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吴自良院士长子吴康琪先生撰写，追忆其父亲与我校的故事，发表时略有删节。

吴自良（1917-2008），浙江浦江人。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39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1948年获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任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51年春父亲刚回国时，在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工作了一个学期，随后便被调往位于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工学馆（后改名为冶金陶瓷研究所）。虽然时间短暂, 这段经历却给父亲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毕生以唐山工学院校友的身份为荣，同时也因为未能继续为学校贡献力量而深感遗憾。尽管很快就离开了，但父亲最亲近的朋友和同事大多都有唐山工学院背景。对这些校友，无论年长还是年轻，他都怀有敬意，和他们相处融洽。

父亲那一辈唐山工学院的老校友，对母校怀有深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究其原因，主要是学院有着卓杰优秀、光辉灿烂的历史。父亲晚年和老校友们交谈时都提到，他们在抗战爆发前后考大学时，全国工科类专业最难考的是国立交通大学（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和唐山交通大学）工学院和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其次才是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再次之是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和国立北大工学院（那时北大工学院已从北大分离出来，北大只含文、理、法三个学院，而其农、工、医、商学院等则归入了国立北平大学），排名再往后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以及其他国立大学的工学院了。

我曾问父亲为何当年考入交通大学工学院如此困难，他解释说，那时交大工学院和北洋工学院的招生名额非常有限，一个工学院有五、六个系，每个系平均每年只招收二十几个人，全国每年总共招收不过一百几十个学生，而其他工学院招生人数要多得多。那时大学入学考试没有全国统考，各个大学自行出题。优秀考生通常会先尝试交通大学工学院和北洋大学工学院，如果没有被录取，转而再考清华大学工学院，若仍未成功，就继续报考浙江大学工学院和武汉大学工学院等，以此继续往下延伸。

那时交大工学院和北洋工学院并不拘泥于死记硬背、填鸭式灌输知识，而是倾注心力鼓励学生思考问题，激发他们的创造欲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实行每年暑假的实习制度。父亲一年级时在冶金系，暑假便前往唐山附近的开滦矿务局实习，致力于改良炼钢焦炭的质量；  二年级父亲转入航空工程系学习，暑假就在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实习；三年级暑期则去了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父亲认为，实习制度既培养了学生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  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敢于在学校和实验室之外的陌生领域寻找答案，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更值得一提的是，唐山工学院和北洋工学院一直实施严格苛刻的竞争筛选制度。以父亲为例，他二年级时进入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学习，22个学生都选自于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但是三年后只有8人拿到学位。正是由于这些严格的培养措施，那个年代的交大工学院毕业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是佼佼者，无人可匹敌。

这些年来， 我一直珍藏着一些父亲与唐山工学院的朋友和同事的合影。现在我就从这些照片出发，把我能认出的人逐位列出，同时对每个和父亲有交往的前辈做一些介绍。

1980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增选了283位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委员，上面这张照片记录了16位具有唐山工学院校友背景的学部委员（照片并不包括所有的老校友，比如严东生院士就缺席）。

前排从左到右：方俊，魏寿昆，茅以升等。

魏寿昆先生在父亲1935年上北洋工学院冶金系的时候就已经是冶金系教授了。抗战时期学校搬迁到陕西城固，和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成为西北工学院，魏先生任冶金系教授兼系主任。魏先生也在唐山工学院冶金系当过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唐山工学院冶金系和北洋工学院冶金系一同并入新成立的北京钢铁学院，魏先生任教务长。

中排从左到右：吴自良，张维，严恺，高济宇，刘恢先，张沛霖。

张沛霖先生于抗战前一年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冶金系。抗战期间，他随学校先后内迁至湖南、贵州，之后又转入在陕西城固的北洋工学院冶金系，1940年毕业。那时北洋工学院已经与其他三所学校合并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张先生获得了西北工学院文凭，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而父亲则早他一年毕业，拿的依然是北洋工学院文凭。张先生后来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冶金博士学位，50年代初回国后在沈阳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是该所九个发起人之一。

1961年，为了加速研制 “ 甲种分离膜” 这一提炼核武器浓缩铀所需要的关键部件，国务院二机部、科学院和上海市委成立了领导小组，以协调各个单位共同攻关。该小组由华东局科委副主任许言 （后任上海宝钢工程总指挥）任组长，冶金研究所党委书记万均任副组长，组员包括科学院新科技局局长谷羽（胡乔木夫人），上海冶金局局长张碧，上海纺织局副局长刘青舟，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子文，科学院华东分院秘书长胡永畅，二机部九局副局长许淦，以及沈阳金属研究所所党委书记高景之。领导小组直接向时任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报告。

同时，为了加强研究工作的技术领导与合作，还成立了科学技术小组，万均任组长，金属所副所长和二机部冶金总工程师张沛霖和吴自良任副组长。组员为分离膜研究室三大组正组长金大康（原料，冶金所粉末冶金），邹世昌院士（重要工艺，唐山工学院冶金系1952届），李郁芬（测试，复旦物理系副教授），副组长姚汉武，陈文绣，桂业伟，以及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吴征铠院士和钱皋韵院士。2020年，中国核工业部（原二机部）为纪念成立65周年，发布了71人的中国核工业功勋榜，张沛霖院士名列其中。

后排左起：陈能宽，？，徐采栋，庄育智，肖纪美，高建宇。

陈能宽先生毕业于冶金系，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负责原子弹起爆项目的开发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岳父裴益祥先生和夫人裴明丽女士也都是我们唐山交大的毕业生。

徐采栋教授从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今西南交通大学）冶金系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贵州大学工学院冶金系任教授。80年代初，中央提出要选拔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进入省、市级领导班子，贵州省提拔了徐采栋院士为副省长。同期，上海市提拔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刘振元（苏联留学生）为副市长，浙江省则提拔了浙江农业大学副校长、植物保护系的李德葆教授。（我出国前曾在李教授属下参加过几个项目，并曾经多次去过他家）。1984年全运会召开时，我在美国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报道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代表团团长名单，贵州的团长是徐采栋，上海是刘振元，浙江是李德葆。徐采栋院士后来还被任命为贵州大学校长。

庄育智先生从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今西南交通大学）冶金系毕业后远赴英国留学，50年代获取了博士学位后回国，在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工作。他和父亲是同行，我家里有不少父亲和他的照片，大都是80年代或者90年代拍摄的，内容像是父亲去沈阳金属研究所从事研究生论文答辩或是参加专业会议。

肖纪美先生同样是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今西南交通大学）冶金系毕业生，后在美国密苏里大学获得了冶金学博士学位，50年代中期回国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授。他在金属腐蚀和防护领域很有造诣和成就，中国金属腐蚀和防护方面的最高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肖先生和父亲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我家保存了很多他们在一起的照片。这些照片看上去也都是父亲参加肖先生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时拍摄的。不久前我在美国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了肖先生1953年在美国芝加哥结婚时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记录了参加婚礼及赠送结婚礼物的宾客，包括几十位中国留美学生，其中当然不乏唐山工学院的毕业生，如陈能宽先生夫妇和斯崇尧（重遥）先生（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副所长）等。50年代中期，这些留学生大部分选择归国报效祖国。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成为领军人物，不少人后来当选为院士，还有几位成为了国内重点大学的系主任或研究所的领导。纪念册上的石生泰、陈炳仁、许顺生三人回国后都进入冶金陶瓷研究所工作，成了父亲的同事。

上面这张照片拍摄于1992年，时值科学院工学馆和后来的冶金陶瓷研究所所长周仁先生100周年诞辰纪念会。照片上大多是周仁先生当年的同事，从左至右：？，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院士，生物化学研究所王应睐院士，硅酸盐研究所严东生院士，生物化学研究所冯德培院士，？，有机化学研究所汪猷院士，吴自良。

严东生先生和父亲在唐山工学院工作时认识，离开唐山工学院后他们又一起在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工作（1960年陶瓷组从冶金陶瓷所独立出来，成为硅酸盐研究所。虽然行政上是两个研究所，但是共用同一个大门、食堂、图书馆等设施），后来又成为邻居。

文革期间，严先生不幸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和迫害，经历了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等种种艰难。1969年落实政策时，严先生领到了文革期间被扣押的全部工资，这是一笔数目巨大的款项。但是严先生没有把补发的工资存入银行，而是从自己的存款中取出一部分，和补发工资一起凑齐了一万元钱，悉数作为党费上缴给组织。即便在今天，一万元钱也不是小数目，在当时更是天文数字。此举充分展现了严东生先生的高尚德行，宽广胸襟和坚定信仰。

2007年，父亲在上海华东医院病房度过他的90岁的生日。时年89岁的严先生手书 “筑我长城” 四个大字，装在镜框里亲自送到父亲的病房为他庆寿。这两位当年唐山交大工学院的同事，在耄耄之年，共叙往事，回忆他们相识的过程。恰巧科学院的摄影组也在场，将这一幕录制了视频。我观看这段视频时，不禁感动万分，热泪盈眶。今年6月份我回国，应邀参观父亲生前工作过的研究所，期间有人提起严先生赠予父亲的手迹，我告诉他们，那幅字已经在2019年被我捐献给了他们共同的母校西南交大。

上面这张照片摄于沈阳金属研究所。前排左一是李恒德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和父亲是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到宾州大学读了博士学位，是留美中国科协后期的负责人，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核物理系任教授。左二是唐山交大工学院冶金系毕业的庄育智院士，左三是我父亲吴自良。照片未标明日期，看起来像是摄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之间。很有可能是父亲去沈阳金属研究所参加庄育智先生的研究生论文答辩时拍摄的。

上面这张照片摄于上海工学院，时间不详，估计是80年代中期，背景也是研究生论文答辩。前排左二是徐匡迪院士，时任上海工学院冶金系主任。他是杭州人，和父亲一样也是从杭高毕业的，后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工学院冶金系任教。90年代他任上海市市长，后又到北京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前排左四是家父吴自良；前排右一徐祖耀院士，是父亲在唐山交大工学院冶金系时期的同事；第二排左四清华核物理系李恒德院士，父亲在卡耐基理工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后排右一是余忠荪，他是父亲60年代的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时任上海工学院副院长。

上面这张照片的前排左二是徐祖耀院士，左三家父吴自良，右二邹世昌院士（唐山交大工学院冶金系1952届），时任冶金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徐教授予1995年成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为表庆贺，他邀请了父亲和四位提名人及夫人共进晚餐。徐教授是浙江宁波人，毕生吃素，那餐晚饭就安排在上海的素斋饭店《功德林》。席间气氛融洽，四位唐山工学院校友和殷之文院士畅叙往事，共忆芳华，直到晚上十点半才依依惜别。

上面这张照片1982年摄于邹元曦院士家门口。左起：邹元曦院士，时任冶金研究所所长；左二为 Simon Prussin 教授，在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时与邹元曦院士同专业 （化学冶金），并且是父亲的好朋友；左三 是Prussin 教授夫人 Miriam女士，左四、左五是我父亲吴自良和母亲徐仁。Prussin 教授来冶金所访问后，同意接收邹元曦院士和父亲的研究生去他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实验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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