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吴自良（1917-2008），浙江浦江人。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39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1948年获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任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本文由吴自良院士长子吴康琪先生撰写，追忆父亲的成长经历。
我父亲1917年12月25日生于浙江省浦江县前吴村, 家有兄姐七人，他排行最小，祖父是晚清秀才。不幸的是父亲幼年失怙，家道中落，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祖母不得已将最小的女儿送人当童养媳。父亲八岁开始为家里放牛。水牛需要每天放养喂食，一年到头无例外，过年过节亦如此。清晨放牛之后，父亲才能去前吴村开办在祠堂里的私塾读书，学费为每年一担谷。下午水牛干完活后，他还得牵牛去山脚下或者池塘边喂食，等水牛吃饱了才能回家吃晚饭。父亲天资聪颖，悟性极高。私塾先生要求背诵的课文，他总是能够倒背如流，为此私塾先生数次登门造访，向祖母推荐父亲直接去浦江县城的高等小学深造。祖母却希望父亲能够早日为家里分担经济负担。因小儿麻痹症略有残疾，父亲无法在农田干重活，就在刚满十岁之际，祖母替他请了师傅，还行了拜师大礼，准备去当学徒做裁缝。适逢年长父亲22岁的大哥在上海找到工作回家省亲，他说服祖母，送父亲去浦江县高等小学上五年级，并且承诺日后会资助家庭。两年后父亲从浦江县高小毕业。此时年长父亲12岁的三哥从浙江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浙江医学院前身）毕业后，在杭高当校医并兼任生理卫生老师。他写信鼓励小弟考杭高的初中部省立第一中学，因为省一中学费、书杂费、伙食费、住宿费、医疗等费用一概全免，学生只需自备被褥和基本生活用品即可入学。父亲如愿考入杭高的初中部省一中。那年（1929）省一中在全省招收了一百二十多个学生，他在入学榜上（按考试成绩排列）排名倒数第二。当他在开学前到省一中报到时，他的三哥已经先几日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读研究生了。父亲原名吴士良，初一的一位老师是温州人，他说的温州版浙江官话和父亲的浦江话交流之后，父亲的名字被写成吴自良。由此误打误撞，父亲从此就以此名生活。父亲说他非常喜欢省一中的生活，因为伙食远优于浦江前吴老家。老家要吃杂粮（大多是白萝卜，胡萝卜煮米饭，番薯米饭是上乘的），而在学校一日三餐都是白米饭，菜肴以青菜豆腐等蔬菜为主，偶尔有廉价淡水鱼。肉类除了逢年过节，平时不多见。每周一次定期的开荤是周六晚上有半个咸鸭蛋。
而父亲在杭高（高父亲两级）和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的同学（也高父亲两年）邹元曦院士却对这每周半个咸蛋耿耿于怀。1978年我进了杭州读大学后首次放暑假回家，恰逢邹先生来访，他问起杭州生活如何。我说整个学期钱塘江水倒灌，海水流入钱塘江，学校的早餐白粥是咸的；午餐和晚餐供应白饭，菜肴主要是冬瓜煮海带；且平时不见肉，即使有肉，也都是写在食堂菜单的小黑板上而已，碗里不多见。父亲说大学的伙食还远不如他四十多年前在杭高的标准，那时杭高每周六有半个咸蛋吃呢。邹先生则抱怨他吃大亏了，他说初中在平湖县稚川中学住校，每周六开荤可以吃一个咸蛋，而考进了杭高却变成半个咸蛋，生活水准直线下降。我妈笑着说那不就半个咸蛋么。邹先生一本正经的说，吴师母，如果你的住房面积小了50%，你的工资降了50%，或者你的寿命减了50%，你感受如何？
第一天上课，父亲在教室里平生首次看到新式书桌 — 在浦江高小，两个学生共享一个书桌，各人把自己的书包放入书包洞内；而省一中是每人一个书桌，且书桌没有书包洞，你得掀起台面才能把书包放入桌内。父亲觉得这种翻掀式书桌很好玩，上课时多次有意识地掀开台面。到了下课时，他转过身去掀开身后同学的书桌台面，却不料那同学书桌上的砚台和墨汁一股脑儿打翻全倒在自己身上。那天父亲身着他十岁生日时添置的一件白色土布长衫，结果沾满了墨汁，狼狈不堪。后来把那件长衫送去染坊染成黑色才了事。
1978年吴自良院士率中科院代表团赴美参观仪器公司，左一刘振元，冶金所副所长后任上海市副市长
这些经历虽小，却构成了父亲青春记忆中的宝贵片段。回顾在杭高的六年生活，父亲体会最深刻的是三件事：（1）杭高毕业后就不畏惧任何考试了；（2）杭高为他打下了深厚扎实的数学基础；（3）杭高的激烈淘汰机制培养造就了他敢于和任何人在学业上竞争拼搏的底气与精神。文革后恢复高考，中学重现考试激越高亢的竞争，有的学生考试作弊，许多中学老师对此都有微词诟病。父亲说当年在杭高考试，全校学生都混合坐在一起，根本无弊可作：你前面的考生是高三的考数学，你后面的考生是高二的考化学，左边的是考初三生物，右边的是考初二英语，而你夾在中间考高一国文，怎么个作弊法？更有甚者，那时杭高风行“吊黑板”（让学生在课堂上到黑板前面直接用粉笔解答题目），你什么水平全班都知道，作弊也变得毫无意义了。父亲说杭高的数学老师是国内数学教育领域之佼佼者。他提到的最好的数学老师后来离开杭高，去省里任省教育厅督学（厅长）；另一个出类拔萃的数学老师是崔东伯先生。我父亲说起有个数学老师烟瘾极重，下课后先要两枝香烟并在一起抽，然后再回答学生问题，我忘了他指的是那个后来当了省教育厅督学的老师还是崔东伯先生。这两个老师嫌当时的数学教科书质量不符合杭高教学标准，就自己动手编写教材，油印后让学生用。省教育厅督学赴任后，高二后的数学教材都由崔东伯先生独自编写。杭高的数学训练使学生受益良多。父亲的同班同学钟开莱先生，从上海考到杭高，日后成为当代世界上最优秀的概率论数学家，退休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他写的概率论教科书现在还在美国使用。当年在杭高时，每次数学考试，他只做60%的题目就交卷，所以他的数学成绩永远是60分，刚够及格。其中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他哪怕扣一分，就会挂课，神奇的是他出来没有失过手 -—— 他的60分远比别人的100分更值钱。父亲说钟开莱在中学时期就有这种敢于拼搏的自信心，天助他也。
1980年在日本参加半导体会议，和柳襄怀教授在一起
父亲1944年来到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念物理冶金研究生，有一门必修课是《理论冶金》，由系主任罗伯特 富兰克林 梅尔教授 亲自授课。梅尔教授是近代冶金金属领域泰斗，现在全世界冶金金属和材料科学研究的最高奖，罗伯特 富兰克林 梅尔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曾有两个中国人得到过此奖，为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的葛庭燧院士和卢柯院士）。当时卡耐基理工学院的冶金系领先全球，梅尔教授在那里当了三十年系主任。在五十年代，全球大学排名前32位的冶金金属学科，有25个系的系主任都是卡耐基理工学院冶金系毕业生或者师从梅尔教授。《理论冶金》这门课基本上就是高等数学课，父亲说他同学中一半以上挂课，而他期末考试却拿了满分。大考后梅尔教授把父亲叫到他办公室，说他在卡耐基理工学院这门课教了十多年，父亲是唯一一个拿满分的，他鼓励父亲再接再厉，前途无量。我问父亲说他在梅尔教授那里拿满分，是如何准备考试的。他说那得归功于他当年在杭高练就的“童子功”。在杭高六年严苛系统的数学训练，使他一辈子都再不害怕数学学习。离开杭高后，一切数学课程都是小菜一碟，他从来没有担心过。父亲和邹元曦院士、余国琮院士等中国留学生在卡耐基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期间，囊中羞涩。父亲发现通过赛马押注可以赢钱，大家都跃跃欲试。那时大学所在地宾夕法尼亚州民风保守，不允许赛马，他们只得去隔壁俄亥俄州的扬士城赛马场。他们组织充分，对每匹参赛的骏马都要查其祖宗，上溯至少五代，并且灵活运用他们的数学知识和概率分析方法去投注马匹。结果他们每次去赛马场都能够赢钱，并且成绩远超当地报纸赛马评论员的判断。时间久了，赛马场经理对他们几个中国人给予特殊待遇 — 每次去赛马场，他都会特意给他们留一个房间，供他们关上门研究赛事。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说中国人比美国黑人都笨，他们几个留学生用事实为中国人挣了脸面。我问父亲为什么他们几个人投注成绩比当地报纸赛马专业人士还要好，他说中国留学生的数学基础好，训练有素，统计物理又是卡耐基理工学院冶金系研究生必修课。而美国赛马评论员的概率统计学知识，估计不会比杭高教的好到哪里去。当年的杭高实行严格的淘汰制，每年都要淘汰10%左右的学生，这样留下来的学生就可以学习更高级复杂的课程。父亲考入杭高的初中部时，入校一共有一百二十多个学生。可是六年后毕业的，却只有22人，至少有一百人被淘汰。父亲说他们那届毕业生，成绩最优秀的是一位马姓女同学，回族人，出生杭州望族，她甚至连体育、音乐课都拿满分，可惜父亲不知道她毕业后的情况。父亲自己因为身体残疾，豁免上体育课，自然不在优秀生之列。钟开莱是个天才，但是他高中数学成绩都是60分，也和学霸无缘。他们班上成绩最差的同学是温州人伍律，他在杭高期间得了脑膜炎，落下不少功课，每年成绩都是60多分，勉强升级毕业。可是20年后，在1956年的全国高级知识分子职位定级评审中，他被教育部评定为大连医学院的二级教授。他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硕士或者博士学位根本无从谈起，而极大部分在海外拿了博士学位回国的同龄留学生，1956年职位定级时却都定在三级、四级教授或者更低的级别。后来伍律写了著名的《蛇岛的秘密》和《蛇类趣谈》等科普作品，数次获奖。每每谈到杭高毕业生如何具有竞争性优势，父亲总是拿伍律教授为例子。
1997年中科院从事科研50周年的院士，后排左四吴自良，左五严东生院士
激烈的竞争淘汰机制培养了毕业生的竞争力和拼搏精神，使他们能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更能劈荆斩棘，勇往直前。杭高毕业后父亲考入国立北洋工学院的矿冶系，一年后北洋工学院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从在校学生中招考。父亲怀着航空救国的梦想，和其他21个同学一起，转入航空工程系。三年后毕业，只有8人拿到学位。后来到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四年后拿到科学博士学位（那时美国的普通博士学位，PhD，是三年制的。而卡耐基颁发的是科学博士学位，Dr. of Science, 学位是四年制的）的同学，不到50%，大部分研究生都被淘汰出局。在1942年至1948年的六年中，每年都有数个从国立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被卡耐基理工学院淘汰，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只有三位，而其中两个是杭高毕业生，父亲和邹元曦院士。另一个是张长捷，后来在美国担任仙童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该公司直至七十年代还是美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八十年代被英特尔公司超越了。我曾经问过父亲他是如何在严格激励的淘汰制度中生存下来的，他说他十多岁时都没有被那么严酷的杭高竞争机制所淘汰掉，二十多岁了还会害怕北洋工学院和卡耐基理工学院的淘汰机制？我又问那些被杭高淘汰了的学生离开学校后怎么办？他告诉我说那时浙江省警察厅厅长赵龙文，同时身兼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从政之前在杭高当过几年老师，了解杭高学生的水准，对去报考警官学校的前杭高学生网开一面，格外包涵。那时杭高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大都出身寒门。一旦被淘汰下来，许多人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进了警官学校，即刻解决了住宿膳食之虑。毕业后，又可以马上就业，接济家庭。父亲还说杭高要求学生文理科全面发展，不像现在高中期间就文理分科。他在杭高时最喜爱的课是中国文学。在高中阶段，受同学钟开莱的影响，写过一些“豆腐干”文章，给报刊杂志投稿，赚了些稿费。那时鲁迅和以梁实秋为首的新月派发生争执，新月派有好几篇文章都是钟开莱写的，父亲也中了几篇。他们的投稿目的一是证实自己的写作能力，二是赚点稿费。稿费大都用于冬天去澡堂洗澡，平时看电影、买书，还有积余就去在葵巷的奎元馆饭店吃“片儿川”。后来父亲和钟开莱等几个同学还成立了一个文学创作社团“力行社”。父亲是在进杭高初中部省一中后开始学英语的。起初，英语课由美国老师授课，注重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到了初三，英语课程内容转变成了英语文学，读的都是英语文学原著，和英美学校的课程同步。到了高中，最后两年则专攻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原著。父亲的同学钟开莱在高二时申请英文免修，英文老师说只要他能够背诵莎翁的《威尼斯商人》剧本，就可以免修。钟开莱花了几个星期背出来后，就不修英文了。父亲见到后照葫芦画瓢，也在杭高免修了两年的英文。 父亲在杭高的这段学英语的经历，养成了他不盲目迷信洋人的习惯：在杭高，教低年级英语的是英美人士，而教高年级英文的却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当时杭高还有两个美国最好的教育系（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硕士生，本科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的，但是他们在杭高教体育课。我问为什么哥伦比亚的教育学硕士生在杭高教不了英文，他说哥伦比亚大的硕士生没有研究过莎士比亚，怎么能够教英美文学？杭高毕业后父亲去了国立北洋工学院继续深造，看到上英文课的教授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就要求英文免修。之后凭借对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剧本的熟练背诵，父亲再次获得了英文免修的资格。前前后后，他这辈子只在杭高上过四年英文课，其他的都免修了。父亲的语言学习并不仅限于英语。他在杭高和大学各修了两年德文，能够阅读德文的专业书刊。他的同学钟开莱更是了得，他在杭高自学意大利文，只因为他听不懂他所喜欢的歌剧（歌剧基本上都用意大利语演唱）。后来在美国，他用英文写书，同时用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甚至俄文，在国际数学期刊上发表论文。
和西南交大其他院士在一起（1980年）前排左二魏寿昆，左三茅以升。中排左一吴自良，右一张沛霖，后排左一陈能宽
我问父亲为什么杭高当时那么注重古典英美文学，他说你如果能够背诵《古文观止》，还用得着花时间去上课学习郭沫若的《女神》或者曹禺的《雷雨》等课文吗？我又说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剧本的情节生动，对话很多，比较容易背诵，但是《王子复仇记》剧本里有很多自白，很难背。他说他当年背《王子复仇记》的时候，向同学借了一副国际象棋，利用国际象棋中的国王，王后等棋子，把车、马、炮等棋子贴上王子、王子的叔叔和大臣等字条，在棋盘上推演《王子复仇记》剧本的每一幕，一边推演，一边背台词，多推演几次，台词就记住了。无独有偶，四十多年后我到美国读研究生，有个同学的硕士论文是讨论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剧本。初稿完成后，他的导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非常不满意，问他《王子复仇记》剧本他前后一共看过几遍。我同学说读了四遍。他导师说四遍远远不够，要我同学回去把那个剧本读到可以背出来的程度，再去找他探讨商量。我同学哭丧着脸来讨教我怎么背诵剧本，我就告诉他我父亲的国际象棋推演方法。他开始白天用国际象棋在棋盘上排演剧本的每一幕，背诵台词，晚上再在电视机上播放莎氏戏剧的磁带（那时还没有DVD）作为复习。几个星期后，他也能够背诵整个剧本了。1945年二战结束，战争期间卡耐基理工学院应招入伍去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参战的前研究生都退伍回到了研究生院，重启学生生涯。其中一个冶金系的研究生从美国海军退伍，和邹元曦同一个专业，专攻化学冶金。他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后来成了父亲的好朋友。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我在他洛杉矶家里住了几天，和他保持了几十年的交往。阿什肯纳兹的犹太人被公认是世界上智商最高者，尤其善长数学和逻辑推理。犹太学生回到冶金系后，系主任梅尔教授特地告诫他们说现在系里来了几个出色的中国留学生，你们得放下身段，努力学习，才能和中国学生竞争拼搏。梅尔教授还特地和父亲犹太好朋友说，他得向邹元曦看齐，因为邹先生当时是冶金系成绩最好的研究生。不久后梅尔教授见到父亲，也谆谆告诫说，系里有几个犹太裔研究生回来了，他们本事了得，你得全力以赴。那时罗伯特 富兰克林 梅尔教授 刚刚被授予美国少将军衔，去欧洲和德国搜寻美国战后可以利用的纳粹科学家和科学技术。当时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科学家教授寥寥无几，屈指可数，记得另一个是冯 卡门，钱学森的导师。从欧洲回来后的梅尔教授红得发紫，事业如日中天，他的话对学生来说就是圣经，中国留学生和犹太裔学生都知道自己该和谁竞争。但是在化学冶金专业，父亲的犹太好朋友每次的考试成绩都要比邹元曦低一个档次。一年多以后，他没有通过博士学位的累积总考，被彻底淘汰出局，拿了个硕士学位走人。梅尔教授亲自出面，帮助他转到别的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底父亲回国前夕，专程去卡耐基理工学院和他的导师斯莫洛考斯基教授和巴特勒教授以及梅尔教授道别。他的导师都劝导父亲不要回国，尤其是斯莫洛考斯基教授，他是波兰裔，父亲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对苏联控制下的东欧情况很了解，后来在美国两度当选为美国物理协会主席。然而梅尔教授却坚决支持父亲回国。他说他在二战后去德国，看到一个又一个城市被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夷为废墟，死的都是德国平民百姓。作为一个德裔移民后代，他非常痛心。他本人没有去过亚洲，但是可以想象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受到的巨大伤害。他认为冶金金属研究是一个国家工业的重中之重，父亲回国，能够用他的知识技能去改善中国的冶金金属科研，增强中国的工业实力，避免未来的侵略战争。他还说已经回国的邹元曦和父亲都是他这里最好的学生，一个专长化学冶金，另一个主攻物理冶金，他们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冶金系，花十年时间，培养出一批人来；接下来再花十年时间就可以挑战卡耐基理工学院的冶金系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梅尔教授所描绘的蓝图并没有实现。1977年，我父亲回国后首次给他的导师斯莫洛考斯基教授写信，他回信的第一句话是“天大的喜讯 — 经过了那动荡浩劫的岁月，你还活着”。1978年，父亲率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集成电路代表团访问美国。父亲的好朋友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就和父亲恢复了联系。后来他数次来中国，看望父亲和邹元曦，并且组织邀请他们去他工作的南加州大学讲学访问。1982年，父亲带他周末到杭州一游，我在杭州见到了他和夫人。我父亲讲到他和邹元曦在杭州上的杭高，是中国最好的中学; 当时中国有400个学部委员，杭高血统的就有好几十个。他听了后很感慨地说，他也是在美国最好的中学（纽约的布朗克斯科技中学）毕业，当时那个中学已经有了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至今共有9个毕业生荣获诺贝尔奖）。但是在卡耐基理工学院，他见识了父亲和邹元曦等中国学生的实力，印象极其深刻。1983年，父亲和邹元曦委托他把他们的研究生送到美国去培养，他满口答应，说你们俩我很熟悉，你们的研究生我都接受。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是哈罗德 布朗博士，犹太裔，在纽约布朗克斯科技中学时被称为神童，20岁出头就拿到了物理博士学位，后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在卡特总统任期内担任国防部长。里根总统上台后他辞职，自己开了个公司，在美国国防部拿到了一些科研项目，邀请他的中学校友、父亲的好朋友和他合伙。父亲的好朋友便把他从父亲和邹元曦那里带去的研究生以及他自己一起去了布朗部长的科题组。为了便于工作，布朗部长为冶金所的留学生办理了可以出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通行证。中国留学生可以凭通行证自行出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根本不可想象 — 这是父亲的朋友和我通电话时告诉我的原话。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我去那里看望父亲的犹太好友。他带我去参观他在TRW 公司的实验室，正巧看到几个工人正在他实验室给几套仪器设备打包装箱，就告诉我说这些仪器原来都是用于父亲在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期开创的科研项目以及其衍生科题；现在这些科研过时了，设备也该寿终正寝，TRW 公司同意把这些仪器捐送给邻近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父亲曾经告诉我说他在卡耐基理工学院的科研项目当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十年、二十年也不会被淘汰，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后美国还在继续从事那些项目的衍生科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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