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唐山扬华

1905年，我校迁址唐山。灵秀的唐山地处河北省，因市区中部的大城山原名唐山而得名。它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与秦皇岛接壤，西与北京、天津毗邻，是连接华北，东北两大地区的走廊与咽喉要地。

唐山历史悠久，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唐山也是世界各国对古老中国的尊称。盛唐时期，中华民族声名远播，因而人们称华人为唐人，把中国称为唐山。这种奇妙的重合使唐山这座城市与古老的中国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西南交通大学在110年的建校历程中，有66年是在唐山度过的，人们习惯地把我校称为唐山交通大学，学校与唐山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1905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是我校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学校经历了辛亥革命，跨越了晚清统治到中华民国的转变，又经历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转折，它对学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革命传统和以严谨治学为特色的办学传统都是在这时形成的，它创造了我校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

一、复校唐山

酝酿复校与选址唐山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生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与重新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代表，向列强各国乞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侵华列强攫取了大量权益后，同意从京、津与华北、东北各地撤军，并将在战争中强占的铁路和矿山交还中国。其中包括被英、俄军队分别占领的关内外铁路。《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病逝。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兼任督办关内外铁路事宜大臣，并由胡燏棻会同办理该路事宜。清廷命令他二人根据《辛丑条约》规定，向英、俄交涉收回关内外铁路。并将此路继续展筑至盛京（今沈阳）。

但是，英、俄迟迟不愿将关内外铁路交还中国，俄国更不愿退出其占领的东北地区。经过一再交涉与谈判，直到1902年4月8日与29日，清政府外务部大臣奕劻和王文韶才与俄、英政府代表分别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与中英《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10条、《关内外铁路交还以后章程》5条等。英军9月撤走。但俄军按兵不动。1902年10月7日，袁世凯又与俄军代表签订《中俄交还关外铁路条约》，满足了俄军新的侵略要求，才收回关外铁路，但俄军却霸占营口迟迟不走。

1903年春，胡燏棻与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总办梁如浩[1]计划恢复山海关铁路学堂，但由于经费不足，梁如浩无奈与开平煤矿公司洽商分担经费，但开平煤矿在1900年被英商非法侵占，英人为了乘机控制学校管辖权，以原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校舍狭小，不利于发展为由，建议在唐山另觅校址重建，遭梁拒绝。

1905年5月7日，袁世凯和胡燏棻深感修建铁路的重要性，认为修铁路总聘请洋人任技术人员非长久之计。饬令山海关内外铁路局先行设立铁路学堂，妥筹经费、酌拟各门课程、分别延聘教习，克日开办。饬令中特别强调：“铁路为交通要政，条理繁重，各国皆设有专门学堂，凡工程行车及关涉铁路之事，率皆讲求精邃，始能创建宏深。中国兴办铁路有年，于工学车务辄多懵然，而各路并举，大都聘用西人，借材异地，其中国人在外国铁路学堂肄业回华者，寥寥无几，现值路政大兴，不足以资国家之用。”[2]随后，袁世凯又面谕路局总办梁如浩：开平地方曾有前武备陆军学堂旧址，可以租作开办铁路学堂之用。梁如浩从开平煤矿公司请回原山海关铁路学堂总教习葛尔飞（D.P.Griffith，葛尔飞在1900年接替离职的史卜雷，担任学堂总教习），协助路局筹备复校事宜。

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依照袁世凯，胡燏棻的饬令，拟定了《铁路学堂试办章程》和开办学堂所需费用的清册。于6月12日向袁世凯、胡燏棻呈文，准备将开平武备学堂的旧校址加以修缮，先招80名学生于7月中旬开学。试办章程规定：学生以三、四年为毕业之期。同时，试办章程规定，铁路学堂继续实行前山海关北洋铁路学堂的管理体制，由路局总办任学校总办执掌校务，梁如浩成为学校的第二任总办。学校设监督为路局总办在办学方面的助手。

《铁路学堂试办章程》经袁世凯、胡燏棻批准，于6月17日公布。7月18日，袁世凯批准路局呈请，同时由路局总办周长龄[3]接替梁如浩为学堂总办，委派方伯梁为学堂监督。梁如浩、周长龄、方伯梁3人均于1881年奉诏回国。我校在唐山复校时，3人均任职于关内外铁路总局。3人都留学美国，受欧风美雨影响很深，在接办学堂之后，完全按西方办学模式办学，对我校的建设和发展颇有建树。

方伯梁[4]在学堂任监督期间，会同总教习葛尔飞协助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总办，在征购学堂用地、规划修建房舍、聘任教习、主持招生、筹备开学、制定学堂章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借鉴欧美大学的铁路工程科、矿冶工程科办学模式，确立本科4年学制，保证了学校的高起点，使我校在学校的教学水平在当时处于全国高校领先的地位。学堂仍按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旧制设立铁路工程科，学堂名称也仍以山海关铁路官学堂命名。

就在学校准备在开平复校之际，路局又考虑学生学习时要进行实习，而此时唐山已是工业重镇，开平煤矿公司的工人已达万人。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的唐山铁路机器厂（即唐山机车车辆厂的前身）新厂已落成，每年能生产机车10辆、客车30辆、货车400辆。除此之外，唐山还有火车站（建于1881年）、水泥厂（建于1891年）、铁路公司（建于1885年）。如果将学校改建在唐山，学生的实习将极为方便。而开平离唐山铁路机器厂较远，在唐山建设学堂，学生可以就近入厂实习，随时考核，于造就人才实有裨益。于是路局呈请改在唐山建校，并拟订工程计划，绘制学堂图式，并呈报督办铁路大臣袁世凯核批。在唐山新建学校，费用就要大大增加，呈文中计划购地200亩，建造教学与生活用房110间，连同仪器设备约需经费103000银元。呈文送上仅12天袁世凯就下达了批文：“应准照办。仰即妥速兴办，事竣核实造销。”[5]由此可以看出袁世凯急切希望学校早日开学之心情。

1905年10月15日，路局总办周长龄亲自前往唐山火车站以西、唐山铁路机器厂以北择定校址，旋即购地192.85亩，布告地户交契迁坟。我校在唐山的复校工作由此起步，开始谱写我校历史上唐山时期的篇章。

路矿学堂校名的确定与校园的建设

1906年3月19日，开平煤矿公司与学校协商，请求在铁路学堂内增设矿科。3月27日，袁世凯、胡燏棻批准开平煤矿公司的请求，并正式确定学堂名称为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但因校址已定在唐山，后改称唐山路矿学堂。

5月31日，路局总办周长龄与开平煤矿公司总经理那森订立合同16条。合同议定：学堂设铁路工程与矿务工程两个专门，视需要还可设别项专门；头班路局招收学生100名，煤矿公司招收学生40名；学校建设及经常费用路局与煤矿公司按10∶4分摊。计划建校费为白银117005两。于是，学校开工兴建，校舍总平面图与主要建筑由总教习葛尔飞设计。

1906年8月，学堂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主要报纸刊登招生广告，经考试共录取学生121名，其中铁路工程科81名，矿务工程科40名。11月间，沪、港学生陆续北上，实到学生119名。由于唐山校园建校工程仍在进行，暂住天津法租界长发栈、中和栈、佛照栈三家旅店，就地组织学生先行温习功课。

1907年2月12日，建校工程大体竣工，建成校舍110余间。主要建筑有：监督住宅一幢（新中国成立后改为行政办公楼），教授住宅三幢，学生宿舍楼二幢（即以后所称的东、西楼），大小讲堂三幢（即以后所称的东、西讲堂和图书馆），职员办公房一所（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改为党委办公室），以及游泳池一座。各楼均为哥特式建筑，颇具特色，高大的校门极具气魄。校址与唐山铁路机器厂仅一路之隔，离火车站仅1公里，学校落成后也成为了唐山一景。

唐山校园内的东讲堂

唐山校园内的学生宿舍（西楼）

唐山校园内的图书馆

茅以升的长女茅于美在回忆文章《我的父亲与唐山交大》中，对茅以升在1920年应邀回母校任教时的校园景色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1921年春，他接母亲、越兄[6]和襁褓中的我，告别南京老家，远赴唐山居住……唐山校园内，教职员宿舍一律是西方式建筑。一栋栋楼房是互相隔开的。我家是一幢两层楼房，房屋四间，楼上两间卧室，楼下是客厅和饭厅，浴厕之外，还有两间下房，这是不收房租的。楼房外面芳草如茵，花香不断。校园内书声朗朗，莘莘学子又时常来家叙谈。”[7]有人在参观校园后感到仿佛进入欧洲小镇。学校有了美丽的校园和宽敞的校舍，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唐山校园内的校长住宅

春节过后，学生齐集唐山，分甲、乙两班于1907年3月4日正式开学授课。这是八国联军入侵，致使学堂教学被迫停顿长达7年后第一次恢复上课，也是唐山校园第一次开始使用。

1907年7月，清政府设立邮传部，主管“路、轮、邮、电”四政。8月，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改称京奉铁路局，归属邮传部。唐山路矿学堂归邮传部京奉铁路局管辖。

1908年1月11日，邮传部通知京奉铁路局，委派罗惇融[8]为学堂坐办（即校长），并明确学堂事务由坐办总理，从而结束了路局总办执掌校务的体制。

1月20日，邮传部为学堂颁发关防（校印），学校与路局脱离，改归邮传部直辖，校名改为邮传部唐山路矿学堂。从此，学堂成为在邮传部直接领导下的面向全国的铁路高等学府。

1908年6月26日，罗惇融奉调回部，另派学部主事熊崇志[9]任学堂坐办，同时撤销监督一职，方伯梁离职。后因坐办与总教习之间的权限不清，邮传部于8月22日饬令撤销总教习一职。学校事务由坐办总理。此前，总教习均由外籍教习担任，撤销总教习后，结束了外籍教习控制学校实权的历史。后学校坐办又改称监督，总理校政，下设教务长与庶务长。

学校恢复之初，虽曾增设矿科，但因缺乏师资，矿务课程并未完全讲授，开平煤矿公司为此提出异议。1908年1月，解除1906年由路局和开平煤矿公司所签订的培养矿科人才的合同，停办矿科。

唐山复校之初，教学设备简陋。后于1908、1909年间，购置了一批当时较为先进的测量仪器。1910年，实习工厂落成，又购置了一批机器设备，正式建立了机械工厂和水力实验室。

我校在山海关时期图书馆只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藏书很少。由总教习管理，只对教师开放。1907年4月，唐山路矿学堂正式建立图书馆，学校购进一批书籍，附有阅报室。学校订有《图书馆规则》及《      规则》，管理走上正规。订阅了多种的科技期刊。与山海关时期不同，这些书刊，学生可以借阅。图书馆内有中文书刊数千册，外文书刊二千册。由此在1908年，慈禧与光绪颁赠《古今图书集成》一整套（共10088卷）。

据英国《工程师报》调查员报导，1911年前后，我校教学实验设备之精良，图书资料之丰富，不仅排名于全国高等学校之前列，而且也不逊色于当时的香港大学。从而被誉为当时全国4大实业学府之一。

1911年7月，1911届学生28人毕业，这是唐山复校以来的第一届毕业生，也是清王朝覆灭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生。

孙中山视察我校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结束。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20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辛亥革命很快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3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912年孙中山为铁道协会会刊的题词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注意力由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开始从事实业活动、尤其热心于铁路建设。1912年6月22日，他在与《民立报》的记者谈话时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孙中山的实业救国、铁路救国的思想，把铁路建设视作振兴中华的命脉，把铁路建设同中华民族的存亡兴衰联系在一起，把铁路建设提高到实业建设之首。他大胆地提出了10年内兴建10万英里铁路的宏伟规划，拟定了建设3大铁路干线：

（1）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循四川间道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

（2）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越新疆而迄伊犁；

（3）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乌梁海。

1912年7月17日，孙中山当选中国铁道学会会长。8月，应袁世凯一再邀请赴京共商国是。孙中山先生就铁路建设问题，同袁世凯进行了详细的商谈。袁世凯当时还需要孙中山先生这面旗帜，投其所好，授予孙中山先生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之头衔，任命黄兴为川粤汉铁路督办。在会谈前后，孙中山先生视察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铁路，还特地去京张线进行认真调查，又视察了张绥铁路工程处。沿途他多次发表了关于铁路立国、救国、兴国的思想和他的铁路建设的计划。9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王宠惠等陪同下来到唐山，我校师生唱着自己用英文编写的歌曲“中山先生万岁”到唐山车站，欢迎孙中山一行。孙中山先生先去唐山铁路工厂视察。唐山铁路工厂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制造机车的工厂，中国的第一台机车就出自这里。工厂大部分技术工人来自广东，他们集中居住在一条街——广东街上，孙中山1894年北上时曾来这里参观并看望过同乡。

我校与唐山铁路工厂一路之隔。孙中山参观工厂结束后来到培养铁路技术人才的我校视察，他与师生合影，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进行武装斗争，建设平等自由的中国；一路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座诸君不能都投身于锋镝之间，况且学习采矿、筑路、建桥，也是为了革命。”他还号召说：“要中国富强起来，就要修铁路10万英里，公路100万英里。希望大家努力向学，以身许国，承担起历史重任。”他的演说极大地鼓舞和影响了我校学生，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茅以升在辛亥革命后原想弃学从政，听了孙中山的演说后，确定了走“科学救国”、“工业救国”道路的决心，选定桥梁工程，刻苦攻读，以振兴中华。他说：“我原想弃学从政，遭母严责，听了孙中山先生关于革命需要武装，建设两路大军之演说，遂选定桥梁专业，专心攻读。”[10]

二、精勤治学传统的形成

在我校成长过程中，精勤治学是它一以贯之的治学理念，也是它的办学特色和优良传统，它砥砺出了严谨的校风、严整的教师阵容、严格的管理，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耀眼的贤才能士。

精勤治学传统的奠基

唐山路矿学堂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虽然是克绍箕裘，有其继承性。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发展的需要，经验的积累，在培养目标，管理体制，教学模式等方面都日趋明确，周密。唐山路矿学堂时期，是我校精勤治学传统的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先后制定、颁布了《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章程》（1907年4月10日，以下简称《章程》）和《唐山路矿学堂的缘起、组织和设学总纲》（1910年，以下简称《总纲》）。这两个纲领性的文件是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经验总结，也是精勤治学传统的奠基之作。

《章程》、《总纲》比照欧美高等工科学校的条例，结合当时中国具体情况制定。《章程》共225条，《总纲》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补充了14条。二者对行政、教学、财务、文案、讲堂、宿舍、食堂、图书馆、实验室、操场、参观……甚至连盥浴等都有具体规则，详细而且严密，使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能井然有序，有章可循，对学校培植严谨治学的凤气起到保证作用，标志着学校的管理体制逐步健全。

培养目标

《总纲》规定我校学生培养目标：“养成高等工业人才将来致用，振兴中国路工、机器、电学为宗旨。”[11]

科目、学制与课程设置

根据上述培养目标，设立铁路工程科、铁路机器科、电气工科。“依照欧美大学路工、机器、电器专科课程略为变通。”这里所说的“专科”是“专门学科”的意思，当时还没有现今的“专科”“本科”之分。学制为4年，较山海关时延长1年。“上二学期入公共专门，下六学期入分科专门。”（《总纲》）学校以此确定了课程，如铁路工程科即设有课程37门。

对教师提出的严格要求

教师每学期开课之前，须“将学期内课程次第，应用书籍编为授业预定书，送监督察核。每月底将月内所授功课作一授业报告书，送监督禀总办查核”。“教员若于教授事务有欲增减之处，须与监督暨总教习会议决定，然后施行。”“本堂教员应专司本堂教授，非经总办允可不得外兼他差。”“教员上堂时刻概以堂中号钟为定，……闻钟即须上课，不得迟到；未闻下堂钟不得下堂；既闻下堂钟，功课尚未了结者亦不得迟至五分钟后始下堂。”“讲堂设点名簿。上堂时学生到堂与否于簿上分别登记，逐日送交监督核对请假簿。”教师对“学生请业及质疑问难，按照所问各节详细剖释，务使领悟不得厌烦。”“学生在讲堂受课时有干犯规则者，当加指斥，不得瞻徇亦不得任意凌辱，其情节较重者告知监督呈请总办核办。”“学生考试分数必须秉公评记，……不得以爱憎为增减。”“各教员每次考试以前，须将各科题目拟就严密送监督总教习核定。考毕后须迅速将试卷阅齐评定分数，当堂发给学生阅看。”“学生毕业后，如查实系各教习课导诸生专门学业颇有根柢，……由监督禀由总局详请上宪从优奏奖以示鼓励。”[12]（《章程》）

考试制度

《章程》规定“考试共分3项：曰学期考试；曰学年考试；曰毕业考试。”一学年分4学期，每年学期考试共行3次，学年考试一次。第一学期考试，“试以本学期内所习之功课”。第二学期考试，“试以前二学期内所习之功课”。第三学期考试，“试以前三学期内所习之功课。”学年考试“试以全年内所习之功课”。“毕业考试凡在本堂内所习之功课皆试之”。“第一学期考试各科评点及总数，与第二学期考试各科评点及总数合之取其平均数，再与第三学期考试各科评点及总数合之，取其平均数又与学年考试各科评点及总数合之。取其平均数。”“如最后总数之平均数不及半者，为不及格。”“如各科评点最后之平均数内有一科不及三分之一者，虽总数之平均数及半，亦以不及格论。”“初次不及格者降班，连二次不及格者退学。”“试卷由本科教员评定分数，送监督裁定，总计中西文各科分数核定名次榜示。”“考试时有违背规则者分别大小记过。”“3小过并为一大过。满3大过者除名并追缴学费。”[13]

重订课程表与增添教学环节

在1910年重新修订4年制课程表时，增添了毕业论文教学环节。4年级本科学生必须撰写并通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用于指导、撰写毕业论文的时间，每周课内不少于6学时。这项决定意义深远，它促使课程学习同研究工作相结合，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唐山路矿学堂是中国高等学校设立毕业论文这一教学环节最早的学校之一。

精勤治学传统的延展

辛亥革命后，成立中华民国，清政府的邮传部为中华民国政府交通部所取代，我校归交通部直辖。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民国社会。国家政体变化，要求文化教育也随之改革。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等一律改称校长。7月4日，唐山路矿学堂更名为交通部唐山铁路学校。熊崇志监督离校，交通部委派赵士北[14]为校长。

1912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7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集中讨论教育改革问题，1912—1913年，教育部颁布一系列的法令和规程，统称壬子癸丑学制。在高等教育方面有《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等。对我校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有：

（一）废除旧的教育宗旨

废除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否定尊孔读经的教学内容。如《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章程》中有规定：“每逢开学放假毕业时，由监督及各教员率学生齐集礼堂诣先师位前行三跪九叩礼”；“每岁恭逢皇太后万寿、皇上万寿，由监督等率领学生整队作乐前往行礼如仪”；“每岁恭逢至圣先师孔子诞日，春仲、秋仲、上丁释奠，由监督及各教员率学生齐集礼堂，诣先师位前行三跪九叩礼；每逢月朔，由监督及教员率学生齐集礼堂，诣先师位前行三跪九叩礼”。“无故不到者”、“行礼时有嬉笑失仪者记大过一次”。[15]1913届校友余明德曾回忆一件有趣的事：“当我们入校之初，适逢所谓国丧，就是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近逝世之时，在东讲堂里，特设有灵堂一处。每晨上课前由监督率领全体学生们跪地举哀。参加者实际上无一人是哀伤的。这种举哀形式简直如演了一幕滑稽戏剧罢了。”[16]在民国前，学校工人称监督为大人，称教职员为老爷，以及在学校中实行的    这些封建礼节陋习民国成立后统统取消了。

（二）明确专门学校的任务

高等教育段纵向分为3级：大学预科、大学本科和大学院。横向分为3大块。除大学预科、本科和大学院外，另有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按经费所出的情况分国立、公立、私立3种。招收中学毕业生及经试验有同等学历者。修业年限为大学预科3年，本科3、4年，专门学校预科1年，本科3、4年。从这里看，大学与专门学校的不同，非是水平而是办学规模。大学通常要由3个或3个以上组成。

在高等教育段，大学和专门学校区别何在，是当时大家探索的问题。

1917年5月，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学改制”的问题，主张从根本理顺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关系。他认为：大学和专门学校都是研究高等学术之地，学术即有学与术之分。虽然学与术两者关系至为密切，但习之者旨趣不同，培养目标不同，教学训练的侧重点也不同。他主张以学和术的不同来划分大学和专门学校。凡治学者称为大学；凡治术者，称之为专门学校。两者侧重不同，但不必有程度和年限的区别。“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求其共同发展。他主张：大学专设文理两科，其他法、医、农、工、商五科分别独立；为防社会上对“大”字和“专”字有高低之分的误会，专设一科者也可称单科大学。蔡元培的主张虽然得到多数人所赞同，1917年9月，教育部也据此颁布了《修正大学令》，但仍有人持不同意见。

根据教育部的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交通部于1913年9月将我校改名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但未及实行。1914年8月，交通部颁发关防始改易名称。10月5日，交通部颁布《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规则》（以下简称《规则》）12条。根据这个规则在我校的施行，使我校的精勤治学的传统得到了发展，表现为：

（一）进一步明确了我校的培养目标：

“本校隶属于交通部以造就铁路应用技术人才为宗旨。”[17]

（二）延长了学制：

规定本校学制为：“预科修业年限为2年。本科修业年限为4年。”此后，本科学制一直为4年，直到1956年改制为5年。据此《规则》，制定了新的课程表。预科学科有19门，本科有课程近50门，每门课的学时都作了具体规定。

（三）继续完善严格的考试制度

《规则》规定：“本科为4学年，如学生学年考试，凡有一科目学生缺席时间超过该科授课时间三分之一者，不得与该科之考试；如各科缺席时间超过各科授课时间总数三分之一者，各科目一律不得与试，应于暑假自行补习，开课后补试及格者毕业或升级，不及格者留级；留级两次者退学。倘学生遇年考，其主要各科并操行成绩及格而总平均分数足80分以上者，下年准免收全年学费。”[18]校友余明德回忆当时情景说：“学年大考总平均须在50分，每门功课无一门低于30分，作为及格的标准。往往在考试中，总平均得50分并不困难，而遇有一门不及30分之事，倒是时常见到的。特别是考土木科主任查理教授所教的课程，他虽允许学生们带笔记或书本到课堂去考试。然而每年因这门功课不到30分而留级者为数不少。甲、乙、丙三班约120人，得毕业文凭的只有50余人。以丙班一班而论，开班之初共70余人，到了1913年暑假毕业时，只有14人获得正式毕业文凭。”（余明德：《想当年》）

（四）重视外语教学

和唐山路矿学堂时一样，“除中文外，教授们都用英文讲授，既无课本，又无讲义。他们这些外籍教授上课时，都穿上博硕士的道衣道袍，以显示他们的道貌岸然，数年如一日。……就是监督向学生讲话也是用英文的。”（余明德：《想当年》）[19]用英语讲课，用外国著名大学的教科书和参考书，重视英语教学，为解放前我校惯例。值得注意的是，《规则》规定了学生除英语外，还必须学习第二外语（德语）。

（五）重视招生质量，坚持择优录取

《规则》规定：预科入学考试的科目有：国文、英语、高等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化学、历史、地理、物理学、器具图画等，以上各次科目除国文外，均用英文考试。预科二年考试及格才能升入本科。当时，我校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招生，因我校办学质量很好，报考者很多，但录取的比例很小。有时报考有六七百人，只录取70余人。因此，教学的起点高。

（六）加强对毕业论文的指导

1919年春，鉴于过去学生论文题目仅限于铁道工程和桥梁工程一个局部，经英籍教师麦克里的提议，扩展了论文范围，以激发学生多方面的研究兴趣。同时，学校还以校友会的名义创办学术刊物《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杂志》，以促进学术交流。

1921年5月14日，我校筹备成立斐陶斐励学会唐山分会。最初，由在北洋大学任教的美籍教授发起，致函各著名高校，建议共同组织斐陶斐励学会。这是一个以“奖励学业，提倡研究，联络各大学为宗旨”的学术团体。1921年5月14日，我校响应北洋大学建议，推举茅以升、罗忠忱、伍镜湖、罗英俊、李斐英、陈茂康等筹备建立斐陶斐励学会唐山分会。随后，从以往毕业生中推荐稽铨、黄霭如、黄寿恒、茅以升、薛卓斌、谭真6人为筹备委员，并推荐罗忠忱为会长，李斐英为副会长，筹备分会宣告成立。1922年5月1日，在各校成立筹备分会的基础上，在上海成立召开斐陶斐励学会第一次全国大会。选举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我校教授李斐英等8人组成第一届董事会，李斐英被推选为副会长。斐陶斐励学会唐山分会活动，在抗战前一直正常进行。至1930年，有会员49人，其中毕业生34人。

为了鼓励学生学习，学校开始设立奖学金。1914年7月21日，交通部通知我校，前清政府工程顾问英国人老山德培，生前嘱其子捐赠1000英镑建立老山德培奖学金。资金存入银行，每年以其利息奖励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和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前5名优秀毕业生。这是我校第一次设立奖学金。1915届毕业的邓灿熙、王节尧等5人获得首批奖学金。

从1912年开始，本校由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由于招生严格，学生人数不多，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期间，学生人数最多时只有224人（1919年）。从1919年毕业起，对毕业生开始授予学士学位。这是我校授予学位的开始。从1919年秋季开始，我校增设机械科。为此，增添了机械科的设备和实验室。

由于毕业生的增加，在校友们的倡议下，1919年1月19日正式成立了唐山校友会，嗣后各地陆续成立校友会，唐山校友会成为通讯总机关。校友会在支持学校建设，解决迁校困难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校友们爱校如家，有强大的凝聚力，为学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5月10日，我校举行唐山建校15周年（学校成立24周年）纪念大会，这是我校举行的第一次校庆活动。此次校庆，筹委会原拟以1905年决定在唐山恢复建校的5月7日为校庆日，但因这一天是国耻日，遂改以5月10日作为第一次校庆纪念日。从1930年以后，习惯上以5月15日为校庆日。

学校自改名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赵士北继任校长。1916年8月，赵士北离任，骆通[20]继任。1917年7月，骆通离职，章宗元[21]继任。1920年6月，章宗元离任，刘式训[22]就职。

精勤治学的优良传统的形成

1920年12月14日，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23]，向总统徐世昌提交的呈文中倡议，将交通部所属的4所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道管理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合并改组为一所学校——交通大学。这个倡议对我校甚至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叶恭绰热心中国的铁路事业，赞赏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1912年，孙中山入京，叶恭绰与孙中山彻夜长谈，深受孙中山计划10年之内修筑铁路10万英里规划的鼓舞。叶恭绰是一个实业救国论者。提倡交通救国。

叶恭绰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懂得交通与教育的关系。他曾说过：“国家实力之展拓，以交通之发达为始基，而一切事业之设施，尤以人才之适用为先着，是交通与教育二者倚伏相同，关系至密。”他曾去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教育，萌发了强烈的革新交通教育思想。

1920年8月，他第三次担任交通总长，给了他实现交通教育革新的重要契机。当他上任时，看到交通教育虽然已起步20多年，然而交通部只有技正[24]4人、技士10人，专业技术人才奇缺，这增加了他改革交通教育的紧迫感。

当时，交通部直辖的4所学校，其中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历史悠久，办学效果也很好，何以还人才奇缺。他派人去4所学校调查，发现这些学校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组织管理上，4校分散各地，各自为政，缺乏明晰划一的组织系统；专业设置不合理，有的专业重复设置，有的重要专业又没有，造成有限办学资源的浪费；学科水平上，4校水平参差不齐，亟待提高；在实习安排上，在如何与教学内容相配合等方面均存在许多问题。这些弊病，阻碍着交通高等技术人才的培养，叶恭绰决心对交通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1920年12月，叶恭绰正式呈文北洋政府，提出将4校学制统一，改善课程，提高质量，4校合组一所大学的意见。他接受当时任职交通部钟秉峰的建议，将合组后的大学，取名为交通大学。交通是产业经济的一门行业，以交通命名，突出办学特色。北洋政府国务会议同意叶的意见，又经大总统批准，组建交通大学工作开始。交通部将筹组交通大学之事交由交通部次长徐世章办理。月底，交通大学筹备处成立，除徐世章负责外，另有13人，包括4校校长为筹备处帮办。1921年1月，筹备处拟订出《交通大学大纲》，经叶恭绰呈准后，正式公布。大纲共14章38节，对校名、校址、学制、学程、经费来源，行政系统、组织职责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是组建交通大学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交通大学大纲》规定，交通大学设董事会，学校有较大的自主权，这体现了叶恭绰的教育独立的办学思想，其目的是为了摆脱政局动荡对学校的干扰。董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关，具有制订教育方针、推举校长、筹划经费、监督财政、核定学科与规章等重要责权。1921年3月8日，董事会成立。叶恭绰、张謇、梁士诒等17人为第一届董事。9日，在第一次董事会上，票选叶恭绰为交通大学校长，由总统徐世昌批准任命。在14日举行的第二次董事会上，推举徐世章为董事长。4月7日，交通大学总办事处在北京成立。

根据《交通大学大纲》规定，唐、京、沪3地4校合组成为交通大学。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改称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交大唐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改称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交大沪校）；北京两所学校合并，称交通大学北京学校（交大京校）。唐、京、沪三校负责人称主任，相当于各分校的校长，具体负责分校事务，人选由校长提名再经董事会批准任命。罗忠忱、茅以升被聘为交大唐校的正、副主任。5月1日，叶恭绰和各校主任在北京举行就职仪式，随即分别赴任。

为了统一学科，更好地利用教学资源，避免专业重复的弊病。董事会决定各校相同专业调至一校，并提升到本科程度。按照规定：沪校专办理工部之电气科、机械科，唐校专办理工部之土木科，京校专办经济部之管理科。并将沪校之土木科调归唐校，铁路管理科迁至京校，将唐校机械科和京校的电气工程班调归沪校。

9月10日，改组合校后的交通大学正式开学，京、唐、沪校同时举行开学典礼，宣告交通大学诞生。总统徐世昌赠送题字“万汇禄通”匾额以示祝贺。叶恭绰就近参加京校开学典礼。叶校长在致词中表达了他的办学理念和寄托着他对交大美好望前景的期望。他在致词中说：交大的创学宗旨是培植技术人才，拥有“宏儒硕彦”的教员和“俊髦优秀”的学生，管理师法欧美、设备酌备中西。虽然办学地点分散，然而精诚团结。他满怀信心地预言，交通大学“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他对师生提出三点要求，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还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在贡献，须能尽力致用，才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

从此，交通大学这一校名，虽历经风雨，却传承不辍。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历史渊源而沿用交通大学这一校名的，在全国有西南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25]、北京交通大学和台湾新竹交通大学[26]。

交通大学的建立，提升了学校的规格，建立起现代大学的制度。标志我校建设进入新阶段。学校学制定为本科4年、预科两年。学校有了一整套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规章，提高了教育质量，教材参照美国康奈尔大学所用之课本。本科学生毕业授予学士学位，3年制专门部毕业生授予业士学位。学士的礼服、礼帽都有统一规定。学校经费也得到保障。

虽然这次合并的时间不长，但它已显示出组建交通大学对推进所属的几所高校的建设起到的重要作用。

导致第一次合并夭折的原因是政局的变迁。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军阀混战。奉系失败。亲奉系的交通系梁士诒内阁垮台，作为交通系骨干的叶恭绰被通缉，逃亡日本。

5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内务总长高凌霄代交通总长，24日又任派高恩洪为交通总长。他们要肃清交通系的势力和影响，对叶恭绰建立的交通大学，必欲除之而后快。

5月9日，交通部任命交通部参事陆梦熊任交通大学校长，下令他修改《交通大学大纲》，取消设置董事会一章。理由是：“交通大学为本部直辖学校，与私立者不同，当然以本部为最高监督机关。所有教育方针、学科之规定与夫筹划经费、任用志愿，自属本部职权，并无另设董事会之必要。”陆梦熊遵令，将撤销董事会事上报交通部，并于19日经国务会议通过。直系军阀拿董事会开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第一届董事会中，原交通部的要员，即亲交通系的人占多数。

北洋政府的这种做法遭到交通大学的师生和社会舆论的坚决反对，交大师生拒绝承认陆梦熊为交大校长。高恩洪深恐事态扩大，苦思对策。他认为根本解决的办法就是拆散交通大学。6月20日，交通部作出决定，以“交通大学组织未善”为由，将其撤销，改组为两所大学：交通部上海南洋大学、交通部唐山大学（后又改为唐山交通大学[27]）。原京校撤销，京校与唐校合并，这个决定引起京校师生激烈反对。高恩洪在压力下，于7月6日下令将京校改为唐山大学北京分校，但京校学生仍然坚持斗争，北洋政府又将唐山大学北京分校改名为北京交通大学。这样，交通大学又一分为三，沪、唐、京3校鼎足而立。

从1922年7月交通大学唐山学校改组为唐山大学到1928年6月南北统一前，先后有俞文鼎、刘式训、孙鸿哲、茅以升、胡仁源[28]、常荫槐[29]、程崇[30]等人任我校校长。平均不到一年就换一个校长，成为我校历史上领导更换最频繁，校务比较混乱时期。

1924年9月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占领学校，将其充作伤兵医院，学校被迫停课。直系军队走后，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又占领学校，直至12月才撤走。学校前后停课4个月。在这种条件下，刘式训、茅以升、孙鸿哲等校长，殚精竭虑，在艰难处境中维持校务，力争有所作为。1925年8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要求保送一批奉天省的学生入学，孙鸿哲校长坚持入学条件，设补习班，补习一年，再升入预科。奉天省为该班学生盖了宿舍（当时叫西新宿舍，后改为化学实验室）。因招收奉天省的学生，由京奉路局拨给校外铁路属地34.17亩以扩充校舍，校园面积增至226.75亩。孙鸿哲校长将土木工程科分设铁路工程、构造工程、水利工程、市政工程4门，使学科走向细化、专业化，适应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学制仍为4年。

1928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覆灭，南北统一，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原交通部所属的3所大学改属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6月28日，交通部决定将上海南洋大学改称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改称交通部第二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改称交通部第三交通大学。三所交通大学校长均由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兼任，各校另设一位副校长。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第二位交通部长兼任交大校长的官员。这是3所大学走向再次联合的准备。9月，交通部决定，将第一、二、三交通大学合并，再次组成统一的交通大学，直属交通部统一管辖。定名交通部直辖交通大学。新的交通大学下设四院，第一交通大学改为机械工程学院、电机工程学院、交通管理学院，第二交通大学改为土木工程学院（我校定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第三交通大学归并上海的交通管理学院。实际上第三交通大学被取消了，这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并起来进行斗争。交通部决定将第三交通大学改为交通管理分院。不久，又改称交通管理学院。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为加快铁路建设，将交通部内的铁道处扩建为铁道部，任命孙中山之子孙科为部长。交通大学成立以来就以体现先进交通技术的铁路专业为重，交通部不得不将交通大学管辖权移交铁道部，王伯群辞职，由孙科兼任校长，继续进行对交通大学的改组与调整，将3处学校合并，统称铁道部交通大学，以上海作为本部，定全校办公处于上海校部，统领沪、唐、平三校校务。副校长为铁道部副部长黎照寰，驻校办公。至于校名，孙科认为交通大学沿用将近10年，影响广远，不必改名，仍然定名交通大学。这样，交通大学历经多年磨难，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叶恭绰组建的交通大学还是成为最后的抉择。这是3所交大的第二次合并。

孙科重视铁路教育，他把“整理人事，培养人才”确定为发展铁道建设的四大方案之一。曾有人对他建言，铁道部需要人才，可以到教育部去要，何必自办大学，花费经费。他却认为：“非自办不可”，认为求人不如求己，且交大有着数十年的办学经验。他认为不仅要自办而且要大办。为此他提出了为期十年的人才培养计划与校务规划。人才规划是要在未来10年内，培养出具有高深学问的专门人才2800名，其中包括土木工程师1000名，管理学家1000名，机械工程师500名，电机工程师300名。校务规划主要是改善组织，增加经费，提高程度，充实内容，增进教学功能，改善教师待遇，部路校联成一体，加强调查研究，改订毕业生及留学办法等，以期“从物质上重新建设交大”，同时也要“从精神上提起交大的精神”。1930年5月2日，交大本部校训专案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拟定体现交大精神的16字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在孙科的主持下，设立了交通教育整理委员会和铁道部选派留学委员会，以部校双方重要职员为委员。他基本上做到了把部（铁道部）路（铁路）校（学校）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形成部校合作体系，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种创举，推动了铁路教育事业的发展。1930年10月，孙科因政务繁忙，辞去交通大学校长职务，由黎照寰接位。

从三校的第二次合并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几年，我校的建设有了明显的进展。在这一时期担任我校校长的先后是孙鸿哲、郑华[31]、李垕身[32]、李书田[33]。其主要的工作是：我校建设有了新的进展。

1930年6月，在李书田院长的主持下，制定了《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专章》，共6篇30章，这是我校建校大纲式的根本文件，标志着我校建立起一套更为完整的制度化管理体系，教育宗旨和办学思路也更加明确。

（一）改科设系，设土木工程系和矿冶系

改科设系在我国最早由蔡元培提出，并成为北大教育改革中实施的重要内容。我校实行的是科—科门设置。最早是按专业设科，后又在科内部细分若干小专业，称作门。这种以专业分类的横向式教学建制，利于专业教学与管理，却造成校内其它教学资源分割，各自为政，且不利于公共基础课的管理，学系是一种纵向式教学建制，可以综合校内同类课程，使之提高与加深，利于学科学术化发展。它可使教学体制规范化，课程设置系统化，推动基础课水平的提高。李书田院长在《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专章》中，提出拟在我校建立铁路工程、构造工程、市政卫生三系。后因条件所限，仅在土木工程系之下分铁路工程、水利工程、构造工程、市政卫生工程四门。

李书田认为，我校前身为路矿学堂，且地处矿区，力主恢复矿科。经过努力，得到批准，设立矿冶系，从1931年起招生。因矿冶工程系的建立，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奉命改称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二）修改课程表

1930年6月，学校又修订土木工程系的课程表。土木工程系设85门课。铁路工程门、构造工程门学其中的66门，其他两门学其中68门。我校根据形势发展、经验的积累和实际的需要，曾多次修改过课程表。在修改过程中，始终坚持加强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重视外语、数、理、化、物理、化学分为讲授和试验两门课，高等数学内容加深，各学科的基础理论课，如力学更加重视，各学科要求的基本技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我校强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土木工程技术人员的测量、绘图和计算）的训练，作为学生的“童子功”。因而学校不仅在学时上保证基础课（约占总学时的一半左右），而且选拔水平高的教师担任基础课教师，管理严厉，考试严格。有的基础课，被学生认为是“霸王课”。有了基础，就有了后劲，动手能力也比较强，学生受惠无穷。

在强调加强教育工作的同时，科研工作也顺利展开。1930年2月至9月，我校筹建交通大学研究所土木工程学院分所，这是我校建立的第一个专门的科研机构。由李书田任所长、朱泰信任秘书、孙谅任会计。研究员有罗忠忱、顾宜孙、朱物华、伍镜湖、黄寿恒、华凤翔、赵庆杰、林炳贤等。另有特约研究员张含英、茅以升、李俨、石志仁、陈广沅等人。其宗旨在于与铁道部所属各单位随时取得联系，共同进行研究，同时接受外界委托进行调查、研究、试验。目前，只供教授、专家研究，俟有成绩后，拟发展成为毕业生院，并授予高级学位。类似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生院。唐院分所成立后，结合铁路建设要求，做了不少科学研究和材料实验工作。此外，土木系高年级学生发起组织了唐院土木工程学会，数月后即与沪校组成交大土木工程学会，下设唐山部和上海部，唐山部的会员均为学生，学会的宗旨是加强土木工程技术的研究，传播土木工程知识，发展土木工程事业。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928年暑期以后，外籍教师毕登、伊顿相继回国，教师中已无外国人，教师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896年算起，从依靠外籍教授到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中国教师队伍，前后经历了32年。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912年8月，罗忠忱来我校任教，这是我校的第一位中国教授，1915年9月，学校聘来了第二位中国教授伍镜湖，1916年9月，我校有了第三位中国教授李斐英。1917年我校十余名教师中有外籍教师3人（英籍2人，美籍1人）。1918年有外籍教师4人（英籍3人，美籍1人）。1919年学校教师18人，其中外籍教师6人（英、美籍各3人）。土木科机械科的科主任全由中国教授担任。1921年茅以升任我校副主任兼教授、学校外籍教师减少到3人。

1929年5月，根据《交通大学暂行组织大纲》，设立院教务会议，除教授、副教授外，还有学生代表参加。从1929年起，停止招收预科生。1930年5月，在李书田院长主持下，制定了《本院办事通则及各处馆股办事细则》。

（五）理论联系实际，改进实习工作

1929年7月，铁道部颁布《修正毕业生实习通则》14条。1930年5月，又颁发《交通大学毕业生实习细则》。8月，学校制定《学生实习及参观旅行规则》，规范了学生的实习，深入实际，注重实践。伍镜湖、华凤翔、顾宜孙等教授亲率学生去铁路现场实习。

自成立交通大学后，体育工作有所加强，成立了体育会并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学校每年还结合校庆举办校内运动会，并获得过好成绩。如1930年5月，陈援同志百米赛跑以11.02秒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

这一时期学生的生活条件也有改进。1931年夏，3层高的学生宿舍楼修建完成，为了缅怀中国铁路之父、我校校友、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学校将学生宿舍命名为眷诚斋。

总之，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校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现代大学的管理体系，对教育宗旨与发展思路也更加明确，办学资源也比较充裕，逐步实现了向现代大学的转变，并逐步形成了精勤治学的办学特色和传统。这就是老学长陆定一等人所总结的：重视招生质量，坚持择优录取；重视基础课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考核；强调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即：“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陆定一等学长的总结是对整个交大说的，作为交大的一部分，“唐山交大的办学特色和传统精神和交大的精神在实质上是相同的”。[34]我校范文田教授把我校土木专业精勤治学的优良传统概括为：

“门槛高，基础厚，知识宽，治学严。

课程多，门类全，专业广，重实践。

讲英语，书原版，靠自学，苦钻研。

作业题，自己选，基本功，绘测算。

勤测验，题目难，答案准，给分准。

不及格，要重念，若作弊，必遭撵。

名师众，要求严，为学校，毕生献。

我土木，声誉隆，是一流，贯西中。”[35]

精勤治学的楷模：一代宗师——“五老”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教学质量的高低，毕业生能力的强弱，主要因素取决于学校师资的水平。有一流的教师，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1922年、1923年，顾宜孙、黄寿恒教授来校任教。这5位教授均毕业于美国名校。其中伍镜湖、李斐英教授中学就是在美国受得教育，他们对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在任教的过程中，又能结合中国国情，因材施教，严格要求学生。难得可贵的是，这5位教授自从来到我校任教后，就以校为家，几十年如一日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无数人材。既使在学校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始终坚持和全校师生在一起，四处奔波，颠沛流离。正是由于他们的师德与人格魅力，在他们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大师、良师、名师。这批大师、良师、名师中除了“五老”之外还有茅以升、朱物华、罗英俊、陈荗康、严家驺、林炳贤、范治纶等人，还有后来被称为我校“四少”的罗河、许元启、朱泰信、李汶等教师。可以说以“五老”为代表的这一批优秀教师群体，他们是学校的精英，是学校的脊梁。我校竢实扬华、自强不息精神的形成，首先要追朔到我校建立初期的一批名师的贡献，他们的代表是后来被我们尊称为“五老”的——罗忠忱、伍镜湖、顾宜孙、黄寿恒、李斐英教授。

我校在创立之初，基本上都是用重金礼聘外藉教师。如在清末聘请的外籍总教习月俸白银400两，副教习月俸白银200两，而当时清廷皇妃一年的例银仅300两。先后来我校任教的外籍教师有20人左右，来自英、美、德诸国。他们带来了国外先进的办学模式和科学技术，使我校一成立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

我校教授中的第一个中国人，是1912年来校任教的罗忠忱。1915年、1916年，伍镜湖、李斐英教授相继来校。以后随着留学归国人员的增多，我校教授中的中国人逐渐增多。1928年暑期，外籍教师毕登和伊登回国后，教师中已无外国人了。这是我校师资队伍结构的重大变化。

抗日战争前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在我校的教师中涌现出了一批大师、名师与良师。正是他们培养了一批蜚声中外的高徒，铸就了我校建校后的第一次辉煌。这批大师、良师、名师中除了“五老”之外还有茅以升、罗英俊、陈茂康、严家驺等人。可以说，当时是名师汇集，群星灿烂。以“五老”为代表的这一批优秀教师群体不仅铸造了我校的辉煌，而且培植了我校精勤治学的优良学风，成为我校的优良传统，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罗忠忱（1880—1972），字建侯，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1905年，官费留美，入康奈尔大学土木系，后又入该校的研究院攻读一年，得土木工程师学位。1912年来我校任教，是我校第一位中国教授。他厌恶当时官场的腐败，不愿同流合污，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他终生在我校任教，曾两度任我校校长，还曾担任过教务长及土木系主任。1952年因年迈改任研究教授，1955年退休。1972年1月8日病逝于河北唐山，终年92岁。

罗忠忱40年的教学生涯中讲授的主要是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罗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和对学生严格要求而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备受我校师生尊重，被尊称为“五老”之首。

罗教授讲授工程力学，注意理论和应用密切结合，他讲课极重视理论分析，为了阐释基本原理，他常广征博引，不受教科书局限，在进行了理论分析后，便列举大量典型例题来说明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应用。

罗教授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他认为计算能力是工程师的基本功之一，工程师计算出差错，会造成严重的工程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必须在学校就严格要求学生把计算正确作为工程师的素养。

罗教授讲课内容充实，不讲空话，条理清晰，分析严密，深入浅出，加之他英语极其流利，讲课时抑扬顿挫，如行云流水，使学生如沐春风。他讲授中注意启发学生思考，讲到问题的关键或难点时，总要问一个“why（为什么）”，然后停下来，目光注视学生，学生受到启发自然会积极思考，在教授诱导、学生思考、师生交流的氛围下，他才开始解释“Because……（因为）”，学生自然会把自己的思考与教授的解释加以比较，从而提高学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

罗教授严以律己，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建立在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基础上，罗教授备课极其认真，他从来不用过去的讲稿讲课，每次讲课前，都认真准备，写出讲稿。讲课时，板书非常工整，边讲边在黑板上画图，推导方程，计算例题，一步一步，井然有序，使学生一目了然；在黑板上画圆，几乎可以与用圆规画的圆比美，这不仅是画图技巧，更是他对教学工作严肃认真的表现。

罗教授严谨治学，严于律己，严肃对待教学工作，倾毕生年华、才智，以其学识、师德、人品哺育学生，为祖国培养了几代高水平的人才，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誉满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被誉为“预应力混凝土先生”的结构专家林同炎，著名力学家林同骅、张维、刘恢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严恺、谭靖夷，“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陈能宽、姚桐斌等等，均曾受教于罗教授，真可谓桃李盈门。他们身受罗教授的教诲，都有极深的感受。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唐山交大1932届）说：“曾在学十九年，承恩中外师长不啻百人，然于教诲恳切，授法精湛，任职认真，视学校如家庭，视学生如子女，60年如一日，盖未有出吾师之右者。”茅以升曾说过：“如果说对我有重大影响的好老师，不是别人，正是罗忠忱教授。”1980年，西南交通大学为罗忠忱教授补开追悼会，茅以升送了挽联：

从学为严师，相知如契友，犹记隔海传书，力促归舟虚左待；

无意求闻达，有功在树人，此日高山仰止，长怀遗范悼思深。

这些话，是对罗教授一生十分中肯的评价，表达了受业于罗教授的广大学子的心声和对一代宗师的无限景仰与缅怀。

罗忠忱的人格魅力感动学生。他的侄儿罗孝洛有一门主课考了59分。罗教授大公无私，将他留级。全国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选院士时，规定三个月以前，就由各大学、院等单位提名，罗忠忱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但由于他“述而不作”，虽然弟子遍天下，育人事迹感人肺腑，但没有被选上院士。他的女儿问他为什么不著书立说，他说：“我把所有东西都给学生了。”他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耗尽了一生心血。退休后，他把自己所有的书都赠与校图书馆。他的女儿曾这样评价他的父亲：“我父亲为人正直，与其说严格要求自己，不如说习惯成自然。”“他常说做人最要紧，不要因小失大，如惜物、惜钱、而不惜人。”罗忠忱是教书育人的杰出楷模，他的精神成为我校的优良传统。为了纪念罗忠忱教授，我校在成都犀浦校区建立他的塑像，供后人瞻仰。

伍镜湖（1884—1974），字澄波，广东台山人。其父是旅美华侨，他13岁时赴美国与父亲一起生活，1908年入美国纽约州伦塞勒工科大学。1912年夏，大学毕业，获土木工程师学位。他痛恨美国的种族歧视，又看到中国正在兴建铁路，1913年决定回国效力。

回国后，他先在铁路部门工作，后应我校校长赵士北的邀请，1915年来我校任教。他除授课外，还于1939年至1949年担任教务主任（教务长）10年，是我国铁路工程教育的先驱。1952年，改任研究教授，1955年退休，1974年8月9日病逝于唐山，终年91岁。

他初期主要讲授测量类课程，包括平面测量、大地测量、天文学等课程。1921年，讲授铁路课程的外籍教授回国，铁路类的课程由伍教授担任，讲授铁道工程、隧道及号志工程，铁路行政及管理，还指导学生的实习和毕业论文。他是我校土木和铁路工程的首席教授，是中国教授中讲授这类课程的第一人。他毕生从事铁路工程教育，开拓并充实了铁路工程学科的内容，为奠定这门学科的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在教学实践中，他非常重视把新技术、新理论吸收到教学中去。他重视培养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掌握，还强调基本概念的运用和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他擅长利用学生在野外进行测量实习时，让学生获得能力的培养。他认为测量、绘图、计算是土木工程技术人员的基本功，在教学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培养与指导。这对当年我校毕业生能够较快承担实际工作并很快做出成绩，走在许多学校毕业生的前面起了很大作用。

他要求学生严格。有名学生因各种原因在校期间未完成水文实习，他坚持要学生补完实习后，才通知学校发给文凭。但他对学生又关怀备至，春风化雨。在学生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他慷慨地捐出自己薪金，资助学生。

1980年，在峨眉举行的伍镜湖教授追悼会上，茅以升献给老师伍镜湖的挽联，可谓是对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六十年以校为家，安危不移，一生律己严，课业勤，治学谨。

三千里经湘历贵，风雨共济，长忆梅林秀，漓江碧，黔山青[36]。

为了纪念伍镜湖教授60年生涯里对学校的贡献，九里校区内的镜湖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李斐英（1888—1954），字倬章，福建福州人。1912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叙拉鸠斯大学。1916年来校任教，1952年改任研究教授。1954年夏病逝于唐山，终年66岁。李斐英在学校任教30多年，主要教授英语。还教过预科的世界史及本科的经济学和工程律例（内容为签订合同注意事项等）。兼任过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校友会杂志社的西文主任和斐陶斐励学会副会长、总干事等职。

上课时，李教授经常按学号顺序点名，要求各生朗读一段课文；其后李教授纠正学生发音中的错误，再要求同学用英语解释单词或词组的含义。上课时提问多而讲解少，态度文雅，能利用各种机会针对学生的需要进行辅导，效果很好。李教授还要求学生每学期交上几篇课文摘要，作为英语课的作业。他并不详细地批改这些作业，而是让同学在课堂上回答作业中的问题，来考查学生的英语水平。期末考试时，他出的试题份量相当重，并与几篇课文摘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关系密切，学生一般都要结合自己写课文摘要时的收获和体会来答卷，这样才能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写出合格的答卷来。当年我校学生的英语水平与国内其它高校相比并不算差，但学生们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在李教授那里拿到60分或70分，英语成绩超过80分者，屈指可数。

顾宜孙（1897—1968），字晴洲，上海市南汇县人。191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时名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同年，考取公费留学，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土木科攻读铁路工程与桥梁。1919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一铰拱桥的研究》。他因学习成绩优异曾获得过金钥匙的荣誉，时年仅24岁。1922年回国，曾以精通拱门设计而闻名。同年来我校任教。曾任我校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土木系主任。曾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曾受铁道部长滕代远之聘任武汉长江大桥顾问委员会委员。1968年病逝于上海，终年71岁。

顾教授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贯重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他讲授构造理论（即结构力学）、高等结构理论（超静定结构和二次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钢桥设计等课程。对每堂课所要讲的内容，总是将其要点、难点、关键写成笔记。上课时，先将讲课内容的要点写在黑板上，学生都抄好后，便进行讲解，他讲解清楚，条理分明，重点突出。学生容易掌握他的思路，教学效果极佳。他有崇高的师德，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对教学基本内容，一是要讲清楚，二是要求学生的基本功一定要扎实，不迁就不讲情面。同时，他也注意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善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学识渊博，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眼界。他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求青年教师要有扎实的基础，不能只会教一门课程，而应掌握与本专业有关的基础理论课程和基础技术课程，然后再专精一门，这样才有后劲。

顾教授献身铁路教育一辈子。从1922至1967年的46年间，都以学校为家，急学校所急，与学校共命运同呼吸。

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自奉俭朴。自抗日战争时起，夫人长期留居上海，他一人在学校工作，一直在食堂和学生一起吃饭。他衣着也不讲究，1959年在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时，人民大会堂门卫对他的证件反复端详后才予放行。

黄寿恒（1896—1968），字镜堂，江苏扬州人。兄弟三人（黄寿颐、黄寿恒、黄寿益）及他的两个儿子（黄棠、黄棣）均为我校毕业生。1910年8月，黄寿恒考入我校土木科。1916年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先入麻省理工学院，1917年6月，获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18年6月，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在美国实习与工作两年后，于1920年夏回国。曾在航空界和铁路部门工作，因不满军阀混战，官场腐败，于1923年8月回母校任教，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母校。黄寿恒教授1968年逝世，终年72岁，他把自己的理想和生命都寄托在唐山交大的建设与发展上。

黄寿恒教授有独特的讲课方式，方法灵活，注意因材施教，帮助学生打好基础，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黄教授主要讲授数学微积分、常微分方程、最小二乘法课程等。他在讲微积分课程时，用四分之一的课时讲极限理论，他认为学好了极限的概念就有了微积分学的入门钥匙。同时，也可培养学生听英语讲课的能力。

对于教材，他从不照本宣科，他要求学生自学。他在提出一个要讲的问题后尽情发挥，对教材中的不恰当之处，如用词不确切，条件不足或过多，他都一一提出，要大家不要迷信洋人，不要迷信书本。他在讲课中对教材解释少而评述议论多。他喜爱有才华的学生，在教学中首先满足对全班的基本要求，然后用较多的时间因材施教。有时在课堂上推导定理和演算例题时，如出现笔误，这时他就说：“Wait a minute”（请等一等），在找出问题后指导学生问题在哪里。这对引起学生注意，加深印象是有好处的。在考试中，他出题比较灵活。

黄教授爱校如家，终身服务于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校南迁，在困难条件下，他为复校奔走策划，不遗余力，作出重要贡献。

黄教授善于诗文，曾手录所作诗词，订为一册，名为《师子夏》。在他赠1933届校友张维的诗中，既可看到他治学严谨，又可欣赏到他的文采。

“岁岁钻研思出群，果然走笔扫千军，

应知世上成功客，一半天才一半勤。

毋满毋骄志老成，自尊自信学纵横；

须悬鹄的精勤进，赢得前贤畏后生。”

一代宗师的“五老”，是我校精勤治学传统的倡导者、奠基者。他们一辈子献身教育，献身母校，魂系学子，情满讲坛，不求闻达，但求育人。他们既有学识的魅力，又有人格的魅力，爱校如家，爱生如子。他们始终坚持在本科教学第一线，为西南交大的一批又一批的英才成长铺平了道路。宗师已去，教诲永存，“五老”的风范永载校史。

三、竢实扬华  蜚声中外

我校精勤治学的传统，核心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不仅严把入学关，择优录取，宁缺毋滥，使教学有一个高的起点，并且有一整套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尤其是严格的考核制度）作保证。有一批能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教书育人的良师、大师、名师。在教学过程中，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与训练。我校是以土木科起家的，测（量）绘（图）算（计算）一直被视为学生的基本功，老师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有创新、独立思考、实际工作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始终一贯的精勤治学的传统，使我校的教学质量从一开始就居于全国一流，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国家栋梁。

“竢实扬华”的来龙去脉

早在1912年8月，粤汉铁路招考工程练习生，报考者五六百人，发榜共录取28名；其中头等5名，我校校友占4名，二等23名中我校校友占19名。我校报名应试者23人全部录取，使我校在铁路界声誉鹊起。

1916年是学校历史上大放光彩的一年。

1916年3月15日至4月14日，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通知各地高校选送展品参加展览。我校将1915届毕业生王节尧、1916届毕业生茅以升的作业报教育部参加展览。全国报送选品参加展览的高等学校共71所。

展览会闭幕之后，教育部遴选各科专家，对各校展品分别审查，评定分数。

经评定，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名列榜首。榜列前8名者为：

唐山工业专门学校（94分）

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93分）

北洋大学（90.8分）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89.4分）

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88.5分）

国立北京大学（87.9分）

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85.9分）

福建公立工业专门学校（85.8分）

教育部专门拟定奖励办法：90分以上者列为特等，给予优等奖状，并由教育部发给匾额；80分以上者列为甲等，给予一等奖状；70分以上者列为乙等，给予二等奖状；60分以上者列为丙等，给予三等奖状；各科分类3门在90分以上者，由教育部发给特别奖状。

我校由于名列榜首，按教育部的规定，除由教育部发给奖状外，当年12月，还由教育总长范源濂颁奖匾额一方，上写4个金色大字：竢实扬华。

这是我国建有现代的高等学府以来的第一次校际评比。这次评比显示了我校的实力与水平，是我校1896年建校以来教学成果的大检阅。由此，我校名扬海内。

“竢实扬华”匾额是我校精勤治学的成果，是我校师生奋斗得来的荣誉，可以说是我校的一块金字招牌。在解放前，这块匾额长期悬挂于礼堂明诚堂中，激励着全校师生继续奋进。

但新中国成立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在一段时间内，“竢实扬华”匾额的荣誉变成耻辱，理由就是这是由反动的北洋政府颁发的。这块匾额被取下，至今不知所终。后来有的教师如罗河教授，曾多次呼吁，希望将此匾重新挂起，以教育后人，作为鞭策学生奋发向上，努力学习的榜样。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此匾才得到重新解读，恢复了它的光辉形象。

1916年的高校成绩比赛，虽然是高校之间的第一次评比。但这次评比，不带有政治性，是学生作业的评比，因而与北洋政府的反动政策无涉，更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与复辟帝制风马牛不相及。况且展览会举行之日，正是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时。范源濂赠匾时，袁世凯已死去近半年了。

范源濂（1875—1927），湖南湘阴人，字静生，是著名化工专家范旭东的长兄。他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创始人之一，主张教育救国，一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1898年，他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是维新运动领导人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是蔡锷的同乡、同窗、契友。戊戌维新失败后与蔡锷一起流亡日本，先后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法政大学法政科学习。1904年，他在湖南选送12名女学生入东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首开我国女子留学之先河。回国后曾任清政府学部主事、参事，参与创办清华学堂，任清华学堂总办，并在京师大学堂任教。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他先任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次长，是年7月教育总长蔡元培辞职，又继任赵秉钧内阁教育总长，次年1月辞职，任中华书局总编辑。1915年冬，他参与梁启超等发起讨袁的护国运动，次年任护国军务院驻沪委员。袁世凯死后，他再一次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举荐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1月，他辞职与张伯苓等去美国考察教育。回国后致力于南开大学的创办，为南开大学的创建作出过重要贡献。1920年8月，他出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次年12月辞职，再赴美国考察乡村教育。后任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1927年在天津逝世。南开校长张伯苓用“三不主义”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不偏、不私、不假。曾任南开大学董事的颜惠庆（大陆银行董事长，1924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赞扬范源濂学问高深、经验丰富、眼光远大，无论在官在野，不忘教育，是一个理想的教育总长。

对于“竢实扬华”的含义，曾有人做了不同的解读。经过90年的风风雨雨，许多人逐渐地认同了一种解释：竢即等待、期待；实即成才，扬华即为国争光，振兴中华。“竢实扬华”即育人兴国，成才报国。其中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为振兴中华而学习，为振兴中华而育人，为振兴中华而成才。今日桃李芬芳，明日国家栋梁。这是这位爱国教育家对我校过去成绩的肯定和认同，也是对学校未来的一种崇高的期盼。经过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竢实扬华”今天已成为我校的精神——校魂。

1917年，交通部对全国铁路实习生进行统考（分学科进行考试）。考试结果，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考试录取人数最多（9人）、个人分数最高（1916届阮宗和 92.50分名列榜首）。由于教学成绩卓著，培养人才有功，交通部于1918年7月授予章宗元校长二等奖章；1921年2月，又授予刘式训校长一等一级奖章。

1918年，章宗元校长到职后向交通部提出建议，请求从1919年开始，本校每届毕业生成绩列前两名者，由交通部公费派遣出国留学。建议很快得到交通部的批准。在此之前，本校学生如欲公费出国留学，只有报考清华官费或通过其它途径。我校当时学生人数很少，两名公费留学的名额在学生中的比例是较高的。这一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我校的知名度，增加了莘莘学子报考我校的吸引力。从1925年起，公费留学生改为一人，仍属难得。

“东方康奈尔”

1916年，清华学堂招考留美研究生10名（使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报名者需由其毕业的高校保送。我校保送了黄寿恒（1914届）及茅以升（1916届）。考后，茅以升认为题目太容易了，人人可取，恐怕没希望。结果他们两人均以高分录取。茅以升于当年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黄寿恒进了哈佛大学）。茅以升在康奈尔大学注册处报到时，年仅20岁，是全校最年轻的研究生。注册处主任从没听说过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有疑问，提出要经过考试合格方能注册。首先考了他的大学课程，成绩特优。继而又要他参加研究生题目的考试，成绩又是特优，在使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们举座皆惊，对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和茅以升刮目相看。茅以升顺利地进入研究生院。茅以升在课程学习之外，就做题为《两铰上承钢桁架拱桥的设计及其二次应力研究》论文。1917年论文完成，获硕士学位。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康奈尔大学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校争得了荣誉，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蜚声海外。由于茅以升为母校在康奈尔大学争得的荣誉，又由于我校在课程的设置、教材的使用等方面多借鉴康奈尔大学，因而我校有了“东方康奈尔”的美称。

茅以升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一年半。与此同时，他又向卡内基理工学院申请在其夜校攻读博士学位课程。1919年，他全力投入博士论文的写作，题目是《桁架桥梁的二次应力》。11月通过学位论文，成为该校的第一名工学博士。由于参加祖国桥梁建设心切，没有等到举行毕业典礼，他就回国了。他是我国获得桥梁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中的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获康奈尔大学授予的“斐蒂士”金质奖章。这个奖章是每年颁发给该校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的。茅以升再次为母校争得了荣誉。

隽才辈出

1980年7月4日中午12点40分，一辆普通的小面包车缓缓地驶出了峨眉火车站。前面没有警车开道，后面没有车群尾随，面包车里坐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及夫人卓琳等人。他们到峨眉山来游览，当地陪同他们一起上山的是峨眉博物馆田家乐馆长。

炎热的盛夏，峨眉山在拂晓前刚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显得格外清新，小平同志兴致盎然地观赏着道旁的青山绿水。

汽车驶过通往报国寺路上的“天下名山”牌坊，一转弯开进了西南交大的校园。那时所有进山的车都要从我校校园内穿过。此时正是午休时间，整个校园似乎正安谧地甜睡着，人迹稀疏。田家乐馆长向小平同志介绍：“这是1965年内迁来川的原唐山铁道学院，是1972年改建为西南交通大学的，开办快90年了。第一届毕业生就参加了詹天佑主持设计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

小平同志对车上的同志们说道：“这所学校出了不少人才。”他说：有个叫杨杏佛的，又名杨铨，曾经留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回国后，参加革命。三十年代初，与鲁迅一起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委，在上海被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暗杀了。牺牲后，鲁迅特地写诗悼念他。那首《悼杨铨》的诗就是悼念他的。竺可桢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创立了中国的现代物候学。物候学是研究生物生命活动和气候变化关系的一种专门学问，在世界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还有一个桥梁专家茅以升，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就是他主持设计搞起来的。[37]

我们非常感谢田家乐馆长对我校的熟悉，并主动向邓小平同志介绍，所以才引出了小平同志对我校的这段评价。我们更感到欣慰的是小平同志对我校深刻的印象及清楚的了解。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所学校出了不少人才”，我们从1905年唐山复校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培养的学生中桃李撷英，就可见一斑。

一、千秋英烈

我校第一位革命烈士——马增玉[38]

马增玉（1906—1927），字谨庵，号佩之，河北孟岭村人（当时属河北平山县）。中学先在平山县立一中学习，后考入校址在河北正定的河北省立第七中学学习。在七中，他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在1925年初加入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其他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起为正定县党组织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26年，他考入交通部唐山大学，因不满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入学后不久，经邢予洪介绍到天津进行党的活动。被当地中共党组织安排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从事国民运动，由于他积极负责，有能力，有见解，中共天津地委分配他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任组织部长。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地址暴露。天津市英租界当局为了报复在北伐战争时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一事，逮捕了马增玉等17人，后引渡给由当时奉系军阀统治的天津警察厅。马增玉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1927年4月，马增玉被奉系军阀杀害，年仅21岁。马增玉是河北平山县历史上第一位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员，也是我校历史上的第一位革命烈士。“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马增玉烈士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用自己膏血换取光明的杨杏佛

杨杏佛（1893—1933），名铨，又名宏甫。1893年5月4日生于江西玉山。是一位极具才华的科学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管理人才。又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1911年，杨杏佛考入唐山路矿学堂预科，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离校南下，以同盟会会员身份，投身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杨杏佛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被称为“青年才俊”。不久，袁世凯窃据总统职位，他不愿留任，经孙中山批准，由稽勋局派赴美国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学机械工程，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商学院，专攻工商管理及经济学。留美期间，与胡适、任鸿隽、梅光迪一起被称为“四俊”。他与任鸿隽、赵元任等人发起建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

杨杏佛1918年10月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任工科主任兼教授。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他任总理葬事筹备处总干事。他决心继续高举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大旗。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杨杏佛负责北伐军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逐日将有关情报电达北伐军。他还担任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同共产党人恽代英、侯绍裘等一起，共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他积极支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被选为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1927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发表《上海起义的中心人物》一文，称杨杏佛的工作“大有助于上海起义的伟业”。1927年4月12日、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8月，杨杏佛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茫茫黑夜里，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牺牲与堕落》一诗明志：

……“人们，你苦黑暗么？

请你以身作烛。

用自己膏血换来的，

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杨杏佛同情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27年10月，当时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后改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任院长，杨杏佛为副院长。1928年4月，蔡元培创办并主持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

1931年，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反革命军事“围剿”。杨杏佛根据他平时搜集的资料和亲自到江西进行数星期的调查所得，写成考察报告《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这篇报告最早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新闻封锁，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正是从报纸上看到这篇报告后，才激发了他亲赴革命根据地采访的强烈愿望。

1932年，他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和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会长，蔡元培任副会长，杨杏佛任总干事。其宗旨在于营救被迫害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建立于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20世纪30年代，战斗在敌人统治的心腹地带，起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它的群众团体难以起到的巨大作用。它实际存在的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它产生的巨大、广泛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暴行，曾经营救在狱中的的廖承志、陈赓、罗登贤、丁玲、潘梓年等共产党人和许德珩等许多进步人士。邓小平赞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因此，该组织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必须除之而后快。他们首先向杨杏佛下了毒手。

1933年6月28日晨，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40岁。

噩耗传出，各界人士悲痛欲绝，纷纷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宋庆龄立即发表严正声明：“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为杨杏佛举行的公祭会上泣不成声地说：“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6月20日下午，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仪式举行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事前国民党特务扬言，要在这天暗杀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成员。但是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200多人蔑视暴力的威胁，以大无畏的气概，冒雨参加了入殓仪式。鲁迅走出家门时不带钥匙，以示自己不怕牺牲的决心。送殓回来，鲁迅无法抑制悲愤心情，挥笔写下千古绝唱：《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杏佛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94期刊登了潘汉年撰写的社论，号召中国人民“加紧团结起来，开展革命的民族战争，以血腥的斗争来冲破国民党法西斯蒂的白色恐怖”。

1983年，在杨杏佛殉难50周年之际，上海各界在市政协召开纪念会。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在讲话中称赞扬杏佛“是我国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号召人们努力学习杨杏佛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崇高品质。1987年，上海人民为杨杏佛重建了陵墓，并举行了新墓落成仪式。

身殉中国民主事业的羊棗

1951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大快人心的消息，杀害羊棗的国民党特务匪徒易聘珍在长沙伏法。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羊棗（1900—1946），湖南省沔阳县人。原名杨廉政，后改名为杨潮，号九寰，羊棗是他的笔名。他是我校优秀校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与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齐名的文化工作者。夏衍称他是：“一个最优秀的最有才能的最富正义的新闻记者与政论家。”[39]

羊棗1914年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因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同年，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23年毕业后就职于上海铁路局。

羊棗与我校的众多校友不同，他没有从事科学技术工作，而是献身于祖国新闻文化事业，为争取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斗争。他的学识渊博，对文学、音乐、戏剧等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33年，加入鲁迅领导的左翼和家联盟，曾任秘书长与宣传部部长。同时，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进步的文化的运动。当时他曾翻译了《今日之苏联》一书与《马克思论文艺》一文。

1936年，他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任翻译，并开始研究新闻时事与军事评论。1937年与夏征农同编《文化食粮》半月刊，在张劲夫主办的上海战时民众训练班上讲援抗战军事科学知识，主篇抗日丛书《抗战国际知识汇编》等。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坚持“留在上海”。在孤岛上海为抗战救亡奔走呼号，险遭日伪特务暗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为主张抗日的《导报》、《译报》、《译报周刊》等写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文章。

1939年，由于日伪的跟踪袭击，他被迫流亡香港。任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日报》的军事记者，并开始使用羊棗笔名。这时，仍以主要精力研究当时的时事和战争形势及其走向。他心怀祖国，深入探讨和思索中日战争中的各种问题。他住在湾仔附近的一间小屋里，房间里堆满了各种书报杂志和地图。他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为《世界知识》半月刊等撰写了大量的国际政论文章和军事评论，并任国际新闻社编委，在范长江主持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附设的新闻学院授课。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凛然正气与金仲华等拒绝在《星岛日报》上刊登诬陷中国共产党与新四军的电讯，为此而被《星岛日报》解聘。随后认为《华商报》撰稿，与萨空了、俞颂华等合编《光明报》。他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成为驰名中外的国际问题豫和时事军事评论家。一般来说，政治评论，尤其是军事评论，由于形势瞬息不变，往往因时过境而成为明日黄衣，过眼烟云，被人们所淡忘。但羊棗的文章因内容深刻，视野宽阔，笔调明快，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见解独到，见人之所不见，不仅在当时，就是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能使人受到启迪、教育和感染。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香港沦陷，羊棗回到内地，在衡阳主编《大刚报》。又由于他坚持正义，拒绝刊载中央社反共电讯而被解职。他绝不会因“五斗米”而向国民党独裁政府的权贵折腰。

1944年6月，日军侵犯衡阳，他受美国新闻处东南区负责人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编刘建绪的礼聘，到福建永安，主持《民主报》笔政，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他因与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秘密联系，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闫察觉，遭到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逮捕。先后被转移至江西铅山与浙江杭州监狱，在狱中，每天都过着“兽样的一日”的生活，备受酷刑与折磨。但他坚贞不屈，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1945年夏天，他被关在一间密不透风、门窗都被紧闭，热得象蒸笼一样的小囚室里，还翻译了一位美国作家写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合谈纪要》（双十协定），国民党蒋介石承诺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人们满怀希望，羊棗出狱有日。但是，1946年1月11日，羊棗被国民党特务秘密处死，年仅46岁。噩耗传出，中外震惊。

1946年1月19日，上海文化教育界代表数百人，举行大会，痛悼优秀的新闻作者羊棗。在羊棗遗像的前面放着柳    子的挽联：“为民主而牺牲”。梁  演、田汉、马叙伦、熊佛西等相继致悼词，主祭郭沫若在悼词中说：“我们在杨先生灵前发誓，我们要将悲哀转化成斗争的力量，我们一定要    出全心全力来争取一切诺言的实现，我们誓与一切不民主、反民主、假民主分子作毫不容情的斗争，替一切死难者报仇！”

就在羊棗死后的三年多，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解放了羊棗的牺牲地杭州，敲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丧钟。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羊棗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安息吧！我们优秀的老学长羊棗。

永远的丰碑——武胡景

武胡景（1899—1936），又名武怀让。1899年11月24日生于河南孟县（今孟州市）。1921年夏，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学校预科。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4月，任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同年夏，受中共中央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先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书记和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5年7月，朱德从德国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武胡景安排好朱德的住宿后，陪同朱德参观了劳动大学，瞻仰了列宁墓。因中央令朱德暂时留在苏联待命，朱德便向武胡景提出“希望借此机会进修一些军事课程”，武胡景欣然将朱德安排在劳动大学军训班学习。次年7月朱德奉命归国，他亲自将朱德送上火车。1928年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武胡景回国到山东工作，先后任中共淄博特委书记、中共青岛特支书记，同年12月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

竖立在孟州市的武怀让烈士纪念碑

1929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2月，党中央调武胡景赴济南主持中共山东省委的重建和组织整顿工作。4月，他不幸被捕。在监狱里他坚贞不屈，与邓恩铭、杨一辰等建立狱中党组织，共同领导狱中同志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并于4月和7月组织了两次越狱行动，武胡景和杨一辰等6位同志先后成功越狱。脱险后，武胡景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狱中斗争情况和越狱经过，党中央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0年1月，党中央派武胡景赴顺直省委工作，任唐山市委书记。7月，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1月，他出席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后受中央委派到东北传达全会精神，整顿东北党组织。2月，他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在北满工作时，他团结各界群众建立了20多个反帝同盟分会，会员突破一万人。建立了5个中共县委、一个区委，形成了400多人的党员队伍。1932年1月，党中央调他到上海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杨靖宇接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武胡景在杨靖宇、赵尚志的护送下，告别哈尔滨赴任。1933年1月，上海形势危急，中央机关被迫迁往江西。武胡景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1934年春任中央保卫部部长，参与领导白区党的秘密斗争和情报工作。1934年10月，上海中央执行局遭到严重破坏，武胡景主持组成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担任代理书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斗争。

1935年，武胡景奉党中央之命赴莫斯科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暗杀，触发了苏联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1936年，在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武胡景受到诬陷迫害牺牲，时年37岁。1953年，苏共中央为武胡景平反。1957年，中共中央追认武胡景为革命烈士。200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在“永远的丰碑”专栏中，以《天地能知忠烈心——武胡景》为题，介绍了武胡景烈士伟大的一生。曾担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曾涌泉同志对当年和武胡景一起在学校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况，也有过深情的回忆。他们都是我们学校的优秀校友，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革命信念、非凡组织能力、坚忍不拔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无数交大学子。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垂校史，永垂党史。

沃土育院士

中国现代桥梁的奠基人——茅以升

茅以升（1896—1989年），字唐臣，江苏镇江人。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他十岁那年，南京秦淮河举行龙舟比赛，秦淮河上的文德桥，由于看比赛的人太多，桥塌了，砸死、淹死许多人。茅以升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他只要看到桥，总要从桥面到桥柱看仔细。在学校中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材料，就保存下来。

茅以升的大学毕业证书

1911年，他考入唐山路矿学堂预科。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有意弃学从政，遭到母亲反对。在校中，听了孙中山视察我校时的演讲，认识到学习与建设也是国家的需要，确定了他走“科学救国”、“工业救国”道路，立志攻读桥梁专业，把建设祖国作为己任，在学校学习极为勤奋。青年时代，就能流畅地背诵圆周率的小数点。后面的百位数字。

当时，上课不发教科书，教师用英语讲课，他认真作笔记。课后要看许多指定的外文参考书，再整理一遍课堂笔记，补充讲课内容，扩大知识面。茅以升在5年中，记有200多本笔记，摞起来，超过一人高。学校还规定有不定期的考试，也可能一天考几门课。茅以升订出学习计划表，紧张而有计划，有条不紊地学习。不管考与不考，他都认真准备。他注意学习方法，重视课程之间的联系，使各门学科能互相沟通。这样，学习起来效率就高。在唐山5年，学业成绩总平均为92分。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

1916年他赴美学习，以优异成绩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关于他的治学经验，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即：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前两句是汲取广博知识，对事物形成系统的认识，后两句是要独立思考，用实践来检验自己新的认识，在继承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努力创新。

1920年12月，他怀着“我的事业在中国”的赤子之情，学成回国。1920年上半年，任南京下关惠民桥的工程顾问。8月，他回母校任教，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他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曾经4次任校长。他除了在我校任职外，还曾在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任教或任校长。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根据“致知在格物”的认识论的原理，提出“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的工程教育思想，倡导科研、教学、生产互相结合，交叉进行。为此他多次对教育政策提出过重要创见和具体建议。

他还主张将学生由“受体”改变为“主体”。认为教师的职责不仅在授业，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己研究，创造性地学习。除了教师考学生外，他还首创了学生考老师的教学方法。即由学生提问题，由教师来回答。教师根据学生提问题的难易，深刻程度来打分，大大地调动了学生认真学习、独立思考的积极性。这样就把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教学相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对这种方法的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我们推广。”

学生们说：“他（指茅以升——本书编者按）在课堂上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耐心地、详细地解答我们在学习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同学们都认为，听他讲课是最大的享受……他把课讲活了，讲得非常简明扼要，从不讲废话，……我是土木系本科三年级学生，但四年级同学一听说茅以升老师来给我们班讲课。本来这些课程在一年以前，由别的教授给他们讲过，但因为茅老师讲课特别好，所以他们又到我们班上来重复学习，并且对我们说：你们班有茅以升老师讲课，真是太幸运了！由于四年级同学也来听课，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但课堂的秩序却特别好，只能听得见茅老师的讲课声和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声音，同学们思想高度集中，唯恐漏掉老师所讲的某一句话，我们边听边作笔记，没有一个学生说话。”[40]

茅以升一生最辉煌的成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桥梁——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一条河流，这条浙江省的母亲河一直以凶险出名。李白有诗：“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煞艄帆人”。钱塘江江面辽阔，水势不仅受上游山洪暴发的影响，还受下游海潮涨高的制约，如果遇上狂风袭击，江面常常波涛汹涌，著名的钱塘江潮就是由此而来。江底还覆盖着深达41米的流沙。因而，要在钱塘江上架桥是非常困难的。早些时候，浙江的老百姓常把不可能做到的事，比作钱塘江上造桥。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救亡图存的危难时刻，浙江省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国防需要，都急需建造一座跨越钱塘江的大桥，把浙东、浙西联成一体，更重要的是把沪杭、浙赣、萧蒲的铁路公路联络贯通。这个任务落在了茅以升的肩上。

面对这个艰巨任务，他想：中国的大川大河上已有一些大桥，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美国人修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修的，云南河口人字形大桥是法国人修的，沈阳浑河大桥是日本人修的。当外国专家听说中国要修钱塘江大桥，狂妄地说：“在钱塘江上架桥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生。”茅以升立志为自己的国家造一座举世闻名的桥，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1933—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茅以升邀请了他的康奈尔大学的同窗好友罗英担任总工程师，并与自己一起研究设计建桥方案。

浙江建设厅长曾养甫为了得到银行财团的支持，明修栈通暗渡陈仓。表面称已请铁道部顾问、美籍工程师华德尔博士设计，另一方面又暗促茅以升、罗英尽快拿出自己的方案。方案一提出经多方论证，华德尔需投资758万元的建桥计划未被采用；而茅以升、罗英等只需投资510万元的建桥设计，以牢固、经济、实用、美观得到一致认同。这时，曾养甫才敢理直气壮地对外宣告：钱塘江大桥“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

茅以升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深入施工现场，亲自实践，废寝忘食，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创造性地采用了“射水法”，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上难以打桩的困难；采用“沉箱法”，克服了水流湍急难以施工的困难；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的涨落巧妙地在桥墩上架设钢梁。在建桥过程中，他们克服了80多个重大难题。1935年4月6日开始动工，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建成。在900多个日日夜夜里，茅以升和职工没有节假日，无论寒冬酷暑、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上，终于在激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显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显示了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钱学森曾谈过钱塘江大桥建成对他的影响。“钱塘江大桥建成的好消息，我是在国外听到的，听说桥梁的总设计师、总负责人就是我早已闻名的茅以升工程师，心里真是高兴极了。大桥建成通车证明，在工程技术领域，外国人也不能独霸天下，他们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茅以升先生是我的好老师，他为中国人民争了气。”

“1955年10月8日，我终于回到了解放了的祖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南昌、杭州到上海，这时钱塘江大桥已在茅以升先生指导下修复通车，列车过桥是凌晨，在朦胧的曙色中我把头贴在车窗，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茅以升先生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心情十分激动！目睹这一雄伟的工程，我深深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

“带着这个思想，两个月后，我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受院长陈赓大将接见时，他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就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41]

钱塘江大桥建成之日，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大桥处于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地位。它使华东的铁路列车能从此桥开往大后方。为迷惑日军，桥上的公路线暂时不用，铁路线仅在夜间通车。后因战事日紧，仅靠渡船已不能适应疏散人口的需要，乃于11月17日，开通桥上的公路线，当天就有10万难民过江南下。

11月11日，上海沦陷，杭州危急。16日，茅以升接到炸桥以阻止日军南侵的命令。由于在建桥时，他早已在南岸第二个桥墩墩身中预留了埋设炸弹的暗洞，又由于浙江省政府的争取推迟了实施炸桥的时间。直到12月23日，在桥头隐隐约约能见到日本骑兵时，才在下午5时将桥炸毁，推迟炸桥时间37天。这对支持抗战，物资撤退和难民疏散发挥了重大作用。杭州陷落时，城里剩下很少市民，避免了一场大屠杀。12月22日，炸桥前一天，通过大桥撤退的机车有300多台，客货车2000多辆。这座由中国人第一次自行设计和建造，历经925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耗资531.6万元的1453米的大桥，仅存在89天，就被炸成6截，成了一座伤心的断桥。这座桥创下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唯一，它是唯一一座开桥的时候，就在桥洞里埋上炸药，在通行三十多天后由它的建造者亲自点燃了导火线而炸断的大桥。

有人问茅以升，炸桥当时“他是一种什么心情，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就好比必须亲自捏死自己的儿子一般’。”[42]炸毁大桥当天晚上，他彻夜未眠，悲愤交加。他伏案写了8个大字以明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又壮怀激烈地写下了《别钱塘》诗三首。其中第三首是：

“陡地风云突变色，

炸桥挥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真来火[43]，

不复原桥不丈夫！”

日军占领杭州后，因一时无法通过钱塘江大桥，被迫滞缓了侵略的步伐。日军直至1944年才草草修复大桥开通了火车。1944年3月28日，1945年2月4日我抗日游击队对大桥5、6号桥墩爆炸破坏，墩身受损严重，多处裂缝钢筋外露。日本人只好向空心的桥墩里浇灌混凝土，墩身外用钢筋打箍的方法来进行加固，直到1945年4月25日才勉强恢复行车，但这时距日本投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茅以升又再任钱塘江大桥桥工处处长，9月对大桥进行修复，第二年通车，实现自己的诺言。由于大桥破坏严重，只能保护性使用，火车、汽车限速，而且火车、汽车不能同时通行。

钱塘江大桥命运多舛，1949年5月3日，解放杭州的战斗以抢夺钱塘江大桥为中心而展开。经过激战，国民党军队溃退时，将大桥第五、第十二孔爆炸破坏。解放后，国民党军队来轰炸，5号桥墩重达300吨的套箱被炸后沉入江中，所幸桥墩无碍1953年9月，大桥才完成了永久性的修复。

茅以升的英名与钱塘江大桥融为一体，存在于祖国的大地。钱塘江大桥的建筑、炸毁和修复的过程，是交大之子茅以升热爱祖国、献身桥梁的光辉写照，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同志赞誉茅以升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茅以升除担任我校校长外，还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49年5月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他坚拒。后来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建议，利用任职，保护工厂，争取释放被捕学生，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对他说：“上海解放，你是有功的。”

他1949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交通大学（后改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他1952年参加九三学社，曾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是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7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他担任中外专家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这座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1959年，他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周恩来总理指定由他审定设计方案并签字，承担保证人民大会堂安全的责任。1978年，他主持修撰《中国古桥技术史》，对我国古桥建筑从技术上作了总结。他主持铁道研究所和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达30年之久，为新中国铁路运输生产建设提供了大量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茅以升1989年11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茅以升一生与桥结缘。他一生为祖国江河架桥，为科技与人民之间架桥，也为自己架设了一座由爱国主义者通向共产主义者的人生之桥。他晚年说：“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八九。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44]

为了怀念与学习茅以升的光辉业绩，在我校的峨眉与九里校区里，都竖立起老校长的塑像。茅以升的光辉形象永远是交大人的楷模。他的生命永恒。

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1890年3月7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东关镇。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他因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学习，后又入哈佛大学，专攻与农业生产密切有关的气象学，获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台风中心的几个新事实》。1918年回国后，他“把发展国家科技事业，培养国家有用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即源出于自己的爱国精神和企求国家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竺可桢），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任教，并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他编的《地学通论》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地理学的教科书。

1925年，他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次年又在南开大学任教授。1927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的邀请，筹建中央气象研究所，任所长。在此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气象事业。竺可桢创办的气象研究所，为我国的气象学奠定了基础。他研究中国气流的运行，特别是东南季风和中国雨量的关系。首先指出，季风强盛时，长江流域主旱，华北主涝，季风不强时则相反。他还研究物候和天气的关系，组织中国物候观测网，注意物候知识在农业中的作用。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同时仍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锐意整顿浙大，立“求是”作为校训，大力培育民主、自由的学术空气。他将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思想。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称他为“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校长。”竺可桢在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对如何办好大学有清晰和独到的思路。

首先，大学的目标——培养以天下为已任的领导人才。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是要培养“公忠坚毅、能担任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在当时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他强调学生要有强烈的爱国心，要“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

他很重视对学生思想、精神和人格的培养。1936年，他在宣誓就职浙江大学校长的讲话中，就引用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要求学生必须爱中国，把自己的学习同拯救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这一思路，贯彻在他办学的全过程中。

竺可桢认为当时“大学里有一种极坏的现象，就是教师到校上课，退了讲堂以后，就与学生分手不见面，这种教而不训的制度，急应改良”。他主张学校要以教书育人为宗旨，重视学生品行人格的熏陶，改变高校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他率先在浙大推行导师制，以治学、治事、交友、律己、待人、处世、礼仪等为话题，由导师对学生指导。凡担任导师者，必须“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

抗战时期，他率领学生向内地转移，两年中4迁校址。最后在贵州遵义和湄潭复校。转移期间，即使只有两、三个月的间歇，他仍然坚持教学与科研活动。在内迁途中，他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加一些为前线、为地方、为民众服务的活动。为民众服务，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可贵的教育。

贵州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学校以炭炉代替酒精灯，土制瓷杯作培养皿，祠堂庙宇作实验室，他提倡“学理之研究重于物质之享受”，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回顾说：教师为爱国而教，学生为爱国而学，弦歌不辍，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古人云：“多难兴邦”，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45]

抗战中，许多学生因无法得到家庭接济，生活无着。当时教育部曾在高校推行“贷金制”，即以每人每月的伙食费用为标准，由国家向部分学生提供贷金。竺可桢却提倡自力更生，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各种工作，用工读办法解决，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他说：“这种人生观的改造是极重要的。”

其次，大学的灵魂——荟萃一批以研究学问为事业，以教书育人为无上职责的教授。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有三要素，即教授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最重要的是教授人选。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他上任后，竭尽全力，四处聘请学有所长的教授。为了请在哲学和国学方面造诣很深的马一浮，他“三顾茅庐”。为了聘请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在学校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答应罗宗洛另带4名助手同来浙大的要求。在他的努力下，各院各系很快形成了以著名学者为核心的教授阵容。在竺可桢看来，教授不是一种头衔、一个职称、一种待遇，也不是一种向上爬的阶梯，而是“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的人。能请到有名学者，还要能将他们留住，心情舒畅地努力工作。他认为关键是学校中要有较好的民主气氛和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

第三，在教学中，他重视给学生打基础，重视开好基础课，要求各系必须安排第一流的教授或系主任讲基础课。主张学生的知识面要宽，学生除本系课程外，自二年级起，必须学习辅系课程，鼓励学生跨院、系自由选读，最后达到精通本学科、旁通边缘学科、文理渗透、触类旁通。他认为大学教学中，比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求是”精神。这就是他提出的要有探索真理的奋斗精神，为科学献身的牺牲精神；不迷信盲从、不主观武断，保持清醒的科学头脑；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

抗日战争的烽火使浙江大学成为流亡大学，多次搬迁，经费也很困难，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却能从一所地方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的一流大学。1936—1946年，浙江大学从原文理、工、农3个学院，发展为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7个系，并设有数学、生物等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从70人增加至210人；在校学生人数从512人增加至2171人；其中近30人在1955—1981年分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竺可桢带领下，浙江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剑桥”。

在解放战争时期，竺可桢主持正义，珍惜人才，同情与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杀害浙大学生于子三。当局要竺可桢证明于系自杀，他严辞拒绝。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明事实真相。称于案是“千古奇冤”。蒋介石要他在报纸上“更正”。他毅然说：“报道是事实，我无法更正。”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一再敦促他去台湾，并送来机票，他断然拒绝，只身潜赴上海，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踪，机警地躲在一处实验室里，迎接上海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1962年，竺可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热爱科学事业，对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研究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以及变迁方面，在研究物候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著有论文多篇。在研究工作中，他注意结合生产实际，为农业服务，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64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通过分析阳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后非常重视，专门把他请到中南海，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46]

竺可桢一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但他“始终坚持了两条：一是要爱国，二是自己要不断努力。……如果缺了这两条，做人就没有方向，很难对社会作出贡献”。“成功和努力是成比例的”。这是我校杰出校友竺可桢的人生格言。

从年轻时起，他一直坚持观测记录气象和物候。每天晨起，第一件事就是记录当时的气温、湿度、风力和云等情况，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又注意观察物候现象，诸如树木抽芽、花开、鸟鸣等都记录在案。有了这些自己动手得到的完整的基础资料，对他的科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中国数学史研究开拓者——李俨

李俨（1892—1963），原字禄骥，后改乐知，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1912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土木工程科学习，与茅以升是同窗契友。李俨在校学习成绩优秀，勤勉好学。由于家贫，只在我校学习一年，即辍学考入陇秦豫海铁路局（即陇海铁路局前身）。他在陇海线上工作了40年，从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升任总工程师。这是他多年刻苦自学的成果。他参加修建了由甘肃兰州东通陕西、河南到江苏连云港的陇海铁路。还为继续修建兰新线——这条新疆与内地联系的东西大动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筑路期间，他常住在帐篷里，晓行夜宿，渴饮饥餐，生活艰苦，在修建陇海铁路中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

李俨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中国数学史的领域研究成果。他对数学非常感兴趣，从1913年起就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从不间断。是我国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李俨研究中国数学史的高峰时期。他发表的论文，经修订编为《中算史论丛》（1～4集）。后又经他增补与调整编成《中算史论丛》（1～5集）。除论文集外，还有多种专著出版。其中，1937年出版的《中国算学史》和1931、1958年出版的《中国数学大纲》（上、下册）可为其代表。这些著作多次印刷，还被译为俄、英、日文。

研究中国数学史，需要从中国古书中找材料。他从生活费里节约出买书的钱，近50年里，他收集的中国古算书，数量惊人。其中，许多是国内罕见的。1956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他所藏的古算书展览，引人注目。

1955年，他离开铁路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同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3年1月，他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其藏书全部捐赠给中国科学院。

李俨在自传中谈到他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动因，缘于他年轻时看了一篇日本人述说中国数学的论文，十分震动和惭愧。他认为中国人如此不肖，本国科学（特别是数学）的成就自己都不知道，还让外国人去评说。因此，他立志要修治中国算史。他的研究工作，都是利用繁忙的铁路建设工作之余的时间进行的。他随身携带数十箱古算书，常年奔波在陇海线各个工地。许多论著都是在漫漫长夜的油灯下奋笔写成的。他的信条是：“自修也非难事，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

大地测量与地球地理学家——方俊

方俊（1904—1998），江苏武进人。1923年入交通部唐山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习。一年后，因家贫辍学。但是，一年的学习却学得了交大精神的精髓，成为他成才的精神财富。1924年，他考上华北水利委员会的练习生，于是开始了4年辗转于陕西、河北、山东、辽宁等地的野外测量生涯。在白天的艰苦劳动后，晚上在北国原野帐篷里，如饥似渴地秉烛夜读，获得了丰富的大地测量和制图学的知识，并为将来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数学、英语和德语基础。

1930年，经著名学者曾世英介绍，他进入由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和翁文灏创建的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在这两名优秀科学家开辟的宝贵的地学科学天地里，他如鱼得水地成为了地学知识海洋的弄潮儿。方俊如饥似渴地吸取了丁、翁两人学术思想的养料，勤奋学习和钻研他们收集的世界最新的大地测量学资料和书刊，并参加了由曾世英主持的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当时，中国除有几种辗转抄袭、错误百出且无投影关系的地图外，还没有一本按照科学方法编制的地形图集。他剖析了美国海岸陆地测量局专利介绍的地图投影学的简单资料，悟得了地图投影学的要义并成功地将这一科学成就用于绘图之中。经过3年奋斗，我国第一幅用最新科学方法绘制的大型地图诞生了。虽然，此图当时是以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人名义出版，但他们高度评价了方俊对绘制地图所作的贡献。翁文灏力荐他取得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奖学金，于1937年赴德学习重力测量学，使他有机会受到德国当时拥有的一大批走在地学科学前沿的优秀学者的熏陶，使他能率先投身于地球形状以及引力场这些当时学科前沿的研究，为他学识的进步和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

1938年，他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土木系教授、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同济大学测量系教授。1951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测量制图研究所所长、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和该所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并任中国土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方俊是我国大地重力学和地球形状学的创始人。他1975年出版的《重力测量与地球形状学》一书，长期以来都是国内这方面的唯一专著。上个世纪80年代，他又从事固体地球潮汐的研究，完成《固体潮》一书，把我国的大地测量学、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他一生的体会是：“大地对我来说该是多么亲切和熟悉的字眼啊！人们常把大地比作母亲。我想，这是因为地球这个宇宙的特殊行星确是百万种生命的摇篮；我想，这是因为大地确如母亲一般为了人类世代生存与繁衍给予了无穷和无私的奉献；我想，只要学习大地母亲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而锐意在向着大地机理的求索中勇猛前进，大抵都能得到理想的收获和建树。”

交大人会从前辈校友——大地之子体会中得到人生的感悟。

毕生致力祖国铁路桥梁建设的专家——汪菊潜

汪菊潜（1906—1975），祖籍安徽省休宁县，1906年12月29日出生于上海。中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入东南大学，半年后考入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因立志学土木工程专业，转入我校，1926年以本科第一名成绩毕业。1927年1月，被交通部派赴美国留学，一年后获得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后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因不满美国的种族歧视，1930年6月，他谢绝了美国桥梁公司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到铁道部工作，当时年仅23岁。1930—1934年，他任铁道部工务司技士，曾主持南京火车轮渡北岸栈桥的施工。1934—1936年，他又主动要求去粤汉铁路参加株（州）韶（关）段的修建，任分段长、副工程师。因工程质量优异，曾受到铁道部长孙科的表扬。1936—1938年，他出任铁道部工务司设计科技正、交通部路政司工务科技正兼科长。在日机轰炸沪宁铁路时，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桥梁。1938—1942年，他任滇缅铁路及叙昆铁路工程局工务课长、工程师。1942—1944年，他任綦江铁路工程处副处长兼副总工程师。1944—1946年，应茅以升聘请，他任中国桥梁公司副总工程师。1945年，他由交通部派赴美国考察铁路一年，回国后仍在中国桥梁公司工作。1946—1949年，他任中国桥梁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从事上海越江工程研究，并承担修复被战火严重破坏的钱塘江桥。他选用结构力学原理，结合实际，采用套箱加固基础，用少数排架顶换修补钢架等方法，使遭到严重破坏的钱塘江大桥得到修复。1949年4月，他正在台湾承做工程，在报上看到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后，满怀对新中国的希望，返回上海迎接黎明。他与茅以升一道为保全中国桥梁公司及其所属工厂和钱塘江大桥的人员、财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主持修复沪杭、浙赣铁路期间，还为抢修津浦、淮南、陇海各线的桥梁制造了所需的构件，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南方和西北。为此，1950年和1951年，他相继被评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和全国铁路劳动模范。

1949年8月，他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工务处长，1954年任铁道部工程总局副局长。1954年，他又被任命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在号称天堑的万里长江上修建大桥。在主持大桥全面技术工作时，他与苏联专家在解决重大问题时密切合作，创造性地解决了水中基础结构和施工方法等技术和施工难题。使大桥于1957年10月15日提前建成。从此，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1955年，在大桥建设期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他任铁道部科学技术会议主席，铁道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铁道部副部长。此后，他又领导并参与建设了南京长江大桥。1959年，修建人民大会堂时，他作为结构审核组的负责人，认真负责，保证了工程质量。1960年，他又主持全国铁路新线建设工作。

他担任副部长后，经常深入现场，步行进山洞，上桥梁与工人座谈。在视察正在修建的青藏铁路时，距西宁100多公里，海拔3000多米的关角垭隧道正在施工，遇到瓦斯，出现地质问题。西宁铁路分局的领导知道他有高血压，身体不好，不让他去，他坚持一定要去。他一直走到导坑尽头开挖面，详细调查研究。他严于律己，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出差时与同志们吃住在一起，他住宅的电话不准私用，也从不接受他人的馈赠。

1960年，他得了肝炎，在病痛的折磨下，仍坚持工作，后转为肝癌。为了挽救他的生命，领导决定从国外买药。他听说一针要一百多元，坚决拒绝使用。他说：“我的病是不治之症，给我打没有用，是浪费，还是留给别的同志打吧！”1975年2月26日，汪菊潜逝世，终年69岁。

汪菊潜是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预应力混凝土先生——林同炎

林同炎（1912—2003），福建福州市人。原名林同棪，后接受茅以升老师的建议将“棪”改为“炎”。茅老师说：这样改了“既好懂，又代表炎黄子孙”。1927年，他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和交通部唐山大学，未满15岁的林同炎选择了唐山交大土木工程科。唐山交大成为哺育这位世界知名学者的摇篮。茅以升、罗忠忱、伍镜湖、……对他的启迪是很大的。饮水思源，他说：他个人的事业成就在国外，而他的学术基础在中国，在唐山交大。1931年，他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工程系读研究生，1933年获硕士学位回国。他的硕士论文《力矩分配法》（1934年发表），一鸣惊人，被命名为“林氏法”，受到美国建筑界的高度重视。

抗日战争前夕，他来到四川成渝铁路工程局工作，任成渝铁路第二工程段段长。他负责的那一段铁路是全线最困难的一段，有5个隧道和50座桥梁。在那段工程快要完工时，他去设在重庆的铁路工程局，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兼桥梁课课长让他看他们刚完成的沱江大桥的设计。林同炎认真看后对这个方案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和批评。

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设计的人非常生气：“年轻人，你懂什么？”把林同炎撵了出去。但后来他们经过冷静的思考和认真的讨论，意识到后生可畏，林同炎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把林同炎请回去，承认了错误，并且任命林同炎为桥梁课课长。前辈从善如流，提携后进和林同炎的直言不讳、坚持真理，一时传为佳话。

在成渝、成昆、滇缅铁路工作期间，他历任桥梁主任工程师等职。主持了许多座大小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在回国后的13年，他工作在铁路工程第一线，练就了一个作为结构工程师所应具备的基本功。

因不满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1946年，他再次赴美在加州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直到1976年退休，长达30年，先后任教授、土木工程系结构工程与结构力学组主任、结构工程实验室主任，学校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等。退休后，学校授予他终身荣誉教授。

1954年他与人合作创办林同炎工程事务所，1972年发展成林同炎国际咨询公司，并在美国、亚洲、南美洲设有多家分公司，设计了大量的桥梁、道路、房屋、机场等工程，业绩斐然。1992年后，他以个人名义与中方合资，成立林同炎中国北京公司、林同炎—李国豪公司。

1957年，他主持召开了世界预应力混凝土讨论大会，众望所归，他已成为国际预应力混凝土学界的盟主了。

1967年，他当选为亚裔第一位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7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将该学会的预应力混凝土奖改名为林同炎奖，这是美国科技史上第一次以华裔名字命名的科学奖项。

1974年，他获得国际预应力协会（FIP）弗雷西涅奖，这是该协会成立二十年来第一次将此奖颁发给非欧洲人的工程师。

1976年，加州大学为纪念林同炎任终身荣誉教授举办了“预应力混凝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专题讨论会，他被尊称为预应力混凝土先生（Mr. Prestressed Concrete）。按照欧美的习惯，在某一事物的后面加上先生二字，意味着大家奉他为这一领域的权威。

1986年，他获得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颁发的国家科学奖章。奖状上写道：“他是工程师、教师和作家。他的科学分析、技术创新和富于想像力的设计，不仅逾越科学与艺术的鸿沟，而且也打破技术与社会的隔阂。”

1987年，美国咨询工程师学会（ACEC）授予他杰出成就奖。认为“他是工程界的先驱，他高瞻远瞩，他所设计的工程具有创造性和优美造型，是一份使全人类均能受益的国际性遗产，也使所有工程界人士都能分享到职业的荣誉感”。

1999年，他被世界权威杂志《工程新闻记录》选为“125年来125位最杰出的工程人士”。

他一生获奖过百。

1955年，林同炎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以后又出版《钢结构》、《房屋与桥梁系统》等著作，在世界工程界影响很大。他一生发表100多篇论文，具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他还致力于大量的工程设计，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2年12月23日，拉丁美洲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发生强烈地震，其它楼房均倒塌，只有由林同炎公司设计的60米高、18层的美洲银行，安然无恙，一楼独存。原来林同炎公司设计的建筑，运用预应力混凝土等新技术，不为当时的工程界认同，认为不安全，为此控告到发放执照当局，甚至考虑要吊销林同炎公司执照，法律纠纷达两年之久。直到这次大地震，美洲银行无损，吊销执照问题迎刃而解，人们对林同炎运用预应力混凝土等新技术也另眼相看。

1977年由林同炎主持设计的波多黎各蓬斯体育馆落成，其屋顶平面面积84米×21米，全部支撑在四根柱子上，屋顶结构采用10.2厘米厚的双曲抛物面后张预应力混凝土壳体，外侧悬臂41米也采用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板，采用有限元分析计算壳体应力，该工程受到高度赞赏。

此外，如哥斯达黎加里尔卡罗拉多桥、新加坡40层工商联合大厦等设计，科学合理，构思巧妙，是世界工程建筑的精品之作。

林同炎一生热爱世界和平，追求全人类幸福，也深深地热爱祖国。

在东西方冷战时期，他主张建立连接美苏两国的85公里长的白令海峡大桥。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给他颁发国家科学奖章时，他一手接奖，一手递过去修建和平桥的建议。他说：“40亿造价像是很高，但如采纳建议修桥，修建出世界和平来，那省下来的军备费用，足够修一百多座这样的桥。”

他还建议修建跨欧非大陆地中海出口的直布罗陀海峡大桥。他认为修桥不仅仅为了便捷交通，它还能沟通两岸人民思想，起到增进了解和友谊的作用。

林同炎热爱祖国，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后，他就回到阔别30多年的祖国，以后又多次回国，关心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1980年，他建议建造上海黄浦江大桥，并提出他的设计方案。1986年，与陈乃东联合提出《开发浦东——建设社会主义大上海》的报告。在此后的10年中，他多次为开发浦东献计献策，把他称为“倡导浦东开发的第一位海外人士”绝非过誉。他曾应聘为上海市政府顾问。

为了协助祖国设计和修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桥梁，他首先着眼的是在长江上架桥。他说：“美国密西西比河上有200座桥梁，我们长江上只有10多座，显然太少了。国家建设要发展，长江上要大量建桥，是必然和必需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设立林同炎纪念馆，需要挂他的油画肖像。他向画家提出要求，在肖像的背景中要有绵延起伏的万里长城。

他非常热爱母校西南交大。

他30多年后回国首先访问的大学就是他的母校，接受母校的名誉教授的聘请，他多次到学校讲学，他为母校题词：敬祝母校万岁。

为了纪念林同炎，我校九里校区图书馆的阅览室命名为同炎阅览室，学术交流中心的一个会议厅命名为同炎厅。

2003年11月15日，林同炎在美国家中逝世，终年91岁。交大将永远记住这位杰出校友的伟大贡献。

让我们重温1982年9月，他给我校学生所作的报告。他说：做任何事都应先学习如何做人，中国的传统教育和道德品质是作为一名合格工程师的基础；只有掌握并理解了哲学、历史、地理、环境、艺术与社会，才能得到工程概念的启发，不受常规和规范的束缚，才能达到学术和工程上的创新。

1993年，他在北京科学会堂作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不能照搬欧美的技术方法，我们必须做具有中国特色的土木工程。现代技术日新月异，你抄人家的时候，国外也在不断地前进。我们要赶上，要适应中国的具体环境。要继续前进，非有创造精神不可。

林同炎为我们阐释交大精神树立了榜样，交大人不会忘记他珍贵的遗言。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家——周惠久

周惠久（1909—1999），辽宁沈阳人。1927年考入交通部唐山大学土木系结构工程专业，他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微薄收入度过大学4年生涯。工学之余他还给《东方杂志》写了一系列题材广泛的有关自然科学的文章，从紫外光、电视、基本粒子到功能材料等。这些文章，正是以后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新领域。大学毕业后，他到东北大学任教。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不在日伪统治下作亡国奴，他来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

1935年，他考取公费留学，先到美国伊利诺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不仅以优异成绩修满全部学分，而且善于动手，锐意提高试验技能。因成绩优异被遴选为荣誉学会（Honour Society）会员，获著名“ΣX”证书。1936年获力学硕士学位。他后又转学到密歇根大学化工冶金系，1938年获冶金工程硕士学位。这时，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引起他的注意。1937年暑假，他参加通用汽车公司主办的汽车学院师资班学习，获得毕业证书。这样，他不仅获得了双硕士学位，还在力学、冶金和机械制造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理论知识、实验技能和生产实践方面都取得成绩，对一生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在美国还有一年公费留学的机会，而且他的导师希望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为了抗日救亡，他毅然提前回国。

1938年9月，他到昆明西南联大机械系和航空系任教授，并在清华航空研究所任职。1941年，他转入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机械工程研究所工作，后担任所长。他去这个单位，目的是为了直接地对抗日战争作出贡献。但他看到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抗战胜利后，他转到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的机械系和航空系任教。1947—1949年，他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其间还兼任无锡开源机器厂（现无锡机床厂）总工程师，生产了我国第一台立式车床和蔴纺机等。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参加筹建金属学热处理专业，并担任金属实验室第一任主任，后又任铸工教研室主任。1958年，根据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西迁决定，他全家迁到西安，他任西安交大机械制造系系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科委成立后，他任科委技术科学组成员，并兼机械学组副组长。1963年，高教部批准西安交大成立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室，他任主任；1979年经批准，升格为研究所，他任所长。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1984年，他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他还担任过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他曾当选为陕西省第五届人大代表。他还代表中国多次参加过国际上的有关学术活动。

他在我国首先开设金属机械性能课程，为我国材料强度学科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并主持和领导了全国科技规划中机械制造材料强度中心课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他提倡和指导把金属材料强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建设中，取得重大的经济效益，提出了强度塑性韧性合理配合和应用局部强化，克服机件薄弱环节等学术思想。出版过《金属机械性能》、《钢的回火与强度、塑性配合》等学术著作。

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家、著名的地矿学家——何杰

何杰（1888—1979），广东省番禺县人。1906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初学采矿，后改学铁道管理。1909年，他赴美国留学，在科罗拉多矿冶学院学习煤矿开采工程，获采矿工程师学位，后又获里海大学研究院理科硕士学位。1914年，他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及地质系主任，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地质学系。在教学中，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每年都要亲率学生赴矿场考察实习。他支持学生组织地质研究会和在系里成立地质学会开展学术活动，并先后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这些刊物是我国地质学界较早的出版物。何杰于1920年发起成立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又于1922年参加中国地质学会，任理事。他在北大期间，曾和马寅初、胡适、李四光等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干预学校行政和克扣教育经费的斗争。

1925年，他转任北洋大学教授，任矿冶系系主任和教务长。此前，北洋大学的矿冶、机械、水利等专业，一直由美国教授授课，何杰协助校长刘仙洲进行教学改革并启用中国教师。

1931年，他在中山大学任理学院地质系系主任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他很重视知识创新，自己的教学讲义每年都重新编写，增补新的资料。鉴于当时广东各高校尚未设置矿冶专业，为了满足矿冶需要的技术人才，他特在系内开设了采矿有关课程，供学生修选。在他的领导下两广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收集到很多资料。两广地质调查所的矿石标本收集和标本鉴定设备已具备很高水平。他还把地质的调查研究和矿产资源开发结合起来，每当有重要发现，就立即建议开采。他还多次应实业界的邀请赴海南岛探矿和开发资源。

何杰曾三次任我校教授。抗日战争爆发，他应茅以升之邀到平越唐山工程学院任教。一年后，他又去重庆大学任矿冶系系主任，并兼任资源委员会采金局金矿勘探总队长等技术工作，他还应邀到迁校至乐山的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任教一年多。

1942年，他又到从云南迁回广东省乐昌县的中山大学任理学院院长兼地质系系主任。继续担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1944年秋，他又返回重庆大学。

1946年，他第二次回母校任矿冶系系主任。一年后，又应聘到广西大学矿冶系任教，并兼教务长，还兼任广西建设厅矿业顾问和广西稀有金属矿产勘探队长等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广西大学师生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国民党政府镇压，多名师生被捕，学校当局置之不顾，何杰亲自出面保释被捕学生。

1949年夏，广州市已面临解放，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辞职，群龙无首。何杰受友人之邀，为保存这所学校，担任了这所学院院长职务。不久，广州解放，广东文理学院平安地、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三次回母校任教，任矿冶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何杰奉命建立中国矿业学院（后定名为北京矿业学院，今为中国矿业大学），任教务长、副院长。他治校期间坚持将教学、科研和生产相结合，建立各类大型实验室，前后开展大小科研项目数百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其后奉命迁往四川。何杰以高龄未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迁往徐州。他草拟了一份《发展我国矿业科研的意见》呈递领导部门。1978年，他作为广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大会年龄最大的代表，方毅副总理特地看望了他。

何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解放初期，他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参加了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此后，他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第一届委员和第二届常务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9年，由于盲肠炎手术感染不幸病逝，终年91岁。

建筑泰斗——庄俊

庄俊（1888—1990），字达卿，原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1908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肄业。1910年以优异成绩考上清华庚款留学生第二届预备班，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是该系第二个中国留学生。

1914年后，清华学校为了校园建设，急电召回刚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建筑工程学士学位的庄俊，聘为讲师和驻校建筑师。这是中国第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并获得学位的建筑师。他在清华十年期间，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主要是配合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做校区建筑规划，部分设计并监造了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等建筑。这是本世纪初我国较早引进西方建筑科学技术建筑的近代建筑。此外，他还参加了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校舍、天津裕大纱厂等设计。

1923年秋，他受派再次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这次他身边跟着一大群清华赴美留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才俊，如梁思成、杨廷宝、童寯、陈植、谭垣等。在进修期间，他广泛考察了欧美大陆各国的建筑。

1924年回国后，他在上海挂牌创办了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庄俊建筑师事务所”，打破了外国建筑师在上海独霸建筑设计的一统天下局面。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建筑师开设的设计事务所多了起来。为了保护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联合中国建筑师与外国建筑师展开有力的竞争。他于1925年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建筑师学会”，他连任会长长达24年。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他创作的黄金期，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如上海和汉口的金城银行大厦、汉口大陆银行大厦、南京盐业银行大厦、上海中南银行大厦、上海交通大学总办公厅与体育馆、上海大陆商场（现名东海大楼）、上海孙克坚妇科医院（现名长宁区妇产科医院）、虹口公寓、古柏公寓等。在当时，他设计的建筑很有代表性，作为引进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先进建筑艺术和技术的先驱，他努力使中国历来陈陈相因的古老式建筑，逐渐向近代化建筑过渡。1928年竣工的金城银行大厦，是他在沪设计建成的第一个项目，引起轰动。它使不少人信服，中国人也能设计大建筑。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庄俊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留在上海大同大学任教。对于抗战胜利充满希望的庄俊，看到的却是国民党的贪污与腐败、独裁与内战。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威胁利诱，游说他去美国或台湾，被他坚决拒绝。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央专程派人到上海，请庄俊到此参加建设新首都。他毅然放弃了苦心经营25年之久的事务所，说服动员、组织了一支有经验的建筑师队伍赴京，在上海建筑界震动很大。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他们，高度赞扬了庄俊的爱国主义，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勉励他：“为社会主义好好干。”61岁的庄俊被任命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建筑设计机构——交通部华北建筑工程公司总工程师。这位中国建筑界第一位总工程师，热情地投入了首都建设。1953年，建筑工程部成立后，该公司发展成为中央建筑设计院（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前身）。他又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1954年，庄俊因病回沪休养，调任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还曾担任过上海城建学院副院长。直到1958年9月退休，时年70岁。他在京的4年中，曾任北京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1966年，历任上海市徐汇区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1980—1983年当选为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庄俊为人正直，朴实谦逊，认真负责，治学严谨，在交大学子中可称楷模。1954年病休期间，他不甘闲居，精心编纂《英汉建筑工程名词》，历时四年。1964年该书第5次印刷后，他写下感想：“一个老年人，把他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给后代，不管这些知识和经验是精华还是糟粕，让后代人吸收或批判，这是老年人对青年人的责任，也是青年人对老年人的希望。”

庄俊严格要求子女。1966年初，他曾为子女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愿我的子孙后代，无分男女，都要树立勤劳刻苦的精神、舍己为群的风格、朝气蓬勃，保持气节，稳步前进，忠诚，老实，为祖国服务，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富强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时，他的独子庄涛声在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在纽约英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没有子女的老英门，很赏识庄涛声这个年轻的中国建筑师，准备不久退休后把事务所交给他，并热情邀请庄俊夫妇定居美国。但庄俊写信要他儿子尽快回国，祖国急需建设人才。当时留美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困难重重。庄涛声和和以严东生为首的20多位爱国知识分子一起打电报给周总理，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终于在1950年3月途经香港回到祖国。关于独生儿子庄涛声工作安排，庄俊提了两条：一不留上海，二不去北京，而是去庄俊的母校唐山工学院。他要他的儿子去一个比较艰苦的地方，体验中国一般民众的生活，了解祖国，了解人民，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庄涛声在唐山、天津、北京、郑州工作30年之后，才由组织调至上海，照顾年逾九旬的庄俊。

1985年9月21日，上海市建筑学会、华东建筑设计院、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联合在上海衡山宾馆隆重集会，庆祝他从事设计、教学工作70周年。上海市副市长上海清华同学会副会长倪天增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庆祝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授予他“建筑泰斗”荣誉证书。

1988年11月，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院长麦肯齐博士夫妇专程到上海，向该校的第一位百岁寿星授荣誉证书。中英文对照的证书上写道：

“在建立中国自己的建筑学院和发展中国的建筑事业中，您以您的创造性工作和您的先驱作用，对帮助建立和发展新中国作出了贡献，以此受到您的国家人民的瞩目。

在您人生的第二世纪，送上我们最美好的祝愿：身体健康，事业昌盛。”

1990年4月25日，庄俊病逝于上海，终年102岁。在庄俊的悼念大会上有一副挽联，概括了他度过的102个春秋：

“为人忠厚正直热爱祖国满门桃李永树典范

做事认真不苟献身建筑名师首创无愧泰斗”

筑路大师——杜镇远

杜镇远（1889—1961），字建勋，湖北秭归人。1910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在校学习成绩优良，获得“斐陶斐励学会”会员的殊荣。1920年，他入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德黑铁路公司任助理工程师。1924年，他受交通部委派率考察小组赴欧美各国考察铁路号志工程及材料，回国后曾先后担任杭江、浙赣、滇缅和粤汉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主持兴筑铁路4条，修复铁路一条，总长约3600公里；修建公路1条，长达600公里。因而被誉为“中国铁路的伟大建设者”、“继詹天佑之后的铁路巨擘”。

1929年，他任杭江铁路（浙江杭州至江西玉山）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期间，以大无畏的精神，力排众议，提出“先通后备”、“固本简末”的口号，身先士卒，不辞劳瘁，终将杭江铁路建成通车。杭江铁路是不用外国资金，由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建造的，是继詹天佑主持自建的西陵，京张铁路之后的又一条自建铁路，声震中外，弘扬了中国人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1934年7月，他仅凭浙江省以及银行贷款所提供的少量资金起步，沿用修筑杭江铁路的办法修建浙赣铁路。在1937年9月竟将铁路建成。这时抗日战争已开始，浙赣全线有机车107台，客车106辆，货车1500辆，西南后方的抗战将士，源源不断地经浙赣线东运至前线，同时由前线撤退的难胞、伤员及内迁的机器、物资大都通过浙赣铁路运输至大后方，杜镇远对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淞沪战役后，政府急欲修一条通向大后方的铁路——湘桂铁路，杜镇远奉命抢修衡阳至桂林这一段。1937年9月开工，他不畏艰险，组织数十万人的技术队伍和民工冒着日机轰炸，采用了“中央与地方合资”、“技术队伍与民工结合”的方针和“分段并修”的施工方法，仅用一年时间全线通车，创造了每天修路1公里的记录。在武汉、广州失守后，大量的军工器材、难民、物资均由这条铁路撤往西南大后方。

1939年夏，他又奉命率领从华北、华中、华东撤退至云南的大批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以及40多万民工，在横断山脉两侧，修筑世界筑路史上艰巨的建设工程——滇缅铁路，以接应反法西斯国家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支援。滇缅铁路起自昆明与滇越铁路接轨，西行经祥云，南向至我国与缅甸交界之滚弄，另由滚弄延伸至腊戌与缅甸铁路衔接。国境路线长800公里，缅境内有150公里。杜镇远率领筑路大军，在地形复杂、经费不足、粮食困难、缺乏机械设备和自然状况恶劣的条件下，以深厚的爱国热忱，顽强拼搏。没有机械，就用肩挑手挖，以愚公移山、自强不息的精神，一寸一寸地挖开大山，砍开毒蛇猛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把路基一寸一寸地向西南方延伸，饥饿、疾病、沉重的劳动，使许多人为抗战、为滇缅铁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42年3月，仰光被封锁，物资无法输入，全路虽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大致完成，但是大桥未架、钢轨未铺，被迫停工。

杜镇远又奉命修筑沟通川、（西）康、滇三地的陆路交通——西（昌）至祥（云）公路，与当时仅有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衔接，全长548.7公里，杜镇远任交通部西祥公路工程处处长。西祥公路全线只有四台压路机，其余全部靠人工。为快速修路，他提出了“先求其通，后求其备，多绕少桥，多砌少填”16字诀。全路1940年11月开工，1941年4月修通。

抗战胜利后，交通部派杜镇远任广东区特派员，负责接收路、邮、航、电各要政。1945年底，他又奉命重建粤汉铁路。当时，广三、广九两线已归粤汉铁路局管辖，全线共长1300余公里。由于日军的破坏，干支线大桥毁坏者有104座、小桥209座、钢梁17664吨，占全线70%左右。杜镇远为了迅速重建粤汉路，率领技术人员1300余人，工人约30000余人，于1946年1月动工，仍按“先求其通，后求其备”的办法，1947年7月全线修复通车。

1948年初，他因病辞职，全家迁至九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以高官厚禄引诱他去台湾，他不为所惑，而是请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职务的龙云向中央人民政府转达他想回祖国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欢迎。杜镇远全家于1950年5月抵达北京，任铁道部部长顾问工程师、参事室参事。此时他虽年逾花甲，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总结自己铁路建设的经验，对铁路建设提出“先通后备，固本简末”的建议，为人民铁路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61年12月逝世。1979年12月，骨灰入八宝山公墓。

杜镇远学长是赤诚的爱国者，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铁道部老部长吕正操赞扬杜镇远说：东起浙江杭州、西至云南边陲，所有南方各铁路，他都倾注了心血，洒下了汗水，作出了贡献。他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我国铁路的伟大建设者。[1]他的爱国精神和光辉业绩定能激励今人，光照后世。

与杜镇远共同工作过的，曾在广州、武汉等铁路局任工程师的吴治华，写诗悼念杜镇远：

“回首大地千条径，

应念斯人万古年。

司马撰写铁道史，

莫忘我楚一先贤。”[2]

杜镇远清廉爱国，不搞特殊，待人真诚。他严格教育子女，要求子女“要有一个学问充实的内在，而不是一个虚无的外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将自己在成都乡下金牛坝成灌公路之侧的一厅四室平房及房地一亩捐献给川西抗美援朝分会。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生活俭朴。他在旧社会担任过多年铁路局长，但清正廉洁，他拒收回扣，拒绝包商行贿。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抄了他家，只找到几块旧手表，少许旧银手饰及2500元的存款，这笔存款还是杜镇远去世后，铁道部给的抚恤金。

杜镇远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1919年2月成立的旅京校友会，他被推选为交际股主任干事。在抗日战争学校最困难时期，杜镇远为复校奔波，发动募捐，资助母校，为校址问题出谋划策。因为有他和众多校友的鼎力相助，才使母校弦歌不辍。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下，百业凋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那时任粤汉铁路局长的是老校友杜镇远，他来电说：母校的土木，铁道管理及矿冶系的毕业生，凡是找不到工作的，均可到衡阳来报到。我就这样从重庆到了衡阳铁路机修厂。”[3]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全国铁路劳动模范——蓝田

蓝田（1888—1966），字子玉，四川省郫县人。1910年考入我校土木科，1916年毕业。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在四洮、沈海、成渝、浙赣、粤赣、湘桂、叙昆等铁路线担任测量与组织工作，具有丰富实践经验。1920年，他加入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我国老一代的著名铁道工程专家，特别在铁路选线方面具有独到之处，为同行们折服。

他是四川人，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全家对成渝路怀着深厚的感情。他从投身铁路建设后的30多年中，几次参加成渝铁路工程建设，又几次退出，眼看成渝铁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寸轨未见。痛心疾首的他，封存了所有的技术书籍，在念佛读经中寻找精神的寄托。

在四川刚解放，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领导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反映四川人民心声，向中央请求修建成渝路。经毛主席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成渝路于1950年6月15日动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修建使年逾花甲的蓝田焕发了青春，为了精测线路，他从重庆沿长江步行测量，提出将原定线路出成都后往东北方向沿沱江经姚家渡、赵家渡至乱石滩一线，改为出成都后向东经洪安乡、越柏树坳，沿小溪至沱江边接乱石滩，缩短线路23.8公里，节省材料和施工费用150亿元（旧币），而且还缩短了工期。他为成渝铁路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被评为西南铁路局一等劳动模范并当选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后来援华的苏联专家听说蓝田事迹后说，如果在苏联，这样的贡献完全可以获得“红旗勋章。”

成渝铁路通车后不久，蓝田又于1952年下半年与郭彝（我校1917届毕业生）等技术人员深入凉山地区，为成昆线进行踏勘草测工作。当时凉山地区解放不久，社会秩序很不安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较深，少数民族头人各霸一方。此外，沿途地势险峻，生活供应不便，手边又只有解放前留下的小比例尺军用地图，极不准确。蓝田、郭彝不畏艰险，带着年轻技术人员翻高山、越深沟、过栈道、跨吊桥、攀登悬崖绝壁，几乎走遍了凉山的山山水水。他们经常不能按时吃饭，或在雨水中吃冷饭。有时，行李、粮食没有按时运到，只好在少数民族同胞家里吃点又粗又黑的干粮，傍着火盆过夜。他们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在长达1000公里、宽200公里的范围中，提出了3条比较线，选定了成昆线最理想的越岭方案——沙木拉打隧道方案，为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作出了又一个重要贡献。

1953年后，蓝田、郭彝转入宝成铁路的勘测设计与施工工作。蓝田在担任广（安）略（阳）段总体设计负责人时，再次提出山区改线方案，并得到采用。降低铁路高线90公里，降低高架桥100米，缩短线路31公里，减少谷架桥1800米，减少大中桥1500米，减少挡土墙90余万立方米，土石方工程亦大量减少，为国家节约了投资。

1958年，蓝田已是71岁老人，担任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职务。院方为了照顾他，不让他搞外业工作。但当川豫线（后改襄渝线）勘测工作上马时，他主动请缨，说：“自己虽然老了，腿脚还灵便，趁现在走得动，要争取多做些工作。”他带领年轻技术人员到川北巴山蜀水踏勘一个月。使年轻技术人员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在技术上得到提高。

蓝田对四川历史掌故了解很深，特别是对四川的铁路、公路交通史非常熟悉。他参加编修《四川通志》，并主持了《铁路志》的编写工作。

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2月18日在成都病逝，终年78岁。

公路在他脚下延伸——赵祖康

赵祖康（1900—1995），字静侯，江苏松江县（今属上海市）人。1918年，他先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土木专业学习，后因交通部内几所大学的专业调整，转到我校土木系学习1922年毕业。1930—1932年，他赴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学习道路和市政工程，并在美国一个州的公路处实习。1932年，他学成回国后，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道路股股长。当时，全国公路总长度只有20000余公里，且各省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工程技术缺乏标准；有路面者不多，以致晴通雨阻，桥梁多为木质的临时性的，大江大河多用人工摆渡……。他看到中国公路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决心要改变中国公路的落后面貌。他的工作机构虽几经改变，由全国经济委员会转到交通部，由道路股扩大到公路处、公路总管理处直到公路总局。他的职位也由股长、处长，一直到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但他一直献身于祖国的公路事业。为了改变公路各自分割的局面，他主持省际联络公路的筹建与督修；颁发了统一的工程技术标准；提倡就地取材修筑路面，逐步改善桥渡。截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国公路里程增加了8万余公里。这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赵祖康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如他曾指导建成了西（西安）兰（兰州）公路全长706公里。这条路大部分在黄土高原之上，沟壑纵横，高低之间相差达2300余米，施工十分困难。在赵祖康正确指导下，1935年全线通车，这条公路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又如他指导建设的西（安）汉（中）公路。新修工程由宝鸡到汉中，长254公里，该路所经之处，就是古蜀道的北栈道部分。李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足见其艰险程度。从选线到施工，赵祖康无不亲自过问。该路自1934年底动工，1936年5月修通。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除组织力量赴前方抢修公路外，又加紧筹划西北和西南干线的修筑。他身先士卒，到施工一线督导施工。他指导建设的四川乐（山）西（昌）公路，全长525公里，经过海拔2800米的蓑衣岭和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在地形险恶、气候多变、人烟稀少、给养困难的复杂条件下，他率领全路职工，用了一年又5个月的时间，于1940年底将全路修成通车。他在昼夜操劳成疾后。写下了“久愿风尘殉祖国，宁甘药铒送余生”的动人诗句。

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担任工务局长，想尽力为乡梓服务，奈当时政治腐败，壮志难酬。他关心母校，当1948年11月，学校南迁上海时，困难重重，难以为继。他帮助学校出谋划策，并慷慨解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代理市长，时间只有7天，在这7天时间里，他与各方周旋，为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财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陈毅市长的嘉许。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是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六届代表，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当他90寿辰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亲往祝贺，称他“年高德劭，功在上海”。1995年1月19日，赵祖康校友病逝于上海。

人民工程师——黎亮

黎亮（1901—1981），原名黎锦炯，湖南省湘潭县人，铁路桥梁专家。1921年，他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土木系。1927年毕业后在京奉铁路总局工作，先后在皇姑屯、山海关桥梁厂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1929年，京奉铁路总局要修建滦河大桥，英国投标，比利时人要承担设计和修建，费用很高。黎亮提出由他设计，大桥标准和质量可以高于比利时的设计，造价也低得多。经过艰苦努力，在他的领导下，终于建成了滦河大桥。

他在山海关桥梁厂任工程师时，看到京奉铁路上一列列军车载着日本侵略军，载着大炮、坦克，驶进关内，侵占我国国土，残杀我国人民，引起他内心的震动。他原来认为科学技术与政治无关，现在他强烈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掌握在谁手里，为谁服务，是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升华。

不久，山海关桥梁工厂的有些工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黎亮挺身而出，保释这些工人。工人被放出来了，他却被加以共产党的罪名被捕入狱，并遭受严刑拷打。他认识到，日本人把一个敢于保护中国工人的人，一个正直的人当成共产党，这证明了共产党是好的，是代表正义的。

出狱后，他带着一家8口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授。当时生活艰难，他把自己结婚时的戒指都送进当铺，以维持众多人口的家庭生活。为节省开支，女儿去捡煤核，他买不起布鞋，家里人自己纳鞋底做鞋。他每天备课到深夜，但却交不起电费。就在这时，华北伪政权建设总署督办，他过去的同学殷同，给他送去总署技正的委任状，薪金超过教授月薪几倍，而且可以拿干薪不上班。黎亮当着殷同的面撕毁了委任状，把这个汉奸赶出了大门。

后来，黎亮与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领导的北京地下党取得联系。1945年9月，他来到解放区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先后任边区工矿管理局技正、交通局工程科长，负责修复铁路交通等工作。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3方各1名代表组织军事调处执行部。当时从北平到张家口之间的康庄大桥断了，美国和国民党方面提出由他们派出技术专家用两个月时间修复，并傲慢地认为共产党方面没有人才和能力修复大桥。黎亮向晋察冀边区领导人聂荣臻等请求，由他负责设计，并用解放区的力量来修复这座大桥。在边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40天的时间就修复了康庄大桥。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黎亮“人民工程师”的光荣称号。他是解放区唯一获得此荣誉的工程技术人员。

1946年，人民解放军自卫反击攻打大同市时，聂荣臻、贺龙等领导同志当面问黎亮：铁路能保证军运吗？当时大同附近的铁路早已拆毁，路基都已扒掉了。黎亮坚决保证：军队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后来，人民解放军打到大同城下，铁路也修到了大同城下，保证了军事运输任务的完成。

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黎亮任石家庄铁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石家庄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平汉、石德、正太路都经过这里。但是，这些铁路有的路段被破坏了，有的被毁掉了，修复铁路是迫切而重大的任务。在黎亮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军民的支持下，很快地完成了修复铁路的任务。他感慨地说：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样快地修复铁路，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办到的。

1948年9月，国民党飞机轰炸石家庄，他被炸弹震昏了。醒来后，他没有问家里的情况，立即奔向遭受轰炸损失最大的现场，抢救伤亡人员。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几十年漫漫的路，历尽坎坷才使我认识到，中国要想真正富强，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不行的。我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这个真理是不容易的。一旦认识了，终生不会改变，也是可以肯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铁道部设计院总工程师。他主持勘测并修建兰新铁路，兼任兰新铁路勘测大队长和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还参与了成渝铁路、鹰厦铁路、集二铁路的修建工作和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全国新建的许多条铁路都凝铸了他的心血，他为修路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一年里家人难得团聚几次。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周恩来总理指出：“黎亮同志是党内技术权威，但并不反动，他为我国铁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71年在落实政策时，给他补发了几年被扣的工资，他不顾自己和子女生活仍有困难，将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黎亮一生清廉。解放后，单位按规定给他配了小轿车，他拒绝接受，坚持坐公共交通车上下班。他参加工作几十年来，从未走过后门，从未给亲朋、子女安排过工作。直到病逝，他从未因私事用过公家一次汽车，80岁时生病去医院，仍坚持自己走着去。

他晚年最关心的是西藏铁路建设。早在1965年，他把考虑了很久的修筑西藏铁路的计划写了出来，并说要在70岁以前完成这一筑路心愿。他将计划分别上报铁道部党委、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他想到自己已65岁，西藏高原空气稀薄，修建计划如果再拖几年，他就难以参加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使他壮志难酬，抱恨终天。

1977年，他从河南干校回京，一条腿骨断了。虽年逾古稀。但他还是想修西藏铁路。他抱着病残身体，收集有关西藏的地形、气象等资料，又多次表示他年龄虽大，体质尚强，要到西藏去拼老命。全国五届人大和政协开会，他多次要他的孩子到部里去要文件，他甚至还要亲自去参加会。他向会议提出的唯一提案是修建西藏铁路。1981年，他已4度入院治病，在一次昏迷后醒过来时，对他的独生子说：“没有搞成西藏铁路，真是死不瞑目啊！”

黎亮同志1981年12月3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他生前留下遗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丧事一切从简。

黎亮逝世已经25年了，他在后人中的印象已经渐行渐远，但经过历史的沉淀，他博大而纯洁的心灵却更加明朗和清晰，作为他的继承人，我们会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现在可以告慰黎亮老学长的是，被称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已经通车，九泉之下的他，听到这个喜讯，一定会“泪飞顿作倾盆雨”的。

著名企业家、橡胶大王——李光前

李光前（1893—1967），原名李玉昆，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蓉乡人。幼年家贫，1903年随父去新加坡谋生。他的父亲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节衣缩食，也要他去上学。要求李光前除了在当地的英印小学读书，学习英语外，还要他去养正学堂学习汉语，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忘根本。由于李光前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得到当地总商会主席吴寿珍资助回国，继续在南京暨南学堂学习，两年后，考上了清华学堂（预科）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之后他又考入唐山路矿学堂，是我校在辛亥革命前所招的最后一届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刻苦努力，成绩优秀。

辛亥革命后，因时局动荡，他回到新加坡，在当地政府的测量专科学校学习，在唐山路矿学堂学习过的李光前不满足在测量学校学习，在课余他还攻读了英国一所大学的函授土木工程课。李光前一辈子热爱学习，永不满足，这为他后来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光前在测量专科学校学成后，他到了爱国华侨庄希泉创办的中华国贸公司担任英文文书及涉及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商界生涯。

李光前初涉商界，即露峥嵘，当时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根据形势变化，出版了新的教科书。而当时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学校还用清朝时的教科书。李光前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买进了大量新的教科书供给各华侨学校，为公司赢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对李光前的一生发生转折意义的变化是他与陈嘉庚的交往。他结识陈嘉庚有着一段传奇的经历。

早在1903年，李光前飘洋过海去新加坡谋生乘坐的海船开船不久，气温陡降，船上许多赴南洋打工的人冻得发抖。正好陈嘉庚在船上，他宣布；凡是姓陈的乘客都可领一条毛毯。后来陈嘉庚到船上各处察看，发现只有一个小孩没有毛毯。在船舱的角落里蜷缩一团。陈嘉庚问他为什么不去领毛毯？这孩子回答说：“我不姓陈，不能冒领。”陈嘉庚问了他的姓名，因此对李光前的名字铭记在心上，李光前的诚信感动了爱国侨领陈嘉庚。这是陈嘉庚初识李光前。

十三年之后，他们有了第二次的见面，这又是一次巧遇。1916年的一天，天下大雨，李光前正在路边的摊点上吃饭，正好看到陈嘉庚也在这里买东西，没有带伞，李光前把自己的伞给了陈嘉庚，陈嘉庚约他第二天去他的公司取伞。第二天，李光前应约前往陈嘉庚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青年就是13年前他在船上认识的少年。两人促膝交谈，相见恨晚，陈嘉庚慧眼识英才，认为李光前前途无量，邀请他到自己创办的谦益公司工作。陈嘉庚着意提携培植这个年青人。李光前努力向陈嘉庚和公司的其他人员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商业规律，打开了局面，扩展了业务，深得陈嘉庚的赞许，不久就担任了谦益公司的贸易部经理。1920年，李光前与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喜结连理，他与陈嘉庚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但是李光前没有满足现状，他要离开陈嘉庚开创自己事业的新局面，陈嘉庚也有意放飞李光前。但是李光前要创立自己的公司缺乏资金。他不想伸手向陈嘉庚要钱，也决定自己打拼。这时又显示了李光前长远的商业眼光。这时，有个英国人准备回国，要出售一块面积很大的在麻坡的橡胶园比较偏僻，常有老虎出没，工人不敢上班，因而这块橡胶园没有前途。但李光前看得更远，目前偏僻，有老虎出没，大家不看好，价钱就低。但当地政府正正开发麻坡地区，很快要通公路，考虑无法生存，只能远去，橡胶园有发展前途。他力排众议，筹集资金，购买这块橡胶园，以纪念生他的故乡取名“芙蓉园”。正如李光前所料，麻坡得到开发，橡胶园的地价一路攀升，李光前卖了这块橡胶园，一买一卖赚了三十万，掘到了发展他自己事业的第一桶金。李光前以此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南兴橡胶公司。青出于蓝胜于蓝，后生可畏，李光前的胆识让他的老前辈陈嘉庚也刮目相看。

不断超越，不断前进，李光前有着宝贵的创新精神。他扩展多种经营，把企业扩展到泰国和印尼等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也已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家喻户晓的橡胶及黄梨菠罗蜜大王了。以后他又进军金融业，他创办的华侨银行先后在新加坡设立多家分行，还在东京、大阪、香港、马来西亚、上海等地设立分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有影响的银行之一，也成为李氏集团最重要的企业，李光前成为海内外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和金融家。这是我校在金融和企业方面取得卓越成绩的校友。

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新加坡几乎成了一个废墟，李光前“从头收拾旧山河”，恢复与重建了南益橡胶企业；同时也还帮助当地恢复经济，为重建战后新加坡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光前看到了战后市场发展的大好商机，抓住机遇，积极发展新的企业。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橡胶园总面积已达1.55万亩，南益橡胶有限公司附属企业多达35家，除橡胶企业外，他还先后经营了黄梨厂、油厂、彩色印刷厂、家具厂、木材厂等23家，再加上华侨银行、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正被人称为世界上大华人富商之一。

李光前与陈嘉庚一样是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抗日战争开始后，他积极捐输祖国抗战。他不仅是著名的企业家而且是教育家、慈善家。他深刻认识到教育带给他的命运的转变的意义，他也深刻认识到社会对他成长与发展的帮助，他人生的信条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他把爱洒向社会，洒向青年，洒向故土，洒向需要帮助的人。

他投资兴学，举办各种福利事业。他不顾各地流言蜚语，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支持创办东南来第一所华人大学——南泽大学。他一再强调南洋大学办学的目的是成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给青年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也在新加坡等地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家乡南安安梅山创办国专[4]小学和国系[5]中学。1952年，他又为家乡捐资数百万元，用于扩建故乡小学校。扩建国专小学、国光中学、国光幼儿园、国专医院和国专影剧等建筑面积达五万多平方米。国光中、小学已成为全省的重点学校，国专医院已成为福建省晋江地区著名的肿瘤医院。

1952年，李光前用他的大半财产设立了李氏基金会，积极支持文教及各种福利事业。无论是内地还是海外，只要是有利于华人的事，他都倾力赞助。

他的事业得到海内外一致赞扬。1957年，马来西来柔佛苏丹授予他“拿督”荣衔，第二年马来西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1月，新加坡政府聘请他为新加坡大学第一任校长。

1967年6月2日李光前不幸病逝。新加坡市民倾城出动，自发地为老人送行。新加坡政府总理李光耀为也发了唁电，痛悼老人的辞世。

老学长李光前已经远行，但他的事迹仍被传颂着，他的精神永存人间。

四、我校早期的爱国学生运动

西南交通大学不仅有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而且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这一传统是通过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校支援开滦5矿大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中

五四运动在唐山

我校学生历来以埋头读书著称，很少参加校外活动。这种情况在辛亥革命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开始有了变化。1918年8月左右，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学生常常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放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杂志上签注了许多鼓动性的文字，用以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学生们把各种不同的意见也签注到《新青年》杂志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学，无形中形成了我校一个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自由论坛。

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同学们逐步对俄国十月革命有所向往，民主、科学、社会主义、新文学等问题渐渐地在一部分同学中，校园内思想开始活跃起来。

1919年3月16日，学生自发创办的墙报《新报周刊》在图书馆阅览室出现。所有的文字、图画都是手写手画的。内容分为英文、中文两个部分。英文部分有“论说”、“科学”、“校闻”、“问难”4栏；中文部分有“论坛”、“思潮”、“学艺”、“问难”、“小言”、“杂俎”6栏。墙报设有专门的英文和汉文编辑。《新报周刊》是学校自由论坛的新园地，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学校民主、自由空气活跃起来的一个明显标志。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在我校的传播，为我校学生投入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名义参加了会议。但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要求废除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并要求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取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不仅为和会拒绝，反而决定将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全部交日本接管。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群情激愤。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洋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会后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在东城赵家楼火烧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匿身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抓捕学生32人。第二天，北京各学校的学生开始罢课，随后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响应，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罢课游行示威。6月5日起，上海8万多工人举行罢工。接着，商人也开始罢市。全国有20多个省、150多个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青年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职务，并释放被捕学生。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我校学生积极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培育了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

5月6日，北京5月4日游行的消息传到我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激起了同学们的民族义愤。下午，图书馆门前聚集了各班同学，纷纷议论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一向平静的校园沸腾起来了。经过讨论，大家决定组织起来，派代表到天津、北京联系。

5月7日，我校学生救国团成立，陆庭俊任团长，并推举葛天回等3名同学起草文件和制作宣传品，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之后，在我校学生的联络推动下，很快成立了唐山学生救国团。

5月12日下午，我校学生召开大会，大会选举成立了我校第一届学生联合会，推举李中襄为会长，吕季方、陆庭俊、何允武为副会长。大会同时通过了三项决议：

（1）派代表李中襄、吕季方、刘金声、吴国柄赴北京、天津参加学生会议。

（2）通电全国，要求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立即退出和会；要求政府与日本交涉，释放被拘捕的中国留日学生；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提倡抵制日货。

（3）发行白话文的《救国报》，组织演讲团。

大会之后，又召开了学生联合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倡议：

（1）组织学界言论机关，以统一全国学界言论，发扬学界言论自由。

（2）组织全国学界的联合机关。

（3）要求全国报界不登日本广告。

会议还通过了致天津《益世报》转全国各团体的通电和致北京大学转顺直学生联合会的通电。

会后，李中襄等4名代表连夜乘车赶往天津参加学生会议。在5月14日召开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我校代表报告了唐山学生救国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提出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惩办卖国贼等12项建议，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

学生代表返回唐山后，立即召集唐山各校学生代表开会，改组了唐山学生救国团干事会，设干事26人，李中襄任干事长。干事会内分4个部：其中，演讲部，负责到各公共场所讲演宣传；维持国货部，负责到各商店调查日货；发行部，负责印发白话文的《救国报》，印发传单等；交际部，负责联络永平、开平、滦州等地中学、师范学校，并筹组蓟榆学生联合会等。

《救国报》每周一期，最初在唐山石印，后送天津铅印出版。内容有：反对签订巴黎和约，抵制日货，宣传爱国和“五四”运动意义，号召民众起来同心合力打倒帝国主义。同时还刊登反映唐山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的文章。其内容通俗易懂，深受群众欢迎。《救国报》不仅在学生中散发，而且一部分在本地销售，一部分寄给北京、天津等爱国团体，与各地进步刊物建立联系，商请代为销售。在与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交换中，毛泽东曾寄来一张明信片，表示愿意代为销售《救国报》，同时请我校学生会代销《湘江评论》。到了暑期，《救国报》销路扩大，每期从1000份增至2000份。由于文笔犀利、义正词严，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天津警察厅下令禁止邮寄。于是，同学们便改托火车司机转递，继续发行。1920年3月，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下令查封了印刷所，《救国报》在发行约10个月后被迫停刊。

5月18日和22日，北京和天津大中学生先后举行总罢课，学生组织“十人团”上街演讲。我校学生积极响应，于5月24日召开全体大会，决定罢课，并发表宣言，通电全国。罢课宣言言辞激昂：

“此次我国外交失败，国势之危已如累卵，凡我邦人士靡弗奋起力争。京师学界标正义于先，津埠各校声援于后。同人等在国为国民，在校为学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觉后觉，古训攸照，是以各本天良，共矢忠忱。首有与各校一致行动之宣言，继有本校救国团之组织；内之作我民气，外之祛彼阴谋，凡此微忠，谅叼明鉴。”

“乃者，我政府于外交既罔补救之法，复无坚决之表示，而凡吾学生要求之举动，又拒绝而斥禁之。大学生之为学以卫国也，国既不存，学于何有？故京、津、沪诸学校咸已罢课，专心为国，所望全国学界闻风继起。我政府或哀吾莘莘学子之牺牲，猛然觉悟，庶儿挽我国家之颠危。古人云‘当仁不让’，又云‘见义勇为’，同人等内激于良心之感发，外迫于时势之要求，故本前此一致行动之宣布，决议于五月二十四日起全体罢课。其罢课期间，一则力行救国之职责，一则严守校中之秩序。耿耿寸心，维我国人共见之。”

在这次罢课斗争中，我校学生救国团广为联络，发动山海关、昌黎、滦县、芦台、蓟县、宁河等地中学和师范学校同学，于6月1日在唐山成立了蓟榆学生联合会。会议决定，自即日起再次罢课，并组织学生演讲队深入街道、农村开展讲演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共谋收回山东主权。从此，冀东学生以我校学生联合会为中心组织起来，并与京津学生乃至全国学生一致行动，对扩大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6月初，我校学生派代表去北京，与北京学生联合会建立联系。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黄日葵、罗章龙接待了他们，并且共同分析了唐山形势。会见中，黄、罗建议唐山学生要采取和路矿工人联合起来开展爱国运动的方针。

在形势的发展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影响下，6月初，唐山各厂矿工人纷纷组织起来，相继成立救国十人团等组织，走上街道，深入农村进行讲演宣传，与爱国学生并肩战斗。

在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唐山商界也于6月11日宣布罢市，投入到运动行列，要求保护爱国学生，惩办卖国贼。

北京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被免职的消息传到唐山后，群情激奋，6月12日晨6时许，我校学生救国团与工商界人士协商，决定立即召开唐山公民大会庆祝这一胜利。遂即印发传单千余张，向唐山人民发出号召。会址选取在火车站附近的旷地。9时许，到会群众已达千余人。我校学生救国会与会场中有声望者商定大会程序，并公推商界代表郭友三为临时主席。

大会于11时开始。这时，与会者已达万余人。在会上发言者有学生代表、工商界代表、农民及其他公民代表32人之多。大家在发言中不仅痛斥北洋当局之腐败专制、东邻日本之蛮横强暴，还提出恳切的救亡策略。激昂慷慨的陈词对与会者是极大的鼓舞，群众情绪高涨，或鼓掌，或呼口号，甚至有痛哭流涕者。

在演讲过程中，群众不断涌来。开滦矿务局千余名工人，冲破外国矿师的阻挠，个个头戴草帽，高举“勿忘国耻”等标语，列队进入会场。他们的到来，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一时人声鼎沸，大会达到高潮。到中午12时许，与会者已经达到3万余人。

这次大会在唐山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会热烈而秩序井然，期间我校学生纠察队功不可没。大会结束时，通过决议，致电北洋政府，要求外交不让步，保护学生爱国热情，对学生运动不加干涉，严惩卖国贼。

6月24日，我校学生与唐山各界联合，在火车站附近旷地上再次召开唐山公民大会，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和约上签字。与会者数千人，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这两次公民大会的召开，我校学生救国团起到了核心作用，并使唐山各界爱国同胞进一步组织起来。7月6日，唐山成立了各界联合会，在它的领导和推动下，群众的反帝爱国情绪更加高涨。接着，我校学生和工人群众一起组织检查队，到各商店检查日货，惩治私售日货的商人。

9月1日，唐山、保定两地的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直隶省全省学生联合会，筹备会在天津召开。我校学生李中襄被选为会议主席。9月4日，全省学生联合会成立。

12月23日，唐山各界联合会召开国民大会，参加大会的达两万余人。我校学生参加大会并组成纠察队维持秩序。会上大家纷纷发表演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义愤填膺，爱国热情溢于言表。我校学生裴庆邦发表演说时提议焚烧日货，经过与会群众表决通过，旋即将所有日货搬到火车站旷地上予以焚烧。在冲天的火光中，“不买日货”的口号声伴随着情绪激昂的鼓掌声，震天动地。随后开始游行，“中华民国万岁”、“坚决抵制日货”等口号声不绝于耳。

五四爱国运动中，我校学生不屈不挠，冲锋在前，推动了唐山、冀东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北洋政府卖国投降、捍卫国家主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给予了唐山学生运动高度的评价：“积极主动，与工商各界有真正的联合。”

人社与《科学的唐山》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青年学生有了新的觉醒。五四爱国运动争得的胜利——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曹、章、陆和拒签和约，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满足，从而使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们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面对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新潮流，再看看北洋军阀统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现实，实在再难以容忍下去，他们纷纷发出改造中国的呼声，探索并提出各种改造中国的方案。他们成立社团，出版刊物，在我校就有新新社、建议和批评社、乐社、微波社等。人社是我校成立最早的学生中的进步社团。

人社由最初有9名成员：李中襄、朱泰信、陈广源、许元启、裴庆邦、何允武、王耕畲等。他们都是五四运动时期我校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或积极分子。学生会、救国团成立后，这些人又成为两个学生组织的中坚力量。五四运动过后，他们经过冷静思考，认为以前搞的救国运动是“徒劳的”、“无益的”。目睹贫弱的中国屡遭列强的欺侮，政府腐败无能的现实，他们认为救国的关键是怎样发挥个人的力量，怎样做人，怎样救人。因此，在学生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人格相连接的人社。人社主张科学救国。他们认为，国家贫穷落后，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社成员把“怎样做人，怎样救人”同自己所学专业结合起来，即“站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做人，我们救人”，故定社名为“人社”。

人社曾邀请胡适来校演讲《怎样读书》，并于1920年3月1日，创办刊物《科学的唐山》，把它作为宣传科学救国的阵地。在第一期的宣言中提出“要将非科学的中国化为科学的中国”，《科学的唐山》主要任务是普及科学知识，由人社成员自己编写，也翻译一些外文科技资料。

《科学的唐山》在天津印刷，最初由人社自办发行，后来由上海群益书社代销，面向全国发行。1920年3月20日出版的北京《晨报》在“介绍新刊”中对《科学的唐山》创刊号进行了介绍，并刊载了目录。

《科学的唐山》为半月刊，每月的1日和16日出版，每册售铜元3枚。为扩大刊物的影响，人社成员何允武在当时享有盛誉的《新青年》第7卷第5期（1920年4月1日出版）上呼吁：研究精神方面改造的，也应研究物质方面的改造。欢迎新思潮诸君，应该看看新出的《科学的唐山》。同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期，以《科学的唐山》出刊第5期为题，介绍道：请看看劳动区的产物，《科学的唐山》出到第5期了。后来，因北洋政府查封和扣留进步的出版物，《科学的唐山》虽为科学刊物，也没能幸免。后经多方交涉准予复刊，但因经费紧张而被迫停刊，共出刊不到10期。

人社在组织上受到无政府主义的一定影响。他们反对任何权威和组织的约束。认为“章程是具文，宣言是夸诞”，所以人社没有章程也不发表宣言。人社不设社长，用抓阄办法确定各社员的编号，约定有工作需专人负责时，一般按编号轮流担任。吸收新社员须经全体成员无记名投票通过，至于退社，随个人自愿。

人社“为使自己的主义实现于行事中”，对学校的事情“敢出面干涉和匡救”，曾带头办注音字母传习所，还曾向学校建议改进考试方法和课程设置等。人社人数不多，最多时也不到30人。人社在宣传救国思想，反对封建迷信，推广科学知识，传播新思潮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探索没有找到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因而在学校存在没有几年就消失了。

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的建立

唐山是华北工业重镇，在这里聚集着几万“特别能战斗”的产业工人，因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建得很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就把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会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并确定了唐山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

李大钊经常组织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到唐山宣传马克思主义。罗章龙在1920年4月就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的身份来到我校，与我校学生许元启等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他们结识了唐山铁路制造厂工人邓培和开滦煤矿工人董恩。在他们的帮助下，罗章龙、许元启等人深入工厂、矿山、工人住宅了解工人劳动与生活状况。5月1日《新青年》出版的劳动节纪念号（7卷6号）发表了许元启写的调查报告《唐山劳动状况》。

1921年起，我校学生许元启、李鸿斌等人先后加入了李大钊、邓中夏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我们这所工科大学传播。5月1日，唐山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在我校明诚堂举行，有唐山铁路制造厂、开滦煤矿的代表出席。会上，我校学生向唐山铁路工会赠送了“劳工神圣”的匾额。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讲，并散发了《五月一日》和《我们的胜利》两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1921年，邓培经罗章龙介绍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他是唐山最早的一名共产党员。同年7月，邓培、李树彝参照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建立起了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邓培任书记。

1922年4月，中共唐山铁路制造厂支部成立，邓培任支部书记。同时，我校学生田玉珍经北京同学王仲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我校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2年我校第一名中共党员田玉珍

1922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唐山铁路制造厂、开滦煤矿两个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唐山地委，邓培任委员长，1925年改称书记，阮章任组织委员，我校学生田玉珍任宣传委员。

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田玉珍在唐山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从1923年起在唐山交大发展团员，先后发展了邹元昌、熊世平、冯亮功、武胡景（武怀让）入团。是年冬，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交大支部，田玉珍任支部书记。武胡景等很快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1月26日，唐山交大成立新的学生会。武胡景当选评议部部长，陈嘉宾当选执行委员。不久，学生会创办平民夜校，参加平民夜校学习的主要是厂矿工人。平民夜校教工人学注音字母、识字等。同时，有意识地借助平民夜校课堂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底，唐山交大学生会开办的平民夜校扩充为平民学校，学员由一个班扩充为4个班，教员也增加到10多人，其中有几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交大团支部建立后，团的组织发展很快，至1924年2月，已有团员22人。其中熊世平、黄轩、马懋庭是交大学生会的领导成员。他们入团后，唐山的党团组织就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权，从而使唐山党组织得以利用交大学生会这一公开合法组织，联系唐山各界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4月13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团员大会。大会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升格改组为唐山区执行委员会。唐山区委下设唐山铁路制造厂、交大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交大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代行其职权。会议选举了武胡景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冯亮功为秘书，田玉珍、梁鹏万为国民运动委员，郝其夫、徐炳恒任青年运动委员，方乃西、邹元昌、赵春年、李福庆、容昌为候补执行委员。

从此，交大的青年团组织在唐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支持唐山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干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根据中央指示，我校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当时我校的国民党组织的基础。同时，经过宣传，又发展了一批学生加入国民党。1924年5月底，召开了我校国民党组织的成立大会。邓培以唐山国民党组织负责人的名义参加了大会。交大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在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的过程中，注意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团的组织，壮大团的组织。

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支援开滦五矿大罢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为了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8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各地建立分部，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分部，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和组织北方地区的铁路和开滦煤矿工人的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开滦工人中进行了发动和组织工作，1922年9月间，开滦5矿（指唐山矿、林西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马家沟矿）先后成立了工会。10月15日，以邓培为首的唐山地委召开由各矿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组织联合斗争的问题。10月16日，在开滦5矿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下，唐山矿、林西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工人的8位代表，向矿务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6项要求。10月19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唐山地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的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中共唐山地委负责人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人以及5矿工人代表20多人参加。10月22日，当工人俱乐部正在召开各矿代表会议讨论罢工的具体问题时，传来了矿方无理扣押林西矿的6名代表的消息，引起到会者的极大愤怒，决定从10月23日举行5矿同盟总罢工。随后，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等工厂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参加罢工者达近5万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启新洋灰公司工会，秦皇岛工人俱乐部，长辛店、石家庄等地铁路工会，津浦铁路工会，交通部唐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团体均发出通电，呼吁全国援助开滦5矿工人大罢工。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说：“在开滦这次5矿同盟大罢工中，唐山交通大学起了很大作用。”[6]在罢工委员会中有一个由我和北大学生组成的英文编辑部，帮助罢工委员会用英文起草与矿务局来往的文件，并通过天津通讯社向英国《泰晤士报》发稿，揭露矿方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揭露开滦5矿总经理每月薪金43000余元，相当于普通矿工2800人的工资，开滦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说明这次罢工的正义性。

11月9日，我校在沪校友许元启等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创办《唐山潮声》，共出6期，刊登消息、评论等，声援罢工斗争。《唐山潮声》登载过两篇由老同盟会员邵力子撰写的政论文章，支援唐山工运。我校学生也通过其它媒体发表文章抨击英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镇压中国工人的罪行。

坚持罢工斗争的工人，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发生严重困难。11月12日晚，开滦工人代表王麟书、董宏猷来到我校，在全体学生大会上    诉了英国资本家勾结北洋军阀残酷剥削压迫矿工，工人们生活困苦、牛马不如的悲惨情景，并说罢工工人已达3万多人，每日要用6万多元，才能维持最低生活，现在所余经费不多，希望同学们给予援助。我们学校与开滦相隔不远，同学们亲眼目睹了人称“窑花子”的矿工劳动与生活的状况，对工人们的处境十分同情。英国资本家剥削压迫中国工人的罪行，激起了同学们强烈的民族仇恨。会上决定成立“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由李鸿斌任总干事。

11月13日，在“赈工会”领导下我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开滦工人，他们说：“我不替矿工伸冤，谁替矿工伸冤？我不为矿工后援，谁为矿工后援？”他们以学生赈工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开滦五矿工人乞援书》。“吾国开滦五矿三万余苦工，因生活困难，受迫不堪，方群起向当局要求加薪，及改良待遇章程，此未始非我国劳动界进步之曙光也，夫矿工为工人中之最苦者，终日匍匐暗道中，面目黔黎，手足胼胝，其不受矿毒，不死于夭折者幸矣。凡目睹其状，耳闻其情者，当如何悯恤，为之设法以改良此蛮无人道之生活也。今被工人    告罢工已三星期于兹，其始也矿务局由津雇人接替以未拒绝，并由保安队来唐保护。后两方相起冲突，保安队即鸣枪轰击工人，受伤者不可胜数，血肉横飞，哀号呻吟，稍有人道者，何忍出此。……谨为工人略述其况，哀告于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前，以冀有援助，则不特唐地工人之幸，抑亦劳动界前途之幸也。再者五矿罢工已越三星期，工人之资斧窘极，维持困难，危在旦夕，诸君子能解囊慨助，敬请早日赐下。”[7]同学们在游行中，沿途向商号募得现洋200多元，转交给开滦罢工工人。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在各方支援下，经过25天斗争，在取得资本家同意增加工次的条件下复工。

开滦5矿大罢工震惊中外，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方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是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一次震惊中外的壮举，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在这次罢工斗争中，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1月15日，（学生上街募捐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蔡和森，署名振宇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十期上发表题为《唐山学生援助罢工之模范》的文章，给予唐山交大学生的正义行动以高度评价，说：“近在咫尺的唐山学生对于罢工同胞之态度怎样，乃为中国人民是否还有民族感情和义愤的试金石。

据今日消息，唐山路矿大学学生三百余名，为援助罢工，于13日在街市巡游，募集罢工基金。这样的消息不但在劳动运动史上为重要，在民族运动史上尤为重要，而且是中国知识阶级到了真正觉悟的路上之明证。全国压在国际帝国主义下的知识阶级和学生们，都要学唐山路矿大学学生的模范呵！”[8]

支援开滦罢工后的又一场斗争——驱俞斗争

在唐山交大早期的进步学生运动中，驱逐校长俞文鼎，在校史中是个重大事件。通过这个事件，充分显示了交大学生团结一致、不畏强暴、追求正义的顽强精神。

事件的起因是同学们在1922年11月13日停课上街游行为开滦工人募捐之事。当时俞文鼎不在学校，同学们经教务长同意，请假一天，并填写了请假单交给了学监。游行募捐活动结束后，14日学生返校上课。俞文鼎闻讯大怒，由北京匆匆回到学校，未经调查就于16日晨贴出布告：“本科班长李鸿斌、方刚、陈嘉宾、耿承、马汝邴要求停课募捐，再三阻止，抗不遵依，竟于午后结队出校募捐。工人罢工何预学生之事？”“闻有南厂并矿局工党王麟书、董宏猷，于11日晚潜行来校，开会演说，显系教人运动，迹近过激党行为。”“该生等行为荒谬，一至于此，若不严行惩戒，何以肃校规而明法纪！”“此停课募捐之事，实堪痛恨。令将李鸿斌、方刚、马妆邴、耿承、陈嘉宾等五人退学，即日出校，不准在唐山逗留。”布告还说：“本应将学生开除，姑念学生无知，只开除班长五人代表学生，以未警戒。”俞文鼎开除学生不是偶然的，而是爱国青年学生同北洋军阀之间尖锐矛盾的产物。俞文鼎站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一边，任职不足百日，即与学生多次发生摩擦，1922年夏，俞文鼎的妻子来学校，学校庶务冯诚为向校长献媚，竟然挂起国旗来欢迎她。同学们看到挂起了国旗，都感到很惊奇，纷纷质问冯，冯回答说，为欢迎校长夫人。同学们听了非常气愤，怒骂冯卑鄙无耻，指责他玷污了国旗的尊严。命令冯诚当众赔礼道歉，并向国旗鞠躬，才允许他把国旗取下来。因此，俞文鼎更是痛恨学生，此次抓住学生募捐的事报复，一为反对工人罢工和学生支援，二为泄私愤。同学们看到通告后，群情激愤，质问校方，赈助矿工是全体学生的一致行动，为什么仅开除少数学生。校方调来了保安队来校镇压，引起学生们更加愤慨，去找校长质问，校长借故不见，经与学监交涉，校方才将保安队撤走。鉴于校长的所作所为，同学们致电大总统、国务院、交通部要求撤换俞文鼎，并宣布从16日起罢课。

11月17日上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的旅长董政国奉命，率领140多名武装军人包围了学校，同来的还有唐山警察局长及警探多人，负责监视学生的活动。董声称，任何事情，必须服从，方可成功，要求学生即日上课。并保证如果学生不再驱逐校长，他可设法使被开除的5名学生留校，但必须写悔过书。学生代表拒绝了董政国的调解，拒不写悔过书。随后，全体学生发表《驱俞宣言》，宣布了校长俞文鼎10大罪状。表示：“泰山可移。此志不懈。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不获胜利，誓不罢休”

18日上午，俞文鼎贴出布告，宣布“奉部令，解散学校，勒令全体学生立即离校，不准在唐山逗留”。当天下午，保安队、警察及董政国部队300余人，根据北京政府的命令，冲进校园，荷枪上刺刀，排列布哨于教室及学生寝室之外，并在校内各处监视学生，如临大敌。庶务员带领保安队到学生宿舍及教职员住宅搜捕5位学生代表，幸好他们藏到一个外籍教员家中，警察们不敢去搜查，才未被抓走。学生们将行李衣物收拾完毕后，已经是下午6点。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学生上火车站。夜12点，200多名学生及行李被挤进两辆客车车厢，学生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起，苦不堪言。客车挂在一列运煤列车后面，车上有军警押解，俨如对待盗匪，第二天早晨8点钟火车才到达北京，军警把学生赶出车厢就不管了。流落北京的学生在严寒的冬季，受尽了煎熬，吃尽了苦头。

11月19日，军警撤走以后，在校的教职员赶忙去找藏在外籍教员戈登家中的5位代表，商量对策，决定派外籍教员伊顿出面同俞文鼎接洽，看他有何意图。俞对伊顿说，5名代表是危险分子，必须离开唐山。伊顿进而要求俞文鼎准许5人当夜安全离开唐山，俞在得到伊顿的书面保证并签字后，同意放行。但当火车到达塘沽车站时，5名代表所在的车厢就有便衣特务监视，到天津站下车时，特务出示俞文鼎公函将他们逮捕，押解到天津警察厅看守。后由学生代表方刚的父亲托人周旋，5名代表才被保释。

为达到驱逐校长俞文鼎的目的，我校学生到北京向政府和国会请愿，但遭冷遇。然而我校学生的正义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各地校友纷纷来电声援；前交大校长叶恭绰也致电交通部要求主持正义；北京大学和唐山大学分校（当时北京交通大学校名）的同学们也给我校学生很大的帮助和支持。11月22日，我校学生代表会见王正廷、蔡元培等人，陈述俞文鼎种种劣迹。

11月21日，交通部南洋大学学生大会为交通部唐山大学解散之事发表请愿书，并致电大总统、国务院交通部，要求“恢复唐山大学，并将措置乖方之俞文鼎撤换，否则国内学生皆将自危，殊非国家之福也”。30日，南洋大学学生会在《申报》上刊登《南洋大学学生会之请愿书》，再次表达对唐山大学学生的声援。

同时，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援助唐山学生干事会”，推举杨廉、黄绍谷、朱务善、黄日葵、张维周、韩觉民等为干事，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支援交通部唐山大学学生的运动。

11月27日，我校学生在北京中央公园来雨轩举行新闻发布会，学生代表黄恩果、王恢先向各报馆和通讯社记者说明罢课经过，要求新闻界给予支援。

这时，北洋政府支持俞文鼎的内阁倒台，王正廷任代总理。王劝学生以学业为重，先行返校上课，撤换校长之事，嗣后解决。交通部派参事陆梦熊与学生代表谈判，商定由交通部备车，并派佥事刘式训护送全体学生回校，到校后一切复学事宜，均归刘氏指挥，学生回校后即撤换俞文鼎。

12月29日，交通部令京奉铁路局备客车6节，附挂于特别快车上，在京唐大学生，同时上车。交通部派刘式训伴送学生回校。下午2时半火车抵达唐山，各界莅站欢迎者极多，一时鞭炮之声大作，全体学生下车，高呼“唐大万岁”三声而归。

1923年1月16日，交通部公布第79号令，免去俞文鼎唐山交大校长职务，由刘式训继任校长，驱俞运动获得了胜利。

学生从驱俞斗争中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老校友曾涌泉回忆说：“特别是那些原来主张‘科学救国’的学生在思想上一变而为革命救国。他们亲身受到反动军阀的迫害，深刻认识到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曾说过的，你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这句名言是正确的，唐山的党组织紧紧抓住同学们的这一思想变化，及时地开展工作，把学生们引向革命道路。1923年春，在学生们回到唐山学校后，便公开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对外的幌子是研究社会科学，实际上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只是当时党团组织的一个外围组织，低年级学生参加的较多。从这些人中培养并择优介绍入团或入党，以发展组织。另外，我们本科一年级的墙报也成了宣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园地，这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9]

1924年6月，接中共中央通知，要我校党组织选派几名优秀的团员去苏联学习。最后经党团组织的推荐，经中央批准的有5人。他们是武胡景、李桂林、吴梓材（曾涌泉）、李特、刘继曾。这是武胡景到上海向中共中央领导邓中夏汇报后做出的决定。他们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学习。这所学校是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列宁倡议为了培养东方各民族的革命干部建立的。学校在1921年5月创立，由斯大林担任校长。学生有来自远东各国的革命青年，也有苏俄远东各民族的干部。我国第一批入东大学习的是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人。武胡景等5人是第二批入学的。从此，他们走上了革命家的道路。

参加五卅反帝怒潮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还打伤10余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上海万余名群众在英租界南京路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帝国主义巡捕开枪屠杀群众，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6月3日，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唐山，我校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1）致电国务院和外交部，向英、日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收回英、日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严惩英帝国主义巡捕。

（2）停课3天，举行示威游行，进行宣传活动，声援五卅运动。

（3）召开市民救亡大会，组织各界群众的示威活动。

6月4日，唐山交大派出20名代表，与唐山各团体联系，商讨召开市民救亡大会。在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负责人邓培的领导下，由我校学生组织发动，于6月5日在我校召开了预备会议。会议决定：

（1）6月7日上午，在火车站广场召开市民救亡大会，会后游行示威。

（2）通报国内各报馆，向各国的平民、政党介绍五卅惨案的真相。

6月7日上午，唐山各界人民群众万余人在火车站广场举行救亡大会，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残暴罪行，大会向政府当局提出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禁止外国在华驻军设警，严惩英日巡捕，赔偿死伤工人损失等要求。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为了使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唐山交大的学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正如《华北明星报》报道：唐山大学演讲团做出惊人努力，在离城百里的范围内，无一处街道、村庄不留下他们的足迹。除此，他们还募集大笔款项援助五卅惨案中死伤的群众。

五卅惨案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浪潮，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帝国主义继续进行血腥镇压，在武汉、广州等地又制造了流血事件。帝国主义的凶残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15日，唐山工厂罢工、学校罢课、商店关门，两万多群众涌向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反帝救亡大会，声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镇压中国人民的罪行。

这次反帝爱国运动中，唐山地区的群众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影响深远，我校的学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25年9月，随着青年团组织的扩大，团员中的邹世昌、熊世平、冯亮功等先后加入共产党，建立了中共唐山大学支部，田玉珍、冯亮功先后担任支部书记。这是我校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

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我校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活动和学生运动转入了低潮。

[1]吕正操为《怀念杜镇远》一尽书所作序，载政协秭归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怀念杜镇远》，中央文史了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1、2页。

[2]吴治华：《杜公修建铁路的名言》，政协秭归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杜镇远》. 中央文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5页。

[3]西南交通大学：《杜镇远校友与西南交通大学》，政协秭归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合编：《怀念杜镇远》.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10页。

[4]国专系李光前先祖的名字。

[5]国光系当地政府的校名，以纪念李国专和李光前二人。

[6]罗章龙：《谈谈唐山建党与早期工人运动》。原载《唐山革命史资料汇编》第2辑，转引自《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45页。

[7]原件为西南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员抄自中共唐山市委档案。

[8]蔡和森：《唐山学生援助罢工之模范》，《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第167页。

[9]《唐山交通大学早期革命活动——曾涌泉同志访问记》，《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7页。

[1]梁如浩（1863—1941），字孟亭，梦亭，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4年9月，随清朝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纽泽西州斯梯文工业学校毕业后回国。曾任袁世凯幕僚，北洋（山海关内外）铁路局总办、唐山路矿学堂总办、邮传部副大臣等职。辛亥革命后，曾任军政府交通部部长、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等职。1941年10月14日在天津逝世。

[2]《袁世凯、胡芸楣杞饬设立铁路学堂》见《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一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周长龄（1861—1959）原籍广东宝安，1861年生于香港。1873年随清朝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1891年回国。曾任驻朝鲜仁川领事、山海关内外铁路局总办、唐山路矿学堂总办等职。辛亥革命后，赴香港从事实业。1959年2月在香港病逝。

[4]方伯梁（1859—1927）又名铸臣，号文体。1859年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1873年随清朝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曾任唐山路矿学堂监督，奉天劝业道，京张、川汉铁路委员，汉口电报局局长等职。1927年在汉口病逝。

[5]《督办铁路大臣袁世凯批文》、《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6]越兄即茅以升长子茅于越。

[7]《唐山文史资料》第12辑，第60页。

[8]罗惇融（1872—1924），字琰东，号瘿公，广东顺德人，曾入康有为万木草堂学习，对国学深有造诣，曾任邮传部郎中，唐山路矿学堂坐办。辛亥革命后，与林纾等人组织诗社，1912年曾任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等职。袁世凯称帝后，愤而辞职。他对戏刷、国画颇有研究，曾培植京刷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曾为梅兰芳、程砚秋编刷《贵妃醉酒》、《西施》、《红楼梦》等。资助徐悲鸿出国深造。1924年9月16日病逝于北京。

[9]熊崇志（1883—？）字位西，广东梅县人，早年赴美留学，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回国后被授予进士，唐山路矿学堂督办。解放前，曾任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驻墨西哥、巴西公使等职。

[10]转引自《西南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校史》第一卷（1896—1941），第43～44页。但据1913届校友余明德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卸任临时总统后，袁世凯统治政府特任他为全国铁路督办。他曾来华北访问，以我校属于铁路系统，为兴办铁路造就人才之所，他很关怀着我校，特来视察。当时全校学生闻之，都欣然色喜，表示欢迎。而且预知要向全校讲话，更为兴奋。当他来校之时，我们全体都出来迎接。后来传出消息，他因咽喉不爽，不能对我们讲话，是以在学生面前，他始终未发一言，这使我们为之大失所望。临别之时，我们还前往停在现时学院大门外面东南角岔道上的包车边，欢跃送别。我还深刻地记得当时孙先生面带愁容，立在包车门外，频向学生招手而去。后来才知道其所以不演讲的原因是政治关系。袁世凯对他防范甚严，唐山又在袁氏势力范围之内，所以他不得不格外谨慎小心。那时的新校长是赵士北博士，听说他是孙先生的老朋友。”（余明德：《相当年》，《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1～32页）。本书是茅以升的回忆。

[11]《唐山路矿学堂的缘起、组织和设订总纲》、《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8页。

[12]《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章程》，《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9、10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3]《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章程》，《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1、22、25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4]赵士北（1871—？）字于朔，广东新会人，早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被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同年任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1912年7月至1916年8月任唐山铁路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校长。1919年任广东政府高等法院首席    ，1923年3月任广东政府    院院长等国家行政事务，1928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    。

[15]《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章程》，《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0页。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6]余明德：《想当年》。《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1页。

[17]《唐山    学校规则》，《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57页。

[18]《唐山        学校规则》，《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58页。

[19]余明德：《想当年》《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0、31页。

[20]骆通（1883—1942），字梧生，湖南江华人。早年留学日本，1912年8月任北京政府司法部刑事司司长。1916年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21]章宗元（1878—？）字伯初，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肄业于上海南洋公学。1900年赴美留学，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回国，获清廷法制课进士。曾任外交部主事，翰林院编修等职。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审计处总办、币制局副总裁、币制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17年2月至1920年6月曾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22]刘式训（1878—？）字嗣春，河北南皮人。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铁路科，后留学英、奥。回国后，曾任北洋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教习等职，1909年后，历任津浦铁路济南办事处处长、京张铁路管理局局长、张绥铁路局局长等职。曾两度任我校校长。

[23]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人。1901年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历任邮传部路政司宣传科科长，铁路督办，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在清末明初，长期主政交通部门，是能左右北洋政坛的重要派别“交通系”的核心人物，曾三次任交通总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68年8月逝世。

[24]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技术人员的官职，当时政府的交通、铁路等部（会）及省（市）政府的相应厅（局）大多设有此职，办理技术事务。技正在部（会）中职位次于技监，在厅（局）中则为最高官职，位在技士之上。

[25]西安交通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原为一校，1955年国务院决定上海交大迁往西安。1957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于上海、西安两地分设为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统一领导。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部独立建校。上海部分名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名为西安交通大学。

[26]新中国建立后，蒋介石败退台湾。上世纪50年代末，在台湾的一批交大校友，思念母校，筹办了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27]1928年2月，学校接北洋政府交通部令校名改为唐山交通大学。此后校名虽屡有更换，唐山交通大学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我校最通用的校名。

[28]胡仁源（1883—1942），字次珊，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肄业于京师大学堂，毕业于日本仙台高等学校和英国待尔模大学。曾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上海江南船坞工厂副经理等职。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交通大学教务长，北京政府教育部总长。曾著、译有《投影几何》、《造船》、《哀格蒙特》、《圣女贞德》等。

[29]常荫槐（1876—1929），字瀚勷，生于吉林梨树。1901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在奉系军阀军队中任职，1926年起，历任京奉铁路局局长、安国军交通总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等职。后因反对东北易帜，1929年1月被张学良枪决。

[30]程崇（1884—？）黑龙江双城人，毕业于政法学堂，曾任黑龙江省高等警察厅监察官、直隶省深县知事，“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任职。

[31]郑华，字辅华，福建人，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研究所。曾任铁道部设计科长，京赣铁路局局长等职。

[32]李垕身（1889—1985），字孟博，浙江省余姚人，1907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回国后，1913年由浙江省教育厅派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学院，1918年回国后，历任顺直水利委员会技师，沪宁、沪杭甬铁路考工科科长，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929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翌年任交通部技工，1932年辞职，1946年任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储运局工程师，后改为交通部材料储运总处专门委员，并任中国工程学会会长，1949年秋辞职退休。

[33]李书田（1900—），号耕砚，河北昌黎人。北洋大学毕业后留美，获康奈尔大学工学博士，是享誉我国工程界的知名专家。任北洋大学土木系教授不久，受聘为我校校长，是对我校有重大建树的校长之一。

[34]唐振绪：《西南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校史序》，《西南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校史（第1卷）（1896—1949）》第5页。

[35]范文田：《继承和发扬唐山土木优良办学传统》，《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72页。

[36]指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内迁湘潭、杨家滩、平越等地时茅以升与伍老师共事情景。

[37]田象东：《“这所学校出了不少人才”——记邓小平峨眉山之》，《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37页。

[38]关于马增玉烈士史实，主要根据宋文海所写的《马增玉烈士简介》。原文刊载在中共平山县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平山党史资料》，第四集。

[39]夏衍：《    杨潮》，《新华日报》1946年2月3日第4版。

[40]转引自公盾著：《茅以升——中国桥梁专家》，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41]钱学森：《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编：《桥梁专家茅以升》（镇江文史资料第2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9—10页。

[42]田森：《志在振兴中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合编：《桥梁专家茅以升》（镇江文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52页。

[43]五行指金、木、水、火、土。钱塘江桥四字偏旁恰是金、土、水、木，故说“五行缺火”。

[44]转引自茅于英著：《桥影依稀话至亲——怀念父亲茅以升》，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扉页。

[45]苏步青：《数与诗的交融》，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2页。

[46]智    民：《八位大学校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