动全校的干部、教师检查教学，随班听课，问卷调查，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各系、各教研室要对教学检查作出总结，提出改进意见。此后，这种检查形成了制度，每学期都要进行一次，时间定在学期中间，检查时间大约用1个月左右。这项制度对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革”中受到破坏最严重的是考试制度，“文革”前我校的考试制度是很严格的，至今校内仍流传着罗忠忱、罗河、黄安基……等严格考试的故事。我校的严谨治学的传统渗透在严格的考试制度之中。但这种制度在“文革”中被诬蔑为“红笔大刀”“砍杀工农”、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交白卷的被称为“英雄“，严格要求的老师受到残酷迫害。严格的考试制度取消了，改为题目公开，或让学生写读书报告、书面总结，有的班级采用小组自行评卷，百分制取消了，记分只记“优秀”“及格”“不及格”，甚至不用记分。在“两个估计”的桎梏下，严格考试制度被视为“关、卡、压”，以学生为敌人，被否定了。教师们在评分上存在不敢评、不愿评，采取了一律及格的违心的做法，教学质量严重下降。“文革”之后、恢复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制度。1979年1月期末考试，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恢复了百分制，学校要求全校师生继承与发扬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严格考试制度，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考试结果，筑路1978级学生平均90分以上的占48%，为全校成绩最好的班级。对极少数违反考试纪律的按照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1981年7月16日，经校领导决定，对上学期期末考试中作弊的11名学生分别给予记过（10名）、留校察看（1名）的校纪处分，所作弊的科目一律以0分计，不准补考、必须重修。严格的考试制度，对恢复我校严谨治学的光荣传统，对于学风、教风的转变，对于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文革”前，我校在严谨治学方面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有的在“文革”前就被作为资产主义的东西而被否定了，有的在“文革”中被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而被取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合我校当前实际，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第一，强调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在修订教学计划时保证课堂教学和书本知识教学时间，减少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的时间，提高课堂教育的质量。

第二，加强教学第一线的力量尤其是基础课主要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副教授担任主讲教师。对讲课教师提出严格要求。对青年教师初上讲台要经过考核并有年长教师的帮助，保证教学质量

第三，1978—1979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在全校各专业的1978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中试行学分制，我校是铁路院校中最早实行学分制的，学校制订了实行学分制的教学计划。学分制，是学分作为学生学习成效的计量单位，学生在取得学校规定的最低学分就可毕业。克服了年级制教学中，对学生专业学习模式要求“一刀切”的弊病，承认学生之间存在学习基础与才能等之差别，以便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这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权和积极性。控掘学生学习的潜力，使学习优秀的学生能脱颖而出，缩短学习期间，提前毕业，服务社会。如铁道工程系1978级学生汤理，入学前自学了大学的高等数学，入学后参加高等数学免修考试，成绩优秀。阅卷老师发现汤理在数学方面有培养前途，向教务处建议准许他选学数学师资班（1977级）的全部必修课，并在教师指导下自学数学1977级已经学过的课程。一年后各科考试成绩优秀，自第二学年起，汤理跳级转入数1977级学习。又如运输系1983级学生王忠刚和王明彗，均在3.5年中修完规定的学分，提前半年毕业，成为我校首批提前毕业的大学生并被推荐为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第四，加宽学生的知识面，适当减少必修课学时，增开选修课。许多教师按照学分制的要求，根据自己的特长以及国内外新技术、新学科的发展，结合学生的需要，为学生开出选修课。仅从1978年起，在短短的两年中即开出选修课35门。值得提出的是，在解放前我校也曾开出过选修课，但基本上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课程，而在这开出的35门选修课程，数、理、化、力学等自然科学课程有11门，工程技术类课程14门，而包括第二外语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的选修课有10门，这在我校历史上是罕见的。

第五，1981年4月，学校制订了《西南交通大学关于教学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暂停规定》，是对我校“文革”前教学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的一个总结。其中特别强调在恢复我校优良传统时要认真加强“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原则。我校从建校以来一贯重视外语、数学、力学等基础理论的及工程制图、工程测量等技术基础课（专业不同课程也有不同）的教学与实践，并且对学生要求严格，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工作岗位去，动手能力强、上手快、后劲足、能吃苦，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但这一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认为是理论脱离实际。“文革”后，学校恢复了原来的传统，加强了“三基”的教学与实习，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恢复职称评定工作

建立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是办好重点高校的关键。我校在“文革”前，是一所师资力量较强的并且有严谨治学、刻苦钻研、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老校、名校。但由于“文革”的摧残以及搬峨眉，生活与工作条件的困难，十多年来，教师队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员200多人，师资队伍的数量与质量都出现了与重点高校不相适应的严重状况。学校领导在学校工作重点转向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校的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任务。通过各种途径，采取许多措施，在政治上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工作上抓好恢复职称的评定工作；在组织上及时把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中青年教师提拔到校、院、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岗位上来；在业务上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培养。同时，千方百计地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978年3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原来确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律有效；恢复职称评定，可以越级提升教授、副教授。我校积极地恢复了已经停顿十多年的职称评定工作。同月，经我校评定、并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文教组批准，提升黄克欧、朱育万、孙训方三位副教授为教授；提升车惠民、潘启敬、王兆祥三位讲师为副教授；提升王金诺、卢传贤等9位助教为讲师。这是我校1962年以来第一次提升技术职称，提升职称的闸门由此打开，这是我校拨乱反正的又一成果，也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内容，加强师资培养的重大措施。6月，校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提升200名助教、教员、教辅人员为讲师。一年之内两次提职，在我校历史上首次。12月17日，校学术委员会成立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审议提升教授、副教授职称问题。1979年7月5日，经校学术委员会评定，上级批准，王韶华、黄安基、路湛沁、毛家驯、卢孝棣、倪志锵6名副教授提升为教授，黄棠等61名讲师提升为副教授，从此，我校的职称评定工作进入常规。

为了解决师资青黄不接、力量不足，1978年4月，学校决定从1977级新生中选拔60名政治思想好、理论基础较强的学生，组成数学师资班，作为数学师资培养；另外又抽调10名学生作为外语师资培养。之后，又从1978级学生中选拔了100名学生，组成物理、力学、铁路电气化与自动化3个师资班。同时，在1978年我校还招收了43名新生，组成马列主义师资班。这些师资班的学生一部分留校任教师，另外一部分统一分配至铁路和其他高校任教师。这是我校师资中的新生力量，使我校1982年教师组成中青年助教在校的975名教师中所占的比重从18%上升到32%。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已成为我校有关学科的骨干、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物，有的已成为我校党政领导干部。

为了办好师资班，学校及数学、物理、力学、马列等教研室的教师们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些教研室本来师资不足，教学任务又重，要承担师资班的培训任务困难的确很大，尤其当时峨眉的生活和工作的条件都很艰苦。但这些教师发扬我校的优良传统，把困难留给自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我校办数学师资班是1978年3月份才定下来的，4月10日就要上课，时间很紧迫。郭可詹教授在已担任本科学生18学时的教学课外，毅然挑起师资班的“线性代数”和“代数几何”两门课的任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位已逾花甲之年的老教授在接受任务时动人地说：“我已年过60，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我至少还能为祖国工作十几年，我希望能用我的夕阳余晖，为我校培养年轻一代的数学师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位建国初期从美国归来的博士、教授，为了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忘我工作，没有教材自己编，找不到印刷的地方自己动手刻蜡板，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他的讲课，他的精神，“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启迪着一代青年教师。他们从郭教授那里不仅学到了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一个人民教师应该具有的使命感、责任感。郭教授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是他始终活在他教过的学生的心中。学生们把他尊称为“心中的灯”。这是数学师资班的学生对一代宗师的深情回忆：

“我们特别想念30年前，我们和郭先生朝夕相处的峨眉年代。那时，郭先生已逾花甲，虽一路坎坷，但终究柳暗花明，走入了人生的巅峰时节。我们就是这样幸运地在那个时候与先生相逢。

先生在我们心中是个儒雅而又亲切的长者。我们记得，先生总是步行来到我们教室，精神矍铄。衣着俭朴而清洁整齐。由于时代的烙印，我们进校时学业成绩参差不齐，先生从来不因学生敏而宠、讷而弃。无论是城里的孩子还是农村子弟，先生一律平等对待。因此，不管是谁，碰到什么样的难题，无论时间多晚，我们都敢去敲先生的门，找先生求解。先生家中如豆的灯光，透过峨眉的雨雾，在冥冥中指引我们前行，成为我们心中的灯。

先生在数学这个神秘的世界里，是个得道之人。所以，先生的授课，总是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条理清晰，高屋建瓴。我们都记得，他讲的拓扑学，涉及那么多复杂艰深的概念和推导；而在先生手中，如竹筒倒豆，清流入渠，滴滴点点，都在关节之处。多少年了，我们还回忆起先生幽默地说：人体的拓扑结构就是个面包圈。听先生的课，我们常感到那种和智慧在一起游戏的愉悦。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体验到如何去建立一种自信、去把握那些未知世界里的学问。

先生是身体力行的人。我们都忘不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教育知识界还处于一个乍暖还寒的时候，许多外国的先进教材还没有被翻译。先生为了把最新、最好的东西教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一边翻译外文教材，一边动手刻蜡板，用油印机印成讲义发给我们。使在中国大西南山野莽莽之地求学的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学科中一流的知识。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多年之后，在遥远的国外留学时，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其实，也真是这样，在学问上我们走得越远，我们离先生就越近。

先生是个大彻大悟之人。因为此，先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保持独立的人格，弘扬自由的精神。每次和先生交谈，都可以感受到先生刚直不阿的布衣风骨。这和先生倾毕生之精力于数学不无关系。先生一生追求的是一个真，探究的是一个理。从数学到人生，从物质到精神，先生是融会贯通了。我们今天缅怀先生，就要像先生那样，毕生追求真理。因为唯有追求真理，才能使我们像先生那样，得到自由。（鲍歌等20人：《怀念郭可詹教授》）

1983年，郭可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被多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8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并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首次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作为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模范人物的代表，赴北京参加了4月30日举行的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纪念全国总工会成立60周年大会。1991年，又被铁道部评为“全国铁路优秀知识分子”，被国务院确定为“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郭可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献给了西南交通大学。鞠躬尽瘁，诲人不倦，燃烧自己，照亮学生。

理论力学教研室的徐鹤龄老师除担任机械系本科学生课外，还承担了力学师资班的理论力学课程。他常说：时间不饶人，越是上年纪，越要多做工作。1978年4月，他开始感到胃部不适，体力不支，吃饭很难下咽。大家建议他去检查。他总说：“没什么，现在大家任务很重，我不能打乱计划，等上完课再说”。大家哪里知道，当时他已患有食道癌，为了不耽误教学，他以极大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一天只能吃二、三两饭，一小碗饭要吃一两个小时。上午有第一节课，他要在早晨4点钟就起床慢慢吃完饭，有时甚至空腹去上课。下课回家里，已筋疲力尽，累倒在床上。在同事们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去成都看病。在去成都的头天晚上，他还去同学的宿舍答疑，他心里牵挂着的只有——学生。他逝世时只有53岁。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这就是西南交大的老教师为培养年轻一代而献出的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

马列教研室承接了铁道部下达的一项艰难的任务——创办马列主义师资班，为铁路高校培养一批政治理论课教师。师资班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自然辩证法四个专业（后增设经济管理专业）。教研室领导李泳、毛子洄、朱铃等老师，紧密团结，结合教研室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学生。一是充分调动和发挥本教研室和本校相关课程教师的积极性和业务专长，二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举措，即：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的知名教授黄楠森，朱伯昆等请来，为哲学和自然辩证法专业的学生系统的上课；另一方面，把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经济管理等专业的学生送到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随班听课，参加考试。在政治经济学中除了传授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外，还注意介绍当代西方的经济学说，除专业课外，强调学习高等数学。这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而且是有远见的。因而他校愿意用两个毕业生抵我校1个毕业生。教研室的老师们全身心地投入了师资班的教学和管理，很多位老师超负荷工作，一个人担任几门课。有的老师累得生病住院，还没有痊愈，又走上讲台。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既提高了教师的业务水平和马列师资班的整体质量，又为我校、铁路高校和地方院校输送了一批综合素质优秀的马列理论人才。目前，这批毕业生都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骨干力量。马列主义师资班的开设开了我校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先河，马列主义教研室后来发展为社会科学系，结束了我校没有文科专业的历史，推动我校向多科性大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学校还通过举办短训班、研讨班、进修班等办法，帮助中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1978年8月，桥隧系首先利用暑假举办了英语进修班，由高渠清教授用英语讲授“材料力学”。参加进修班的除本系年青教师外，还有铁道系、基础课部等的教师。9月，曹建献、刘钟华教授分别为电机系及机械系的教师开英语进修课。1980年10月，我校为教师开设英语口语学习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王世馥副教授主讲。此外我校接受教育部委托我校主办“材料力学新教材讲习讨论会”，接受铁道部委托举办了力学师资短训班、出国进修后备人员日语培训班。在这些培训班里，除我校教师外，还有铁路高校和其他高校的教师参加。除此之外，我校还选派教师出国进修。在1982年9月前，已先后派出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20余名。其中绝大部分回国后，成为学校改造旧专业、创建新专业、引进世界先进科技的学科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了选拔优秀教师作进一步培养，制订计划进行重点培养。此外学校还制订了攻读研究生课程办法和选拔优秀生的办法。学校还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国外、路内外的各种学术活动，开展科研。

为了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鼓励教师教学积极性，我校试行了教师工作量制度，实行《教师教学工作量超额津贴试行办法》，1979年12月，年终评奖，全校有1943人获一、二、三等奖，占教职工总数的90.7%，获一等奖的教职工149人，占6.8%。数学、物理、外语、体育、理力、材力、电子学、电机学等9个教研室36名教师超额4480学时，发给津贴1344元，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代表了一种方向，鼓励教师努力工作。

加强教材建设

努力办好学校需要抓好“三材”，即人才、教材、器材。1977年8月，邓小平指出：“教育制度中有很多具体问题，……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我校把教材建设作为落实工作重点转移的一项基本建设来抓，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

1979年10月5日，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建立高等学校理科教材和工科基础课教材编审委员会的通知》，我校郭可詹教授被聘为工科数学教材编审委员；朱育万教授为工程制图教材编审委员；孙训方教授为工程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材料力学小组成员。

1980年1月7日至26日，国家教委委托我校主办“材料力学新教材讲习讨论会”，历时3周。参加讨论会的有180余所工科院校代表185人，列席37人。会议由我校孙训方教授主持。会议期间，孙训方教授就新教材的编写作了介绍，并在会上作了《线弹性断裂力学基础》的报告。

1981年3月20日，由铁道部教育局主持，组成8个专业教材编委会，在我校召开编委会，编写适用于铁路高校的新教材。由我校负责的有铁道工程及桥梁隧道、内燃机车、铁道车辆、铁道机械化、电力机车及供电、铁道自动化等六个编委会。

1983年10月13日，教育部委托我校在峨眉召开“机械零件及原理教材编审会，”出席会议的有各院校代表40余人。

1983年10月15日至20日，铁道部委托我校主持的“计算机教材讨论会”，在我校举行。曹建猷教授任计算机教材编委会主任，潘启敬教授为副主任。

自1978年至1983年，有我校主编或主审的各种教材及参考书达83种。并有不少教材获奖。包括：

马荣斌等老师编写的《遥感原理和工程地质判释》获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任朗教授所著《天线理论基础》获1983年世界通信年电子工业部全国电子类专业优秀材料特等奖，优秀通信类图书二等奖，四川省1983年重大科研成果二等奖。《天线理论基础》出版后受到好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致信任朗说：“我国这方面著作甚少，而天线在理论与运用方面均极重要。”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梅冠香称赞说：“这本书是到目前为止天线书籍中最完备的一本”。

1983年我校教师主编的7部教材和协编的6部教材分别获得铁道部优秀教材一、二、三等奖。他们是：

获得铁道部优秀教材一等奖的是：何广汉、车惠民、谢幼藩、卢和乐合编的《铁路钢筋混凝土桥》（上、下册）。

获得部优秀教材二等奖的是：倪志锵主编的《铁路工程和机械化施工》，章涵绪、严隽耄编写的《车辆构造》选线设计教研组编写的《铁路选线设计》，魏道远协编的《机车柴油机原理》。

获得优秀教材三等奖的有：朱育万与兰州铁道学院周棣萼主编的《画法几何》，黄棠、周其刚、王效通编写的《结构设计原理》，刘成宇、陈录生、李克钏编写的《土力学基础工程》（下册），沈权、陈玉华协编的《内燃机车构造及原理》（下册），谭达明、高品贤协编的《机车柴油机动力学》，杜庆萱、连级三、黄昌继协编的《电传动机车控制》，陈启藩、周美玉协编的《内燃机车电力传动》，关宝树、麦倜曾协编的《铁道隧道》等。

[1]苏光……

[2]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关系学校命运与前途的抉择——扩建成都

20世纪80年代，我校党政领导班子变动较多。1982年1月，铁道部任命阎焘为校长，免去刘圣化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免去沈正光副校长职务，专任党委副书记。

阎焘，1982年1月至1983年10月任西南交大校长，1983年10月至1984年7月任学校党委书记。阎焘1926年6月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北汪村。1943年夏考入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1946年随学校复员唐山，至1950年毕业，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领导和参与学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毕业后留校工作，1951年参加铁道部组织的抗美援朝工程队，任政治指导员。回校后任教育科科长、院办秘书、铁道系助理、教务处处长、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等职，20？年离休，2007年病逝。

1982年6月8日，铁道部任命王润霖为副校长，8月5日，任命路湛沁、孟庆源为副校长。1983年10月12日，任命阎焘为我校党委书记，王润霖任党委副书记、校长，杨清春任党委副书记，孟庆源、李植松、孙勋任副校长。期间，刘圣化、沈正光离任，韩铭离休，曹建猷、路湛沁因年龄辞去行政职务。

王润霖，高级工程师，1983年10月任西南交大校长，1984年7月至1993年6月任学校党委书记。王润霖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52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铁道工程系后留校任教。1953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1年曾参加铁道部组织的抗美援朝工程队。留校工作后曾赴苏联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回校后历任我校的团委书记、校长办公室主任、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等职，曾任四川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侨务委员会委员。1996年6月退休。

1984年7月30日，铁道部党组与四川省委商定，我校领导班子作以下调整：王润霖任党委书记兼校长、阎焘任顾问，免去校党委书记职务。任命沈大元为副校长。9月28日，铁道部政治部决定，孙勋副校长改任党委副书记。1985年10月14日，铁道部任命沈大元为校长，免去王润霖校长职务。24日，又任命沈大元为党委副书记。1986年？月，任命胡正民、白家棣为副校长。1987年5月7日，任命孙济龙为副校长。期间，孙勋、杨清春、胡正民奉命调离。

沈大元，教授，1985年10月至于1993年6月任我校校长、党委副书记。沈大元1932年10月21日出身于江苏省江阴市，1953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期间参加铁道部组织的抗美援朝工程队。留校后历任土木工程系副系主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长。曾任四川省科技顾问、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交通协会常务理事等职，1996年6月退休。

学校领导班子在80年代完成了一件关系我校命运和前途的大事，解决了30多年没有解决的校址问题。

重提校址问题

校址对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是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和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的问题。

我校迁址峨眉没有经过认真论证，也没有广泛地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教训太深刻了，校址问题已成禁区，有意见也不敢提。迁址峨眉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乡村办重点大学，教学、科研上可能产生的矛盾被掩盖了。

这种情况在“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经过拨乱反正，学校把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教学和科研。1978年3月，我校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恢复和办好的重点高校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校处于一个闭塞落后的山乡，要在这里把西南交大办成全国一流的以培养铁路高级建设人才为主的工科大学，办成名副其实的全国重点大学，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

学校由唐山迁往峨眉，从城市迁到乡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学校远离城市，孤处山乡，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即便去成都，拥挤不说，往返需要3天，去北京、天津、上海就更困难了。大家对“蜀道难”有了深刻的体会。我校是工科大学，以轨道交通为特色，但要在峨眉搞科研，教学要结合铁路实际，四邻不靠，协作困难，不像在唐山，隔条马路就是机车厂，走不了10分钟，就到了火车站，一出校门就能看到京沈铁路。每天京沈铁路的火车从学校门口呼啸而过。我校购买图书资料，只能由四川省外文书店在乐山的代销点和峨眉县新华书店在校区的代销店供应。由于当时是按地区级别计划供应，乐山是地级，峨眉是县级，我校所在地是区级。不仅书目不全，而且数量很少，1971年出版的英汉新辞典，这样极其普通的工具书，只供应我校两本。外文书籍和重要的社科与科技书籍，学校见都见不到。

峨眉建校是在“文革”期间进行的，因陋就简，建筑标准较低。校址选在丘陵地带，教学与生活的用房建在各小山头上，给工作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住在镜泊山的教师要去电机馆上课，走路不得少于半小时。生活条件很差，供应的是农村水平，买米、买菜……要赶场，利用工作时间赶场买米、买菜是合法的、正常的。为了改善生活，每到星期日，不少教师要跋涉去县城。可以见到许多交大的教职工，包括许多学富五车的老专家、老教授也背上背篓与当地农民一样，骑上自行车或徒步，往返学校与县城的路上，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蹉跎岁月，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不可能5/6时间用于教学、科研。校医院建在西山梁，住在路北区的教职工生病，要从路北区下山、再爬西山梁的150多级台阶才能到达医院，至于子女的教育、就业问题也很困难。

对于这些困难，铁道部和四川省是知情和同情的，也曾做过许多努力，教职工的生活工作条件较初到峨眉时有了一些改善，至“文革”结束时，学校已经初具办学规模。在这样的情况下，办一所普通的高校是可以的。但是，要办成一流的全国重点高等工业学府是有困难的。这种情况不仅我校遇到，许多与我校一样，在“文革”前内迁的学校都遇到了。幸运的是“文革”后他们都已经从三线迁回原址或另择新址。铁路部门高校，迁至石家庄的北京铁道学院，迁至江西的上海铁道学院，迁至宁夏的上海铁道医学院也都已迁回原址，而唯独我校仍留守在峨眉，这成为我校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当时办成一流大学的最大的困难，是留不住人。办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师资与一流的学生。我校在历史上蜚声海内外，成为与清华、上海交大、浙大等名校并驾齐驱的高校，关键是我校有一流的师资。解放前以茅以升和五老（罗忠忱、顾宜孙、伍镜湖、李斐英、黄寿恒）等一代宗师以及学校“门槛高”选拔的高材生，一流师资与一流的学生才成就了唐院历史上的辉煌。但是迁址峨眉后，由于上述的种种困难，使得学校人才流失严重。有的老教师因年老体衰，来不了峨眉（如张泽熙、罗河等），有的来了峨眉，不能适应峨眉的生活环境而又被迫离开的（如杨耀乾，这时已年逾花甲，因身体不能适应而由校领导同意离开峨眉，回家编写教材，《平板理论》《薄壳理论》于1989年、1981年出版）。有更多的教师，教学骨干、学科带头人，认为在峨眉难以施展才华，英雄无用武之地，调离学校（如戴天民，1960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我国最早研究理性力学的极有造诣的学者，离开峨眉调往他校。此外如毛家驯、张震、沈培德……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都从峨眉流失了。一些研究生毕业后不愿留校，分配到我校的大学毕业生也不安心。

我校迁峨前夕，共有教职工1 581人，搬迁峨眉后调离318人。我校搬迁峨眉前，共有教师625人，到1979年已调出106人。在峨眉期间，机械系焊接教研组50%的教师都流失走了。这就使学校的师资队伍元气大伤，教学质量下降，科研力量减弱。

学校搬迁峨眉后，招生质量显著下降。许多青年学子只知唐山铁道学院，不知西南交通大学为何校。投递至我校的邮件往往被误投到西安交通大学。1978年招收815名新生，其中以第一志愿录取者仅225名，二、三志愿在内的只有409名，缺额只能降格以求。1978年级新生录取的平均总分为359分，其中低于教育部规定的重点学校最低录取线340分者有92人。1979年级，我校录取新生平均为325分，在全国重点高校中居于中间偏下的水平。

这种情况传到了海外，许多老校友瞠目结舌，不相信这是真事。一所在历史上曾经扬名中外的唐山交大，怎么会丧失了在全国高校中领先的位置！！！

我校虽有一批教师流失，但有一批对学校有深厚感情、舍不得离开学校的骨干教师在去留的问题上选择了“留校”。在“文革”之后，党和国家重视教育，重视科研，迎来了他们一生中发展的又一个春天。他们力求要再造学校的新的辉煌，把学校办成一流的现代化的大学。他们看到许多兄弟院校，包括当时与我们同迁四川而又返城的兄弟院校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日新月异地发展，不甘落后，他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校址问题本来是个禁区，但“文革”之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他们认真地思考了学校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思考了如何把西南交大办成一流的现代化大学的问题，于是校址问题再次成为全校关注的热点。寻求校址问题的解决成为我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一股洪流。

齐心协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校解决校址问题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和支持下，在全校师生、校友和关心我校发展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圆满解决——扩建成都，演绎了又一个动人的春天的故事。

1979年3月13日，校党委利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教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这一有利的时机，第一次向铁道部党组提出了关于校址问题的报告，并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抄报教育部，提出迁往北京、河北石家庄、唐山或保定、四川成都的建议。

10月，刘圣化校长在峨眉主持召开校址问题座谈会。随后，我校教授、副教授50余人签名，向当时国务院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及各位副总理提出“迅速恢复唐山交通大学”的建议。紧接着，全校各单位1356名教职工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上书，“要求及早解决西南交通大学校址问题”。 罗河，高渠清教授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信，要求迁校。学校党委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于1979年11月以西交党字（79）第122号文报送铁道部党组并转报党中央、国务院，再次提出《关于西南交通大学校址问题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反映了在峨眉办学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另行选址，重新建校”。根据高等学校办学的一般规律和我校的具体特点，学校提出，考虑选择校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办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二是要接近现代化铁路枢纽，有比较多的科学技术协作单位；在可能的情况下，恢复这所具有80多年历史的在国内外有名大学的名称。对于迁校地址，提出迁往北京、河北石家庄市或秦皇岛市、成都市。

铁道部了解学校办学过程中的困难，但碍于峨眉校区是过去三线建设时，由当时铁道部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并由吕正操部长亲自选址的，在党组没有作出新的决定和老部长没有作出新的表态时，不便于做大的变动，况且峨眉建校已初具规模,教学工作正在正常运行，铁道部领导当时采取了在原有格局不做大的变动前提下，改善学校的工作、生活条件。1978年9月，批准我校借用成都铁路局招待所的房间成立西南交大办事处，设一个招待所。1979年7月，在收到我校党委关于校址问题的第一个报告后，铁道部又把原属成都铁路局和第二工程局的两所中专学校校址划给了学校，作为办学点，成立西南交大成都分部，为学校在成都办学开了个窗户。这样，西南交大的一只脚伸进了成都，但整个身子还在峨眉。

1979年12月，铁道部党组收到校党委的又一个报告后，准备进一步推动解决我校校址问题。1980年5月，铁道部李颉伯、耿振林两位副部长来四川，与四川省商谈我校的迁校问题。但当时四川省委不同意我校进成都。因此，只好在铁路内部调剂解决。此后，铁道部领导还亲自带领学校领导，在成都市范围内铁道部属单位有土地潜力的地点做过调查，希望能够扩大学校在成都的办学点。但未能找到合适的单位和地方。

校址问题引发了1980年学校的一次罢课事件。

这次罢课的导火线是1980年下半年开学不久，就传说学校有些建筑物中有伽马射线，造成一名职工因白血病去世，另外两个学生也因白血病住院。10月16日，学生举行罢课，后又提出迁校的要求未。对这场罢课事件，教师的心情是矛盾的：对罢课教师是不愿意也是不赞同的，它不仅会影响学校与社会的稳定，而且会影响教学；但学生罢课中提出的要求却是许多教师想说而又心有余悸不敢说出的，反映了教师们共同的要求，因而对同学的罢课又是同情和支持的，希望能促进迁校问题的解决。

铁道部、四川省对这次罢课十分重视，及时派来了专业队伍，对师生员工的健康，及校内放射线进行了测试，对伽马射线的影响作了调查分析，结论是“对西南交大这样低水平的伽马辐射照射，还缺乏科学证据说它对人的健康已构成一种威胁”（《关于西南交通大学伽马射线调查工作的报告》，转引自《校史资料选辑》第35辑，方太强：《峨眉建校二十载（1965-1986）》）。由于学校的领导、各系的干部、教师及时疏导，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这次罢课在连续26天后，于11月12日复课。这次罢课事件，使西南交大校址问题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1981年10月20日，铁道部李颉伯副部长来我校参加建校85周年庆祝活动，他在讲话中指出：来参加你们校庆之前，铁道部经过研究讨论，在省里已经同意我们铁路内部调整，解决成都的用地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明年就安排投资，在成都扩建分部，峨眉继续配套，峨眉仍是学校的重点。还是这个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备战观点，立足峨眉、成都，办好学校。”从他的讲话中看出，在我校立足点的提法上似乎有了变化，即由原来的两只脚踏在峨眉而变为一只脚在峨眉，一只脚在成都，但主体还在峨眉。于是铁道部做出了“立足于峨眉，充分利用成都分部的条件，把学校办好”的决定，还下达了“关于支持西南交大把学校办好的通知”，提出了一些支持学校在峨眉办学的措施。但校址问题给学校带来的困难，并不是仅靠一些补救措施能够克服的。

海内外广大校友非常关心母校的前途，特别是校址问题。为了使母校能尽快摆脱在峨眉办学的困境，他们采用多种形式、多个渠道向各级领导部门反映意见。

首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时已85岁高龄的茅以升老校长，1981年12月1日，在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以议案提出“请政府考虑施行恢复有八十五年历史的唐山交通大学”。后又在1982年11月26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中，以议案提出“请国务院按照宪法89条13款，对铁道部将‘唐山交通大学取消’的错误措施，予以撤销案”。同时，全国政协委员严铁生、简根贤校友等23人，全国人大代表潘承孝等5位校友和王良，冯河两位校友等也分别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五次会议中提出了有关解决西南交通大学校址问题的提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校校友简根贤等23人的提案中，有几位并非我校校友，而是关心我国教育事业的专家、教授、学者和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他们均愿作为提案人而不是附议者提出我校校址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的重视。

铁道部教育局副局长张毅校友，在工作中，一贯关心母校的发展，特别是校址问题。由于当时的工作职务，张毅同志对外严肃执行铁道部党组的决定，在内部讨论时极力主张迁往成都市。在一次办公会议上，一位负责处理我校校址问题铁道部领导对张毅同志提出了质问时，张毅同志说：“毛泽东在世时只说过农业院校办在城里是见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农业院校都搬回城市来了，为什么全国唯一一所理工科大学，而且是重点大学，搬到农村去是正确的，而且是不可改变呢？”

在海外，以林同炎校友为代表的41位美籍华裔校友于1981年11月，联名向国务院提出要求，解决西南交通大学校址问题，“以利培育工程界科技人才，以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并恢复唐山交通大学的盛名于海内外，以正视听，以符威望。”后来林同炎校友又多次回国访问，在与中央领导的会见中，也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到迁校一事。1984年，林同炎校友又在我国总理访美期间，曾代表美籍华裔校友，再度上书要求考虑解决西南交大的校址问题，并于接见时递交。总理返国后，将该函转达给教育部研究。

以上方方面面的工作，对解决我校的校址问题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借力东风进蓉城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把教育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正式写入党的大会决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充分显示了教育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终于得到了全党共同的认识。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讨论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问题。这就为我校解决校址问题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一股强有力的东风，借着风力，我校校址问题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1983年5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落实中央上述会议精神，加快发展高等教育。铁道部教育局局长丁关根、四川省高教局副局长王文肃和我校校长王润霖参加了会议。

在讨论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时，王润霖校长在会上详细分析了在峨眉影响我校发展的因素，希望帮助解决山区办学的困境，得到与会同志的理解。丁关根局长回京向部党组汇报武汉会议精神时，突出谈了西南交大的校址问题，事后又主动向吕正操老部长做了汇报，谈西南交大在峨眉办学的困难，请他们接受迁入成都的方案。丁关根局长还带领王润霖校长直接拜访吕正操老领导，详细汇报学校有关情况。最后，终于使铁道部现任领导和老领导对我校校址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做出西南交大重点向成都转移的决定。

四川省高教局副局长王文肃深知办好高校必须具备的条件，她曾到我校考察过，目睹了峨眉办学的艰难处境，严重影响这所全国知名的重点高校的发展。她从武汉返回成都后，在向省委领导汇报会议情况时，专门谈了西南交大的校址问题。认为西南交大在四川省发展高等教育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铁道部已透出信息，如果在四川没有妥善解决办法，交大可以迁回河北省（当时铁道部的意向是迁往石家庄，利用石家庄铁道学院校址继续发展），同时，河北省也已做出欢迎姿态，提出唐山地区秦皇岛海滨一块土地可供西南交大使用（学校曾派人去看过）。她特别强调，在三线建设初期迁来四川的一批高校，都因为省里不同意进入大城市，认为在四川无法发展而先后迁出了四川。交大成为剩下的唯一一所，如果再让他们迁走，就太可惜了。她的入情入理的话，使省领导确实有触动。此后，她又积极地通过省里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帮助一起做工作，解决西南交大的校址问题。时任四川省委教育部副部长袁仲凡不仅是我校老校友，而且曾在“文革”期间在我校任过校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有过在峨眉办学的亲身经历，又熟悉省里情形，他又是有声望的老干部，在省里有一定的影响。他对母校有深厚感情。他出面并动员了一些他熟悉的同志，在省里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多方努力，省领导的态度有了转变。

1983年下半年，张毅校友主持铁道部教育局的工作后，又积极向铁道部陈璞如部长汇报西南交大校址问题。部党组决定由李克非副部长代表铁道部与四川省协商，张毅请我校阎焘书记12月中旬到京，与他一同陪李克非到四川。一路上，他们向李副部长宣传应借此机会与四川省协商在成都建总校而把峨眉改成分校。他们的建议被李副部长采纳，同意按在成都建总校的方案和四川省协商。12月18日，李克非副部长等抵达四川后，19日上午，听取了学校的汇报，李副部长同意在充分发挥峨眉校区作用的前提下，在成都建总校的方案。20日下午，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杨汝岱同志会见了李克非副部长一行，表示同意西南交大主体迁到成都市。

在高等教育要大发展的形势下，四川省委认真研究了西南交大扩建成都的问题。省委书记杨汝岱说：“西南交大的问题省委开会进行过研究，同意在成都近郊购地700亩建立总校，并要求把西南交大建成一所高标准，现代化大学，在四川省起示范作用。“

1984年4月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发（1984）85号函复铁道部国家计委：“同意西南交通大学在成都建总校”。5月9日，国家计委以（1984）847号函复铁道部并抄送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西南交通大学进行扩建，在成都建总校。”与此同时，教育部已确定分配给我校世界银行贷款以引进先进的设备。

5月18日，我校召开了1984年教学与科学研究报告会，校长王润霖宣布了总校迁成都的大好消息，全场欢声雷动，响起了阵阵的掌声。全院师生员工欢呼雀跃，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他们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成都总校的建设，并做好峨眉分校的工作，为西南交大的振业升位而奋斗。国内外校友也为母校额手称庆，称之为“出之幽谷而迁乔木”。

我校校址问题得以解决是合力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由于在党的领导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重视教育的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校赶上了好时代；二是由于铁道部、四川省提高与加深了对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领导、支持与关怀我校的迁校工作，成都市领导为我校融入成都满怀热情，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其三是由于我校全体师生员工在党委领导下，广大校友精诚团结、共同努力，扩建成都过程奏响了一曲热爱母校，魂系交大的赞歌，这种众志成城的凝聚力是西南交大精神的生动体现。

“一座飞来的大学城”——扩建成都

成都选址

为了在成都选好校址，学校成立了选址小组，由副校长孟庆源任组长，计财处长胡敬俺任副组长，负责在成都的选址工作。他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的选址工作的经验，这次成都选址，无论付出多少劳动，经历多大的困难，付出多少时间，也一定要找到最理想的校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学校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选址小组在党委和学校行政的领导下，在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们的支持下，开始了艰难的选址历程。选址工作是从1984年1月开始。

四川省、成都市确定我校的校址在成都市东郊的龙泉驿区。经选址小组详细调查后发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用水困难。第二，龙泉驿区处于龙泉山地震带边缘。

学校专门给成都市写报告，说明了以上情况。又经多方工作，在成都市胡懋洲市长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为我校的选址工作敞开了大门，同意我校在市属温江、新都、郫县、双流4个郊区县考察选址。胡市长与我校有缘，学校在平越时，胡的父亲是我校的教授，他的哥哥也是唐院毕业的，他自己也是平越高中的学生，对我校的悠久历史比较了解，对西南交大有比较深厚的感情。当时，4个县都很欢迎我们，地理位置对我们也还合适，但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主要问题是4个县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不好，要建设一所大学，修路、通水、通电等方面需要大量的投资，学校难以承受。因此，不得不另做考虑。

这样选址又从成都外围，转向了周边。1984年4月，学校党委决定成立建校筹备组。由副校长孟庆源负责，成员有徐保林、胡敬俺、黄德铸等人。1985年1月5日，成立建校指挥部，孟庆源任指挥长，校长助理徐保林任副指挥长，胡敬俺任副指挥长兼总工程师。

1984年6月，学校向四川省高教局递交了《关于西南交大在成都选址扩建总校的请示报告》，详细说明了我们在选择校址当中考虑的主要原则。即：有利于集中科技力量，加强科技协作，配套形成科技文化中心；有利于体现我校交通运输特色，靠近铁路运输管理中心，便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生产相结合。同时还要有利于加快建校进度，缩短建设周期，具有较配套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还能起到美化城市的作用。报告还提到，在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前一段我校已经做了大量调研工作，但都未找到符合我校要求的，较为理想的校址。于是提出在成都市金牛区选校址的方案，但是，金牛区处于坪坝良田区域，成都市未表态。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在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成都市规划局协同我校建校筹备组的同志又先后考察了牧马山、双楠、百花、光华村、赖家坡、万福、磨盘山等许多个地方，并进行了认真的勘察了解，查资料，走访专家学者，从办学条件、建设条件、市政设施条件、自然环境条件、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方面，在技术上、经济上做了比较，结果大家讨论认为双楠、赖家坡方案为最佳。但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双楠规定不能建高层建筑，所以确定了赖家坡方案。

当时，赖家坡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环境，学校组织各系领导及老教授看后均表示满意，学校领导也准备拍板定案了。但经过选址小组进一步的考察、论证，特别是对工程地质特征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了解到该地区属于膨胀土地带，不适宜大型建筑，否则耗资巨大，后遗症多。于是1984年10月30日向成都市规划院提交了《关于西南交通大学总校在成都选址定点有关工程地质方面情况及意见》的报告，在报告中详实写明了否定“赖家坡”方案的理由。成都市有关领导和部门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是，市规划部门又为学校提出了金牛坝、北莲池、九里堤和陆军总医院附近等4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经认真考察比较，最后选定了九里堤，因为这里离火车站近，便于出行，靠近市区进城方便，二环路还经过校前，又在成都“铁半城”（铁道部属在成都的铁路局、铁二局、铁二院等均在市区的西北角，占地面积较大，群众俗称“铁半城”）范围内，和铁路单位联系方便。完全符合我校的原则。据此，选定了九里堤方案。规划局的同志说：他们接触过很多单位，但对西南交大非常信服，会办事，条理清楚，会谈事，道理充足，真是让人心服口服，你们真的不愧是个大学，有人才。

用地方案最终要经何郝炬副省长批准。为了不致卡壳，学校又做了认真研究，找到省建委主任杜恒产、主持工作的省高教局副局长王文肃，汇报校址定在九里堤情况，得到他们的赞同，于是确定联名上报省府。1984年12月18日，以四川省建委、高教局、成都市规划局和西南交通大学四个单位联名向四川省府提出《关于西南交通大学总校校址定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根据中央关于把教育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的指导思想，和国务院《关于高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指示》精神，贯彻省、市领导同志有关加速智力开发、积极引进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等一系列指示，结合成都市整体规划已确定为“重要的科学文化中心”这一城市性质，对西南交通大学这样一所历史悠久、学科较全，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我国首批重点大学，在选址时尽量予以优惠。本着既结合城市规划，又有利于这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的原则，先后在本市周边多个地点，从办学条件、建设条件、市政设施条件、自然环境条件、工程地质条件等方面，在技术上、经济上作了全面的分析比较。经过多次商讨和现场踏勘，一致同意在洞子口选定校址，具体位置拟摆在金牛区和平乡九里堤村南侧一带，占地数量根据批准的规模核定。四川省高教局王文肃副局长亲自拿了这份报告找到何郝炬常务副省长，何副省长当即表示同意。

成都选址经历1年，选点20多个[2]，终于尘埃落定、圆满解决，完成关系学校百年大计的任务。

选址工作结束，艰巨的建校工作开始。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1984年底与1985年初，学校分别向铁道部计划统计局、国家计委上报了“申请计划任务书”，规划学生规模为研究生1 500人，本科生4 500人，留学业生100-200人。专业设置从现在的22个，到1990年增加至36个。基本建设投资规划，以1990年为限，房屋建筑面积达到298 500m2，征用土地700亩，总投资19 818.5万元。成都总校工程被列为国家“七五”期间大中型项目之一，是四川省重点建设项目。

1985年5月，学校在全国组织了成都总校总体规划设计方案评选活动，参加的单位有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四川省城乡规划研究院、省建筑勘测设计院、省建筑学会设计部等9家设计部门。经过方案展览、群众评选、专家评选，从提出的12个方案中最终评选出了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设计的方案，定为成都总校的修建方案。1986年1月，初步设计通过了鉴定。接着，进行开工前的征地、拆迁、“三通一平”、施工设计及物资储备等一系列的准备。

1986年8月2日，成都总校建设工程于上午9时破土兴建。这是我校建校90年来首次进入省会城市，它为学校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首先动工的是计算机机房，坐落在校区中部。当时学校党委、校行政对成都建校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1987年必须完成结构实验室、计算中心的土建任务；

二、1988年，成都总校要接纳学生和教师职工2000人；

三、1988年以后，每年有一个年级进入总校，1991年，搬迁工作全部完成。

1986年9月，在铁道部、成都铁路局及成都铁路兄弟单位的热情支持下，我校1986级新生在成都铁路局职工俱乐部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1200多人入住成都分部，这宣告了西南交通大学在蜇居山区20年后已经踏上了省会城市的土地。

1987年3月，总校工程全面动工。到1988年9月，仅一年多的时间，建成了各类房屋7万多平方米及配套设施，工程优良率高出成都市平均优良率一倍以上，并接纳了一个年级的学生1500人到成都总校上课。建设速度之快，施工质量之好，是我校过去建校史上所没有的。在全国调整基建计划、压缩基建规模的情况下，铁道部、国家计委都没有对我校建设进行调整压缩，同时，我校还被誉为大中型项目中速度快、质量好、效益高的典型。

此后，每年以一个年级的学生及研究生的规模和速度进入成都校区。到1990年，共建成各类房屋21万多平方米，学生全部转移完毕。同时，令人欣喜振奋的是，在1989年全国建筑工程质量大检查中，四川片区总计仅有的三个建设部部级优良工程中我校就占了两个，即3号研究生楼（扬华斋）和报告厅（明诚堂）。

西南交大总校的建设被誉为“一座飞来的大学城”。

西南交大建设按功能分为6个区，既相独立又密切联系。教学区是学校的主体，地处学校东南侧，城市主干道二环路旁，从二环路上望去，一幢幢新颖、独特的教学建筑和办公楼建筑，丰富了干道的景观，学生宿舍和体育区在教学区的北面，以人工湖为界，西部为生活区，靠近商业网点，教职工及家属生活很方便。

位于教学区和城市二环路之间以办公楼、竢实扬华雕塑与学生会堂形成的校前区，既相联系又互相隔开。二环路大量的车流的噪声，通过校内12.5米宽的绿化带相隔，又有校前区作缓冲，把噪声隔在教学区之外。

由每幢教学楼本身的四合院形体构成的内院小空间，扩展至四幢教学楼之间构成的一个较大的空间，然后以22层信息楼为轴线，把4幢教学楼有机地联系起来。

校内交通系统明确，合理组织人流、车流，学生上下课通过教学区北面的两条12m宽的道路来往，教职工通过环形主干道，由南、北两个方向进入教学区，互不干扰。

在教学区与家属住宅区之间，以40亩的人工湖相分隔，形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空间关系，从教学区隔湖相望，湖边是树丛掩映的低层建筑，而后是成团成组的一幢幢多层宿舍楼。湖面垂柳依依，小桥流水，湖塘月色，景色宜人。校内遍种各种花木，四季花开生机盎然。湖畔有建筑大师、白天鹅宾馆设计者佘畯南等校友设计的别具风格的校友厅（镜湖宾馆）点缀，为交大校园增光添彩。到过西南交大的人无不为总校建筑赞不绝口。1996年5月学校百年校庆时，海外校友归来，看到总校宏伟的建设，感叹说：“谁要说中国共产党不重视教育，就请他到西南交大来看一看。”

在我校建校工程中，得到了铁道部、四川省、成都市领导和有关单位的关怀和支持。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领导多次莅临我校，开现场会，解决建校中的困难。西南交大将在天府明珠的成都市，仰望星空，再造新的辉煌，为四川省成都市争光、为祖国争光，不会辜负四川人民对西南交大的殷切的期望。

平稳过渡，学校重心转移成都

1988年3月30日是西南交大欢庆的节日。成、峨两地500余名师生齐集总校计算中心楼前，举行隆重的西南交通大学在成都的挂牌仪式，党委书记王润霖、校长沈大元、教师代表郭可詹、在川的校友代表袁仲凡在庆典上讲话。沈大元校长指出：“今天，交大主体部分进入成都，峨眉校区已正式上报铁道部，改为西南交大峨眉分校。同志们，回忆这一段历史，深深感到我们学校的历史是和国家的命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会有今天的成都新址。我们相信，我们学校将随着祖国的发展富强而发展壮大。”学校的许多老领导、老教师及校友们纷纷发来贺电，或在校报上发表诗文，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西南交大在成都挂牌办公，是我校进入成都的入城式，是我校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它表明我校开始了由峨眉向成都的重心转移，我校已经走下峨眉山，奔向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

1988年，总校开始接纳学生，1987级学生进入总校新址，1988级新生入住分部。到1990年，全体学生已都在总校上课。成都作为学校主体的格局已经形成。

按照铁道部的要求，总校迁成都后，峨眉要继续坚持办学。当时，摆在学校领导面前的一个困难问题，是在教职工中如何稳定人心，实现成峨两地平稳过渡。在人员的安排上，哪些教职工进成都，哪些留在峨眉，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989年2月，学校提出要按照“稳定教学、加强科研、加快建校、治理整顿、平稳过渡”的原则来安排和落实各项工作。并且强调，迁校一定要平稳过渡，不能乱，不能让教学、科研和其他工作受到损失，要求党政联手，共渡难关。为此，学校采取了平稳过渡的一系列措施。首先，要精心组织教学，不能因搬迁使教学受到影响；其次，科研工作不能停顿，力争扩大；再次，稳定教职工情绪，实现教工分流。学校对教师分流工作十分慎重，经过多次调查研究，于1989年1月，制定了我校职工户口迁入成都总校的原则意见。为稳定人心、平稳过渡创造了条件。

为了我校的平稳过渡取得成功，党委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在过渡期中，干部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党委书记、校长与广大教职工同甘共苦，坐一样的车，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大家都一样，也就没有了意见。党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过渡时期，许多教师要奔波峨眉与成都两地，为了赶火车，起早贪黑，在成都住招待所，无论什么级别都是几个人一间，吃的经常是冷饭，宿舍内没有取暖的设备，也不能洗澡。尽管很困难、但没有怨言，大家知道这些困难是暂时的，光明的前景是指日可待的。

早期进入总校的教职工，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1988年第一批进入的教职工，单身楼和食堂还没有完工，住在学生宿舍，吃饭、看病在东门外临时搭建的工棚内，直到1989年1月单身楼和食堂竣工才得到改善。1989年进入总校的大批教职工，因没有家属房，只好一家挤住在扬华斋单身房里，吃饭在食堂。直到1990年才逐步搬到家属宿舍。

学校在搬迁过程中，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汽车搬运。根据成都总校家属宿舍竣工的情况，教职工分批迁入成都。搬迁时，每户一辆汽车，本单位组织人员帮助装卸，教职工本人随车押运，汽车直接送到已分配好的宿舍，群众都很满意。后勤和装备部门，在装卸车、长途运输中，组织协调工作细致周密，有条不紊，为学校顺利迁徙立下汗马功劳。保卫部门在当时总校校区一片工地，四周无围墙，无校门，四通八达，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安全隐患多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学校主体迁往成都的过程中，教学、科研和学校其他工作有条不紊地正常进行，学校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对学校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和憧憬，这是西南交大历史上又一段值得回忆的岁月。

根据铁道部的决定，总校迁成都以后，要充分利用峨眉原校址，培养一般本科、专科和高等职业人才。1989年9月18日，在学校重心转移成都的同时，西南交通大学峨眉分校正式挂牌成立。10月9日，分校举行了新生开学典礼。首批入学大专生402名。分校校长钱治平、党委书记徐耀东出席了大会。峨眉分校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程。

成都、峨眉一校两地，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比翼齐飞，相得益彰，共同创造西南交通大学新的辉煌。学校总体虽然离开了峨眉，但峨眉仍然是西南交大生命的一部分，西南交大的历史，它的光荣与辉煌，也会在这里得到继续和发展。

向现代化多科性重点大学迈进

向现代化大学迈进的路线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社会的各项事业建设也掀起了新的篇章，我校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也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行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为我校改革指明了方向。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为全国青少年题词，希望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人才。培养“四有”人才成为20世纪80年代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的重要目标。1983年，他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式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四有”和“三个面向”构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当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时，强调“四有”；重视改革开放，造就优秀人才时，强调三个面向。这就使改革开放时期教育事业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了明确的政治和业务标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提出“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相一致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显然这是对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替代。根据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结合我校的实际，1984年10月6日，西南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七次中共党员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党委书记王润霖作了题为《振奋精神、加快改革、努力开创我校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大会提出要把我校办成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相结合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万人规模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吹响了我校向多科性现代化重点大学进军的号角。

1986年10月9日，铁道部正式批准了我校制订的“七五”（1986—1990）规划，使我校向多科性万人重点大学迈出了一步。铁道部的批示指出：“你校的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为9600人，其中成都总校6000人，本科生4500～4800人，研究生1200～1500人；专科及其他办学形式在校生争取达到3600人。此外，函授生1260人，夜大生720人。”关于学校的奋斗目标，批复指出：“到1990年，把学校办成立足铁路，面向全国，以工科为主体，工、理、管、文相结合的多科性重点大学；建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使学校能适应铁路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目标；力争在教学、科研、学校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几个方面都达到国内第一流水平。”

为了深入了解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对高校培养人才的需求情况，寻求开展人才培养和科技开发等方面横向合作的新领域，进一步做好我校的改革工作，由校党委书记王润霖、校长沈大元、副校长李植松、白家棣等校领导分别带队，部分系、处的专家、教授组成了四个代表团，分赴华东、中南、华北、东北地区有关单位进行调查、访问。

我校代表团这次遍访了济南、郑州、沈阳等铁路局，大桥工程局、隧道工程局、北京地铁局、长春客车厂、铁道部第三、第四设计院等20余家铁路单位，与他们就人才培养、科技合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出访期间，校领导还看望了在这些单位工作的校友们，听取了他们对学校教改和其他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人才培养方面，现场普遍要求毕业生专业面要宽一些，出去就是工程师，盖房、架桥、打隧道样样能行。我们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在培养方式上就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针对校友们反映，我校毕业生在专业技术方面不错，活动能力比较欠缺的问题，党委书记王润霖认为，我们对人才观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他表示学校将采取不拘一格的方式，努力培养具有开拓精神的经营管理人才。

这次出访是我校办学方向的一次认真的调查研究，明确了西南交通大学怎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改革的路子更明晰了。

沈大元校长后来回忆说：

“我校在几十年办学过程中，在教学方面形成了一套“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优良传统，但是在科学研究上是比较薄弱的。即使在教学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学科比较单一，完全为铁路服务，和地方（省市）上关系不大，从学科上限制了学校的发展，也限制了学校与地方上的合作。同时，我校搬迁峨眉以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大家不知道交大唐院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西南交通大学是个什么学校，不少人以为是西安交大。在峨眉办好重点大学困难很大。”

“怎样做才能改变现状呢？当时考虑借校址问题解决的东风，在学校“七五”、“八五”中提出几个设想。一个是要把我校办成一个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相结合，把学科放宽。第二个是加快学校发展，要有一定规模，重点放在成都。第三个就是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搞几个试验中心，发展新兴学科。在教学上要加强基础，搞基础课测验，对学生严格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思想好、基础厚、上手快、后劲足。上手快，毕业后能很快适应工作。”

“在科研工作上要打开局面，就是要联系实际，参加经济建设，要走出去搞调查研究。铁道部副部长钱应麟同志曾对我说：做任何事情，都是双向的合作，不能只是单方面的付出。要想与现场单位关系密切，高校一定要走在前面，别人都有了还找你做什么。高校一定要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学校的影响才能打得开。”

拓展学科门类，实现多科性

在开创我校新局面的工作中，创办新专业，实现多科性是个重要方面。院系调整后，我校的专业建设是只为铁路服务，因而学科单一、专业面狭窄、理工分家，文理分途，这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作为全国重点大学，要发挥其在国民经济建设生力军的作用，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学科发展的规律，使学校学科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时也与国际高等教育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的趋势相适应。我校抓住改革开放有利时机，恢复与创办许多新专业。开办新专业是艰难的、经历了一个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坚持“三个面向”，从苏联模式框框中解放出来，从只为铁路服务的框框中解放出来。

恢复理科专业

理科是基础，没有坚实的理科，工科建设就失去了支撑，只有理工结合，优势互补，才能相得益彰。创办理科专业是我校许多教师的夙愿，郭可詹等教授为此而奋斗了一生。我校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经建立过理科专业，但后来在调整中“一刀切”被砍掉了。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逐步恢复与建立了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工程力学等专业。

恢复电子计算技术专业

我校于1960年曾经创办过电子计算技术专业，并且有了一期毕业生。1962年3月，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铁道部下令停办。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电机系系主任曹建猷教授首先想到的是尽快恢复计算机专业，追赶世界先进的科技水平。1978年4月，曹建猷教授亲自带队，在国内有关重点大学进行了专业考察，确定了我校计算机专业的培养方向。5月31日，铁道部批准我校增设电子计算技术专业，在电机系成立计算技术教研室，下设实验室和计算站，并决定从1978年开始招生。

创办计算技术专业，首先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电机系领导决定从现有的教师中，抽选潘启敬、靳蕃、朱怀芳、诸昌钤、姚先启、周志诚、蔡淮等几位老师转到计算技术专业，确定主攻方向，先后出国重点培养。如：潘启敬的主攻方向为计算机网络理论，靳蕃为信息工程，姚先启为人工智能，朱怀芳、周志诚为计算机系统结构和操作系统，诸昌钤为硬件借口和图像处理、蔡淮为计算机控制等。同时，开始建立计算站，由周志诚老师负责。1978年10月28日，DJS-108电子计算机安装调试完毕。1980年，曹建猷教授访问美国，购买了4台PDP-11型计算机充实计算站。1982年，铁道部分配给我校一台I-100型计算机，朱怀芳等老师前往罗马尼亚验收。以后，计算站改称计算中心，并由学校直接领导。

参加创建计算机专业的老师们，在创建过程中，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首先，由原来学的电气工程，转到计算机科学，有大量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需要学习，同时，计算机科学发展很快，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其次，外语要从俄语转为英语，德语。困难很大。但是这些老师以极大的毅力，攻克一道道难关，终于把计算机专业成功地办起来了，对我校信息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创办管理工程专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张震、毛子洄以及吴敬业等敏锐地意识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然会带来大规模的管理需求。我校应该立即发展管理学科，传播先进的管理知识，探索我国的科学管理理论。1981年4月，学校批准成立管理工程教研室，张震担任教研室主任，开始了管理工程专业的筹备工作。1982年，教研室选送贾建民、陈洪青去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攻读研究生。同时，从1977级、1978级选拔优秀学生送国内知名大学进修培养。1983年12月，学校批准建立管理工程系筹备组，张震任组长，毛子洄、吴敬业为副组长。建立管理工程教研室，郭耀煌为主任。管理经济教研室，沈德嗣为主任。1984年9月，正式成立管理工程系，任命毛子洄为系主任，吴敬业为副系主任。并于1984年9月迎来了第一批本科生。我校建立管理工程系，在西南地区为最早，在全国也是较早。

创办交通工程专业

交通工程专业是我校创办的第一个直接面向“路外”的交通专业。

早在1980年前后，我校运输系为了扩展专业面，在过去曾经开设过的课程《水道、公路、航空及工业运输》的基础上，开始关注公路工程、城市交通、公路运输管理等领域。1983年，我校领导接受美籍交通运输专家董平博士的建议，决定在运输系创办交通工程专业，并向高教部提出建议，在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中设立交通工程专业，得到了教育部正式认定。同年，运输系系主任高家驹教授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组建交通工程专业筹备组，由高世廉副教授任组长。学校在成都分部专门为交通工程专业筹备组设立了办公室、资料室和微机房。划拨筹建经费及必要的设备。在运输系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开展了交通工程专业的筹备工作。交通工程专业的师资是通过多种渠道解决的：从铁道运输专业转来部分教师是新专业师资的主体，由高世廉教授领衔；从交通部勘察设计院、重庆交通学院聘来专业教师；安排青年教师去其它院校（南京工学院、同济大学、西安公路学院等）去进修课程；聘请本校外系教师讲授有关课程。总之，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办好新专业。

到了1984年底，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从1985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是我国招收交通工程专业本科生的第三所大学。

创办材料工程专业

在建立材料工程专业和建立材料工程系过程中，筹备组的老师们克服了人少、任务重的困难，艰苦创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材料工程系的奠基人——许晋堃就是这样一位让人尊敬的老师。我校陶佑卿、周笑风两位老师写的怀念许晋堃教授的文章中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许老师就开始考虑：国家要建设，教育要大上，应该为国家建设多做工作。1978年，在他的带领下，成立了金属工艺学教研室。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国家建设日新月异，老师们又坐不住了，‘四化建设需要材料科学大上，我们要成立材料系！’

一个只有四位讲师、两位助教和四个实验员的教研室，要扩大为一个系，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为了解决师资问题，许晋堃老师提出：先招研究生，后办专业。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

已经晋升为副教授的许老师，承担了金材1979级4名研究生讲授“合金热力学及扩散”课程。他以前没有讲过这门课，用的是英文教材，可想而知，他备课要花多少精力！

1982年首批研究生毕业。他们又招收了第二批研究生6名。前后10名研究生毕业后，有8名留校任教，壮大了教师队伍。许老师一手抓研究生，一手抓实验设备。1980年，他亲自到北京联系进口先进的X线衍射仪。

为了加速中青年教师的成长，许老师先后推荐了2名教师出国考察和进修。他还给本专业的教师讲授“扩散”课。在他的培养和带动下，逐步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学术梯队。转眼间，金材专业招了2届研究生，3届本科生。这时，许老师又把目光放到了增设博士点上来了。

1984年9月，为了了解材料学科的新动向，为培养博士生作准备，57岁的许晋堃决定亲自出马，去美国里海大学考察一年。到美国后，他先听了一些课，借以了解学科发展现状。还要为在里海大学讲授两门课作准备，阅读里海大学请他评阅的一些论文。紧接着，他又从300篇文献索引中，选出100余篇，准备一一阅读。他日夜忙于阅读、思考、研究，就在这时，他病倒了。但是，他还坚持着。稍好一些，从床上爬起来继续阅读文献。终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公寓里。诊断结果是：肺部有毛病，可能有病变。几天之后，在领事馆的同志护送下回到国内。3月29日，诊断确诊为肺癌。并已转移到脑部。医务工作者尽了最大努力，也未能从病魔手中夺回许老师的生命。6月25日，许晋堃老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人们说，老许用整个身心铸成了材料工程系的骨架；他多年前的设想，正是今天材料工程系的面貌。”

       创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

新中国建立以来，继承了解放区的办学传统，我校党政领导都非常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而且形成了一支比较优秀的师资队伍，在四川省以及在铁路院校中都比较突出。1978年，招收了马列主义师资班。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系，除对全校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外，还开设了一系列社会科学的选修课程。随着形势发展，1987年开始，开始招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还聘请了有关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教师，为学生开设有关的选修课程。这样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而且文理渗透，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我校成立人文社会科学系，在路内高校中是首创的。1985年学校又成立了外语系。这两个系的建立，结束了学校没有文科专业的历史，为把我校建设成为现代化多科性大学作出了贡献。

此外，1986年恢复成立建筑系与创办了焊接工艺及设备等专业。我校早在1946年即建有建筑系，但在1951年院系调整被调整至外校，现在终于又恢复建立。

经过一系列拓展学科门类，截止到1986年6月，我校共设有14个系，26个专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至1990年，我校已设有：铁道工程、桥梁及地下工程、建筑工程、航空测量与工程地质、建筑学、机车车辆、机械工程、材料工程、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运输工程、管理工程、工程力学、应用数学、应用物理、人文社会科学、外语等十七个系，29个专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工科为主体，工、理、管、文相结合的多科性重点大学的格局。

深化教学改革，培养“四有”人才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吹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随后，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积极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我校宣布了教学改革十五条；改革毕业生分配制度，召开双向选择供需见面会；设立教学优秀奖和教学改革奖；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使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工作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教学改革十五条”

1985年4月18日，校领导举行新闻发布会，主管教学的李植松副校长向全校的老师和同学宣布了学校在教学改革方面的15条设想，征求大家意见。这15条设想，是学校在继承我校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筑路1984班全面教改试点和其他单项教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并吸收了兄弟院校的一些成功经验提出来的。它的具体内容是：

一、全面修订1985级教学计划。为了加强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将85级必修课的课内学时控制在2000—2100学时，选修课增加到400—500学时，也就是在150个总学分中，必修课为120—130学分，选修课为20—30个学分。其中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分要有一定比例。

二、减少学校统一安排的课程。从1985级开始，学校只控制马列主义理论、外语、数学、体育四门课，其余课程由各系安排，使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和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学校做好协调和检查教学质量，总结和交流经验的工作。

三、完善学分制。从下学期开始，实行新的学分制条例。学生只要读满学分，可以提前毕业或提前报考硕士研究生；可以选修第二专业课，考试通过，获得两个专业的毕业证书；也可以选修理科、文科和管理科学等专业，获得双学士学位。

四、选拔和培养优秀生。从二年级开始，每年经过评定，选拔出优秀生。对优秀生单独拟定培养计划。优秀生在借阅图书、资料等方面可以享受研究生待遇，并可免试升入本届研究生。优秀生享受一等奖学金，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书报费。

五、更新教材。为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学校要抓好教材的更新工作。新编教材既要增新削旧，又要重点突出，详略得当。适合教师讲授，又便于学生自学。在高年级学生中提倡用外文原版教材。

六、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法。教学法上要搞启发式、讨论式或专题讲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提倡考试方法的改革，强调抓好考试的命题的质量，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七、试行长短学期制。短学期安排在每年夏季，把选修课、实验课、专题讲座和实习等都相对集中安排在短学期。教师和实验人员的工作负荷均同长学期一并考虑，在具体政策上要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的发挥。

八、1985级试行单节排课和部分课程挂牌上课。改变现行的两节一讲课为单节排课，确保课堂教学质量。将一门课程排在同一时间，允许不同系的学生自由选择老师听课，并作为检查课堂教学效果的指标之一。

九、全面试行导师制。根据机械系试点的经验，导师制是促进教师教书育人的一种好方法。导师既指导学生选修课程，指导自学，选拔优秀学生；又教书育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十、从1985级开始实行中期筛选制。第二学年时，实事求是地筛选不符合本科要求的学生，并安排这部分学生选修一定学分的专业课程，发给大专毕业证书。对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应予淘汰，使学生有活力、动力和压力。

十一、改革招生办法。结合学校实际，争取以每年5%的名额，从省级重点中学中选拔优秀学生免试入学。对现有的尖子学生，除发给奖学金外，还要给学生母校发感谢信。

十二、改革实习办法。学生实习的时间和内容由各系自行安排，允许学生分组实习或利用寒暑假实习。学校着重检查实习质量。毕业设计可以写毕业论文，也可以参加科学研究，允许形式灵活多样。

十三、全天开放实验室和图书馆。所有专业实验室坚持全天开放，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要求、爱好去实验室作实验。图书馆不仅全天开放，还要为优秀生和单项发展突出的学生提供借阅图书和资料的优越条件。

十四、改进毕业设计。毕业设计的题目在第7学期期末向同学公布，以便学生提早查阅和积累资料。第八学期毕业设计可以分散进行，也可以集中安排。

十五、加强外语训练。基础外语延至三年级、四年级，要指定学生阅读一定数量的外语资料，有条件的专业要开设专业外语。

学校公布的教改15条设想在校内外引起热烈的反响。《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等都刊登了教改15条设想的消息。1985年5月14日，四川日报报道我校教改消息的标题是“教育改革从哪里着手？请看西南交大十五条教改设想”，还专门加了编者按语。题目是：“一切为了多出人才”。编者按语说：我们高兴地看到西南交大的十五条教改设想。纵观他们的十五条设想，主要包括了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和贯彻因材施教两个大的方面，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讲话的精神的。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必须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陈旧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这种陈旧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我们现在搞教学改革，就是要告别这种陈旧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为我国四化建设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成为具有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的“四有”人才。“教学改革十五条”是我校新时期教学改革的最初成果。

“双向选择”——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起步

改革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是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前，我国大学生的分配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统”和“包”。即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编制下达分配计划，再由教育部门或人事部门统一制订调配计划，然后由用人单位的各大归口部门（我校为铁道部）统一制订分配方案，然后由学校统一制订派遣计划。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这种分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保证了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使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进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分配方案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校在全国率先实现供需见面、双向双选择的新的毕业生分配制度。

1988年7月7日至9日，在峨眉校区举行了1989届毕业生预分配供需见面会。全国铁路内外82个单位参加了会议。铁道部教育局郑汉青副局长亲临指导，供需见面会开得很热闹，第九阶梯教室等9个地点形成了一个临时的人才市场。学生们纷纷了解用人单位的情况，用人单位的代表则仔细审阅学生材料，看看他们的成绩，询问他们的具体情况。挑选合适的人选。用了3天的时间，学生与用人单位签下了420份协议书，占应分配学生的71%。，超过了校方的预期。

供需见面会像一股冲击波，冲向学校，冲向学生，冲向社会。

双向选择使学校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按照“拓宽专业，打好基础，加强实践，培养能力，全面发展”的要求重新组织教学。

双向选择对学生也是一个冲击。学生要跳出“自我”的小圈子，面向国家建设，全面提高素质。“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新的分配制度，有利于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发挥教育投资的效益，使学校能切实按照社会需要培养“三个面向”“四有”人才。也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全面提高学生自身素质，促进他们按照社会需要，开拓创新，这也有利于促使用人单位关心与支持教育，尊重知识，爱惜人才。

我校在毕业分配改革方面在全国也是走在前面的。《人民日报》记者陈祖甲同志当时正应邀在我校参加全国高校校报新闻业务研讨会，他对我校的供需见面会很感兴趣，并且采访了正在进行的85级预分配，写了《冲击波：双向选择——西南交大预分配引出的思考》，刊登在1988年8月4日《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上。

继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教学双奖

为了向现代化多科性重点大学迈进，学校继续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一、加强研究生的培养，从研究生中选拔教师。

二、从1986年起，除体育、外语、测量、制图课外，明确本科生不留校当教师，要留研究生，鼓励教师在职培养，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1985年7月，学校修订公布《关于推荐优秀青年教师及党政科技工作人员免试在职脱产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不脱产攻读研究生课程的试行办法》。8月，公布《西南交通大学助教进修班管理办法》

三、教师职称评定正常化、常态化。每年评一次。学校有评审权的，给指标，分解到各单位，退休的及时补上去，对稳定教师队伍有好处。

四、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加快建校速度。

五、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工作。在1984年前后，成立青年教师协会，李群湛任会长。由于“文革”教师队伍断层，接不上，必须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以青年教师协会作桥梁，沟通校领导与青年教师的联系，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在校务委员会中有青年教师代表，在系设助理，让青年教师担任。在科研中，设有青年教师科研基金。在职称评定中成立破格委员会，跳过系一级，采取优秀青年教师破格评职称，不占系里指标。一批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这一切都有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

六、设立教学优秀奖与教改成果奖

设立教学优秀奖和教改成果奖

为了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决定从1984—1985学年开始，设置教学优秀奖和教改成果奖，简称教学双奖。以后每学年评选一次。

获得教学优秀奖教师的条件是：在教学工作中，能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努力钻研教学业务，教学工作比较饱满，教学效果好。获得教改成果奖教师的条件是：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提出重大的改进意见，并取得成效；提出新的专业培养方案；开出高质量的新课程，编出高质量的新教材；用外文讲授或采用外文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指导青年教师有突出成绩；贯彻因材施教有突出成绩。

1984年12月开始了评选工作。各系根据文件要求，结合年终考核及教学检查了解的情况提出校级双奖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学校评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产生了郭可詹等41位老师获校级教学优秀奖。工程机械84班教改小组等22个单位或个人获校级教改成果奖。1985年9月10日，我校师生员工集会，庆祝我国第一个教师节。隆重表彰了得奖的个人与单位。

《西南交大报》曾经刊登了“望青”（李万青）写的一篇散文《教学艺术赞》，赞扬了我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动人风采和为了讲好一堂课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校“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优良传统和交大精神。

虽然在峨眉人才流失严重，但由于学校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在1986年出版的全国教授名录中可以看到，西南交大是西南地区正教授数唯一超过100的高校。

发展与改革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建设人才

研究生教育是衡量高校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我校于1978年8月28日成立研究部，韩敬民为主任、王剑秋为副主任。从这一年起我校恢复招收研究生，经过统一考试，共录取研究生30名。虽然这时我校招收研究生尚处于恢复阶段，但已是我校建校以来招收研究生最多的一年。1979年2月21日，学校成立研究生招生委员会，以后随着学校的发展，招收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学位制度的建立。

在“文革”之前，我校招收的研究生，不授予学位，毕业了只称“研究生毕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于对研究生教育的高度重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会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联合组成了“学位小组”，负责学位条例的起草工作。1980年2月12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发展中国科教事业的重要立法，标志着新中国学位法规的诞生。《条例》规定我国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1980年12月1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学位评定与授予工作。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决定，根据评议工作的需要，按授予学科的10个学科门类（理、工、医、农、文、史、哲、经济、法学、教育）的专业类别，设立44个学科评议分组，成员由学位委员会委员和本门学科中学术水平较高、能够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学者、专家407人（后增为436人）组成。我校曹建献、高渠清、孙竹生、张震教授被聘为第一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1981年12月2月，国务院批准西南交通大学为首批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单位之一。截止到1990年，我校博士学位授权点共有6个：

（一）固体力学（1981年国务院首批批准）。导师：孙训方

（二）桥梁隧道及结构工程（1981年国务院首批批准）。导师：钱冬生、高渠清、吴炳焜。

1984年增补导师：劳远昌、车惠民

1990年增补导师：何广汉

（三）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1981年国务院首批批准）。导师：曹建猷

1990年增补导师：李治

（四）铁道工程（1986年国务院第三批批准）。导师：邓域才、奚绍中、路湛沁。1990年增补导师：万复光

（五）机车车辆（1986年国务院第三批批准）。导师：严隽耄，1990年增补为导师：沈志云

（六）运输管理工程（1986年国务院第三批批准）。导师：朱松年

另有任朗为可被聘请的博士生导师，学科专业为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990年，我校硕士学位授权点共27个。其中：

1981年国务院首批批准11个：基础数学 、固体力学、结构力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机车车辆、计算机应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铁道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

1984年国务院批准3个：工程机械、岩土工程、运输管理工程。

1986年国务院批准9个：一般力学、计算力学、机械学、机械制造、内燃机、管理工程、建筑结构工程、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工程测量。

1990年国务院批准4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焊接、电力传动及其自动化、人机与环境工程。

1982年1月1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批准我校为首批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高校。

3月27日，我校成立首届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委会由17名委员组成，曹建猷任主席，高渠清、路湛沁任副主席。（1985年1月26日，组成第二届由17人组成的学位评定委员会，沈大元任主席，曹建猷任副主席）。5月，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查评定，授予“文革”后第一批毕业的研究生的硕士学位，3月29日，在1978级学生毕业典礼上，授予毕业生的学士学位证书。

1981年，我校招收了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学制4年，1985年，5人全部学成毕业，被授予工学博士学位。这是自实行学位制以来，我校为国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他们是：固体力学专业陈君礼（导师孙训方教授）；桥梁、隧道及结构工程专业，强士中（导师钱冬生教授）；张界明、谢用九（导师吴炳焜教授）；陈世君(导师高渠清教授)。

1987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我校成为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博士学位试点单位。

1988年3月，经铁道部批准，我校成立研究生院。

7月30日，根据有关学科专家组的评审意见，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决定，批准我校力学学科固体力学专业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并招收博士研究人员。

截止到1990年，我校共招收博士生106人，硕士生1 479人。举办研究生班300人，开设研究生课程800余门，编著研究生教材70余种。至此，我校已建立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和管理体系。

学位制度的建立是我校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规范了本科与研究生的教育，同时对我校学科建设与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学位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激发人们在学术上的进取心，促进我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教育，也有利于提高教育与科学技术水平与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招收高层次研究生，提高了我校办学层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与人数的扩大，为我校向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了条件。

科学研究与科技开发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高校的科研工作是国家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中心工作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校按照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模式调整办学思想，建立和扩大科研队伍，建立完整的科研机构，随着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学校把科研工作和科技开发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组建一支科研专职队伍

为了适应学校科研发展的需要，保证重大科研项目的承担与完成，从1984年起，先后建立了16个科研机构，其中铁道部批准的专职科研机构4个，即：结构工程、应用力学、机车车辆、铁道电气化与自动化四个研究所。兼职的研究机构12个，即：岩土工程、计算机应用与信息工程、软科学、交通运输系统工程、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物理电子学与光电子学、机械工程、材料工程、测量工程与地质工程、应用数学、环境保护工程、高等教育等12个研究所，同时还成立了重载运输技术研究中心、计算中心、结构工程试验中心、风工程试验研究中心、CAD研究中心、城市交通及地下铁道研究中心、机车模拟操纵研究及培训示范中心、振动冲击与噪声测试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等10余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

在人员编制方面，1987年，经铁道部批准划拨350人的专职科研编制，1990年增至400人，加上千余名兼职教师队伍和研究生队伍，已经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科技队伍，改变了此前没有专职科研队伍的历史，科研机构和队伍的建立对突出学校主要科研方向，形成优势和特色，以及增强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能力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实行科研项目的分级管理和目标责任制

为了强化科研管理，保证各类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学校制定了《西南交通大学校系（所）两级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从科研项目的立项开始实行校、系两级把关。立项后，按项目类别和经费多少，分成校、系（所）两级管理项目，定期检查。

1984年开始试行了科研课题承包合同制，适当放宽承担科研任务的集体或个人的劳务报酬比例，打破在科研工作上“吃大锅饭现象”。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但把承担科研任务的集体或个人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而且又能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有利于克服科研工作中责任不清、吃大锅饭、压力不大、效率不高等弊端。有利于调动科研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加快科研进度，缩短科研周期，推动科研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如我校承担的省重点科研项目，125吨汽车起重机吊臂试验研究，实行了课题承包合同制，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任务。这种课题承包合同制，在一些重大科研试验设备安装工程中也进行了试验，同样收到较好的效果。如150节车辆的列车制动试验系统、大型三轴试验机安装工程等，由教师、实验人员自愿组织起来签订承包合同，高速度、高水平、高质量的完成了任务

组建跨系、跨学科的合作攻关实体

上个世纪80年代，我校以重点科研课题的需要为前提，组织跨系、跨学科的合作攻关小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新的科研组织形式。它能推动学校的科研工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如我校当时的一些重点科研项目：“5吨和30.5吨集装箱龙门起重机”、“125吨汽车起重机吊臂试验研究”、“空心楼板成型机”、“轮轨关系试验机”等项目，都是组织跨系、跨学科合作攻关，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和进展。我校轮轨关系研究所，就是一个跨4个系、5个研究室的“松散联邦”式的科研组织。他们定期开会协商科研计划、选题、和试验设备调配等问题，相互了解进展情况，交流情报资料，对促进轮轨关系的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汽车起重机箱形吊臂结构和试验的研究也是如此。125吨液压汽车起重机是当时我国最大吨级的液压伸缩式汽车起重机。由机械工业部长江起重机厂负责研制，并列入四川省1984年重大科研项目。为了保证从设计到投产一次成功，必须进行一系列的中间实验。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要对该起重机的巨大的吊臂（长24.6米，高1.8米，重9吨）进行足尺静力破坏实验。四川省科委、四川省工业厅决定由我校承担这项实验任务。

我校接受这项任务以后，成立了以机械工程系起重机械教研室为主持单位，组成包括土木系工程结构实验室、数力系工程力学教研室、机辆系测试教研室、航地系工程测量实验室等单位参加的跨学科联合攻关组，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紧张准备工作，先后完成了这项实验所需的全套试验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工作。

1984年7月底，实验正式开始。全校集中了14套YJ-16静态电阻应变仪，组织了57名师生员工参加了测试工作。他们中间有副教授、讲师、助教、实验室工作人员、研究生和部分留校学生。大家牺牲了暑假休息时间，在长江起重机厂工程技术人员的配合下，战高温，斗酷暑，团结一致，分工合作，经过十几天艰苦而紧张的工作，先后完成了这个巨大吊臂在额定载荷和超载荷情况下，整体和局部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及焊接质量等多项目的实验，从896个测点上取得了一系列可靠而有效的实验数据，为125吨液压汽车起重机的研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又如1986年成立的跨学科、跨系的“重载运输技术研究中心”， 组织机车车辆、铁道电气化与自动化、轨道、路基、桥梁、运输工程、计算机、应用力学等科研人员参加攻关工作，主持完成的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成果，为我国开行万吨重载列车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我校根据重点科研项目组建的跨学科、系统配套的大型攻关实体，承担了上百万元的大型国家攻关项目，在铁路重载、高速和控制技术等研究领域，起到很大的作用，成为推动我国铁路科技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大力发展横向联合，巩固发展联合体

为了更好地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七五”以来，学校坚持“立足铁路，面向全国”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广泛开展与铁路内外企业的科技合作，大大促进了横向联合的开展。多年来，我校先后同铁路内部十大铁路局、五大设计院以及20余个大型铁路骨干企业建立了科技协作关系；又同广州、南京、北京、山东、唐山、成都、重庆、福建、云南等20几个省、市地方政府以及一批铁路外大型骨干企业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并与协作关系紧密的单位建立了十多个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在铁路内部，先后同北京局、成都局、郑州局、铁二院、大连内燃机车研究所、资阳内燃机车厂、铁四局等单位，以科研为突破口，建立了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又与云南铁路建设指挥部、东方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东方电站承台设备集团公司、广东省交通厅等铁路外单位建立了联合体。联合体的建立已成为学校开展科技合作的重要基地。学校通过横向科技合作取得的项目和经费，已占学校项目和经费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来源于联合体的项目和经费占一半强。以“七五”为例，“七五”期间，我校的科研项目的73%和经费的72%来源于横向科技合作，而属于联合体的项目和经费分别占54%和63%，这些指标直接反映了学校与企业的紧密关系。

几项重点科研项目艰苦研制开发过程

一、电气化铁路多机远动技术的开发。早在1958年，我校就开始了电气化铁路远动技术的研究。当时，铁道部决定在丰台---沙城区段使用牵引变电所远程控制装置，并将装置的研制工作交给了我校。远动技术当时主要是指供电系统实现远程控制，调度员在铁路分局就可以遥控数百公里外的牵引变电站，从而大大提高电气化铁路的运输效率和安全可靠性。我校的这项科研工作在电机系潘启敬教授的主持下取得了成功。我校电机系供电教研室研制的“电气化铁道供电系统无接点综合远动装置”，在1964年参加了全国展览并获国家级三等奖。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电气化铁路远动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包括了遥控、遥信、遥测和遥调4种功能。以后随着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远动技术与管理相结合，功能越来越齐全，已超出了“四遥”的功能，向着综合的调度系统、监控系统和管理系统发展，实现了网络化、智能化和综合化。

随着老一辈电气化铁路远动专家们的退休，我校电气化铁路远动技术的理论研究与科技开发的重担落在了钱清泉副教授的肩上。他开拓了“铁道供电微机监控与综合自动化”的研究方向，解决了工程科技中的一系列重大技术难关，为铁道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由钱清泉、潘启敬主持研制的DY-F1电气化铁道供电系统分区亭晶体管远动装置，是我校为适应铁道电气化和现代化的需要而承担的铁道部重点科研项目。经过研制人员几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及与施工、运行人员的密切配合，在完成设计、试验、试运行和通过技术鉴定的基础上，该装置于1983年9月6日，在石家庄分局调度所和山西省娘子关分区亭一次试运转成功。经铁道部验收认为，该装置工作良好，运行稳定，遥控合、分可靠，遥信显示正确，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

1986年2月，由我校远动与信息研究室研制的电气化铁道多机远动装置样机试制成功。电气化铁道供电远动装置的科研项目，是我校与铁道部科技局签订的科研合作项目。为了加速我国电气化铁路供电技术的现代化，铁道部科技局要求我校迅速地、高质量地完成这项科研任务，在1986年9月份前进行完试运行并通过鉴定，然后立即交付厂家生产。

我校远动与信息研究室的同志们接受了这一重要而又艰巨的研制任务。他们不满足于单台计算机控制的远动装置功能，决定研制更先进、技术更为复杂的多台计算机控制的远动装置。

多机系统的研制工作是从1985年5月开始的。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研究室12名老师，在研究室主任钱清泉副教授的带领下，团结奋斗，日夜苦战。钱清泉老师教学科研双肩挑，有时苦战到深夜，第二天照常去上课。几个月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吃过一吨安稳饭，暑假一天没休息。研究室的其他同志也是如此，克服各种困难，一心扑在远动装置的研制上。

他们研制的多机系统在铁路现场投入使用以后，可以使设在铁路分局的供电系统调度所，与整个分局管内的所有牵引变电所、分区亭组成一个庞大而又联系紧密地工作系统。依靠电子计算机，实现供电调度所对各个操作端（即沿线每隔50公里设一个变电所或分区亭）的电闸等设施进行遥控。此外，还能实现调度所对变电所、分区亭有关数据的遥测和对工作状态的掌握（即遥信），从而使整个分局供电系统都处于调度所的控制、掌握之中，使故障得以及时处理，运能得以提高。

1986年2月5日下午，铁道部科技局负责同志来校参观了样机的展示，对这项成果表示满意。

1987年3月14日，校报记者张涛同志在成都铁路分局看到了正在调试中的多机系统远动装置，并且进行了现场采访。远动研究室主任钱清泉副教授向记者介绍了多机系统远动装置的研制过程。他说：我国的“七五”计划决定对新建电气化铁道以及改造后的旧线的供电系统，均采用这种现代化的调度手段。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的远动装置，外国人欺负我们。1985年，他们每台装置要价500多万元，现在要价上千万元，而我们自己生产一台仅要四、五十万元。我校远动研究室的同志们，正是咽不下这口气，硬是苦干了两年多的时间，终于研制出自己的多机远动装置。

然而，丰硕的成果是研制者用汗水和艰辛换来的。

1986年的大年初二，当千万家庭欢庆新春佳节之际，远动研究室的同志们仍在紧张的工作着。因为按照合同规定，大年初五，要把装置图交付厂家——北京低压电器厂。但眼下还没有完成。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直到初五凌晨4点，才把最后一张图纸审完。当日赶乘飞机到北京，把图纸交付厂方。

生产工艺设计要求40天完成。为了抢时间年底出产品，从大年初十开始，远动研究室的老师们，就在北京低压电器厂，不分昼夜干起来。有的人连续干一天一夜，结果40天的任务20天完成了，而且质量很高。工厂的党委书记说：了不起！真是难得的高速度！

1986年9月中旬，远动研究室的同志们二进低压电器厂，进行产品调试。

为了节省住宿费和便于工作，老师们都自带行李，住进工厂的一个旧仓库。20 m2 的房间摆满了7张行军床。在3个月的时间里，成为我们的工作间、饭厅和卧室。开水要自己烧，光线也不好，大家一头扎进工作里。孙长龙母亲在上海去世，一星期就赶了回来。国庆节，工厂食堂停伙4天，上街吃饭怕耽搁时间，就买了200包方便面和一些咸菜，对付了4天。紧张的产品调试工作于12月15日结束，也就在这一天，多机远动装置通过了出厂检验。

这是一个团结拼搏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刘学军已经三个假期没有休息了，张银龙把生病同志的工作都揽了过来，刘丹、郑和云为了研制工作中断了硕士、博士课程的学习，王茜放弃了报考研究生的打算。四川省先进实验室工作者刘惠德，被誉为“铁人”，爱人因病住院，他晚上照顾病人，白天照常工作。刘津云的母亲在医院做心脏手术，工作离不开，只好派教研室副主任路素英老师前往探望。

这就是我校的老师，我们的知识分子！

1989年1月，电气工程系春节联欢晚会上，钱清泉教授宣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是在川黔线牵引供电远动系统国际招标中，我校电气化与自动化研究所以良好的技术和合理的价格击败了包括日本、英国以及国内的5家竞争对手一举中标。由我校研制的国内第一套远动系统已经用于大秦线和兰武线。这次川黔线的远动系统我校采用了具有最新水平的微机和设备，整个系统的水平又有提高。

二、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1986年12月，接到铁道部科技局的通知，我校正在开展的“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项目被正式列入“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属于我国重载及组合列车成套技术研究的一个子项目，是发展重载列车的关键技术。我校机械工程系孙竹生教授、孙翔教授等老师，几年来，积极主张在发展重载运输的同时，大力倡导开展重载列车动力学的研究。事情还要从1984年说起。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开速发展，铁路运能与运量的矛盾更加突出。提高列车载重量已成为我国铁路利用现有线路，提高运能的主要对策。从1984年10月起，我国开始陆续开行重载组合列车。但是由于长大、重载列车的纵向冲动，造成列车断钩、脱钩、脱轨、货物破损、人员伤亡等行车事故增多。给我国刚刚起步的重载运输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的重载运输下一步究竟该从哪里入手？这个问题引起了我校两位老师——孙翔和他的导师、我国著名机车车辆专家孙竹生教授的思考。他们为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载运输研究提出了一个对策，开展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解决重载运输中这项关键技术。“不牵住这个牛鼻子，中国的重载运输就搞不上去”。他们四处奔波宣传他们的主张，为了得到铁道部的支持，一年内他们从峨眉往北京跑了十几趟，求见铁道部长，当面陈述立即开展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的意义。并建议铁道部能出面统一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我国把这项研究开展起来。不久，《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被列入了铁道部项目，然后又被列为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他们的主张变成了现实。

铁道部将这项攻关任务下达给了我校。按照合同，我校于1988年年底之前，完成重载列车动力学的理论研究、运行模拟装置、便携式动力学线路测试装置三个组成部分的研制工作。

为了质量良好地完成研制任务，学校组成了以孙翔教授为首的技术力量雄厚的课题组，包括机车车辆动力学、计算机技术、轨道与线路、运输工程、工程力学等方面的教师、研究生共40余人。

课题组里的年轻人多半是研究生，又要做论文，又要搞课题，被称为“负重爬坡搞重载”。没有场地，利用一个工程队撤走时留下的旧工棚，每天随身带着饭盒“泡”在里面，一呆就是一整天。从项目主持人到一般研究人员，都是普通一兵。孙翔老师的母亲病重，几经犹豫他还是没有回家而是去北京出差。母亲去世，当他匆匆赶回家时丧事已经料理完了。在孙翔老师的带领下，攻关小组不分白天黑夜连续工作。当时计算机还未普及，组里没有计算机，只能等到晚上，计算中心有了空闲的计算机再开始工作。在攻关过程中，在国外进修的老师都如期赶回，投入到课题研究之中。有位老师两次放弃了出国进修的机会，一直到搞完了课题。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课题组的全体科技人员，克服了攻关难度大、经费紧、路线长等困难，并且正确处理了科研工作中重“横向”（有关厂矿企业的科研项目，个人受益多）、轻“纵向”（国家立项的科研项目）的影响，发扬敢啃“硬骨头”的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先后与北京局、郑州局等十几个单位建立了科技协作网，在研究工作取得进展以后，集中精力进行成果产品化的工作。这一期间他们参加的“组合列车研究试验推广应用”项目，获得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专家们对课题组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项成果“首次对重载列车动力学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为我国今后深入地对重载列车动力学进行科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达到了国际80年代重载列车动力学的研究的先进水平，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90年3月24日，铁道部石希玉副部长在铁道部主持大秦铁路万吨单元重载列车试验领导小组会议，我校沈大元校长、孙翔教授出席了会议。在本次试验中，我校主要承担1台“8K”机车牵引8000吨、2台“8K”机车牵引超万吨的试验，并测试开行万吨重载列车对大秦铁路线路、桥梁等设施的影响。我校为副组长单位。

为了搞好试验，学校专门成立试验领导小组，由校长沈大元教授任组长，派出60多位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及研究生，于1990年5月12日奔赴现场参加试验。国家计委和铁道部领导参加了这次试验。试验任务主要包括万吨重载列车的牵引与制动等动力学性能的试验；万吨列车运行时对路基、钢轨、桥梁的影响。试验路段为大秦线湖东编组站至茶坞车站。它是几年来在重载运输方面科研攻关成果的总考核，也是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成功尝试，使我国探索重载运输这种新的运输模式前进了一大步，试验获得巨大成功。这是铁道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综合试验，被外电称为中国铁路的“阿波罗计划”。该项目获得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特等奖。

下面是校报记者杨永琪在试验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国第一列万吨重载列车运行试验记

1990年5月23日清晨，在大秦线湖东编组站上，一抹晨辉倾泻在一眼望不见尽头的列车上。这里似乎是静谧的，却孕育着我国铁路重载运输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上午10点正，随着孙翔教授的一声命令，列车发出一声长鸣，我国第一列万吨重载列车运行试验开始了。

“请报电流”、“请报牵引力”、“请报速度”。现场总指挥、北京局的郭宽同志发出一连串命令，沉着指挥着。“电流300”、“牵引力48吨”、“速度9公里”，列车上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清晰的回答的声音。各种仪器工作正常。列车几乎每走1公里，这些数据就要报告一遍。

在司机室里，孙翔教授沉着冷静，准确地发出一项项试验指令。

12点14分，列车在王家湾做调速制动试验成功！

13点15分，列车在涿鹿作调速制动试验成功！

14点24分，列车作平道紧急制动、起动试验成功！

16点12分，列车在延庆作常用制动限坡起动试验成功！

17点22分，列车作12‰的下坡道紧急制动试验。制动初速每小时75公里，列车制动时间63秒，制动距离753米，与理论计算只有10多米的误差，试验成功！·

每次试验令下，我校机辆所的范佩鑫副教授便按下电钮，配置在列车车体下的10个便携式动力学测试装置立即自动启动，各种数据都储存在磁带里，以备日后分析。

17点33分，列车进入桥梁测试区。在平义分大桥下，一座简易的帐篷里，桥梁测试组人员迅速打开仪器开关。当车轮经过大桥的8号桥墩的测试点时，只见红色的电频指示灯在闪烁，磁带记录器的磁带在平稳地转动，数码在跳动，监控器的屏幕上掠过一个个绿色的光点，形成了变化的曲线。他形象地告诉人们，列车在经过大桥时对桥梁产生的受力变形作用已被记录下来。

几乎与此同时，平义分大桥前方500米处的轨道、路基测试组也记录下了所有的数据，地面测量全部成功！

18点07分，一向平静的茶坞车站顿时热闹起来，人们翘首等待着万吨列车的到来。在蔚蓝色的天穹下，列车泛着夕阳的余辉安全到达。我国首列万吨重载列车运行试验成功了！

三、计算机编制列车运行图取得突破。1988年夏，我校党委书记王润霖等校领导访问济南铁路局，给运输工程系带回来了济南铁路局急需学校支持解决的一个课题：“计算机编制符离集～徐州北区段列车运行图”。当时，我国在计算机编制列车运行图方面还是一片空白，不少老师对这个课题有畏难情绪，甚至认为这个课题难度太大，无法完成。按当时的研究水平和技术条件，用计算机编制实用列车运行图技术还不成熟，没有成功的先例，因此困难很大，风险也很大，并且时间紧，路局希望能在1989年初完成，只有半年时间！运输工程系有无能力接下该任务？又能否按时完成？为此，运输工程系在系主任顾炎教授主持下，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承接下该课题。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了共识：虽然完成该课题难度大，时间紧，但这是西南交通大学运输工程系提升科研水平、加快发展速度、扩大影响力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抓住。会上决定组成由杨明伦副教授任组长、毛节铭、彭其渊、严余松等位老师为组员的学校课题组，与济南局运输处和济南局科研所的同志一起组成联合攻关组，承担该课题的研究任务。

当时，杨明伦副教授除日常教学任务外，还兼任运输系党总支书记和校党委委员，教学、党的工作、社会工作十分繁重，再加上计算机编图的硬任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杨明伦老师以顽强的拼搏精神，高度的责任感，克服各种困难，抓紧一切时间，投入到计算机编图工作中去。在研究初期，硬件条件跟不上，全校各院系的老师需要排队使用计算中心的计算机，并且有时间的限制。为了有更多的使用计算机的时间，杨老师找到校领导特批了一台计算机专供研究编图使用。时间是紧迫的，课题组的老师，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日以继夜，牺牲了无数个节假日，一心扑在计算机编制列车运行图上。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杨明伦发表了《计算机编制单线区段列车运行图》的文章，提出了计算机编图的数学模型和编图方法，为计算机编制运行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法。杨明伦副教授的目标是编制全路的路网列车运行图，但开始时只能从一个区段做起，取得经验，然后发展到一条线，逐步推广到全国路网。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1989年1月，运输工程系计算机编图课题组与济南铁路局合作研制开发的“计算机编制复线区段列车运行图软件”在济南局调试成功，实现了计算机编制符离集～徐州北区段列车运行图。同年，该软件通过了由铁道部领导和运行图专家参加的成果鉴定，其结论为：“该程序具有实用性、功能全、使用灵活方便、省时、易于推广等优点。利用此软件编制的孟家沟至符离集区段列车运行图，能很好地满足实际运输的需要，其各项指标优于人工编制的列车运行图。”

在随后由杨明伦、彭其渊主持的“京沪全线计算机编制列车运行图的研究”，于1997年4月通过了铁道部鉴定，1998年获得铁道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计算机编制运行图以及铁道部在我校建立全国铁路列车运行图研发培训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强化成果转化意识，加快学校科技产业建设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职能。

为了适应成果转化和科技产业发展的需要，学校先后成立了校科技产业办公室、科技园区办公室，校产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规划、指导、实施管理，从组织上保证成果转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几年来，学校狠抓科技企业建设，在成果转化方面收到明显的成效。

国家“七五”科技攻关成果“司机模拟驾驶装置”，被批准为国家级新产品，并以此建立的科技型企业，其产品已在全铁路范围推广。

我校研制的“铁路电气化远动装置”，1988年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经过国内外投标，该产品已在川黔、石太、宝中、郑武、鹰厦等多条铁路采用。

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的锌铝合金复合材料，以此生产的高尔夫球头，已经打入国家市场。以高分子化工材料技术成果制作的“超冰保鲜袋”，击败国外竞争对手，已占领国内大部分市场，并出口日本和韩国。

随着科技园区中试基地的建立，将有更多的高附加值的科技产品，将实现产品化和商品化。

为了反映我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促进我校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发展，适应铁路建设和运输传播的要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1985年11月，我校正式成立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钱冬生任名誉社长，蔡梦贤任副社长，麦倜曾任总编辑，这是铁路系统除中国铁道出版社外，首先成立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层次高、门类全、格调高、深受读者喜爱的图书。截止1990年共出书723种，获奖图书80多种，被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授予“四川省出版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1988年春，出版了《原理——时代的巨著——纪念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300周年文集》，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中国科协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该书被评为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全国近500家出版社仅有148家出版社、150种图书获奖。该书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科学史交流会上受到好评。出版社还将此书赠予牛顿的母样——剑桥大学图书馆和三一学院。白家棣副校长等还代表我校和中国力学学会等10多个学术团体，向英国驻华大使馆赠送此书。白校长说：“我们愿以此作为中国友谊大桥的一块卵石，愿中英两国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更加深入和广泛”。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马大卫说：“这本书很有用，对于促进中英两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意义重大。”北京各主要媒体发表了消息与书讯。

此外，我校教师在60年代开始参与编与《铁道辞典》工作，总编为夏孙丁，副总编为陈忠淦、李汶、段墉川、高世廉、黄德铸等人，全书按专业分为6个分册，历经20多年的努力已于80年代出版。

我校教师还在1978-1993年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全书按学科分类，共74卷，66个学科，我校王柢、钱冬生、曹建猷、高渠清、罗河等主持或参与了有关学科卷的编写工作。全书均已出版。

学校振兴升位的基础——加强学科建设

加强学科建设是我校振兴升位、办成现代化多科性重点大学的基础。学科建设要抓什么？学校领导重点抓住三件事：一是明确学科研究方向，从是不是站在学科前沿确定重点学科；二是抓住队伍建设，选好学科带头人，搞好两支队伍，科研工作队伍与学科队伍；三是要搞好实验设备建设，没有实验设备，各方面工作都上不去。

积极创建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是学校进行教学、科研以及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条件。在铁道部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先后建立了“计算中心” “电教中心” “结构工程试验中心” “测试分析中心”等8个校级中心实验室和49个院系级教学科研实验室，专职实验室人员300余人。实验室总面积8万m2。拥有各种仪器设备1万多台（件）。设备投资1亿多元。学校拥有JD-1型轮轨摩擦试验机、170套制动定制试验台、美国MTS电液伺服结构试验系统、MTS刚性结构试验机、德国申克2500KN结构试验机、MTS材料试验机、扫描电镜、透射电镜、X射线衍射议等投资3000多万元一批先进的大型精密仪器和设备。

一、列车制动实验室。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大幅度提高铁路运输能力，发展长大重载列车运输已成为我国铁路的一项重大技术决策。但是，对我国来说，开行长大重载列车只是刚刚起步。在牵引技术，特别是制动技术方面基本上还是空白。1982年，铁道部召开了列车制动工作会议。铁道部领导要求铁路个单位，特别是高校、科研单位，都要积极开展长大重载列车制动技术的研究工作。

1983年，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机车车辆系车辆实验室决定由张开文副教授主持开展长大重载列车制动问题的研究，并且决定研制一台150套（以后发展为170套）列车制动定置试验台。

创建过程是十分艰苦的。机械系张开文老师带领全组同志，搞设计、去铁道部汇报、要经费、跑材料，定购制动缸及制动系统零部件和数以吨计的钢管。为了节省经费，整个制动系统都是在我校机械厂加工，得到工人师傅的大力支持。同时，张开文老师和实验室的同志还研制出新的关键制动设备——103型和104型三通阀。把150套制动设备连接在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钢管间的接头就有1000多个。经过全组同志的艰苦努力，150套列车制动定置试验台于1985年5月安装完毕，试运行成功。

试验台采用电子自动计时，配合微处理机进行控制，可以计算出一系列的参数，可以进行150（170）辆以内货车制动机的混编试验。

1985年9月，车辆实验室的同志们又设计、安装成功一台30套客车制动定置试验台，可以进行30辆以内旅客列车的制动系统进行制动试验。以上两个制动试验台，为我国铁路发展长大、重载、高速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摩擦学实验室。随着新型边缘学科——摩擦学的迅速发展，1979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立了摩擦学学会，我校机械系刘钟华教授受聘为学会理事。同年，我校成立了摩擦学研究室，刘钟华教授担任研究室主任，开展有关摩擦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为研究轮轨相互作用过程中有关摩擦学的特性和规律，国外许多先进国家广泛采用轮轨试验台进行模拟的试验研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还是空白。为了积极开展轮轨摩擦学特性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83年末，学校决定研制轮轨模拟试验机。由于刘钟华教授年近古稀，研制工作由才从美国进修回国的王夏鍫副教授主持，但刘钟华教授仍然不遗余力地参加了我国第一台轮轨模拟试验机的研制工作。美国伊利诺斯理工学院1982年初建成的国际知名的IIT—GMEMD 轮轨模拟试验机为单轨单轮模式，无法研究曲线工况条件下的轮轨摩擦学特性问题。王夏鍫教授提出在学习美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研制一台单轮轨和双轮轨兼备的模式。但在技术上存在很多困难。在刘钟华教授的大力协助下解决了一系列的技术关键。

从1984年开始，由王夏鍫副教授主持、刘钟华教授协助下，开展了JD—1轮轨模拟试验机的研制工作。摩擦学研究室全体同志，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一大型实验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的全部工作，并于1985年11月试车成功。1988年11月，通过了由我校主持的技术鉴定。同行专家认为：该试验机设计构思新颖，结构合理，功能齐全，测试系统先进。精密滚动元件的设计、三维载荷传感器的研制、显微薄膜测定接触面积技术以及铸模测定微磨损量专门技术，均属国内首次应用。双轮模式比当今美国同类试验机（IIT-GMEMD）更为完善。专家们一致认为，该试验机的研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双轮模式的传动方案具有独创特色。

该试验机的研制成功为我国开展铁路轮轨关系以及滚动接触系统摩擦学特性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风洞实验室。1987年初，我校劳远昌、奚绍中、钱冬生教授便提出动议，为了在大跨度桥梁、高层建筑、高速列车等设计中考虑风效应，我校应尽快建立风洞试验室。1987年夏，又组织一班人利用暑假，赴绵阳中国空气动力与发展中心、南京航空学院等单位调查，随即向学校提交了《关于建立低速风洞实验室的论证报告》，经过专家、领导几次论证，考虑到近年来大跨度桥梁、高层建筑、高速列车的迅速发展，风效应已成为我校土木、力学、机辆等重点学科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为此，学校决定兴建风洞研究中心。由刘应清副教授担任主任，尚久泗副教授担任副主任。

为克服研究工作起步晚的不利因素，该研究中心在修建的同时，在校内集中了有关学科的研究力量，并主动与我国，也是亚洲最大的风洞研究基地——绵阳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合作，与之签订了双方全面合作的协议，并聘请该中心低速研究所所长贺德馨研究员为我校兼职教授进行指导。

风洞的建立，提高了我校桥梁、机辆等方面的科研水平。由于我校实验数据比较可靠，不少工程单位到我校来做实验。

四、牵引动力试验室。1988年，为了研究开发重载、高速铁路的新技术，沈志云教授提出在我校建立机车车辆滚动振动整车试验台，在实验室里模拟400公里时速列车的动态环境。当时，世界上只有德国有这种极为复杂的试验台。国家计委组织中科院专家到校考察，获得通过。1988年10月，国家教委批准我校牵引动力实验室为国家级开放实验室。根据国家教委的有关规定，国家级实验室必须具备国内最先进的科学实验设备，能承担教学、科研双重任务，并能向社会开放，为国家四化建设中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提供高水平的实验手段。

经过铁道部大量投资，国家计委重点投资和世界银行贷款，沈志云教授带领一支研制队伍，历时多年，克服了各种困难，于1993年建成我国交通系统唯一的国家级牵引动力重点实验室。

五、磁悬浮车实验室。磁悬浮列车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高速轨道交通先进技术。我校磁浮列车的研究工作是从1986年开始的。我校磁悬浮研究的创始人电机系连级三教授始终认为，以铁路为主业的西南交通大学对磁浮轨道交通技术进行研究开发是责无旁贷的。1987年，在白家棣副校长的主持下召开了由60余位专家出席的磁浮列车可行性研究讨论会，会议肯定了我校研制磁浮列车的必要性。会后，学校建立了由连级三教授主持的磁悬浮实验室。开始时，由于经费困难，连教授就利用其他科研课题经费起步。1988年，研制完成了悬浮球系统，1990年研制完成了线路长7米、重约20公斤的小型磁浮车模型试验线。为今后磁悬浮的研究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重点学科建设

1987年7月24日，我校收到铁道部教育局“关于铁路高等院校重点学科评选结果的通知”，我校铁道电气化与自动化、桥梁隧道及结构工程、固体力学、计算机应用、机车车辆、机械学、工程机械、岩土工程、铁道工程、运输管理工程、计算力学等十一个学科被评为铁路高校重点学科。

1988年7月22日，经国家教委审核批准，我校桥梁隧道及结构工程、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机车车辆等三个学科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学校历届领导及广大教师、职工经过多年努力拼搏与奋斗，到1990年，全校已初步形成五大类重点学科群，在把我校办成现代化多科性的全国重点大学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一、土木工程类学科。土木工程类学科是我校具有传统优势的学科。包括：铁道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结构工程、建筑工程、岩土工程、工程地质、测量工程等。其中桥梁与隧道工程是国家级和部级重点学科。我校首批博士点，设有博士后流动站。铁道工程是铁道部重点学科。已获博士点、硕士点，并纳入博士后流动站。

土木工程学科设有以工程结构中心、岩土中心、风工程中心为依托的中心实验室，可进行各种静动试验、疲劳试验、风洞试验等，形成了由地下到地上的一整套土木工程所必须的先进实验系统。

近10年来承担了一大批国家、省部级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和获奖。如：“大瑶山长达隧道新技术”（我校为参研单位）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无缝线路应用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裂土基本特性及其在路堤路堑边坡工程中应用技术条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地基土几种原位测试技术”获铁道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铁路泥石流够判别、警报、防治机理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桥梁与隧道重点学科，近年来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省部级和重大工程委托项目100多项。主要科研成果获奖20余项。他们还把介入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开展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作为专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如先后参加了广东汕头海湾大桥、虎门大桥、江苏江阴长江大桥、记珠海—香港的伶仃洋跨海大桥等的可行性论证、桥址于桥型的选定，和方案审查，同时还承担这些钱的初步设计、施工指导及关键技术的研究。还承担了国家“八五”重点攻关项目“城市桥梁工程及成华CAD系统研究”等重大课题，均受到委托单位的好评。如完成得迄今国内最大桥型试验项目—汕头海湾大桥全桥模型风洞试验，以及建成后将是世界第一大跨度钢筋混凝土拱桥—万县长江公路大桥420m钢筋混凝土稳定性分析及模型试验研究等项目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二、机械工程类学科。我校机械工程类学科包括机车车辆、机械学、工程机械三个学科。科研实力雄厚，承担一大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机车车辆学科是国家级和部级重点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机车车辆动力学以强度、机车车辆摩擦学、机车车辆空气动力学、和机车传动控制与故障诊断等四个学术方向，总体水平在国内领先。

其中“轮轨关系”、“轮轨入冬理论”、“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等研究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历届国际车辆系统动力学年会上深受国外同行专家的重视和好评。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志云教授在轮轨蠕动理论方面提出的“沈氏理论”，已被国际通航广泛采用；车辆—轨道耦合模型也得到国际范围内的较高评价。

“七五”以来，机车车辆学科先后完成了大量高层次科研项目。其中主持和参加的“七五”、“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达12项。铁道部科技发展计划项目10项。例如：“铁路双层客车研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由孙翔教授主持下完成的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重载列车动力学研究”、“大秦铁路万吨级重载单元列车试验研究”，为我国安全开行万吨级重载列车打下坚实基础。荣获国家级和铁道部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机车司机驾驶模拟装置”获国家级新产品证书，并已形成产业。我校机车车辆学科在铁路“货运重载，客运高速”领域的研究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重载运输技术领域的研究对推动我国重载运输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机械学、工程机械两个学科都是铁道部重点学科。已经取得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在摩擦学和传动领域，研制的国内第一台JD-1轮轨摩擦模拟试验台，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工程机械方面，“N1602型铁路起重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与兰州机车工厂共同研制的“N1004型全液压伸缩臂铁路起重机”获铁道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达到了80年代末国际先进水平；与武汉桥梁厂和北京铁路局共同研制的“160吨铁路救援吊车”填补了我国大型救援机械的空白。

三、电气类学科。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是国家级和铁道部重点学科，设有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四个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即：智能监控系统与综合自动化、牵引动力与控制、自动控制、检测与故障诊断技术。在“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接触网参数检测”、“机车故障诊断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国家和部级重大攻关技术课题的研制方面，有7项荣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优秀奖。如我国电气化铁路电流、电压制式的研究、国产第一台电力机车的研制、多微机远动监控系统等成果已为铁路部门广泛采用或定位国家标准。在国家和部级科技重大攻关课题方面，交—直—交电力机车、接触网参数检测处理试验车、电力机车故障诊断系统、磁悬浮试验车、牵引电及试验台、AT系统故障微机测距系统等已取得突破性成果。在远动监控系统研究方面，在钱清泉教授的主持下，研制出从第一代远动装置到第五代多微机远动智能监控装置。开拓了我国电气化铁道远动技术与监控系统的方向，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四、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科。我校计算机与通信学科是全国首批获得硕士点的单位。其研究领域有组合编码、神经网络与神经计算机、计算机通信与计算机网络、高速列车计算机监控检测和光通信及光期间开发等5个方向，承担了一批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委托的科研项目，有30多个项目受奖并投入使用。如靳蕃教授发明的“复数旋转码及编码译码器”荣获全国首届优秀发明展览会发明奖。在靳蕃教授领导下，已经形成一个编码体系，被国内外同行誉为“西南交大组合编码派”，在、该领域，先后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由潘启敬教授主持的“ethernet扩展系统开发研究”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软件一等奖，研制的多网互联处理机MIP被鉴定专家认为达到了国际水平。由诸昌钤教授主持的“接触网检测车设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该接触网检测车据有技术先进、功能齐全、性能优良及适合我国国情一系列特点，被国家科委等单位评审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

五、运输与管理类学科。我校运输管理学科1984年获硕士授予权，1986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铁道部重点学科。1991年与相关学科共同建设铁路、公路、水运一级学科博士后工作站。该学科设有铁路运输组织及系统优化、行车指挥及控制的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运输莫实际优化方法、兼通运输规划及城市交通规划与控制四个研究方向。根据我国交通运输系统结构变化趋势和铁路运输事业发展的需要，该学科在车流组织理论、组合列车、重载高速的技术经济分析及行车组织和优化设计、计算机应用、综合运输规划、地铁及轻轨规划设计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国际国内交通运输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由朱松年教授完成的铁道部项目“计算机编制列车编组计划”获得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由杨明伦教授、彭其渊教授主持的计算机编制单、双线列车运行图，在理论、算法及应用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完成的“七五”攻关项目“组合列车行车组织方法及其技术经济效益分析”或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新设立的交通运输规划及城市交通规划与控制研究方向，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完成的四川省科委项目“成都市货流预测及货运交通系统规划”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对外开放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校在对外开放中，与国外高校、学术团体以及科研单位、企业进行了广泛的交往与联系，在教学、科研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有成效的合作与交流，对我校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国外大学与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领导就十分重视开展对外的学术交流，先后向20余个国家派出高级访问学者、普通访问学者、短期培训、科研合作、攻读学位、外出讲学等各类人员250余人；并多次组团出访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和香港、澳门地区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校还同时邀请了一大批国外专家、学者来校进行多学科的学术交流，还相继接受了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留学生，并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法国里昂大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等联合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进行国际合作项目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与国外著名大学及国际学术机构建立校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的有：

1980年  美国康乃尔大学

1980年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1984年  国际电气工程师协会（IEE）

1984年  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1985年  日本国社团法人大阪建筑业协会

1986年  法国格勒诺布尔理工学院

1987年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988年  加拿大温哥华社区学院

1989年  国际高级建模与仿真协会

举办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共举办国际学术会议14次。内容涉及土木、力学、计算机科学、电工、铁道、公路、物理、管理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来自5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些学术活动。会议期间，我校各学科的专家教授与各国著名学者切磋学科发展方向，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合作课题，为提高我校学术和科研水平、扩大我校的国际影响起到重要作用。如：1990年10月在成都举办的国际隧道工程协会第16届年会暨“隧道与地下工程的现状与发展”学术会议；

与此同时，我校还选派一批专家教授分别参加了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瑞典、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局新的国际学术会议。据统计，近10年我校各学科专家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任大会主席、学术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等职务的达90余人次。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志云教授先后在美国、捷克、加拿大、法国、和国内参加国际车辆系统动力学协会第10—14届学术讨论会，担任历届会议的执行主席、学术委员会主席；

又如高渠清教授，作为国际隧道工程协会的执行委员，从1982年起，先后出席了在波兰、荷兰、捷克、法国、西班牙、加拿大、挪威等国举办的历届国际隧道工程协会年会，担任大会主席、执行主席、和执行委员。在历次会议上，广泛地向世界介绍我国隧道和地下工程建设的新成就、新技术，受到各国代表的欢迎。1990年9月，我校刚刚由峨眉进入成都，由我校承办的国际隧道工程协会第16届年会暨“隧道与地下工程的现状与发展”学术会议在成都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544名中外隧道专家云集成都，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这是我校第一次召开如此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四川省、成都市产生很大的影响。高渠清教授担任这次年会的执行主席。

党的建设与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

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校的领导体制有过变化。根据1978年教育部重新颁发的《全国普通高校暂行工作条例》，我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高等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1985年4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意见》，积极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9月1日，党委书记王润霖在中层干部研讨会上宣布，根据上级的决定，从9月1日起，我校正式实行校长负责制。11月1日，正式成立校务委员会，校长沈大元任主任委员。副校长白家棣任副主任委员，校长助理刘学信任秘书长。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改变了校长负责制的试点，重新恢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党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积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认真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中央文件，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为实现现阶段党的基本纲领而斗争，建立学习制度，校党委成员成立了中心学习小组，坚持定期学习，从不间断。先订出计划，每次学习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先自学，联系学校实际作好准备，进行专题讨论。成立党校，组织干部围绕中心进行轮训。

由党委分工联系各学院与分党委,把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作为组织建设的重点,健全组织生活制度、民主生活制度、党员与干部的考核制度。抓好党员的教育，开展理想、信念、宗旨、纪律的教育，在教职工党员中开展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教育。开展“创先评优”活动。1980年5月8日，党委决定每年“七一”前开展“两优一先”（先进党支部，先进党小组，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活动。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59周年大会上，党委授予铁道工程系桥梁教研室等9个党支部为先进支部称号，授予陈玉珍、何广汉等41人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这项活动，形成了制度，从不间断。

在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抓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尤其是注意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改变学生中党员比例少的情况。1984年，我校共发展120名同志入党，其中研究生与大学生占64名。1985年，又发展党员151名，逐步做到了低年级班有党员，高年级班有党小组，年级有党支部的目标。在发展党员中，注意对积极分子的选拔与培养，入党前都必须进党校学习，学习党章，端正入党动机，进行理想、信念、纪律以及入党条件的教育。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作风建设，党委建立了联系基层的制度，建立每周一日校领导接待日的制度，从1985年11月28日开始，听取群众的意见。为了贯彻民主办校的原则，我校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85年6月26日，召开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听取了校领导所作的报告，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大会选举了西南交大首届教代会常设主席团，以后有关学校与教职工利益有关的重大事件都要经过教代会的讨论和审议，这已成为制度。此外，校领导每年还要在有关会议上作述职报告，由干部和群众代表审核。

1984年底，根据中央部署，我校在党内还进行了整党，党委决定由王润霖、杨清春、顾文汉负责抓整党工作，并成立整党工作办公室。铁道部派出驻我校整党联络员小组，组长为贾冰岩，这次整党的任务是：

一、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二、整顿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三、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

四、纯洁组织，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除出党。关键是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虎、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次整党采取自上而下，先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后党员群众。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1985年12月26日，校党委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党委书记王润霖作整党工作报告，宣布整党工作结束。

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引起了社会大变革，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西方的各种思潮也通过各种途径登陆中国，这一轮新的“西学东渐”，大学校园成为社会各种思潮的集中地，成为社会变化的敏感地位。这一方面打开了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眼界，使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从中思考中国与自己的问题。但各种思潮庞杂，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导向，政治上还不很成熟的青年学生，很容易造成政治态度和价值观的混乱。坚持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学校与社会的稳定，成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

我校有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教书育人作为教师的天职，我校建有一支有相当数量的，专兼职结合的，政治上可靠、业务素质较高的稳定的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队伍，并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机构与制度。我校在校一级有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小组，每年都要举行会议，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学校设有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在学生中除设立政治辅导员外，还设立班主任与导师。对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每年至少培训两次。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党委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在认真探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

一、从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入手——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重要作用，为了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我校在全国率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了改革，除了将形势与政策课纳入教学计划外，将原来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三门课改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史。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改革中，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把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经过梳理，结合各章的具体内容，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把系统的理论教育知识的传授与回答学生的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在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懂得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为什么走上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道路，懂得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从而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他们对教学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向每堂课的45分钟要效率。他们在讲课中注意重点突出，联系实际，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从爱国主义教育入手，逐步把爱国主义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增强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实效性、入耳、入脑作为教学效果的评价标准，在有用上下功夫。

他们还组织学生开辟第二课堂，到峨眉的农村或自己的家乡进行社会调查，从峨眉山乡与自己家乡的巨变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中国革命史课受到学生的欢迎，是学生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有的学生原来带着小说进课堂的，但听到老师讲的正是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放下了小说专心听课了。有些业务课的老师不相信思想政治理论课会有这样的效果，亲自去听课，才信服了。《光明日报》报导，说西南交大的教师把中国革命史讲活了，《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头条介绍了他们的事迹，并配发短评，号召全国思政课老师学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探索成果为国家教育委员会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二、从关心和热爱学生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学生生活中去。

学校党委强调全校的教师、干部、职工都应该做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育人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在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党委强调要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学校领导为了做好学生日常思想教育工作，不仅配备了专职政治辅导员，还配备了兼职班主任。这些担任班主任的老师，把学生看作是自己的子女、弟弟妹妹，在学习上、思想上、生活上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和欢迎。

运输系运1979班主任董秀兰的体会是：没有真诚的爱，就不可能从思想、学习、生活上关心同学。如她发现一位同学，冬天只铺一张凉席睡觉，家在农村，生活非常困难，就主动帮他申请补助一条垫褥，使他感到组织的温暖。有一次，她上货运课，发现一位同学脸色不好，便催促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是黄疸型肝炎。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立即帮他联系住院、转院；同时，在班内采取消毒预防措施。学校医院购进一些球蛋白给同学注射，但数量有限。因为她接触病人多，家中还有两个小孩，医院要求我也要注射。她想，同学们远离家乡，学校就是同学们的家，老师就是同学的亲人。若能多给一个同学注射，就减少一个受传染的可能。于是，她决定把注射机会让给学生。师生感情融洽，做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效果就比较好。

三、把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业务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我校许多担任专业课的老师，把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在专业课的教学中。

我校数学课杨元老师在“高等数学”课中，发挥“激励性”教学艺术，寓德育于教学的各个环节。“高等数学”是我校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外语课一样，学时最多、覆盖面最大的课程，学生对这门课很重视，任课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也大。杨元老师一方面注意课程上“激励性”教学艺术的发挥，以三尺讲台吸引学生、激发学生为祖国的富强而勤奋学习；另一方面，以良师益友的真诚去关心他们的成长。

在课堂上，她一是挖掘“高等数学”内容中的德育因素，潜入课堂教学的内容中；二是将“微积分”发展史中的名人业绩、名言精神，渗入有关章节的教学中；三是抓时机，适时进行自强、竞争及正确人生观的激励教育。第一节绪论课、测验，统考前后的习题课、逢重要节日上课的导语、最后一讲的告别语，她都以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生动的表达、真切的情感，将知识的启发性传授、有关能力的培养、德育教育融为一体，来感动学生的心灵。

在课下，她利用答疑时间与学生交谈；利用批改作业作有针对性的附言；组织每周半小时以学生宿舍为单位进行讨论活动；每学期开学三、四周，召开班、团干部座谈会；每学期末进行全班学生无记名书面调查教学效果；利用参加学生的活动与学生开展思想交流；给学生介绍看有关青年修养的书籍；给学习较差的学生分析原因、热情鼓励，假期给要补考的学生写信，鼓舞他们的信心与勇气。

将“激励性”教学艺术融于教学中，情激青年，“三尺讲台，情系中华”，她总是感到有那么多需要他关心和帮助的人，有8名数学补考不及格的学生，第二年又到她的班里复读，她一面给他们补课，一面又鼓励他们自信自强。结果在统考中全部及格。

这些做法受到学生的欢迎，教务处的教学综合调查中，她的教学优良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虽然他不是班主任、辅导员，但学生愿意将他们学习生活中的苦与乐、甚至心中的秘密问她吐露。学生称她是“朋友般的老师，老师般的朋友。”“您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没有血缘关系而又倾心给我关怀的真诚的良师。”“说心里话，您是我学生生活中最敬爱的老师。”《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对她的事迹都作了报导，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她收到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家长的来信。她被国家教委命名为全国“教书育人先进个人”，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她是成都市劳动模范，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在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中，我校的老教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一届迎接新生入学大会和毕业典礼上，都会有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对学生语重心长地谆谆教诲。如1981年4月，高渠清教授给铁道工程系1977级的毕业班同学做了一次报告，题目是《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踏踏实实做学问》。高渠清教授结合亲身经历，谈了怎样才能当好一个现场工程师，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要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学校三个方面的问题，受到同学的热烈欢迎。1981年5月，钱冬生教授给铁道工程系1980年级的同学，做了《立志做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的报告，谈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谈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坚定信心向前看，对同学们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思想教育。1982年2月，黄棠教授在1977级学生毕业典礼上作了《抚今追昔，放眼未来》的报告，结合他的亲身经历，谈了校史和我校优良传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毕业后进入社会该重视什么问题等，语重心长，使1977级的毕业生受益匪浅。

四、校园文化——交大人精神家园的建设。

校园文化体现学校的精神，是提高学生素质的阵地，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不仅给学生以科学知识的熏陶，而且给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才能培养“四有”人才。

我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校园的布局中，除了注意自然景观，还注意了人文景观的建设，走进西南交大校园就好像走上了校史的长廊，感到这里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内涵。有的新同学到校后，感慨地说：走进西南交大校园，不仅能看到宏伟的高楼大厦，而且到处都能看到交大的历史，交大的故事，校园好像一本大书给我们以心灵的启迪。这是交大校园独有的，学校从山海关、唐山……千里迢迢搬来了带有学校历史标志的纪念物，一看到它马上想到学校在山海关和唐山的岁月。校园内还有许多校友留给学校的纪念物，上面记载着他们对母校的回忆，人们看到他们，就仿佛看到了前辈们前进的脚印。校园中有詹天佑、茅以升、罗忠忱等栩栩如生的雕像，人们看到了他们，就像见到了登上科学殿堂的引路人。校园中遍布了交大精神、传统校风、校训以及成人成才的语录，看到了这些就像见到了长的路标。这只有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交大校园中才具有的风采，交大校园成为育人的热土与沃土。党委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校史教育，这是从茅以升当校长时留下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已经成为我校的精神财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校园里社团林立，成为校园文化的又一个特色。这些社团多种多样，有马列协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有科技协会、心理学会、法律学会，还有书法、绘画、摄影协会、记者协会、演讲协会、创造协会，有大学生文工团……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通过这些社团，为学生成长创造了广阔的舞台。他们思维触角不断延伸，在各种学科的交融中，发出创新的火花，在参与社团的各种活动中，增长了他们的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能力与团队的精神。这对他们素质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学校经常请各界名流给学生作报告、作讲座，钱伟长、华罗庚、张维、邢贲思、廖盖隆、曾涌泉、徐迟、朱德的女儿朱敏，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模等都为大学生讲述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分析、科学前沿的成就、成才的道路、英模事迹……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而且帮助他们成长。许多有名的文艺团体到学校来演出，我校学生文工团也经常在学生会堂演出，用高雅的艺术来滋润青年一代的心灵。

学校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组织青年教师和学生进行“重走长征路”的活动。校团委和学生会还在学生中进行“学雷锋、创新风”和“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还组织学生利用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下乡、下社区服务。利用各种节日和纪念日举行群众喜闻乐见、有广泛群众参加的如歌咏、演讲、征文比赛。开展表彰先进活动，学校每年举行表彰先进班集团体、“三好”学生、先进团支部、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等活动，培养学生振奋精神、积极向上的风尚。

在20世纪80年代在校园中还广泛开展了“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活动，取得明显效果，对校园精神文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西南交大这块沃土上，乘改革开放的春风，继承和发扬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优良传统，在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熏陶下，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的教育合力的作用下，一代一代的新人茁壮成长，喜讯频传。

1979年11月，机械系内燃机车1977级宋绍南同学获全国、全路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并作为我校共青团员代表出席全路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数学1977级师资班安鹤翔同学，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常委，是一位“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的先进青年，1981年5月受到全国铁道团委的表彰。

1982年2月，我校优秀学生干部、铁道工程系航测1978级李元军同学，参加了全国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集体代表大会，并向全校同学传达了大会精神，把我校“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活动推向新的高潮。

1983年7月4日至6日，铁道部教育局举行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工科院校基础课统考，在高等数学、普通物理、英语三门课的统考中，我校平均成绩在全路高校中名列第一。

在1985年6月23日，四川省举行的高等院校1983级学生英语统考中，我校学生平均成绩名列前茅，90分以上人数最多。

1986年6月22日，在四川省举行的1984级学生英语统考中，我校再次获得平均总分第一名和不及格率最低的好成绩。

1987年11月24日，我校接到国家教委“大学生英语四、六级标准考试设计组”寄来的成绩通知书，公布了我校每个考生的成绩，并附有我校与全国重点院校在本次考试中的八项考核指标、平均成绩比较表。这是全国第一次举行四、六级英语考试，我校的通过率、及格率、总平均分等项指标均高于全国重点院校总平均分。其中两名同学获得100分（满分），当年全国仅有7名学生获得满分。31名同学取得了85分以上的好成绩。

1988年10月，我校参加全国青年力学竞赛的14名学生和教师全部获得复赛资格，占进入复赛总数31名的45％，学校也获得了集体优胜奖。

在唐山，体育就是我校的强项，长时期地保持着体育工作红旗单位的光荣称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重视体育工作，开辟体育活动的场地，建立游泳池、詹天佑体育馆，我校的体育场可进行大规模的体育比赛。学校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每年都举行全校性的运动会。在体育老师和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基础上，加强了运动员的培训。

我校的运动健儿们，在校外各项比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母校争光。

1984年4月30日，在成都市举行的大学生运动会上，我校蔡力勋同学以1.9米的成绩打破成都市男子跳高纪录。张文莉以18.3秒的成绩获女子低栏第一名。王亚萍、尹秀芝分别获女子1 500米第一名、第二名和女子3 000米第二名和第一名。

1985年7月24日，全国铁路高校第二届田径运动会在上海铁道学院举行。我校获男子团体总分第一名。男队夺得5块金牌，9人打破7项全路高校大学生运动会纪录。女队夺得2块金牌。2人打破2项全路大学生田径运动会纪录。

1985年10月19日至20日，我校大学生男女体操队参加成都市1985年大学生体操比赛，男、女队分别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在全能和单项比赛中，我校获得男子单杠和双杠两项冠军，男、女跳马均获第二名。我校所有参赛运动员均达到国家体操三级运动员标准。

1986年5月1日，在成都市大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我校田蕾以5分26秒的成绩打破女子1 500米市纪录。

1986年5月25日，我校女篮以七战七胜的成绩夺得成都市高校第二届“五四杯”赛冠军。

1986年7月25日，在全路高校第二届大学生篮球联赛中，我校男女篮球队双双夺冠。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我校建校100周年题词：“继往开来，勇攀高峰，把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遵照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全校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努力工作，开拓创新，把西南交通大学办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具有交通特色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前进，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民族振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

新时期新秀脱颖而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科技、教育迎来了春天。一批胸怀壮志的优秀青年经过严格选拔，迈进了大学的殿堂，来到我校学习。他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甘泉，盼望日后报效祖国。他们欣逢国家大发展的好时机，成为新时期铁路建设和各行各业的生力军，担当着建设国家的大梁。现在，铁路重要的技术和管理岗位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一时期，学校培养的院士、勘察设计大师有7人，还有在铁路工程、勘察设计、铁路运营、铁路高校及其他岗位的领导、技术负责人、专家教授难以数计。如何华武、秦顺全、马庭林、刘培硕、王争鸣、王玉泽、徐恭义、柯尊平、张鲁新、周孟波、吴维洲等。

中国高速铁路的总工程师

何华武（1955—），1955年8月出生于四川资阳，1978年于西南交通大学运输系毕业，1982年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生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博士生导师。

何华武长期从事铁路工程技术工作，主持了数十项铁路枢纽、铁路干线的勘察设计、咨询评估、技术决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主持了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工程；主持了中国铁路客运专线（高速铁路）的建设工程，组织了铁路客运专线（高速铁路）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及系统集成总体优化，为客运专线（高速铁路）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何华武现为铁道部总工程师，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钟情桥梁的年轻院士

秦顺全（1963—），1963年出生于四川德阳。1987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桥梁与结构工程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秦顺全被分配到中铁大桥局勘测设计院工作。秦顺全在2009年当选工程院院士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己之所以爱上桥梁，纯粹是一种“缘分”。1980年，他考上西南交大铁道工程专业，该专业涵盖了桥梁、隧道等工程，但对大桥情有独钟的他在上研究生时如愿选择了桥梁与结构工程。

他刚参加工作不久参予设计的武汉长江二桥是一座主跨400米的城市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但是斜拉桥的施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成桥后结构的内力和线形，收缩徐变的发生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当时既无国内参考案例，亦无计算程序，设计工作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就连一位多年从事桥梁设计的专家也说“难度实在太大”。

犹如初生牛犊的秦顺全对现有斜拉桥安装设计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他拨冗去繁、潜心钻研，最终创建了无应力索长计算方法控制软件系统。1993年，“无应力状态控制法”首次在武汉长江二桥的设计与施工中获得成功运用，为大桥顺利建成通车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后，该方法在包括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钢箱梁斜拉桥、结合梁斜拉桥在内的20多座大跨度斜拉桥中应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成为斜拉桥设计施工中重要的嵌入工具。以“无应力状态控制法”为理论基础的斜拉结构软件系统，1988年获铁道部工程勘察优秀计算机软件一等奖。他也出版了专著《桥梁施工控制——无应力状态法理论与实践》。

秦顺全曾对记者说，他花了20年才找到了桥梁的“魂”，这就是“无应力状态量”。“无应力状态控制法”是什么？秦顺全打了个比喻：建一座桥梁，中间过程如何一步步架接？这就像武汉到北京，目的地很清楚，现在要找到往前推进的一个个节点：斜拉索安装、吊机移动……一步步顺着推算，并同步施工一次性完成。有了这个“魂”，桥梁施工的过程和结果就联系起来了，并能控制分阶段的施工过程和成桥状态的内力、位移。目前，白沙洲大桥、天兴洲长江大桥等29座斜拉桥，都用到了该理论。

20世纪90年代末，宁波招宝山大桥主梁发生断裂，业界哗然，大桥局临危受命，承担起加固设计、监控、施工的总承包任务。局里任命时任局勘察设计院总工的秦顺全任加固重建工程指挥长兼总工程师，当年他35岁。

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的拆除充满了风险，由于拆除工作是在主梁发生断裂、结构处于极不稳定状态下进行的，稍有失误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消息传出，人们都为年轻的秦顺全捏了一把汗。然而，凭着不断探究桥梁未知领域并付诸实践的勇气，本着“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遵循业主“功能、外形、使用寿命”三不变的要求，他提出了调整结构体系、调整重建主梁结构尺寸、调整重建主梁预应力布置等关键技术方案，确定了施工监控、监测方案和主梁应力控制标准，保证了拆除、加固、重建全过程的有序可控，修复后的工程经综合评审认定达到优良水平。同时，该技术为以后的中外桥梁改造、加固、维修提供了难得的典型经验。

有人给秦顺全总结了他最爱说的语录：年轻人做一件事，首先要喜欢它，热爱它；工作需要创新，但这种创新是要为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否则就是为创新而创新，是标新立异！

秦顺全先后主持了芜湖长江大桥、海口世纪大桥、东海大桥、杭州湾大桥等大型桥梁方案设计与施工技术工作，主持完成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现任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挑起铁路建设大梁的新生代勘察设计大师

勘察设计大师马庭林

马庭林(1944—)，1944年8月出生于河南陟县，1962年高中毕业考入重庆大学矿山机械专业，1967年9月毕业分配到广东省梅田矿务局。

十年“文革”，科学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在矿务局任技术员的十多年中，马庭林并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他仍然坚持学习并自修外语。1978年，国家恢复统一招生后，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毅然重拾书本，考入了“文革”后西南交通大学第一届研究生班，攻读工程力学专业。

1981年，马庭林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中铁第二勘测设计院，起初安排他到桥隧处从事铁路桥梁设计。这里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他虚心向同行们学习，了解、熟悉、掌握铁路桥梁设计。他参加了广大、海南西环、集通等铁路的大小桥梁的设计及相关工作。他利用良好的数学、力学理论基础和计算机编程能力，结合工程设计编写了多个桥梁结构设计计算程序，成功地在桥梁结构设计中进行了应用。同时，对引进的先进的结构分析软件，刻苦钻研、消化汲收，使之得以在微机工程设计中娴熟运用。

20世纪90年代，西南铁路建设掀起了第三次新高潮。铁二院勘测设计项目遍及西南，主要有南昆、成昆电化技改内昆线等。1991年，马庭林担任院南昆铁路建桥指挥部总工程师，全面负责南昆铁路重点桥梁工程的设计、科研与施工技术方面的工作。南昆铁路沿线地形险峻、谷深坡陡，线路最大高差两千多米，为世界铁路罕见，且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种类繁多，被称为“地质灾害展览馆”。由马庭林负责的喜旧溪大桥、清水河大桥和板其2号大桥，这三座著名的新技术桥梁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我国铁路桥梁九十年代的先进水平。清水河大桥被称为“中国铁路第一桥”，获得包括国家鲁班奖在内的多项奖励。

1997年，被国家列为“九五”重点建设项目、国家领导人点名修建的扶贫线的内昆铁路加快了建设步伐。二院承担了全线勘测设计任务，任命马庭林负责内昆全线的设计审查，并主持李子沟、花土坡特大桥的设计与科研。李子沟大桥被称为“亚洲第一桥”，集超大桩基础、超百米高墩、大跨、长联与新结构等高技术指标于一体的特大桥。马庭林与其他科研人员一起，结合大桥工程开展了3项科学技术研究，在原有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改进与提高。该桥在国内外铁路桥梁中首次采用“钢构-连续组合梁”和弧面矩形边坡超高墩群，为铁路桥梁罕见的超大群桩基础和承台的大桥。该桥2001年入选第六批中国企业新纪录。

1998年12月，马庭林任铁二院桥隧处总工程师，晋升为教授级高工。这一年，他担任了水柏铁路北盘江大桥总体设计和科研项目“铁路大跨度钢管混凝土拱桥关键技术研究”的主持人。马庭林与7个单位、20多名科研技术人员一起，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创新工作并获得成功。该桥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桥的转体球铰获得国家专利。

2001年1月，马庭林被任命为铁二院副总工，分管全院桥梁及科研工作，负责审定桥梁设计中的桥式、方案、结构参数及施工措施等关键技术。他主持了渝怀、遂喻、浙赣、胶济、襄渝复线等20余座大跨度和新结构桥梁的设计工作。他是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004年被授予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铁道勘察设计大师刘培硕

刘培硕（1955—），1955年3月6日出生于辽宁大连，1982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桥隧系，2002年获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任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副院长、隧道专业提高待遇（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咨询（投资类）工程师。

刘培硕从事隧道及地下工程专业技术20多年来，作为主要设计负责人，参加过多条铁路的勘察设计，如北京地铁复八线前期设计工作；作为副总工程师主持审查过宝中铁路、侯月、兰新等多条铁路隧道的设计和南京地铁的隧道设计。曾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我国最长的公路隧道——秦岭终南山隧道的设计。还主持了青藏线、西安安康线、西安南京线等铁路干线共上百座隧道工程的设计、科研工作及三峡对外交通公路隧道的设计、科研工作。在做了副院长后，他负责主持该院隧道及地下工程专业的勘察设计工作，在复杂险峻山区以及黄土、风积沙、高原多年冻土等特殊地区和特殊地质条件下的特长、特大型隧道修建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为推动我国隧道及地下工程建设的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3年，他作为秦岭隧道副总工、攻关组组长，主持了全隧道的勘测设计和科研工作，主编了前期各阶段技术论证报告书和设计标准，参与了TBM装备的论证科研及引进谈判和全过程的配合施工工作。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他还担任了铁道部申报该项目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汇报答辩人。在2004年2月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铁一院主持完成的“秦岭特长铁路隧道修建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排名第二）。

乌鞘岭特长隧道是国家“十五”重点工程——“兰武二线”项目的重点控制工程，全长20余公里，是目前我国已通车铁路中最长的隧道，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特长隧道，也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新世纪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标志性工程。2004年，乌鞘岭隧道发生了F7断层大变形、7号斜进大涌水、坍方等工程险情，出现诸多技术难题。刘培硕被委派到乌鞘岭隧道处理塌方变形问题，担任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及院指挥长，常驻现场负责勘察设计、科研攻关等工作。作为现场攻关领导小组副组长，他组织了多次专业现场地质加深调查、设计方案调整、综合科研攻关和施工配合等工作，参与了重大技术攻关和组织十余家施工、科研单位的技术协调工作。形成的科研成果有：乌鞘岭隧道脊地段复杂应力条件下的变形控制技术研究、乌鞘岭隧道运营防灾（火）求援及水文地质环境监测、160KM/HH乌鞘岭隧道接触网悬挂方式研究。

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他成功地组织了宝成铁路109隧道等重点工程抢险，受到中组部、国资委和陕西省的嘉奖。

刘培硕在承担大量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始终酷爱钻研专业技术，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20余篇论文和科研成果，主要论文专著有：《秦岭隧道ＩＩ线平导施工通风方案研究报告》《秦岭特长隧道采用TBM施工的设计问题》等。

在多年的工作中，刘培硕开创了我国隧道勘测设计领域的多项第一，先后荣获铁道部标准设计一等奖、国家银奖、重点项目建设青年功臣等光荣称号。2008年，荣获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而今，经过现场的锤炼，刘培硕已是在专业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在荣誉光环的笼罩下，他一如既往地甘于淡泊、谦虚勤勉。

铁道勘察设计大师王争鸣

王争鸣(1957—)，1957年9月出生于安徽全椒，1976年1月参加工作，1982年8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铁道运输工程专业，工程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6年至2005年任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兼总工程师，2005年1月至今，任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院长。

如果说铁路设计工程师是在大自然上描绘气势恢弘的作品，那么在铁路路网中，最动人的音符莫过于两个：一个是钢轨密布、车流如织的铁路枢纽和编组站，它是铁路线上最为活跃和繁忙的“点”；一个是穿山越岭、气势恢弘的钢铁巨龙——铁道，它犹如绘画大师挥洒于苍茫大地上遒劲有力的线条。铁路路网只有做到“点”与“线”的系统优化，才能实现铁路运营效益的最大化。王争鸣在20多年勘测设计工作中，在追求“点”与“线”的和谐统一中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1992年，王争鸣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负责了全国铁路编组站建设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他根据铁道部的要求，以解决长期以来我国铁路点线能力不配套的问题为重点，以创新的思路投入到规划的规划的研究编写工作中。该规划于1993年完成并上报铁道部，受到各方好评。十多年来，他主持了京九、萧甬、宜万等多条铁路长大干线，以及武广、郑西等多条客运专线的勘察设计及重大技术方案的研究决策，主持完成京沪高速铁路上海至徐州段的前期研究设计工作，组织开展了青藏铁路站后优化设计和科研开发等工作。

王争鸣十分注重铁路选线技术方案的研究与策划，既着眼前瞻，又结合工程实际。在京九铁路勘测设计中，他统一了全线的技术标准，在综合选线过程中兼顾了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注重线路与枢纽综合能力协调统一，合理进行生产力布局，给开行长交路列车创造了条件。1999年，他担任勘测设计组织者和设计负责人的京九铁路总体设计项目获得国家优秀设计金奖。

2004年，他负责了《新建铁路线路数字化设计平台的研究与运用》课题的研究开发工作。他从平面图形系统在线路工程设计中存在的不足入手，运用数字摄影测量、数据库和可测量虚拟现实等应用技术，建立了基于立体图形系统和大型数据库的全新思路线路数字化设计平台，解决了包括快速处理无限量数据和自动进行网络化、一体化线路工程选线设计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在将多学科技术的交叉与集成应用于线路工程设计方面实现了突破，对推动新技术应用到线路工程设计、电力线和输油管道设计、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性作用。该成果获全国优秀设计软件金奖。

2005年1月，王争鸣担任铁一院院长后，重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综合市场竞争能力和现代管理水平的提高，狠抓技术管理和科技创新，使该院技术实力全面增强，市场开拓取得佳绩，企业获得高速发展，顺利实现生产管理指挥中心由兰州迁至西安的战略东移目标，积极稳妥地推动改革，为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多年的技术工作中，王争鸣积累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勘察设计项目的复杂技术问题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成为铁路行业内公认的专家。2006年被遴选为勘察设计大师。

铁道勘测设计大师王玉泽

王玉泽（1960—），1960年5月8日出生于江苏丹阳，1982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铁道工程专业，1998年考回母校交通运输土建专业攻读在职研究生，师从姚令侃教授，2003年获工程硕士学位。

本科毕业后，王玉泽分配到中铁第四勘测设计院工作，历任专业设计负责人、总体设计负责人、设计室副主任、处副总工程师、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等职，现任四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多年来，王玉泽先后参加与主持了广茂铁路、京九铁路商阜段、金温铁路、皖赣线火宣段等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在铁路选线设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及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方案研究、设计标准规范研究与编制、高速铁路科研及项目技术管理决策等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重大技术难题。

最让他骄傲与自豪的，无疑要算举世瞩目的京沪高速铁路了。这是中国第一条高铁，承载了国人太多的希望与梦想。1993年9月，王玉泽担任京沪高速铁路沪宁段副总体、总体设计负责人，他感到责任重大。

高速铁路是涉及多门类、多学科的高技术系统工程，对中国铁路建设者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一系列棘手的难点、热点、重点技术问题等待着他。在铁道部的领导下，王玉泽和其他科研技术人员一起，超前开展了高速铁路科技攻关和标准研究与编制工作，对高速铁路运输组织模式、列车开行方案、设计速度与设计参数的匹配、路基及轨道的设计参数、主要技术标准的选择等进行了多方案研究和技术经济比较，提出了适合我国高速铁路的设计参数与标准，填补了国内高速铁路研究的空白。为稳定线路设计方案，他组织开展了四院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勘察设计工作，为京沪高速铁路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铁四院仅在京沪高速就完成部控和院控科研课题达64项，经费投入逾千万元。

铁路选线是铁路勘察设计的关键技术，王玉泽主持并指导开发的“计算机辅助选线设计”系统，采用先进的数据结构和功能强大的数字地面模型系统，以单双线铁路线路平、纵、横的实时联动式设计方法，实现了铁路选线的智能化，显著提高了线路设计工效。原来一天的工作量，在短短数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

2005年，王玉泽被任命为铁四院总工程师，作为院的技术掌门人，他主持制定了《铁四院十一五技术发展规划》，把中国铁路的关键技术作为科研发展的主攻方向。他提出科研工作必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在项目运作中抓机遇，用科研指导生产；必须要根据工程建设的发展需要，超前开展技术研究，抢占科技的制高点。他在全院倡导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体系，利用高速铁路建设的有利时机，推动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的突破。

多年来，无论工作岗位发生怎样的变化，王玉泽扎实的工作作风、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公而忘私的思想品格始终不变。京沪高速途经他的家乡，当接到勘测任务时，他想终于有机会回家看看了，心里不由感到兴奋与激动。然而，一到勘测现场，便忙得抽不开身。虽一次次乘车路过家乡，却只能过家门而不入。有一次，他再次乘车路过家乡的村庄时，远远看见一位老人站在村口路边招手拦车，等汽车开近，王玉泽才看清楚是自己的父亲。原来他父亲看见附近有勘测队员整天忙碌，又听说这里要修建高速铁路，老人家多么盼望这些人中有他的儿子啊。于是他便在路边等候，准备打探儿子的消息，正巧碰上了。父子相逢，有说不尽的欢喜与感慨。晚饭后，父母想留他在家多住几日，但为了早日完成勘测任务，他含泪婉言谢绝了父母的挽留，又踏上了征途。

2008年，王玉泽荣获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铁道勘察设计大师徐恭义

徐恭义（1963—），1963年出生于青岛，1984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桥梁工程专业，后考回母校研修混凝土结构及悬索桥工程，获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博士学位。

本科毕业后，徐恭义来到武汉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报到。院领导根据学习成绩，将他分到了电算站组，从事当时技术含量很高的桥梁软件开发。他和电算组同事共同编制了铁路系统第一个大型桥梁设计电算程序“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综合设计程序”，经过不断地试用和完善，至1988年通过验收鉴定，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证书，被铁道部推广到各设计院使用。

1988年，徐恭义从电算组转到设计室工作，在国家著名专家杨进设计大师等前辈的指导下从事桥梁设计工作。他从具体设计项目做起，逐步由设计项目负责人成长为独立主持项目设计的总工程师。

1990年，由杨进设计大师带队，大桥设计院首次参加市场竞争——广东汕头海湾大桥的设计和施工总承包的全国招标。经过三轮辩论后，大桥院在4家竞争者中胜出。评标结束时，业主忽然提出“能否将中标的斜拉桥设计改为悬索桥”的要求，当时国内尚无悬索桥建设经验。但杨大师回答：“作为桥梁设计者，只要提供需求的平台，任何技术困难我们都应去克服。”这句话让徐恭义记忆深刻。那时，他刚担任该桥混凝土主梁的分项设计负责人，同类悬索桥在国内外无先例可借鉴，只能间接学习国外相似范例，自己消化吸收再创新。他经过4年钻研和技术攻关，终于圆满完成，开我国悬索桥之先河。

10多年后，徐恭义仍觉得那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不仅经历了项目可研、招标、设计、现场配合等市场全过程，还深刻体会到了作为总设计师应具有的技术责任与胆略。

后来，他又接连主持设计了几座悬索桥。2001年，他主持了广西柳州红光悬索桥的设计，这是国内第一座钢板梁悬索桥。多次的设计实践，使他在悬索桥方面学有专长、独树一帜，他把这些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主编出版了专业著作《悬索桥设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使他在国内同行中的知名度扶摇直上。

从1999年开始，徐恭义担任院副总工程师，独立主持桥梁项目的设计研究工作，先后主持设计了济宁世纪大桥、郑州三环快速黄河路立交工程、澳门西湾大桥等。西湾大桥是连接澳门半岛和氹仔岛的第三座大桥，也是澳门回归祖国后规模最大的公务工程。2002年4月，澳门面向国际招标大桥设计，吸引了美、日、欧等11个国际工程联合体的23个设计方案。徐恭义代表大桥设计院，以受力明确、施工简便和新颖的主桥双层双主梁斜拉桥方案夺标。西湾大桥因兼顾交通功能与建筑艺术的和谐统一，已被视为澳门新地标，经常出现在当地邮政、官方网站及民间庆典的背景图案上。

在平日里，徐恭义不嗜烟酒、不好玩牌，也不擅长体育，他的兴趣就是读书和写作，对地理文化和摄影也有较浓厚的兴趣，但这些都是围绕桥梁设计这个工作主题服务的。他在国际及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中国际论文5篇，已被国际检索的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论文6篇,参与主编专业著作3部，多次参加海外工程实践和国际学术活动。他曾获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人才奖和茅以升铁道科学技术奖，兼任东北林业大学、湖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教授。2006年当选勘察设计大师。

首漂长江的勇士

尧茂书（1950.4—1985.7），1950年4月4日出生于四川乐山。1966年，“文革”开始时，尧茂书刚初中毕业，没有再上学，到了乐山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工。

尧茂书身材不高，但水性很好，很喜欢游泳，15岁就可以单独游过300多米宽的岷江。爱探险的他，最喜欢读的书是《鲁宾逊漂流记》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当时社会动荡，很多年轻人都在打牌消磨时间，但书弟坚持自学高中课程、上职大夜校，还学会了摄影。”尧茂书的亲人回忆说。

因为摄影才华，1974年尧茂书被调入西南交大，后来担任电化教育室摄影员。他喜欢去大自然采风，不少摄影作品在报刊上发表，成为中国摄影协会会员，作品还登上了《中国摄影》的封面。那幅表现九寨沟风景的《解冻》，被定为国际影展作品。他被聘为铁道出版社特约摄影记者。

不久，尧茂书被学校送去峨眉电影制片厂进修，学习电影摄影。在拟定“长漂”计划的时候，他就打算漂流归来后拍一部电影，他甚至给电影取好了名字《龙的传人号》。

有一次，他在图书馆看到日本人植村单人漂流6 000米亚马逊河的资料，创造了世界纪录。尧茂书对他哥哥说，亚马逊河的的落差很小，只有3 000米，长江落差有5 400米。日本人都可以打到南美去，漂完亚马逊河，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漂长江？要知道长江就在我们家门口啊。

他开始做准备，从1979到1985年间，用轮胎改造成漂流艇，漂了雅砻江、大渡河、岷江。他还几次自费去长江源头的沱沱河、险恶的虎跳峡等处勘察水情、收集资料，并请教在1981年徒步考察黄河的杨联康，用简筏在金沙江中段前后试漂十多次。

1985年，听说美国将派“激流探险队”于秋天从长江源头漂流而下，他想，我们中国人的母亲河为什么自己不去漂，要给外国人抢先？”他到上海，那家专门为国外制作漂流服的工厂，特地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套专业的漂流服。

1985年5月29日，尧茂书和哥哥带着35mm电影胶片摄影机、两部照相机、专业漂流艇、漂流服和用品、食物，离开了成都，向长江源头进发。

除了体能、技术上的准备，尧茂书对漂流过程也有所准备。他在沱沱河、虎跳峡、攀枝花、宜宾等几个地方设置了接应点，由安排好的接应者为他提供食物、用品等补充。

“各拉丹冬，你的儿子来了……”，走到姜古迪如冰川跟前的尧茂书兴奋地大叫了起来，热泪盈眶。登上峰顶后，他把西南交大的校旗插在冰峰上。沱沱河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6月20日，尧茂书和三哥乘着“龙的传人号”橡皮船，在沱沱河上游纳钦曲开始了漂流之旅。

漂流的过程充满艰险，强烈的紫外线加上严重缺乏维生素，两个人的脸和嘴唇都溃烂脱皮。在通天河畔，他遭遇了“哈熊”；做祭祀的喇嘛看到他戴着金色的头盔、穿着红色的漂流服，乘船顺流而下，以为“神仙下凡”，纷纷把祭祀品扔到他船上。学校为他送去防兽的猎枪。

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四川日报》等众多媒体的报道，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尧茂书。抵达川、青、藏交界处的直门达时，一位旅日华人专门发去电文，向他致敬。　

1985年7月24日，在漂行了1270公里后，尧茂书乘坐的“龙的传人”号在穿越通珈峡时遇难。

尧茂书的行动揭开了长江漂流的第一页。一大批热血青年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志愿组织长江漂流队，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全国掀起了一股漂流长江的热潮。最早报道尧茂书事迹的记者之一、《四川日报》资深记者戴善奎说，“那是改革初期，中国社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尧茂书的行为，如同思想启蒙，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理想主义。”也有人称他是“国魂”，是“80年代青年人的骄傲”。“没有尧茂书，就不会有长漂热。没有尧茂书，漂流在中国的发展可能要推后很多年。”职业漂流探险家冯春说。

1986年，尧茂书被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在乐山和西南交大，都竖立了他的雕像。以他的事迹为原型的电视剧《长江第一漂》上映，著名演员朱时茂担任主角。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1015页。

[2]请参看王润霖主编：《八千里路云和月——西南交通大学百十年迁校建校的曲折历程（1896-2005）第四章第135-150页，西南交通大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胡敬俺：《回忆总校在成都选址经过》《校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9-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