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妄图使华北成为又一个伪“满洲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先后与日本签订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大权拱手让与日本。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机更为深重。10月22日，日军唆使汉奸在河北省的香河、武清等县暴动，标出“自治”旗号。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5省自治运动”，就是要使华北5省脱离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35年11月25日，日本又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成立了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及唐山市及秦皇岛港。学校为日伪势力包围，处境险恶，校门不远处即有日伪岗哨，日本军人，浪人和伪军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为非作歹。日本飞机在上空骚扰，抛撒传单。学校随时有被日军占领的危险，每堂课都有可能成为“最后的一课”。

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唐院的师生以自己的形式与日伪势力展开不屈的斗争，成为冀东大地上的一棵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

当时任我院院长的是孙鸿哲。回国后，他看到北洋官场腐败，九一八事变后，我院李书田校长奉调去天津北洋工学院任院长，铁道部任命孙鸿哲任我院院长。这是他第三次任我院院长。从1932年4月至1937年7月，长达五年。

孙院长是一个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的人。他说：“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只知道把中国弄好，才能谈到全世界。”1933年末，我校师生捐款声援绥远抗日部队，并在天津报纸上公布捐款人姓名。有人说他这种做法“太大胆了”。他说：“如果有这种光明正大的爱国行为而致学校关门，也是值得的。”他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人。

他不是不知道当时担任唐院院长的风险。他说：“我们不在前线挺着，谁应去挺？”“中国现在已处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我们的教育只有跟着他走，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认为在唐山这样艰苦危险的环境，“能培养出真正的救国人才”、“耐得风寒的种子”。所以他不管外面环境如何险恶，都要设法保留唐院这块中国的国土。他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经常引用英国一艘军舰下沉，舰上全体英国人唱着歌与军舰共同沉没的故事，表示他对祖国的赤诚。

打开历史的画卷，可以看到在敌伪包围中唐院的情景。

国旗是祖国的象征。当时冀东大地上只有唐院每天还升中国国旗，在冀东大地上只有在唐院还能看到迎风招展的中国国旗。孙院长说：“人家要我们躺下，我们偏要站起来。”

这面国旗不仅鼓舞了全校师生，也鼓舞了冀东人民，让冀东人民看到一线曙光，这是微亮，鼓舞着人们要挻过去，希望还在。一所教会中学校长说：孙院长能使国旗悬挂在唐山工程学院旗杆上不仅给我们唐山老百姓以无限安慰，便是冀东22县，乃至关外民心都觉得祖国不会忘记了他们。

在冀东只有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公开地开展抗日爱国运动。爱国学生在以中共地下党员曹元钧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虞龙、王詹生、武可久等为核心的领导下，组织了“读书社”、“一二九流通图书社”等社团，组织同学们阅读《大众哲学》、《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他们出版了《唐大学生》（铅印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提倡学习唯物辩证法，反对读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抗日，要救国。提出“不要修沧石路，不要开龙烟矿”（即不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等号召。

他们还办起了“未名剧社”，上演田汉、洪深等剧作家编写的进步话剧，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社歌。

为了使师生能认识在国难当头时的重任，1934年，学校制定了院歌，歌词是由曾担任过我校国文教员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撰写的。

“翳唐山，灵秀钟，

我学院，声誉隆，

灌输文化尚交通。

习矿冶，土木工，

窥学术，贯西中，

相期同造最高峰。

璀兮如金在熔，

灿兮如玉相攻。

桃秾李郁广座被春风。

宜诚果、宜勤朴，

基础坚，事功崇，

文轨车书郅大同。”

院歌歌词含义深奥而情真，内容丰富而深沉，词句高雅，文采飞扬，深得师生们的喜爱。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在唐山，还是后来流亡湘潭、杨家滩、平越……，师生们都传唱不止。1991年，曾负笈平越的校友，趁欢庆母校95周年校庆之机，回校寻梦，寻找当年青春的足迹。上百名白发苍苍的老校友在聚会时齐声高唱院歌。往事并不如烟，涛声依旧，校友们又从院歌中寻觅到过去的岁月。王德丰校友为此情此景所感动，欣然命笔，以“洞仙歌”填词。

“沉雄肃穆，‘翳唐山灵秀’，

此调不闻已悠久。

念波翻山海，雾漫峰峦，

尤难忘平越杨滩时候。

欣逢金会聚，师友凋零，

惟此歌声怅依旧。

莫道不销魂，上百翁妪齐声唱，气冲牛斗。

要唱得，‘唐山不会亡’，

纵绝唱，百年树人期后。”

在险恶的环境下，唐院的建设也没有停止。继1931年眷诚斋学生宿舍落成后，1935年，在孙院长和许多教授的倡议下，由校友和教职

工捐款又修建了校友厅。该建筑由当时任助教的李汶老师设计，形式中西俱备，极具匠心。校友厅周围陪衬小庭院，前院有荷池藤架，小桥喷泉、绿茵草地，后院有苗圃花房。孙院长还请李汶老师设计唐院标志，镶嵌于校友厅正门上方。这个标志深得大家喜爱，成为了我校标志。李老师设计的标志，外形为盾形，与美国土木工程学会（ASCE）的会徽和康奈尔大学校徽外形相同，其正中是T形图案，是唐山工程学院英语的第一个字母，代表院名。中有篆文“交大”二字，代表交通大学，右上方有唐山二字，基下有三条横条，代表当时的三色校旗，右下方是一个经纬仪，左上方是一个铁锤，分别代表我校的土木和矿冶二系。左下方是两棵青松，寓意学校万年常青，为国家培育人才。

实验室建设方面，1932年由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赠送我院的万能材料实验机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此机容量40万磅，8英尺（指当时的英制标准）之内的横梁直柱均可试验，当时为我国所仅有，东亚第一。此外图书及体育设备都有增添。

作为一院之长，孙院长一年四季，无论严冬还是酷暑，总是很早起床，然后走遍校园各处，发现有不整洁的地方，即刻纠正。自校园至学生宿舍，自礼堂至教室，都整理得雅洁而美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参观后，赞不绝口地说：“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唐山有这样好的学府，那在英国也是很难寻得的。”

在民族危难之秋，唐院师生以学校竢实扬华、自强不息的精神，体验时艰，处乱不惊，教学工作正常进行。以自己的特殊方式，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

有人劝孙院长，不该这样不顾外面的恶劣环境，而只管改进内部的管理。孙院长严正地答道：“国土果然沦陷于敌人手中的的话，该有多少宝贵生命牺牲了，这一校址还值得计算在内，真是小气得可怜。”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我校一直坚持在唐山办学，并且取得可喜的成绩。1934年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时，我校有7名学生考取出国留学。1935年，全国庚款留学名额只有两名，为我校学生张维和严恺取得。

由于积劳，也由于对祖国的忧思，孙院长在1937年年初就因病住院了。他对去探访的我校教授朱泰信说：“我看中日战争是不可免的了，结果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家准备太差，这也不知道要牺牲多少生命，才能换取胜利。我们怎样能减少我国的牺牲呢？”在他的生命走向终点时，他想的还是国家。爱国从来是唐山交大人的最宝贵的情怀，这种情怀，在国难当头时，尤其显示出它夺目的光辉。在敌伪包围中的斗争仅仅是它的序幕。孙院长于1937年10月病故，师生们怀念他治学的功绩，学校迁到贵州平越后，将男生宿舍命名为鸿哲斋。把唐山校园湖中的小亭起名为寒松亭。