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1890年3月7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东关镇。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他因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学习，后又入哈佛大学，专攻与农业生产密切有关的气象学，获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台风中心的几个新事实》。1918年回国后，他“把发展国家科技事业，培养国家有用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即源出于自己的爱国精神和企求国家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竺可桢），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任教，并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他编的《地学通论》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地理学的教科书。

1925年，他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次年又在南开大学任教授。1927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的邀请，筹建中央气象研究所，任所长。在此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气象事业。竺可桢创办的气象研究所，为我国的气象学奠定了基础。他研究中国气流的运行，特别是东南季风和中国雨量的关系。首先指出，季风强盛时，长江流域主旱，华北主涝，季风不强时则相反。他还研究物候和天气的关系，组织中国物候观测网，注意物候知识在农业中的作用。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同时仍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锐意整顿浙大，立“求是”作为校训，大力培育民主、自由的学术空气。他将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思想。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称他为“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校长。”竺可桢在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对如何办好大学有清晰和独到的思路。

首先，大学的目标——培养以天下为已任的领导人才。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是要培养“公忠坚毅、能担任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在当时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他强调学生要有强烈的爱国心，要“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

他很重视对学生思想、精神和人格的培养。1936年，他在宣誓就职浙江大学校长的讲话中，就引用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要求学生必须爱中国，把自己的学习同拯救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这一思路，贯彻在他办学的全过程中。

竺可桢认为当时“大学里有一种极坏的现象，就是教师到校上课，退了讲堂以后，就与学生分手不见面，这种教而不训的制度，急应改良”。他主张学校要以教书育人为宗旨，重视学生品行人格的熏陶，改变高校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他率先在浙大推行导师制，以治学、治事、交友、律己、待人、处世、礼仪等为话题，由导师对学生指导。凡担任导师者，必须“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

抗战时期，他率领学生向内地转移，两年中4迁校址。最后在贵州遵义和湄潭复校。转移期间，即使只有两、三个月的间歇，他仍然坚持教学与科研活动。在内迁途中，他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加一些为前线、为地方、为民众服务的活动。为民众服务，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可贵的教育。

贵州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学校以炭炉代替酒精灯，土制瓷杯作培养皿，祠堂庙宇作实验室，他提倡“学理之研究重于物质之享受”，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回顾说：教师为爱国而教，学生为爱国而学，弦歌不辍，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古人云：“多难兴邦”，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

抗战中，许多学生因无法得到家庭接济，生活无着。当时教育部曾在高校推行“贷金制”，即以每人每月的伙食费用为标准，由国家向部分学生提供贷金。竺可桢却提倡自力更生，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各种工作，用工读办法解决，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他说：“这种人生观的改造是极重要的。”

其次，大学的灵魂——荟萃一批以研究学问为事业，以教书育人为无上职责的教授。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有三要素，即教授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最重要的是教授人选。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他上任后，竭尽全力，四处聘请学有所长的教授。为了请在哲学和国学方面造诣很深的马一浮，他“三顾茅庐”。为了聘请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在学校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答应罗宗洛另带4名助手同来浙大的要求。在他的努力下，各院各系很快形成了以著名学者为核心的教授阵容。在竺可桢看来，教授不是一种头衔、一个职称、一种待遇，也不是一种向上爬的阶梯，而是“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的人。能请到有名学者，还要能将他们留住，心情舒畅地努力工作。他认为关键是学校中要有较好的民主气氛和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

第三，在教学中，他重视给学生打基础，重视开好基础课，要求各系必须安排第一流的教授或系主任讲基础课。主张学生的知识面要宽，学生除本系课程外，自二年级起，必须学习辅系课程，鼓励学生跨院、系自由选读，最后达到精通本学科、旁通边缘学科、文理渗透、触类旁通。他认为大学教学中，比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求是”精神。这就是他提出的要有探索真理的奋斗精神，为科学献身的牺牲精神；不迷信盲从、不主观武断，保持清醒的科学头脑；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

抗日战争的烽火使浙江大学成为流亡大学，多次搬迁，经费也很困难，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却能从一所地方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的一流大学。1936—1946年，浙江大学从原文理、工、农3个学院，发展为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7个系，并设有数学、生物等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从70人增加至210人；在校学生人数从512人增加至2171人；其中近30人在1955—1981年分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竺可桢带领下，浙江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剑桥”。

在解放战争时期，竺可桢主持正义，珍惜人才，同情与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杀害浙大学生于子三。当局要竺可桢证明于系自杀，他严辞拒绝。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明事实真相。称于案是“千古奇冤”。蒋介石要他在报纸上“更正”。他毅然说：“报道是事实，我无法更正。”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一再敦促他去台湾，并送来机票，他断然拒绝，只身潜赴上海，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踪，机警地躲在一处实验室里，迎接上海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1962年，竺可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热爱科学事业，对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研究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以及变迁方面，在研究物候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著有论文多篇。在研究工作中，他注意结合生产实际，为农业服务，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64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通过分析阳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后非常重视，专门把他请到中南海，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一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但他“始终坚持了两条：一是要爱国，二是自己要不断努力。……如果缺了这两条，做人就没有方向，很难对社会作出贡献”。“成功和努力是成比例的”。这是我校杰出校友竺可桢的人生格言。

从年轻时起，他一直坚持观测记录气象和物候。每天晨起，第一件事就是记录当时的气温、湿度、风力和云等情况，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又注意观察物候现象，诸如树木抽芽、花开、鸟鸣等都记录在案。有了这些自己动手得到的完整的基础资料，对他的科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